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冬天，伴隨著「胡風、潘漢年反革命集團」冤獄，一場「肅反」運動突然間迅猛地開展起來，父親所在的公安部隊也未能置身事外。運動剛一開始時，是一些職位比較高、家庭出身不好、個人經歷複雜的軍官被隔離審查；接著審查對象的範圍逐漸擴展，也牽涉到職位低一些的人。起初，我父親被上級指派負責和別人輪流看管一個被隔離審查的校官，那人被審查的原因是曾經被俘過。審查中為了迫使犯人招供，採取了體罰戰術：不准犯人睡覺，只要看到犯人一打盹就大喊大叫把他弄醒；一連幾天不給犯人喝一口水。但尚年少的父親看著那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樣子，實在於心不忍，於是每次在自己值班時都把自己茶缸裡的水弄一點給他喝，見到犯人睡覺了也不去干涉，有人來了才慌忙把他叫醒。然而那個犯人實在是太睏了，有一天有人來時無論如何也叫不醒，結果被人給發現了。很快，有人檢舉揭發了父親的行為，他自己也被「隔離審查」。
審查對像越來越多，幾個禁閉室已經放不下了。於是上級專門撥出了一個大院子，把審查對像集中在裡面學習政策，鼓勵互相揭發，還派了一些專職的「管理員」進行監管。我父親的經歷是一清二楚的：解放前還是小孩子，剛解放就參加了解放軍；最大的罪過就是玩忽職守，讓那個犯人喝水睡覺。因此，年輕單純的父親並沒覺得自己會有什麼問題，算是審查對像裡面心態最好的一個了。
審查對像中，有一個姓袁的助理醫生（「注」部隊裡簡稱「醫助」）跟我父親住在同一間大屋子裡，是一九四七年參軍的。袁醫助是個非常厚道的人，也很有文化，但是家庭成分不好，在上中學的時候還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其實我父親很清楚：國民黨時期政治號召力不高，沒幾個人會寫申請參加三青團，因此往往是由負責審查的國民黨官員指定，一般是看著誰順眼誰就入團，發個表格一登記就算是三青團員了。假如光是這些事情倒還好辦，要命的是袁醫助被隔離審查後，有人為了圖自保積極揭發別人，說曾看到袁醫助保存有國民黨的黨徽。審查人員根據揭發，在袁醫助宿舍裡搜出他保存的一些舊明信片，上面印有國民黨的青天白日黨徽。解放前很多國民黨郵政當局印製的明信片上都有這東西，今天看來保存這些友人通訊的記錄沒什麼大不了的，甚至可以當作珍稀的收藏品。然而，當時特殊的政治氣氛下，保留有前政權的標誌物是一項彌天大罪，就是渾身是嘴也說不清楚。於是，袁醫助立即被當作重大反革命嫌疑重點監管。
由於「人證物證」俱全，對袁醫助「反革命」基本上定了性。但是偵察人員不滿足於此，而是懷疑袁醫助可能建立了地下反動組織，於是繼續深挖，想來個「拔出蘿蔔帶出泥」。但袁醫助始終不吐一個字，沒有像有些人那樣亂咬一氣牽連別人。一九五五年冬的一天夜裡，萬念俱灰的袁醫助用一把私藏的手術刀片割斷了自己大腿動脈。第二天清晨管理員來叫醒大家起床上操，叫到袁醫助時沒有人應聲。管理員走上前去掀開被子一看，大叫一聲：「不好，出事了！」我父親當時正凍得哆哆嗦嗦地穿衣服，聽到管理員的驚叫連忙一骨碌爬起來，一邊跑一邊披上軍襖跑到袁醫助床前，看到袁醫助穿著整齊的軍裝，滿被窩的血已經凝固了。由於全身的血已經基本上流盡，人早就又冷又硬，臉色顯得胩白胩白。雖然我父親從小經歷抗戰、內戰、鎮反，見過不少奇形怪狀的死人，但是袁醫助的死卻還是給年輕的父親留下了特別深刻而恐怖的印象，半個世紀以後仍歷歷在目。
就在這個萬分危急的關頭，一九五六年二月，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開幕。在這次大會閉幕前夕，蘇聯領導人尼·謝·赫魯曉夫做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這份報告以確鑿無誤的證據，揭露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帶著神一般光環的斯大林剷除異己、踐踏法制、草菅人命、無法無天的駭人聽聞的內幕。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如同在平靜的水裡投入一塊巨石，頓時在全世界引起了軒然大波。緊接著，蘇共黨報《真理報》刊登了一系列抨擊個人崇拜、揭露斯大林時代血腥歷史、呼喚民主法制的文章和社論，標誌著蘇聯進入了「解凍」年代。隨後幾年裡，數以千萬計在斯大林時代橫遭迫害的共產黨員和蘇聯公民被恢復名譽或從集中營釋放。
