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月26日下午3時。日本，東京國際機場。
「女士們，先生們，由東京直達美國華盛頓的R.M——176次航班就要起飛了，請您在5號出入口驗票登機，謝謝。」
擴音器裡一遍又一遍播放著女播音員的聲音，時而英語，時而日語。
他拎著只做工考究的真皮旅行箱徑直走到5號出入口，從筆挺的西服內側口袋掏出機票和出境護照遞給笑容可掬的女驗票員。身著白色制服的驗票小姐長得很美，笑得也得甜，但那一雙很美很甜的眼睛在查驗護照時卻隱隱閃著一股機警。
「平谷三九郎，男，52歲。《朝日新聞》特級記者。證號92——45——8732。」
她沖老記者蒂爾一笑，顯然是在核實執證人的相貌和護照上蓋有外務省鋼印的照片是否一致。
他笑微微地看著驗票員姑娘。他那泛著幾粒紅斑的鼻頭下一抹濃濃的短鬚幾乎遮蓋住下陷的雙唇。他顴骨微突，額頭飽滿，稀疏的花髮梳理得光滑而齊整。
白衣小姐將蓋過海關驗章的護照和機票交還給他：「謝謝，祝您旅途愉快。」
他把散發著淡淡香水味的機票放在唇上輕輕吻了吻，這個頗似英國紳士風度的動作雖有些猥褻的味道卻很討女人喜歡。隨後，他拎著皮箱不慌不忙地踏上通往舷梯的電梯通道。
其實，他昨天上午才從這條通道出去。那時他是一位風流倜儻的年輕港商。海藍色的英國護照上將他的身份填寫得清清楚楚：周國勳，32歲，香港恆通房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當時在五號入境口驗證的也是這位白衣小姐，當她遞還證件時還討好地問了句。「您需要幫忙嗎？」他搖搖頭，走出機場大廳，叫了輛豪華出租車，直奔市中心的富士山大飯店，住進了預定的1655號套房。
半小時後，當他鎖好房門正躺在寬大的浴缸中昏昏欲睡時，浴室的門被輕輕推開。一位裹著裘皮大衣的女人無聲無息地走進來，他很納悶，不知這個女人怎麼打開的房門。透過濛濛的霧氣，他一動不動地打量著來人的面孔。這是一個容貌嬌艷的日本少婦，一團濃濃的黑髮高高綰頭頂；鴨蛋形的臉上抹著厚厚的白粉；兩條細細的，齊齊的如同月牙般的眉毛下，一雙又圓又亮的眼睛含滿甜甜的笑意。他斷定這是一個「按摩女郎」或「應召藝妓」。在日本這是一種合法且很時髦的職業，許多高級飯店都設有這種刺激的「額外服務」。他正猶豫著是不是接受這種服務，女人卻先開口了：「你是個中國人？」她講得一口純熟的英語，不僅發音準確，甚至把語調中的失望和蔑視也表達得淋漓盡致，說著朝後退了兩步，似乎想轉身離去。
他彷彿被人狠抽了一耳光，臉上火辣辣一陣脹疼，心中突然湧起一股復仇的慾望，忍不住低低吼了聲中國話：「你他媽站住！」
女人仍笑瞇瞇地望著他，又用漢語慢慢說了句：「中國人。」
他像一隻被激怒的豹子再次跳出浴缸，朝女人當胸一記「黑虎掏心」拳，女人毫不慌亂，側身一閃，躲過雙拳，順勢甩掉裘皮大衣，露出一身米黃色的短裙，接著兩掌平伸，從左右朝他凌空劈下，他忙橫臂護擋，女人兩隻嬌小白皙的手掌彷彿兩塊堅硬的木板，砍得他雙臂又麻又痛，「媽的，這娘們兒還真有兩下功夫。」他再不敢大意，氣運丹田，拳腳相加，朝她劈頭蓋臉一陣猛打。幾番回合下來，女人漸漸有些招架不住，發團散落，粉面泛紅，腳下一滑，被他趁勢摁倒在濕漉漉的瓷面地板上。他凶狠地騎跨在她嬌小的身軀上，猛力撕開衣裙，卻驀然怔住：女人的身上紋著兩顆五星。這是「紅星軍」的標記，是他在日本期間的直接領導人。但奇怪的是女人用這種方式與他聯繫。
