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三章 人間「天堂」(1958∼1965) 三、「吹口琴」
    一九五九年秋天以後,糧食一天比一天緊張了。我父親勞改所在的新河農場供應比農村要好的多,但還是飢餓難忍。新河農場有一個用甘蔗作原料的制糖作坊,農場領導很明顯地偏袒這些「犯人」,輪流讓他們到農場的制糖作坊「勞動」,實際上是讓他們補充營養。為此,很多人吃壞了牙齒但保住了性命。很多人也賣掉了自己的衣服、手錶等財產換糧食吃。

    腹中空空,人們就懷念起以前能吃飽的日子來。每天到了晚上,犯人們就說起以前吃過什麼好東西,搞精神會餐。一天晚上,一個犯人繪聲繪色地說,自己從前吃過滿滿一飯盒紅燒肉,紅燒肉作成醬色,一打開一股肉香迎面撲來。說到這裡,他說不下去了,連忙嚥了兩口涎水,所有的聽眾也聽得直想流口水。

    當時農場裡種著甘蔗和玉米,按道理是不許隨便吃的。但是犯人們都很餓,總是琢磨著偷玉米和甘蔗吃。因為怕被管教幹部發現,大家發明了一個暗號:管吃玉米叫「吹口琴」,管吃甘蔗叫「吹笛子」。一到晚上,犯人們就三三兩兩地湊到一起,說:「走,吹口琴去」,或者說,「走,吹笛子去」。當時我的父親就總是「吹笛子」,結果把牙吃壞了,一輩子總是牙疼。

    那時全國到處餓死人,上面總算認識到了吃飽肚子的重要性,於是提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生產是基礎的基礎」。玉米要生火烤熟了再吃,有一個犯人每次吃烤玉米時,總是啃上一口,說一句:「唔,基礎的基礎」,再啃上一口,再說一句:「唔,基礎的基礎」。每到傍晚以後,農場的玉米地裡總是這裡一柱青煙,那裡一堆篝火,都是犯人們在烤玉米吃。農場的管教幹部都還不錯,明明能夠看見那些炊煙和火光,但總是裝聾作啞。

    實際上,我母親所在的豫北和我父親勞改所在的豫西,饑荒狀況並不是全國最嚴重的。光河南信陽一個地區就餓死了一百萬人,其中一個小小的息縣就死了十萬人,有六百三十九個自然村全村餓絕。這引發了後來的信陽事件,引發了中央對整個信陽地委的大清洗,最後找出幾個「混入幹部隊伍中的地主階級分子」處理做了替罪羊。就這樣,中國以死亡三千萬人的巨大代價,給毛澤東一手發動的「大躍進」劃上了血紅色的句號。(「注」餓死三千萬人的說法,是個大致的、粗略估計數,具體餓死人口多少,一些學者互有爭議。根據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在《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中的分析,1959∼1962年餓死人數在1700∼2200萬之間;另據重慶大學出版社《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綱》記載,這一數字為1900萬;據美國著名人口學家科爾根據我國官方公佈的數據,在《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文分析結果為2680萬。不管餓死的人是三千萬還是兩千萬,在和平時期內、沒有全局性大規模的自然災害的情況下,餓死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都決不是什麼「一個指頭」的小事。)

    後來,某些人為了給自己推脫罪責,稱一九六○∼一九六二的饑荒是「自然災害」,這其實是占不住腳的。根據我國歷年水文氣象資料來看,那幾年的確發生過自然災害,但是中國是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每年不可能保證各地都風調雨順。那三年的「自然災害」的規模和程度,甚至遠遠比不上一九五四年的全國性洪澇災害,為什麼一九五四年就沒有餓死人呢?當然,某些人也自感底氣不足,又給加上了兩條:「蘇修逼債」和「美帝封鎖」,其實這也是很可笑的——「蘇修逼債」發生於一九六○年夏天,而饑荒發生於一九五九年秋後,到一九六○年春季最慘烈(「信陽事件」就發生在一九六○年春天),哪裡有「因」在後,「果」在前的?事實上,蘇聯當時還曾經借糧食給我國東北地區,使得數十萬人得到口糧而免於餓死。至於「美帝封鎖」就更可笑了,「美帝」自一九四九年就「封鎖」中國(無非是不跟中國進行貿易),特別以朝鮮戰爭時為烈;朝鮮戰爭後英、法等西方國家跟中國逐漸恢復了貿易關係,然而饑荒竟然是在「封鎖」有所放鬆的情況下發生的!這種偽造歷史、推脫罪責的做法,真是讓人齒寒。

    我的大姑父在信陽事件後隨同毛澤東到河南鄭州開會,會議在河南省軍區禮堂召開,出席者是河南省地區以上黨、政、軍官員。一開始就是熱烈鼓掌,偉大領袖的第一句話就是:「信陽人民不愧是革命老區人民!」接下來又是熱烈鼓掌。晚上跳舞,吃的喝的應有盡有。據大姑父回憶說,信陽事件發生後,為了隱瞞災情,信陽實行了特別措施,民兵佔領了火車站,只許下、不許上,所有郵件都要拆開檢查,查到有人寫信上告或上訪,都抓起來。當時人們都在死亡線上徘徊,關上兩天沒一個人能熬得過去,於是就在監獄裡死了。到後來,有一個轉業兵回到家鄉,發現自己全家沒活人。由於他當過兵,見過些世面,他沒有寫信或去坐火車,而是一路上晝伏夜出,*轉業時帶的乾糧維持生命,直接告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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