當時中國還承認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因此儘管毛澤東對蘇聯人批判揭露斯大林罪行的做法深為不滿，但從維持「社會主義陣營團結」、繼續取得蘇聯援助的大局出發，只得暫時按捺住心頭的怒火，表面上予以順從。中國的報紙對蘇聯《真理報》批判、揭露斯大林罪行的那些文章全文轉載，對赫魯曉夫與十六個加盟共和國（「注」當時蘇聯加盟共和國除了現在常知的十五個以外，還有一個「芬蘭—卡累利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後併入俄羅斯聯邦）領導人的談話內容也原樣刊登。蘇共二十大的政治餘波影響到了中國，導致來勢洶洶的「肅反」虎頭蛇尾，在無聲無息中嘎然截止。
一九五六年春季以後，被隔離審查的人們又分批被解除隔離，我父親是最早被解除審查的人之一。令人驚訝的是，昔日被當作準反革命看待的人放出後，又重新回到原來的崗位，該擔任什麼職務還是擔任什麼職務，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不過，那個可憐的袁醫助，卻因為自殺而被算做「自絕於人民」了。袁醫助父母雙亡，也沒有結婚，只有一個姐姐是他唯一的親人。袁醫助的姐姐來取骨灰時我父親見了她一面，大概是因為想哭又不敢哭的緣故，臉上露出一種非常古怪的表情。中國的老百姓自從五十年代開始，就被統治者制訂的條條框框一遍又一遍地篩來篩去，生死榮辱全都由高高在上的統治者掌握。可悲的是，這些條條框框並無定型，永不停息，昨天的革命今天也許就是反革命，稍有不慎跑出了這些條條框框，就可能帶來殺身之禍。
從某種意義上講，是蘇聯共產黨二十大路線、是赫魯曉夫救了父親等一大批無辜的中國人一命，使這些人免於遭到「斯大林大清洗」式的厄運。當時年輕單純的父親尚不清楚政治這趟渾水的深淺，還對赫魯曉夫揭批斯大林的做法有些不理解。後來，隨著閱歷的豐富，他終於漸漸地悟出了自己和其他肅反難友的性命得以保全，全賴蘇聯共產黨、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罪行的揭露。這種敢於自暴家醜的無與倫比的勇氣，起到了敲山震虎之效。從那時起，蘇聯共產黨、赫魯曉夫在父親心目中有了一種特殊的地位。到了六十年代初期中蘇決裂、展開曠日持久的大論戰時，我父親在道義上已經站到了蘇共二十大路線一邊，堅信真理屬於列寧主義的蘇聯共產黨。這種對蘇聯的感情理所當然地影響到了我——這也就是我為什麼會起一個蘇聯名字作為筆名的原因。
關於一九五五年冬天的這一次「肅反」運動，現在已經很少有人提起。這主要是因為：這次運動胎死腹中，除了類似袁醫助這樣特別不走運的人之外，並沒有如「反右」、「文革」一樣造成很大的危害和打擊面。然而，只有被當成審查對象的人才能切身體會到，當時的氣氛是何等陰森可怕。如果沒有蘇共二十大的召開，把斯大林的下場昭示在毛澤東的面前，一場類似於蘇聯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發生的大屠殺在中國肯定不能避免。按照制度的內在規律，殺便殺了，最好不過幾十年以後恢復名譽。幸運的是，蘇共二十大改變了歷史發展的軌跡，一場大劫難又一次與中國人民擦肩而過。但是「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此毛澤東念念不忘的就是如何防止出現「中國的赫魯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