「你為什麼這樣？」他抓過微型手槍厲聲問。
女人急忙整好衣服，說：「我想讓你改變計劃。」
他有些疑惑地凝視著對方，顯然不太相信她會掌握自己這次神秘而神聖的使命，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女人瞭解自己的行動，但絕不是這個日本娘們兒。「你根本不知道我的計劃！」
「告訴你，這件事也有人找過我們，出價一千萬美元，可我沒答應，我希望你也能再好好想一想，別忘了，你還是個中國人。」
「放屁！」他暴怒地吼著，「正因為老子是中國人才要這樣幹！」他腦子裡倏地閃過一個念頭：既然她猜到了自己的行動計劃，那就不能再讓她活著出去，他垂下槍口，語氣平和地問：「我需要的貨帶來了嗎？」
女人用兩隻清澈如水的眼睛盯著他：「我再提醒你一句，美國人已經發現了這次行動，他們會採取嚴密的防範措施，也許你剛下飛機就被安全局或情報局的特工裝進國車。」
他神情漠然地擺弄著手槍：「謝謝你的提醒。」
女人仍有些不甘心地勸說道：「你如果留下來，我會保證你的安全。」
他用一種不容置辯的口吻催促道：「我希望你能按規矩辦事，請把貨交給我，你就滾吧。」
女人望著他點點頭：「你的兩眼充滿了仇恨和殺機，我不得不承認，他們選派你幹這件事非常正確。」她忽然轉身沖鑲嵌在牆上的一面大鏡子拍了拍手掌，蒙著一層水霧的玻璃鏡緩緩推開，露出一扇連接著另一所豪華套房的暗門，暗門邊站著兩名手持微型衝鋒鎗的彪形大漢，正虎視眈眈地盯著浴室。
他愕然地呆立著，一時竟不知所措。
女人從他手中奪過手槍，披上裘皮大衣，返身跨進暗門，扭過頭冷冷地說：「先生，你要的貨全在外面的箱子裡。我真誠地祝你成功，但我也真誠地告訴你我的感覺，你不像一個中國人，你也不可能成功，再見。」
高大的雙面玻璃鏡又悄無聲息地恢復了原狀。
當他返回臥室，果然見床上有一隻黑色硬殼皮箱，打開箱蓋，裡面放著一架索尼800M.K小型攝像機、一台漂亮的寶利來SX——70蘭德照像機、一套質料上乘的西服和一盒化妝品。在箱底的夾層處他抽出了一本日本護照、一張記者證和一張飛往華盛頓的機票。他取過那只外觀精美的攝像機捧在手中掂了掂。他知道他所需要的——準確地說是美國人需要的「聖誕禮物」，就裝在這架精緻的小玩意裡。他將利用這隻小巧的攝像機和這些證件完成一項神聖的使命，一件足以震動整個世界的「新聞」。
2
他本可以在東京停留兩天，可第二天一早，他便按計劃中的預定方案用特製的化妝品改變了自己的容貌，然後拎著皮箱離開大酒店的套房，急匆匆趕往機場。促使他匆忙離開的原因很簡單，也很複雜，他討厭別人的窺視，也憎惡這個國家。在這裡幾乎每時每刻都會喚起他記憶中的恥辱，都會使他感到一種強烈的自卑。那個日本娘們兒說得對，從根子上說他不是一個中國人，或者說算不上一個純種的中國人。在他的血管裡流淌著大和民族的血液，在他身上也幾乎到處都能發現日本人的特徵：身材矮小，四肢粗壯，大腦門，圓鼻頭，高顴骨，小眼睛。他很奇怪自己為什麼一點也不像母親。在他的記憶中，他的母親很美，稱得上是一個典型的蘇杭美女，正因為她有一副迷人的美貌，在當年那場令人毛骨悚然的南京大屠殺中才倖免一死。把母親救下來的是一個日本大住。當兩名日本士兵把他母親架到日本大住面前時，大佐已用指揮刀砍了三十七個中國人。
