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蘇格蘭毛瑟槍團第6營的官兵大部分由低地蘇格蘭人組成。該營的軍官幾乎全是志願兵。丘吉爾到任時設法把一名正規軍軍官阿奇博爾德·辛克萊爵士調來任副手，協助他對這個營進行整編和訓練。丘吉爾在與官兵們會面後發出的第一道指令是：「先生們，向虱子開戰吧！」他們花了幾天功夫，把該營整頓得面目一新。馬爾巴羅公爵的後代能夠如此平易近人地對待大家，使官兵們感到分外親切。曾經是大人物的經歷以及丘吉爾的個人魅力，又使他贏得了官兵們的尊敬。丘吉爾十分努力地工作著，一天3次巡視防線，精心安排兵力部署，要求士兵們加固掩體，以防敵人的火力襲擊。他戴一頂淺藍色的法國鋼盔穿行在陣地上，在官兵們面前表現得剛毅果決、勇敢機警。他經常對士兵們說：「戰爭是一種遊戲，應當滿面笑容地作戰。」他的樂觀精神極大地鼓舞了官兵們的士氣。
當時在法國前線沒有發生大的戰鬥，這甚至令丘吉爾感到有些失望。他請他的老朋友、炮兵師長H·H·杜德准將向敵人戰壕進行炮擊，以引來敵方的炮火打破戰區的沉寂。更多的時候，丘吉爾不得不靠閱讀隨身攜帶的袖珍本莎士比亞作品和親友的來信來打發寂寞的時光。此外，許多要員來前線巡視時，也總要前來看望他。比如F·E·史密斯和西利將軍就曾多次來看望丘吉爾。西利將軍還和丘吉爾的部下聯歡，自己伴奏進行了演唱。丘吉爾每次都拉著這些尊貴的客人一起去戰壕裡巡視。每當看到這些來訪者名貴的服裝被弄贓或劃破，黑亮的皮鞋沾滿了污泥時，總是令官兵們十分開心。
3月初，為了參加關於海軍預算的辯論，丘吉爾獲准一個星期的假期回到下院。他在議會中的發言，如他自己所說，發出了「一種不和諧的調子，既非責難和訓斥，也非驚慌失措，而是一種在某些方面提出警告的調子」。他力主必須制訂一項更大的造艦計劃，以確保英國海軍對德國的優勢。同時他還提出，希望重新任命費希爾為海軍部第一海務大臣。人們以為丘吉爾又在玩什麼政治手腕，其實丘吉爾真誠地相信，如果更大的造艦計劃獲得通過，海軍部需要費希爾的豐富的海軍軍事經驗。丘吉爾以為到了促成費希爾復職的適當時機；實際上他由於遠離政治中心，消息不靈而錯誤地判斷了形勢。丘吉爾與費希爾的不合是眾所周知的事情，這顯然與丘吉爾的主張是矛盾的，因此丘吉爾被報紙攻擊為「扮演了一個政治冒險家的角色，玩弄伎倆厚顏無恥」。更令丘吉爾寒心的是，許多人同意報紙對丘吉爾的這種評價。勞合—喬治就此評價對一位朋友說，「總的說來是十分正確的」。
儘管形勢對他十分不利，丘吉爾還是認為，他應該早日回到政治生活的中心地帶。他的一些朋友，如斯科特、艾特肯，此時還有費希爾，也都敦促丘吉爾早日離開軍隊，回到倫敦來。因為此時政府正處於嚴重的困難之中，內閣成員在政策上存在較大分歧。勞合—喬治甚至決意辭職，準備加入反對派的行列。丘吉爾此時回來，將會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丘吉爾並沒有馬上辭去軍職，而是懷著一種複雜的心情又回到了法國前線。幾天後他在給比弗布魯克勳爵艾特肯的信中寫道，一方面，他認為英國現政府對戰爭領導不力，自己有責任想法改變局面，因此他想退伍回國；另一方面，「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是極其困難的，我在這裡的工作既充滿危險又滿載榮譽，對此我給予高度評價」，「戰爭形勢愈趨嚴重，我內心深感要用我的知識和力量彌補時間，加之改弦更張決非容易，又得顧及我所嚮往的事業，在這種左右為難的情況下，異乎尋常的猶豫不決是不言而喻的」。
不久之後，一件事情幫丘吉爾解決了他的難題。4月，他接到通知說，由於人員缺編嚴重，他的第6營將被並入皇家蘇格蘭毛瑟槍團第7營。由於第7營營長年長而資深，因而將出任合併後的營長。丘吉爾失去了自己的職位，因而「他沒有離開自己所在的營，而是他所在的營離開了他」。丘吉爾可以合乎情理地退伍回國了。
