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十月，河南省會從開封遷移到鄭州，開封轉為省轄市。省會轉移時，遷走了許多單位和五萬人口。當時開封市才二三十萬人，遷走這麼多人一下子使得開封的市面顯得蕭條起來。開封自古以來都是中原重鎮，從此之後地位日益衰落，直到現在市區也不過八十萬人口，成為一個經濟落後、無足輕重的中小城市。
雖然父親在半途而廢的「肅反」中倖免於難，但在日益講家庭出身和成分的大氣候下，在公安部隊中是無法呆下去了。一九五六年底，父親轉業到地方，分配到開封市文化局工作。剛開始待遇還是不錯的，每個月工資四十五塊，在一般工人、幹部中已經算是比較高的了。轉業前後父親認識了他的第一個妻子，不久便戀愛並結婚了。
肅反運動廢止後的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是中國解放後最令人懷念的一年：經濟蒸蒸日上，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政治氣候如陽春三月般溫暖。一開始，毛澤東宣佈「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又發表了他著名的《論十大關係》。接著，報紙上連篇累牘地號召「大鳴大放」，要人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嘉勉」，幫助共產黨整風，到處舉行對話、座談會，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局面的出現，讓人們覺得中國彷彿要真的走向光明民主的未來。天真的人們欣喜萬分，擁護愛戴共產黨、毛澤東，暢所欲言。誰也沒有料到，在這明媚的春光後面，竟然隱藏著一個彌天陷阱。
既然黨都號召了，我父親也就積極參加了整風運動。雖然他在一九五五年「肅反」中受到衝擊，但他那點事情實在算不得什麼大不了的，自己還沒有太多思想包袱。而建國後他的所見所聞，對比解放前的經歷，使得他對新中國充滿了希望。不過，當時才二十二歲的他萬萬沒有想到，響應黨的號召還有可能上當受騙。在領導們的一再鼓勵下，他大膽地給上級提了一條意見，涉及的是領導幹部的生活作風問題。他指責一些領導不該進城後當「陳世美」，把以前的糟糠之妻一腳蹬掉，再去找什麼女文工團員、女學生、女職員等等。在解放初期，由於一些幹部常年離開家庭干革命，對原配妻子感情逐漸淡漠；進城以後眼界開闊，於是紛紛和裹著小腳的、文盲的原配妻子離婚，這是建國初期的一大社會問題。有的時候，被領導看上的年輕女人並不願意嫁給一個跟自己爹媽歲數差不多大的首長；碰到這種情況組織上就反覆做工作，用政治前途作為籌碼迫使女方就範。其實，以現在的眼光看這並沒什麼可大驚小怪的，但我父親當時涉世不深，想著既然「言者無罪」，那麼提出來也沒什麼大不了。
言者無意，聽者有心，我父親的一位領導恰好屬於這種情況。當我父親的話出口後，這位領導立刻感覺到父親是含沙射影，故而引起了他的不快。在另一次規模更大的座談會上，這個毛頭小伙子又一次提到了這個意見。那個領導本來就感覺父親這是跟自己過不去，此時在大會上又這麼發言，更覺得刺耳。於是，領導就沒好氣地插話說這是干涉人家的婚姻自由，父親就反駁說這是不道德。兩人你一句我一句誰也不肯讓步，說著說著都越來越激動，開始爭吵起來。最後領導氣得拍了桌子，把茶杯都震倒了，厲聲叫道：「國之杭，你給我閉嘴！」我父親一聽，不但沒閉嘴，反而更生氣了，也狠狠拍了一下桌子回敬道：「現在黨要我們大鳴大放，你這是在壓制群眾，搞一言堂！」那次座談會就這樣不歡而散。後來，那位領導雖對我父親這個才轉業來幾個月的年輕人異常厭惡，無奈當時要整風，卻也只有勉強按捺住內心的憤怒強作歡顏，卻等待機會報復。
我父親和這位領導的爭執，雙方都有一定責任，又都沒有責任。按照現在人們的觀點來看，人家要找年輕一點的老婆就讓人家找唄，只要不挖自己的牆角你管人家那麼多閒事幹什麼？而那位領導則不應該為了這麼一件小事無限上綱上線，害一個年輕人一輩子。但是，當時處於那麼一種歷史條件下：我父親對共產黨非常信任，自認為響應黨的號召，幫助領導認識自己的錯誤是責無旁貸的事情；而「反右」運動的突如其來，連那個領導自己也不清楚，報復一下這個喜歡胡說八道的年輕人會給他一生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一九五七年夏季，《人民日報》一篇社論《這是為什麼？》突然改變了形勢。這時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大鳴大放」竟然是毛澤東的「陽謀」，為的是「引蛇出洞」。接著，《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和《事情正在起變化》兩篇文章正式宣告了「反右」風暴開始。那些昨天還做出一副和顏悅色、虛心接受批評樣子的領導們一夜之間變了臉色，變得聲色俱厲、殺氣騰騰。在「引蛇出洞」這條毒箭的射殺下，我的父親不幸應聲落馬，被打入另類。那一年他才二十二歲，新婚僅僅四個月。