「血糊糊的東洋刀在頭頂上停了半晌，可楞沒往下砍。」多年後，母親仍膽戰心驚地向他講述著當時的情景。
懸在半空的指揮刀在陽光下閃著刺眼的寒光，一股濃濃的鮮血順著刀鋒緩緩地滾淌下來，正滴落在母親蒼白恐懼的臉上，又熱又粘還帶著一絲淡淡的腥味。大位猛然後退半步，盯著跪在腳旁的女人抿嘴一樂，抖動雙腕，長長的刀身畫了個漂亮的弧形呼嘯著落下來，削去母親的衣襟。「花姑娘，大大的好！皇軍日古日古地！」
已經嚇得昏死過去的母親競奇跡般地活了下來，被兩名日本士兵押到了大佐的住處，當了一名女傭。
十個月後，母親生下了他。這時大佐已率部轉戰他方，杳無音訊……
母親是在鬼子投降那年同後來成為他父親的守門人結的婚。他小學畢業時，已經是四個弟妹的哥哥了。雖然家境貧寒，他卻有幸進入一所英國人辦的教會學校。由於他學習刻苦，成績優異，特別是英語每次考試都名列前茅，英國神父曾想把他送到倫敦的皇家學院深造，但繼父不答應，母親也不捨得。在他們看來洋文學得再好也不能頂飯吃，更不能掙錢花。為了給貧困的家庭減輕點負擔，增加點收入，他只好輟學。先背著破麻袋，拎著鐵扒子走街串巷拾破爛，後來又進了繼父守門的那家工廠當了一名學徒工。儘管沒人知道他母親的遭遇，也沒人瞭解他的身世，但父母卑微的職業使他時時感到一種被人歧視和嘲弄的恥辱。他從小就仇視那些趾高氣揚的權貴子弟，更仇視那些容光煥發的當權者，甚至仇視整個社會。他渴望有一天能把這令人厭恨的世道打得稀爛。
這一天還真讓他等到了。
1966年盛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一夜之間，他由一名微不足道的翻砂工一躍成為威風凜凜的「造反司令」。戴著鮮紅的袖標，舉著火紅的大旗，高呼著「造反有理」等最高指示，把廠長、書記統統拉上批鬥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他們的老婆孩子統統趕出豪華的住宅，讓這些權貴們的公子小姐也走街串巷去掃廁所。去嘗嘗做下等人的滋味。他以高昂的革命激情不知疲倦、夜以繼日地帶領造反戰士張貼大字報，召開批鬥大會，查抄黑幫分子的老窩，砸毀一切被認為是「封資修」的東西。他像一個復仇的勇士，一隻衝出囚籠的猛虎，盡情宣洩著多年淤積在胸中的憤恨，他可以毫不猶豫地揮著墨筆在幣長肥胖的臉上打叉，握著剪刀把市委書記花白的腦袋剪成標準的陰陽頭，他可以坦然自若地在市委大樓的會議廳裡睡覺喝酒，同王洪文、陳阿大等風雲人物坐在主席台上談笑風生，慷慨陳詞。在王洪文指揮的攻打柴油機廠保皇派的戰鬥中，他率領「工總司」的敢死隊冒著槍林彈雨奮勇衝殺，子彈把腿肚子穿個大洞仍不肯下火線，被張春橋稱為「紅色政權的鋼鐵衛士」，由王洪文介紹入黨，並受到文革旗手江青的親切接見。使他終身難忘的是在他三十歲生日那天，經王洪文作媒，他在錦江飯店同一位漂亮的芭蕾舞演員舉行了隆重的婚禮。三個月後，妻子便為他生下一個白胖胖的女兒，三十得子，仕途得志。面對命運之神灑下的燦爛光環，他真誠感謝嶄新的時代，他幾乎每天都用發自肺腑的聲音哼唱著那支曾響徹神州大地的頌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就是好！……」
