美國外科醫師協會會員、醫學博士瑪格麗特-P．溫德姆討厭排隊。不幸的是，她既不是外交人員，也不是國會議員，所以只得和其他平民百姓一樣，在首都機場等著領取行李。接著，她到了機場出口，又不得不爭先恐後地去攔出租汽車。
她說了好幾遍以後，那名滿臉怨氣、來自第三世界的司機才承認有一個首都大學醫院。經過一路折騰，出租車把她扔在了首都大學醫院急診室門前。溫德姆醫生拎著短途旅行包，像大人物一樣闊步走進了入口。她在護士工作台前停下，找來帶班的護士長，報上了自己的姓名：「我是瑪格麗特-溫德姆醫生。請叫一下穆爾醫生。」
西爾維亞-布拉薩德一眼認出了她。
「你是卡倫的媽，對不？」
溫德姆醫生對這種不禮貌的行為皺了皺眉，但還是點了一下頭。
「隨便在哪裡我也認得你。她長得很像你。」西爾維亞哈哈大笑，以為對方會有熱情的反應。可是，她卻毫無收穫。
「請你叫一下她好嗎？」
「嗯——當然。」西爾維亞轉向對講機，很想知道自己到底說錯了什麼話。
那天晚上，急診室病人不多。弗拉格勒得知卡倫的母親來到了醫院，於是給了卡倫兩個小時晚餐時間。
卡倫把母親帶到離醫院幾個街區遠的一家小意大利餐館。她們點了空心粉，在等候時談到了案子的情況。
「那麼——進展情況怎麼樣？」母親小心地把一條麵包棍分成了兩段。
「不錯，還不錯。」
「卡倫，你沒有找我幫忙，我感到奇怪。我有很多關係，這你是知道的。我總還可以給你找到專家提供證詞吧。」
「我的律師們在安排這些。」
「別傻了。我可以找到哈佛的人，那樣的人可以震住陪審團。」
卡倫竭力忍住笑。「那也沒有什麼用，媽媽，在這裡不行。」
「當然行的。」她誇張地歎了口氣。「我知道你不願要我幫忙的原因。」這時招待員過來為她們添水，她等他弄完離開以後繼續說，「是因為朱利安——對嗎？」
「不是！——媽媽，朱利安和這事沒有關係。」
她母親臉上的表情沒有變化，所以很難判定她的感情是否受到了傷害。但是，她默不作聲地坐了一陣，然後換了話題。她談到了自己近來處理的有趣的病例，談到了她裝修她在坎布裡奇的公寓時遇到的問題。這次談話使卡倫想起了自己孩提時代用餐時的情形：母親一個勁兒地談論自己的事情，女兒假裝耐心地聽著。
有個先驅者做母親對孩子來說是一件艱難的事情。在那個女性在醫學領域只能擔任精神病學方面工作的年代，瑪格麗特卻成了一名外科醫生。她創造了若干令人驚訝的「第一」：第一個從她那所醫學院畢業的女性，第一個被接納入神經外科訓練計劃的女性，第一個私人開業的女神經外科醫生。面對如此巨大的歧視，取得如此多的成就，她自己當然得出類拔萃，得有聰穎過人的頭腦——而事實上也的確如此。
卡倫知道自己花了許多時間去追趕母親的影子，努力去取得可以與之媲美的成就。她沒有從事外科專業，而是選擇了相對說來較新的急診醫學，這已經使她母親感到失望了。「急診醫學沒有什麼值得研究的，」她母親是這樣評價的。
母親繼續講她的病例，卡倫努力使自己保持客觀的態度，眼睛看著她的嘴巴，可耳朵卻什麼也沒有聽進去。她仍然風韻猶存，臉上並沒有多少皺紋。然而，她看上去……顯得冷漠，既不是那種值得信賴的人，也不是那種可以依靠的人。
當然，她不善於處理情感關係。卡倫8歲時溫德姆醫生和丈夫離了婚，從那以後，他便消失得無蹤無影。後來，她又前後嫁了兩個丈夫。兩個都討人喜歡，都是外科醫生，但都不願意和美國外科醫師協會會員、醫學博士瑪格麗特-P．溫德姆共同生活。
