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期，中央的確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以劉少奇為首的、希望給予放鬆對農民控制，按農民自己意願從事生產活動的路線；另一條則是以毛澤東為首，造成幾千萬人餓死、工農業總產值下降百分之四十的「三面紅旗」路線。由於大躍進帶來的嚴重後果，毛澤東的「三面紅旗」已經難以為繼，只好由劉少奇出來收拾這個爛攤子。
一九六一年後，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實行「三自一包」，政策逐漸寬鬆起來：允許農民有少量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樹，也可以開小片荒。從一九六二年開始，農村緩慢地恢復和喘息。外公分得了四分的荒地作為自留地，於是用他種地的專長，精耕細作，家庭開始逐漸恢復生機。到一九六三年秋後，終於能夠吃飽了。當時的食物都是一陣子一陣子的：一陣子頓頓是紅薯，吃得人直吐酸水；過一陣子又都是南瓜，吃得人直想吐。
然而即便是能夠吃飽也可以導致厄運。一九六二年麥收以後，很多飽受飢餓折磨多年的農民，由於長期的飢餓導致腸胃功能退化，飽食後脹腹而死。我的外婆知道一些科學常識，採取了循序漸進的方法讓全家人恢復腸胃功能，才使家裡無人遭此厄運。由於能吃飽了，大自然又開始了人口補償，加之當時沒有什麼計劃生育工作，於是滿街出現了大肚子，中國又一個人口生育高峰來到了。在我參加工作後接觸過的同事中，有很多都是一九六三、六四年出生的，卻極少見到一九六○、六一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