如果文化大革命真像他歌頌的那樣繼續好下去，那他的前程將光芒萬丈，無法估量，他必將成為時代的英雄，他的名字必將載入史冊。但歷史並沒按他的意願走下去。「四人幫」垮臺了！
當他得到這個不幸的消息時，他正在非洲叢林中的一個訓練營地。離開家人和祖國已經一年多了，他之所以會到這裡來，完全是由於王洪文的信任和器重。一年多以前，已升為黨中央副主席的「工總司總司令」把他叫到北京，告訴他經最高統帥批准要在全國組建一支強大的武裝警察部隊。「我早看透了，」年輕的副主席一邊喝著酒一邊激奮地說：「軍隊靠不住。那幫老帥呀，老將啊，根本不聽我的。要保江山，要幹大事，我們必須要有自己的槍桿子，等把這支武裝警察的隊伍拉起來，我還當總司令，你當特警部長。在咱們這幫子人中，就你會咕嚕外國話，當年蔣介石有戴笠，斯大林有捷爾任斯基，你就是我的戴笠和捷爾任斯基。」
為了不辜負黨中央副主席的厚望，按照王洪文的指示，他親自帶領一批精心挑選的骨幹到國外學習培訓。他們先後考察了好幾個世界聞名的「革命組織」，如「黑九月」、「紅色旅」、「赤衛軍」等，向這些專門從事紅色恐怖的勇士們學習密碼通訊、跟蹤竊聽、槍擊爆炸、暗殺綁架。就在他學滿業就，準備回國大顯身手之際，「四人幫」卻垮臺了，「總司令」成了階下囚，他的「特警部長」自然也就成了黃粱一夢。不久，國內發來急電，要求他立即回國，另有任務。他什麼也沒說，把帶出來的那些骨幹全部送上飛機，自己卻撕了機票淹沒在異國他鄉的茫茫人海。他明白回國後等待自己的將是什麼命運。他不是傻瓜，也不會幹飛蛾投火的蠢事。幾天後，他輾轉來到波恩，找到了梅茵霍芙集團的首領巴德爾，懇求加入這個組織。巴德爾是法蘭克福大學的一名歷史教授，1968年他和情人梅茵霍芙煽動一夥狂熱的大學生組建了一支革命組織「青年近衛軍」，聲稱要用暴力摧毀資本主義。他們摧毀的第一個目標竟是梅茵霍芙的丈夫，「新左翼」雜誌《混凝土》的主編邁克米·鮑曼。長著一雙栗色大眼睛的梅茵霍芙親自帶領十名「近衛軍戰士」衝進自己的家，砸爛了所有陳設，用大鐵釘將丈夫倒釘在牆上，用鮮血洗手宣誓，並把這一殘殺過程拍成錄相帶寄給電視台。接著，他們又用同樣的手段在三天之內暗殺了兩個財團要人和一名政府高級官員。這一連串恐怖事件使梅茵霍芙和巴德爾名聲大震，很快就成為西德乃至整個歐洲的新聞人物，也成為警察通緝追捕的要犯。許多報紙電台不厭其煩地連篇累牘報道著他們的行蹤和秘史。尤其是年輕漂亮的梅茵霍芙更是記者們追蹤採訪的熱點。她的全名叫烏麗克·梅茵霍芙，是一個有著愛爾蘭血統的工程師的女兒。她不僅容貌美麗，秉賦也極高，通古博今，能寫善辯，24歲便成為法蘭克福大學一名出色的講師和頗有名氣的自由撰稿人。她認為只有在肉體上徹底消滅資產階級才能摧毀不公平的資本主義制度。她近乎瘋狂地採取了一系列恐怖行動，在全國製造了一起起駭人聽聞的暗殺事件。1976年8月，梅茵霍芙在執行一項特殊任務時被炸身亡。她死後，巴德爾及其同夥在德黑蘭為她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前來給她送殯的人竟多達數萬。為了紀念她，巴德爾將「青年近衛軍」改名為「梅茵霍芙戰鬥兵團」。