卡倫腦海裡突然出現了自己在30年以後的樣子：專業優秀、見解正確、醫術高明——而且獨身一人。她咬了咬嘴唇。
她們用完了晚餐，等著招待員把賬單送來。這時，溫德姆醫生突然冒了一句：「卡倫，我真的想幫助你。」那聲音聽起來有一點可憐，但是同時也顯得真切。
「我知道，媽媽。」
「我們肯定可以做些什麼。你不能就這麼坐等——」
「我的律師們正在辦理這案子。」
「廢話！」溫德姆醫生突然停了一下，好像突然想到了什麼。「除非你真的出了錯——」
「我沒有！」卡倫禁不住反駁道。
母親蹙額。「當然沒有。我也覺得不是你的錯。不過，我還是想看一下病歷。」
「我不想讓你看，媽媽。」卡倫此刻想要的——非常需要的——是一支香煙，然而卻不敢說出口。招待員送還了信用卡，她們起身離開。「好吧，我領你去旅館。」
「旅館？不去你的公寓？」
卡倫一愣，接著慢慢地說：「對，我們的公寓不——合適——現在不合適。請你理解。房子太小，你會覺得不舒服。」雖然卡倫口裡這樣說，但是母女倆心裡都明白這是因為朱利安不願意讓她去。
卡倫轉身走出餐廳，總覺得母親的目光一直從後面盯著自己的腦袋。
溫德姆醫生又逗留了一天，然後卡倫開車送她去機場搭乘飛往波士頓的班機。卡倫目送母親走向登機口，心裡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但隨即一轉念頭，又對自己的想法感到內疚。
那天她休假。她離開機場以後，順著環城路到了威斯康星大道的出口。她母親的來訪至少產生了一個正面作用：它使卡倫下決心為自己的這個案子做點事。她再也不願依靠他人了。
全國醫學圖書館坐落在威斯康星大道上的貝瑟斯達，是一幢混凝土結構、玻璃牆面的楔形建築物。卡倫覺得它看起來不倫不類。
醫學圖書館的閱覽室應該用精細的木板裝修，桌面上應該刻著歷代學生姓名的縮寫字母。書架上應該放著皮面精裝、散發著霉味的書籍，牆壁上應該有可以開關的小窗戶，以表示「象牙塔」這個象徵意義。
全國醫學圖書館裡擺放著鍍鉻金屬腿支撐的耐熱塑料板式書桌，非圖書館工作人員不能進入書庫。
卡倫在免費的聯機醫學文獻分析和檢索系統終端前呆了一個小時，打印出一張看來與治療高溫綜合症有關的學術論文目錄。她最初讀到的幾篇沒有什麼用處——只是一些隨感式心得體會。後來，她在《內科醫學檔案》中發現一篇關於醫院收治中暑病人情況的調查報告。那項研究表明，僅僅根據病人的體溫來作出診斷是不全面的，而且會導致誤診——有的中暑病人的體溫並不高。該項研究還認為，「最先測量體溫很可能是測腋下（它因為大量汗水而降低），或者口腔（它因為急促的呼吸而降低），而不是直腸溫度。」
啊，卡倫心想，難怪那次取證會上羅思著重揭示出給克蘭德爾測量的是腋下溫度。
她越讀越覺得心裡發慌。結論很明顯：遇到在勞累過程中失去知覺、而且在「臨床和化驗方面有中暑症狀」病人時，必須考慮中暑的可能性，即使其體溫並不見明顯增高也是如此。
該項報告包含了一個表格，上面列出了急診收治病人的體溫變化範圍。其中有若干病人的體溫都在37至38度之問。儘管如此——卡倫自我安慰道——大多數病人就診時的體溫均在38度以上。