丘吉爾在回國前借了輛汽車，幾乎跑遍了在法國的所有英軍部隊，以便把他手下的軍官安排到合適的崗位上。他的下屬們對他戀戀不捨。他的副官A·D·吉布上尉為丘吉爾的離開深感惋惜，他說：「我堅信，再也不會有比他更得人心的軍官來指揮部隊了。他作為一名軍人，工作努力，不屈不撓，堅忍不拔……，他熱愛軍職，時刻把它放在心上，我認為他稱得上是一位非常偉大的軍人。」
1916年5月9日，丘吉爾在返回倫敦的當天發表了一項聲明，說他「獲准回來休假」，並打算「繼續盡其在議會和政治上的職責」。過了三周，《倫敦公報》宣佈，W·Z·S·丘吉爾放棄了他的中校軍銜。這是陸軍部批准丘吉爾退伍時的一個附加條件。從此之後，丘吉爾就再也不能要求在軍隊中任職了。
丘吉爾再度回到政治生活中來，不僅需要一定的經濟地位作保障，還需要在政治上恢復自己的名譽。前一件事的解決在他來說要更加容易。作為一名著作豐富的作家和著名撰稿人，又有著地位顯赫的政治經歷，他的文章可以輕易地換取豐厚的報酬。1916年7月，他為《星期日畫報》寫了4篇文章，並獲得稿酬1000英鎊。照此計算，他每年可以毫不費力地賺取不比他當大臣的薪水少的收入。那些在政治上和他作對的報業巨頭，並不反對利用他的影響力擴大報紙的銷路。《星期日畫報》的編輯稱，在他的第一篇文章發表後，該報的發行量就達到了250萬份的創紀錄數字。
但是丘吉爾要想在政治上恢復自己的聲譽就不是那麼簡單了。達達尼爾事件給他造成的損害是如此之大，以致於他的演講往往被「達達尼爾的事怎麼樣？」的叫喊聲所打斷。因此，他渴望政府盡快公佈有關達達尼爾海峽和加利波利戰況的文件。議會中要求公佈有關此事文件的呼聲也很高。
阿斯奎斯本來並不願意公佈有關文件，但是他也不能完全無視議會的要求。最後找出的折衷辦法是成立一個皇家委員會專門聽取有關證詞，並負責提交一份有關此事的報告。
達達尼爾海峽戰事調查委員會由克魯默勳爵主持。1916年9月，該委員會開始聽證。丘吉爾於9月25日開始作證。他對調查委員會聲明，強攻達達尼爾海峽的計劃，在批准實施時得到了有職有權的海務大臣們和海軍顧問們、首先是費希爾的明確支持；他本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經海軍專家們的同意之後才做的。但是，「我在這裡要為對我提出過內行的勸告和那些參加戰事的人辯護。這包括所有的人而無一例外。因此，我要說，我不希望將責任轉嫁到在海軍部任職的任何一位軍官身上」。丘吉爾認為，「對這些戰事進行非難是毫無根據的，因為其中涉及到偶然的因素和變化無常的因素。所有的戰爭都是玩骰子遊戲。勝利只能同各種冒險交織在一起」。不過他也承認，在導致失敗的原因中也有一些人為的因素，其中陸軍反覆變化的態度使基奇納應負一定責任。
10月4日，調查委員會舉行會議審查丘吉爾的證詞。他所說的大多數情況被費希爾所確認。費希爾稱讚了丘吉爾，說「他具有勇氣和想像力！他是一位富有戰鬥精神的人！」此外費希爾還指出，達達尼爾戰事最熱烈的支持者是繼任海軍大臣的巴爾弗。
1917年1月調查委員會發表了第一個闡明此事的報告，其中對丘吉爾進行了批評，認為他未能確保把「海軍顧問們的看法明確擺到戰時委員會的面前」。但報告主要的批評對象是首相阿斯奎斯和陸軍大臣基奇納。首相在3月19日至5月14日這一期間沒有召開過戰時委員會，同時戰時委員會的會議記錄給人以含含糊糊和缺乏精確性的感覺。報告批評基奇納未能好好利用總參謀部，從而導致「指揮混亂和缺乏效率」；此外，他在調派軍隊方面也有貽誤戰機的問題，因此曾遭到丘吉爾的抗議。但是由於基奇納已於1916年6月在去俄國途中溺水身亡，所以他既不能接受批評也不能為自己辯護了。
儘管丘吉爾對這份報告並不滿意，認為它「粗枝大葉，很不精確」，但他在下院仍說它是「一項公正的文件」。對於丘吉爾來說最為關鍵的是，「迄今由我一人承擔的責任，現在由這個國家從議會、軍隊和艦隊的整個一代人中湧現出來的一批最傑出的人來分擔了。」因而他卸下了一個沉重的政治上的大包袱，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政治上的被動局面，為他東山再起帶來了新的希望。