作為王洪文選任的「特警部長」，他對這個組織自然不會一無所知。在出國考察學習期間，他曾兩次趕到波恩同巴德爾秘密會晤，他不僅觀看了大量記錄該組織恐怖行動的錄相帶，還參觀了他們製造「斯大林糖丸」的秘密據點。這是一種外形像巧克力豆一樣的微型炸彈，如果吞進肚子裡，在三天後仍可以引爆，其威力絕不亞於一顆重型炸彈。他很欣賞梅茵霍芙戰鬥兵團這種視死如歸的獻身精神和殘酷無情的規矩。但他絕沒想到自己有一天也會成為這個組織的一員，也許正是這種精神和規矩才使他毅然投奔巴德爾。
「你是我親密的朋友，我真誠地歡迎你的到來。」巴德爾微笑道：「不過，你也知道我們的規矩。」
他冷冷地望著對方：「說吧，讓我什麼時候行動？」
一當然是越快越好，我相信這種考驗對你來說是一種非常簡便的手續。」巴德爾遞給他一杯香檳酒：「祝你成功。」
他把酒杯放下，轉身出門。
一小時後，他神色坦然地返回巴德爾的辦公室，伸出被鮮血染紅的雙手晃了晃，端起酒杯慢慢品嚐著。
巴德爾疑惑地望著他：「但願為你洗手的不是一名流浪漢。」
他起身擰開電視機，屏幕上的女播音員正用微微顫抖的聲音播發一條新聞：「……30分鐘前，在馬尼拉大街聖保羅歌劇院前發生一起謀殺案。著名的社會活動家、56歲的人民黨參議員沃爾斯攜夫人看完演出走出劇院時，被混在人群中的一個不明身份的男子開槍打死。據目擊者證實，兇手是一名矮個子的亞洲人，他用沃爾斯的鮮血洗過手才逃離現場，由此可以斷定此人是梅茵霍芙集團的成員，目前警方正追捕兇犯……」
巴德爾滿意地重新為他的杯中斟滿酒。
他把三根沾滿鮮血的手指伸進杯中攬了攪，碧清的酒液頃刻變得一團殷紅。
巴德爾又神情肅穆地遞給他一張梅茵霍芙的照片：「朋友，祝賀你成為我們大家庭中的一名新兄弟。」
「謝謝。」他接過照片，裝進貼身的衣兜，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從此，他便開始了一種動盪、刺激和充滿血腥味的「革命生涯」。他就像一隻孤獨、殘忍、充滿復仇慾望的野狼四處遊蕩，尋找著一切可以宣洩仇恨的目標。在奧格斯堡繁華的大街上他和梅茵霍芙集團的弟兄們綁架了工業巨頭漢斯·馬丁·施萊葉，當場打死四名保鏢，在和警察玩了43天「捉迷藏遊戲」後，又將施萊葉開膛洗手；在羅馬的光天化日之下，他配合「紅色旅」的戰士綁架了由眾多保鏢護衛的意大利前總理阿爾多·莫羅，隨後又同追捕的警察打了五十五天的「城市游擊戰」，才用五十五發衝鋒鎗子彈把瘦小的莫羅打成一團肉泥；在馬德里和開羅，他參加了暗殺西班牙和約巴總理的行動；在危地馬拉和蘇丹，在墨西哥和奧地利，也都留下了他的戰績。正是靠著這些輝煌的戰績，他贏得了傲慢的白種人的敬畏，很快成為梅茵霍芙大家庭中一位舉足輕重的核心人物。但他不管走到哪裡，不管在什麼時候，都沒忘記自己的身份和使命，都在密切關注著國內的形勢和家人的命運。可他得到的總是一些令人沮喪的消息：昔日一同造反起家的戰友紛紛被罷官撤職、被捕人獄；原先批倒斗臭的「反動權威」「走資派」又紛紛捲土重來，上台掌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被徹底否定，「四人幫」將要被押上法庭公開審判。他的家人也失去了往日的輝煌，被從豪華的住宅中驅趕出來，又搬回到破爛的大雜院裡的小平房；年邁的母親難以承受厄運的打擊自殺身亡；嬌小的妻子雖然宣佈和他劃清界線並辦理了離婚手續，卻仍然被芭蕾舞團開除，到一家做鞋墊的街道工廠掙錢餬口；幼小的女兒呢，也一定早已離開那所優越的上等學校，在人們的嘲諷辱罵中到處流浪……這些消息，這些情景，像一隻無形的大手在撕扯著他的心，使他疼得發抖，恨得發狂。