她繼續往下閱讀：「必須考慮病人患有其他全身性疾病的可能性，那些疾病也有類似於高燒和腦部機能障礙的症狀。但是，應該在排除了中暑以後方可作出以上診斷。應該考慮的疾病包括腦膜炎、腦炎、癲癇、大腦血管意外、腦型瘧疾、藥物中毒……」
還好，卡倫看到作者提到了藥物中毒，心裡稍微放鬆了一點。然而，她意識到陪審團的人是不會懂得這些細微的區別的。她決定今天就到此為止了。
她隨身帶著克蘭德爾的病歷。她正準備合上案卷，一張化驗單引起了她的注意。克蘭德爾的血小板數不正常，它說明病人患有血小板減少症。卡倫越看越覺得蹊蹺。克蘭德爾以前在陸軍所作的體檢的報告上並沒有出現這方面的異常。而且，那也不是高溫綜合症的臨床症狀。或許，這和病人的昏迷有關？
那樣的設想也講不通，但可能是她考慮問題的方向有誤。她查閱的是關於高溫綜合症的文獻——中暑和衰竭——因為每個人看來都認為那是正確的診斷。如果她按照自己的觀點——克蘭德爾是一名病因不明的昏迷患者——來考慮問題，或許能夠找到他臨床症狀互相矛盾的答案，進而解釋病人為什麼會同時出現體溫不高和血小板減少的情況。
她返回聯機醫學文獻分析和檢索系統終端，試著採用關鍵詞彙的查詢方法，分別輸入了血小板減少症、高血壓和發燒這三個術語。
沒有查到什麼有價值的東西。電腦顯示的結果包括一些關於蛇傷和其他雜症的文章。她懷疑洛克裡克公園是否真有毒蛇，而且克蘭德爾的身上沒有任何孔眼狀外傷。
接著，她查閱了近來有關急診室對昏迷病人診斷的病例報告和文章。在過去兩年中大約有10例。此時天色已晚，但是她決定讀完以後再離開。
她看到的第三份學報是一本名叫《急診醫生》的二流雜誌，上面刊登了一則由北卡羅來納州一家小型急診室提供的特殊病例。
文章作者弗裡德曼醫生簡要地介紹了診斷昏迷病人的種種困難，接著寫下了下面的報告：
一名44歲的黑人男性在工作中暈倒，於1月17日下午3點被西福德社區醫院急診室收治。病人送到醫院時神志不清，處於深度昏迷狀態，全身出冷汗。血壓讀數為65/30毫米，脈搏很快，體溫38度，瞳孔大小相等且有反應。查心電圖時見心搏過速，其他方面未見異常。肝谷丙轉氨基酶和鹼性磷酸酶、血清蛋白、乳酸脫氫酶、以及葡萄糖和尿酸值均正常。血細胞計數顯示血紅蛋白偏低和血小板減少——每毫米血小板數為35000。給患者插管，並進行靜脈鹽水滴注。
患者的血壓回升，但在甦醒過程中突然心搏停止。發現患者呈心室纖維性顫動。實施電去纖顫法，並用強心劑。
幾分鐘以後，患者的心臟恢復正常的竇性節律，隨即停止心臟復甦術。15分鐘以後，患者血壓恢復正常。20分鐘以後，患者甦醒，未見明顯的神經病學或認知方面缺陷。
當晚留患者繼續觀察。患者在自述中否認接觸過有害物質或服用過任何藥物。毒品和酒精檢查均呈陰性。患者無心肺疾病病史或腦血管意外史。第二天上午病人出院。
對患者自發性昏迷的化驗報告和症狀的分析顯示……
文章末尾簡要地討論了各種各樣的診斷——那些能夠解釋患者的生命特徵數值和症狀的「鑒別診斷」，其中沒有提到高溫綜合症。
「謝謝你，上帝。」卡倫鬆了一口氣。
要約見她的律師並不容易——蒂莫西-弗拉納根是一位大忙人。卡倫有3天的時間反覆研究弗裡德曼醫生的病例報告。當然，她也讓朱利安讀了這篇文章。他像上次對待克蘭德爾的病歷一樣，勉強同意看一看。
卡倫走進辦公室時，弗拉納根滿面笑容。他熱情地和她握手，然後示意她在桌子旁邊的一把皮椅上就座。