在此期間，丘吉爾在下院顯得相當活躍。他經常作為反對派前座議員的發言人，發表措辭強硬的演說來批評政府。他對後方的大量兵力浪費現象提出批評，為傷亡慘重的前線部隊抱不平；他主張在印度和非洲奉行一項積極的募兵政策；他對把傷癒士兵再派往前線提出異議，認為應徵召未服過役的人去代替；他對法國戰場上的大規模進攻戰提出疑問，認為代價太大而並未達到消耗敵人有生力量的目的；他還對英軍後勤保障工作中的缺陷提出了有理有據的指責；他認為應對航運業實行國家控制，降低運輸費用；他主張對食品實行定量供應，以取代單靠提高售價來限制消費的不妥對策，因為漲價是「最殘忍、最不公道的做法」，對普通人是不公平的。在下院之外，丘吉爾還花費時間就公共政策中的一些緊迫問題寫了許多文章，試圖在輿論界直接施加影響。
在政府內部，勞合—喬治在許多政策問題上的主張與丘吉爾極為相似。勞合—喬治對首相阿斯奎斯的許多做法心懷不滿，早有意圖動搖阿斯奎斯的地位以取而代之。曾經有過幾次大的政策分歧，勞合—喬治以辭職相要挾使阿斯奎斯作了妥協。但是時至11月初，政府在關於尼日利亞的敵產政策問題上又發生重大分歧，使雙方到了難以調和的地步。下院就此問題進行了投票，321票對117票的結果使首相一派敗北。勞合—喬治將這次投票結果看成是向阿斯奎斯發難的時機已經成熟的標誌，他向首相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大幅度改組政府，建立一個指揮戰爭的小型委員會，把戰爭的指揮權由首相等少數閣員手中移交出來，要求政府採取更大的步驟以確保戰爭的勝利。阿斯奎斯拒絕交出權力，於是勞合—喬治提出了辭職。當保守黨領袖博納·勞在比弗布魯克勳爵的勸說下轉而支持勞合—喬治時，阿斯奎斯也不得不提出了辭職。12月6日晚，英王召見勞合—喬治，要求他出面組成新政府。
丘吉爾本來以為勞合—喬治的新政府中會有他的一席之地，但事實並非如此。由於保守黨領袖博納·勞的頑固反對，勞合—喬治只好把丘吉爾排除在政府之外。丘吉爾知道後極為生氣，從F·E·史密斯家中憤然而去，認為勞合—喬治「對我不好」。其實他並不知道事情的內幕。
儘管勞合—喬治與丘吉爾在過去曾有過一些分歧，但勞合—喬治對他相當瞭解，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本來勞合—喬治有意讓丘吉爾參加新政府以發揮他的才幹，但來自保守黨的強烈反對使他未能如願。勞合—喬治曾就此事在回憶錄中寫道：
「溫斯頓·丘吉爾曾是第三位自由黨的大臣，他可能成為政府的重要參加者，是當代最傑出的神秘人物之一。在我當首相時，他已經有幾個月不當大臣了，但他仍然是一位著名的自由黨黨員。他出眾的智慧、不容懷疑的勇氣、孜孜不倦地認真研究軍事藝術的精神，能夠使他成為戰時內閣的一位重要成員。在這裡，他那容易衝動和喜怒無常的性格可以受到控制，他的意見在被採納前可以經過討論和檢查。像他那樣性情急躁和智慧無窮的人需要嚴格控制。遺憾的是，保守黨大臣，除了巴爾弗和愛德華·寇松以外，都一致堅決反對他參加政府。他們中的多數人甚至把排除他作為自己參加各部領導的先決條件。博納·勞特別不信任他。我盡了一切努力想要說服博納·勞不要反對丘吉爾，並提出理由說，讓丘吉爾當個批評家要比他作為政府的一個成員更加危險……博納·勞回答說：『我寧肯讓他始終都是我的對手。』」
「面對這種情況，我感到十分遺憾。我不能為了讓丘吉爾能領導一個部而冒有損於政治聯合的危險。政治聯合是政府的基礎。」
12月10日，勞合—喬治通過他們共同的朋友喬治·裡德爾帶口信給丘吉爾，向他表示了歉意；並答應一有機會就幫助丘吉爾。勞合—喬治的確這樣做了。他先建議讓丘吉爾擔任航空委員會主席；當這一嘗試失敗後，他又安排丘吉爾擔任軍需大臣。這一次勞合—喬治做得既巧妙，又果斷，他先把反對丘吉爾的主要人物諾思克利夫安排出使美國，然後改派現任軍需大臣艾迪生去負責研究戰後重建問題，接下來未同博納·勞進行磋商，就宣佈了對丘吉爾的任命。這一冒著政治風險的任命成為既成事實，使被排擠出政治圈外長達20個月之久的丘吉爾又重返政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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