他完全成了一個無國無家的浪人。悲哀和絕望，越發加劇了他的瘋狂的仇恨，他明白給自己帶來這些災難，把自己推人這種絕境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他所熟悉的和憎恨的「中國最大的走資派」。他無論如何也沒想到，這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兩次打倒的「頭號走資派」，竟然很快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隨著時間的推移，仇恨的加劇，他復仇的念頭也越來越強烈，他認為這是歷史賦予他的一項責無旁貸的神聖使命。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這項使命，他曾幾次想潛回國內並精心設計了幾種行動方案，但都被巴德爾阻止了：「你這樣干只能是去送死。」
「我就是準備用生命去挽回我失去的革命榮譽。」他忿忿地咬牙切齒地說。他確實沒考慮自己的安危，死對他已變得並不十分可怕。這個時機終於讓他等到了。
3
那是聖誕節前的一天下午，他陪同巴德爾到漢堡一家五星級大酒店會見一位客人。這是個五十多歲的伊朗人，講著一口不太流利的英語，自稱是中東拉霍曼石油公司副總裁。
「我的一個美國朋友想購買一件聖誕禮物」。副總裁將肥胖的食指和拇指彎成一個圓圈：「俄羅斯大雪茄。」
「什麼價？」巴德爾冷冷地問。
「100萬美元。」伊朗人晃動著兩根粗大的套著藍寶石戒指的手指，「先付50萬定金，貸送到後再付50萬。」
巴德爾眼睛一亮，逼視著對方：「我想知道你們的目標是誰？」
「有這個必要嗎？」
「你要明白，梅茵霍芙的戰士決不是為了金錢而戰。」
伊朗人沉吟稍許，微笑著將一本畫報遞給歷史學教授，畫報的封面上是只色彩斑斕的猛虎。
巴德爾不解地皺皺眉：「這是什麼？」
「迪姆虎，東方的百獸之王。」
「我不喜歡兜圈子。」
伊朗人不放心地望了望坐在一旁的矮個子中國人，欲言又止。
巴德爾衝他晃了一下腦袋，他知趣地起身退出去。
儘管他沒聽到巴德爾和那個伊朗人的密談，但他已猜到這是一筆什麼樣的生意。
當天晚上，巴德爾便召集梅茵霍芙戰鬥兵團的核心成員舉行輪盤儀式。這是在執行特別絕密和重大的行動之前選擇敢死隊員的一種方式。九名男女圍坐在一隻巨大的輪盤旁，人人神情肅穆而木然，米黃色的輪盤中心放著一顆褐色的橢圓形膠丸，這就是令文明世界聞風喪膽的「期大林糖丸」。一根長長的紅色指針凶狠地指向四周依次寫著的9個號碼，當轉動的輪盤停下後紅針指向某個號碼時，這個號碼的主人便是這次任務的執行者。當初梅茵霍芙就是這樣被指定去謀殺來西德訪問的美國總統的，不幸的是她尚未接近目標就被機智的特工發現而遭逮捕，她只好在獄中引發了吞進肚子裡的「斯大林糖丸」自殺身亡。
他的號碼是「7」，一個不吉祥的數字。
巴德爾先領著眾人宣讀過誓詞，然後雙手抓住輪盤邊沿猛力推動。輪盤「呼呼」旋轉著掀起一股涼風，九個人的眼睛都死死地盯著那根猩紅的指針。