「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他說著，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卡倫吸了一口氣說：「上周我去了圖書館，查到了一樣東西——嗯，使我茅塞頓開。那是一篇病例報告——」她把一份複印件遞了過去。
弗拉納根讀完以後，把它放進了自己的文件袋，輕輕地咳了幾聲。「很有意思。」他說罷，不動聲色地望著她。
卡倫眨了幾下眼睛。或許他沒有看懂。於是她問道：「這與我們的案子完全一樣，對不對？」
他點了點頭。
「這位急診醫生的診斷和我的完全一樣，對不對？」
「對。」
「而且他認為病人的情況非常特殊，所以撰寫了——並且發表了——一個相關病歷的報告。我說得不對嗎？」
「嗯，對。」
「那麼，這對我們的案子不是很有用嗎？」
弗拉納根揉著他那濃密的眉毛說：「難道我沒有提醒過你別去搞什麼調查？」
她見他一副鄭重其事的模樣，連忙說：「對，對，你講過，可——」
「可是你認為自己可以例外。」
「不，不是那樣的。可我得找到點什麼——」
「找到我們的專家無法找到的東西？難道你認為他們沒在進行調查研究嗎？」
「這個，當然，可——」
弗拉納根舉起一隻手來，臉上露出了愛爾蘭人特有的微笑。「聽著，被告可能會在自己的案子裡陷得太深，用帶有個人色彩的眼光去對待事情，想拋開律師，自己去進行辯護——可律師才是專門幹這一行的。」他皺了皺眉頭。「那樣做被告那些不得要領的言辭會把陪審團搞昏，其結果往往使案子以失敗告終。」
「可是這篇論文說明，另外一名醫生在面對具有同樣症狀的病人時做出了同樣的診斷！」
弗拉納根的臉上現出了痛苦的模樣。「事情並沒有那樣簡單，穆爾醫生。這篇病例報告根本沒有提到病人是否患有高溫綜合症。」
「對，沒有，可患者確實有相同的症狀，負責治療的醫生確實懷疑是吸毒過量，而且患者確實出現了心搏停止。」
「是的，這無疑會有幫助。」
「幫助？」卡倫窩了一肚子火。她站起來，在辦公室裡來回走動，腳下踩著厚厚的波斯地毯，兩眼木然地對著牆上的學歷文憑。她轉過頭來對著弗拉納根。「你得調查一下！」
「調查？」
「你應該找寫這篇文章的醫生談談！想法找到那病人！」
弗拉納根抓起一支筆，在他那本黃色的法律記事簿上寫下幾個字。他點了點頭說：「我已經記下了，會給他打電話的。」
卡倫頹然跌坐到椅子上，低聲問道：「你不會採取什麼行動的，對不對？」
「我剛才已經說了，穆爾醫生，我們會給這位醫生打電話，看看他是否能夠幫上忙。」
卡倫搖了搖頭。「僅僅那樣做還不夠。」她在講話時便知道自己會把事情搞糟。「你得想想其他更好的辦法——除非你對打贏這場官司不是真的感興趣。」她淡淡地說。
弗拉納根聽後不動聲色地說：「你說的既不符合事實，也沒有道理。我已經竭盡全力。如果不出差錯，我們很可能取勝。」他站起來。「我另有一個約會，等你有了新的意見時我們再談。」他伸出了手。
卡倫也站了起來，沒有理會他伸過來的手，扭頭離開了房問。
她在向停車處走去時意識到，自己剛剛得罪了對於打贏這場官司舉足輕重的人。她心裡想，那樣做可不太高明。
但是，她是瑪格麗特-溫德姆的女兒，知道自己該怎樣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