父親當時畢竟太年輕，而且他提出的意見也只涉及文化局某些領導幹部生活作風，並不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共產黨的，沒有右派言論，因此定個「右派」似乎又不太夠格。於是在領導的授意下，整他的人又羅織編造了幾條罪名，把他定為「地、富、反、壞、右」五類中的「反社會主義壞分子」，並被判勞教五年，押送農場改造。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開封市相國寺劇場召開了全市文化系統批鬥宣判大會。隨著主持人一聲厲喝，全市文化系統裡揪出來的右派、壞分子被押上台來接受批鬥，胸前掛著表示各種罪名的木牌。會場上不時爆發出「打倒資產階級右派×××」和「打倒反社會主義壞分子×××」的口號聲，讓被處理的人深刻感受到「專政」的滋味。很多「右派」、「壞分子」早就被高壓壓垮了，不是垂頭喪氣，就是戰戰兢兢。然而我父親始終不服，被押入會場時高昂著頭，哪裡有口號聲他就把憤怒的目光投向哪裡。押送他的幾個人見他如此不老實，就硬拽著他的頭髮往下按，讓他低頭認罪。我父親也是火暴脾氣，拚命往上昂頭，於是頭髮被人大把大把地拽下來。
令我父親驚訝的是，批鬥會上表演最積極的人並非父親身邊的同事，而是那些從未謀面的四、五十歲的街道婦女代表。雖然父親跟她們素不相識，然而她們喊口號時那種咬牙切齒的仇恨勁頭，彷彿她們跟這些右派、壞分子有殺父之仇一樣。制度就是這樣使人變得冷漠殘忍，人人為了保全自己，對陷於不幸的人落井下石。父親單位裡的多數同事都是有氣無力地動兩下嘴皮子，實際上他們心裡明白得很，這個二十二歲的小伙子縱有天大本事，也完成不了「反社會主義」的大業。只是當時政治高壓令人生畏，誰也不敢直說罷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後來才知道那些在批鬥會上積極表演的人裡，也有很多在後來的「反右傾」、「四清」、「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清查五一六分子」…….等等一系列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中被打倒、被專政，其中包括把父親定為「壞分子」的那位領導。
那時候還喜歡定指標，連「反右」都要完成指標。挖空心思「揭露」別人，成了一些人撈取政治資本往上爬的捷徑。告密不再為人所不齒，而是成為當權者大力提倡的美德。一些單位的領導在開會部署本單位反右時總是說：「××單位才××人就揪出××個右派，咱們單位這麼多人怎麼就揪不出來幾個？可不能落後呀！一定要揭露我們單位的右派分子！」中國的政治運動往往就是這個樣子，就如同擊鼓傳花一樣，每次運動、每個人群裡必須產生一些倒霉蛋，就看鼓聲停息時花落誰家了。在這種情形下，要想不出冤假錯案，那才算咄咄怪事。
當時大姑在一所高中任教，算是個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然不能倖免。學校裡也很想再揪出幾個右派，於是出身前朝官僚的大姑自然就成了優先考慮對象。有一段時間，學校領導輪番動員大姑給「黨」提意見，試圖來個請君入甕。然而，大姑自從解放初鎮反時受那一次刺激後，異常厭惡政治，對時事不聞不問；任憑那些領導如何誘導，就是不提一句意見，只是反覆說共產黨好，毛主席好，好得不得了，從來沒見過這麼好的黨。誘導者有些著急，試著引誘她上當，就說共產黨即使再好，也不可能沒有一絲一毫的錯誤啊。然而大姑早已森嚴壁壘、滴水不漏，回答說共產黨就是一點兒錯誤都沒有，一點兒缺點都沒有，百分之一百地好。領導見狀，覺得大姑沒有培養前途，也就只得遺憾地作罷。
不過，雖然大姑沒佔上這個「右派」指標，但這個指標還是沒有浪費。不久後他們學校到上蔡縣支農，每天在公社食堂吃飯。當時公社的公共食堂辦得極差，菜洗得也很不乾淨，菜湯上居然還浮著一層蚜蟲。一個老師見狀，說道：「哎呀，這可怎麼喝呀。」另一個剛畢業不久分配到學校的年輕男教師就開了句玩笑，回答道：「吃吧，人多沒好湯，豬多沒好糠。」就這麼一句話，當晚學校就對他開展了批判，兩天後來人把他押走了，定成了右派，罪名是「惡毒攻擊三面紅旗」。
「反右」運動是建國後第一次全民性的政治迫害事件，而且是採取誘騙的卑鄙方式進行的，全國五十五萬人，多數是一些敢於直言的知識分子，成為這場運動的犧牲品。此後的二十多年裡，這些人受盡磨難與歧視，大好年華與才幹白白浪費。即便是那些沒有被「反右」運動觸及的人，看到所謂「右派」們的可悲下場，或嚇得噤若寒蟬、三緘其口，或一味曲意逢迎、歌功頌德。從此之後的許多年間，只要是毛澤東下的指示，各級幹部們下的指示，無論對與錯，所得到都是一片叫好之聲，鮮有反對意見。明白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隨後「大躍進」中，全國到處都會發生諸如「畝產萬斤」之類的荒唐事。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在通過《關於建國以來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時，雖然給大部分「右派」平反，仍然強調：「反右」是必要的，只是後來擴大化了。為了證明「反右」是「必要的」，還保留了幾個「右派」不予平反。但我不這麼看。我認為「反右」不僅是毫無必要，而且是中國走向災難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民有對國家形勢自由發表見解的權利，也有對執政黨進行監督與批評的權利。掌握了國家機器無產階級政黨缺乏監督與批評，必然會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脫離群眾，壓制群眾，形成官僚既得利益階層。從「右派」中最「猖狂」的言論來看，也無非是要求實行政治民主和言論自由，這又有什麼不對呢？總而言之，我認為「反右」一無是處，給中國政治的進步和民眾的道德水準帶來了長期的、消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