輪盤漸漸慢了下來，終於穩穩地停住了，指針鋒利的箭頭狠狠地刺向「6」號。
跪坐在他身邊的金髮女郎突然驚懼地喊了聲：「不！——」
巴德爾冷冷地逼視著她：「怎麼，你膽怯了？」
女郎臉色蒼白地搖搖頭：「不，我……我……」
他輕輕推了一下輪盤，讓紅色的指針指向「7」。
眾人都愕然地望著他。
他淡然一笑：「上帝說，這四輪到我了。」
巴德爾用審視的目光盯了他好一會，朝眾人揮了揮手，說：「那我們就尊重上帝的意志吧。」
落選的核心成員紛紛起身退去。
屋子裡只剩下他和巴德爾。
他仍盤腿坐在輪盤旁，這種坐姿是他從小練出來的，可以一動不動坐一兩個小時。
巴德爾神色鄭重地開始交待任務：「上帝的感覺是對的，這次行動你是最合適的人選，也只有你能完成這項使命，但我不能強迫你，梅茵霍芙需要和倡導的是自願的獻身精神。」
「為了偉大事業我時刻準備獻身。」他莊嚴地回答。
巴德爾點點頭：「對，我非常瞭解你這一點，你簡直無法想像這次行動有多麼重要。」
他平靜地笑笑：「我知道。」
巴德爾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揮動著手臂大聲說：「不！你不可能知道，迪姆虎！懂嗎？我們要消滅的目標是迪姆虎！」
他又淡淡地重複一句：「我知道。」
巴德爾有些不相信地打量著他：「怎麼？你全知道？」
他從輪盤中心捏起那顆「斯大林糖丸」，舉到眼前細細端詳著，慢悠悠地說：「如果我不知道迪姆虎是誰，我是不會這樣做的。」
巴德爾似有所悟地「哦」了一聲：「既然如此，那我就沒必要講那麼多了，但我應該坦率地告訴你，美國人也安排了一個『刺殺迪姆虎計劃』。為了實行這個計劃，他們需要我們幫助購買一件『俄羅斯雪茄』，並為此替我們辦好了一切入境手續。」
他不屑地用鼻子哼了一聲：「美國人絕不是迪姆虎的對手。」
巴德爾做了個贊同的手勢：「是的，他們的刺殺計劃決不會成功，要消滅迪姆虎，只有靠我們梅茵霍芙兵團的勇士。所以我決定採取這次行動，利用美國人做掩護。當然，我這樣做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你——準確地說是為了你的祖國和親人。」
他真誠地朝對方彎彎腰：「謝謝你做出的這個決定。」
巴德爾擺擺手，繼續說道：「有山姆大叔的保護你會非常安全地進入美國，然後就按我們設計的方案單獨行動。」
他把「斯大林糖丸」裝入衣兜，「我知道該怎麼幹。」
巴德爾又親切地笑了笑：「你一定會成功的，談談價錢吧，10萬怎麼樣？」
他搖搖頭。
「15萬。」
他仍搖搖頭。
「20萬，你報個價吧，只要成功，我全滿足你。」
他苦澀地一笑：「錢對我來說已沒什麼用處了。」
第二天下午，巴德爾領著一個滿臉大鬍子的英國人走進他的房間。巴德爾介紹說英國人叫約翰遜·霍普金斯，是一位著名的整形外科醫生，他們帶來了兩隻裹著紅絲絨的小木匣和一紙袋照片。
他知道他們來幹什麼，禮節性地握握手，便不聲不響地翻閱著照片：這些照片全是從不同角度拍攝的一個戴眼鏡的中國人，有正面的，側面的，有全身的，半身的，還有幾張背影的。他覺得照片上的人很像自己：小眼睛，高顴骨，大腦門，厚嘴唇。
巴德爾得意地說：這是剛從中國發來的傳真照片，據權威人士的情報，這將是一個最有可能接近目標的人。他不得不佩服巴德爾的狡詐和能量，這個傢伙竟然把手伸進了中國的心臟，這樣快就得到了如此重要和準確的情報。當然，他可能只是一個二道販子，真正的大老闆仍躲在幕後。其實，他對巴德爾「這次行動完全是一種革命道義」的說法從來就沒相信過。他很明白這位「左派領袖」既沒如此雄心，也沒如此覺悟，他這樣做一定是同某些人談成了一筆交易，和誰呢？那個拉霍曼石油公司總裁？不，那個老人說得很清楚，他只需要一件「俄羅斯雪茄」？巴德爾完全是利用美國人作掩護，真正的僱主顯然不在華盛頓的白宮，極有可能來自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不過對這些「秘密」他不願多想，也不願打聽，只要知道迪姆虎是誰這就足夠了。
約翰遜醫生打開木匣，取出兩個和真人一樣大小的頭模擺在茶几上。他一眼就認出來，一個是自己的腦袋。另一個是照片上那個人的頭顱，模型做得驚人的逼真，輪廓、膚色、頭髮、眼睛、鼻子、耳朵，都惟妙惟肖，酷似真人。
「我這是嚴格按電腦計算的比例制做的，絕對不會出一絲一毫的誤差。」外科醫生在兩個頭模間不停地指點著，自豪地說：「其實這很簡單，我只要在你的鼻子和下巴加點東西，再把顴骨削低點，頭髮染成灰白色，然後戴上一副眼睛，我敢向上帝擔保，你就是吻他的妻子，也不會遭到拒絕。」
他輕輕撫摩著自己的頭型，「很好，開始吧。」
幾天後，當大鬍子英國醫生解下他臉上的繃帶時，儘管他早已有了心理準備，仍被鏡子中自己的容貌驚呆了。整型手術做得很成功，整個面部沒有留下一絲傷痕，直到這時他才突然意識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已經不復存在了，他現在只是一個替身，心頭不免生出幾許惆悵，幾許悲哀。
「怎麼樣？還滿意吧？」高大的整形專家微笑著問。
「謝謝，非常精緻，」他用一根手指在陌生的臉頰上小心翼翼地划動著，「不過，這個地方似乎應該再修整一下。」
「哪裡？」英國醫生俯下花白的腦袋尋找著，伸長的脖頸上隆起一條條像小蚯蚓似的青筋。
他握起拆剪繃帶的長刃手術剪，朝伸到面前的那根佈滿皺紋和毛孔的喉管狠力剪去。只聽「卡嚓」一聲，一股腥熱的血漿噴了他一臉，整形專家笨重的軀體抽搐著倒在他的腳下，嘴裡仍叨念著什麼。「對不起，」他抹了一把臉上的血水，有些歉意地彎腰幫死去的英國醫生合上瞪圓的雙眼。他必須這樣做，他精心設計的行動計劃除了巴德爾之外，絕不允許有第二個人知道。
可當他成為平谷三九郎即將離開東京機場時，那種壯懷激烈的豪情連同他原先的名字和身份一同消失了。站在滾動的電梯上，他耳邊又響起「紅星軍」女首領那帶著嘲諷和蔑視的話語：「你不像一個中國人，你也不可能成功。」這聲音攪得他心煩意亂，也使他惶惑不安。「這個女巫式的娘們兒，怎麼知道我不是純種的中國人？她又怎麼敢斷定我不可能成功？莫非真如她說的那樣美國人已經掌握了這次秘密行動？不，不會！她只是一種試探，一種猜測，或者是她為拯救迪姆虎玩的一種手段，一種計謀。」他在心中寬慰著自己，同時也生出一絲思戀之情。
幾分鐘後，龐大的麥道M——28客機呼嘯著衝上藍天，載著一個叫平谷三九郎的記者和兩百多名乘客向大洋彼岸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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