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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文章


  我雖然在寫小說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論。近來忽然覺得有些話要說,就寫在下 面。

  我以為文學理論是出在文學作品之後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恐怕也是如此。倘 要提高作者的自覺,則從作品中汲取理論,而以之為作品的再生產的衡量,自然是有益處 的。但在這樣衡量之際,須得記住在文學的發展過程中作品與理論乃如馬之兩驂,或前或 後,互相推進。理論並非高高坐在上面,手執鞭子的御者。

  現在似乎是文學作品貧乏,理論也貧乏。我發現弄文學的人向來是注重人生飛揚的一 面,而忽視人生安穩的一面。其實,後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們多是注重人生的斗 爭,而忽略和諧的一面。其實,人是為了要求和諧的一面才鬥爭的。

  強調人生飛揚的一面,多少有點超人的氣質。超人是生在一個時代裡的。而人生安穩的 一面則有著永恆的意味,雖然這種安穩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時候就要破壞一次,但 仍然是永恆的。它存在於一切時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說是婦人性。

  文學史上素樸地歌詠人生的安穩的作品很少,倒是強調人生的飛揚的作品多,但好的作 品,還是在於它是以人生的安穩做底子來描寫人生的飛揚的。沒有這底子,飛揚只能是浮 沫,許多強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興奮,不能予人以啟示,就是失敗在不知道把握這底子。

  鬥爭是動人的,因為它是強大的,而同時是酸楚的。鬥爭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諧,尋求著 新的和諧。倘使為鬥爭而鬥爭,便缺少回味,寫了出來也不能成為好的作品。我發覺許多作 品裡力的成份大於美的成份。力是快樂的,美卻是悲哀的,兩者不能獨立存在。「死生契 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詩,然而它的人生態度又是何等肯定。 我不喜歡壯烈。我是喜歡悲壯,更喜歡蒼涼。壯烈只有力,沒有美,似乎缺乏人性。悲壯則 如大紅大綠的配色,是一種強烈的對照。但它的刺激性還是大於啟發性。蒼涼之所以有更深 長的回味,就因為它像蔥綠配桃紅,是一種參差的對照。

  我喜歡參差的對照的寫法,因為它是較近事實的。《傾城之戀》裡,從腐舊的家庭裡走 出來的流蘇,香港之戰的洗禮並不曾將她感化成為革命女性;香港之戰影響范柳原,使他轉 向平實的生活,終於結婚了,但結婚並不使他變為聖人,完全放棄往日的生活習慣與作風。 因之柳原與流蘇的結局,雖然多少是健康的,仍舊是庸俗;就事論事,他們也只能如此極端 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麼沉重,不容那麼容易就大徹大悟。這些年來,人 類到底也這麼生活了下來,可見瘋狂是瘋狂,還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說裡,除了《金鎖 記》裡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他們不是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 因為他們雖然不徹底,但究竟是認真的。他們沒有悲壯,只有蒼涼。悲壯是一種完成,而蒼 涼則是一種啟示。

  我知道人們急於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來滿足自己都好。他們對於僅僅是啟示,似 乎不耐煩。但我還是只能這樣寫。我以為這樣寫是更真實的。我知道我的作品裡缺少力,但 既然是個寫小說的,就只能盡量表現小說裡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們創造出力來。而且我相 信,他們雖然不過是軟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時代 的總量。

  這時代,舊的東西在崩壞,新的在滋長中。但在時代的高潮來到之前,斬釘截鐵的事物 不過是例外。人們只是感覺日常的一切都有點兒不對,不對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於一個 時代裡的,可是這時代卻在影子似地沉沒下去,人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為要證實自己的存 在,抓住一點真實的,最基本的東西,不能不求助於古老的記憶,人類在一切時代之中生活 過的記憶,這比了望將來要更明晰、親切。於是他對於周圍的現實發生了一種奇異的感覺, 疑心這是個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陰暗而明亮的。回憶與現實之間時時發現尷尬的不和諧, 因而產生了鄭重而輕微的騷動,認真而未有名目的鬥爭。

  、MichaelAngelo的一個未完工的石像,題名「黎明」的,只是一個粗糙 的人形,面目都不清楚,卻正是大氣磅礡的,象徵一個將要到的新時代。倘若現在也有那樣 的作品,自然是使人神往的,可是沒有,也不能有,因為人們還不能掙脫時代的夢魘。

  我寫作的題材便是這麼一個時代,我以為用參差的對照的手法是比較適宜的。我用這手 法描寫人類在一切時代之中生活下來的記憶,而以此給予周圍的現實一個啟示。我存著這個 心,可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一般所說「時代的紀念碑」那樣的作品,我是寫不出來的,也 不打算嘗試,因為現在似乎還沒有這樣集中的客觀題材。我甚至只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 我的作品裡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 樸,也更放恣的。戰爭與革命,由於事件本身的性質,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 切,而描寫戰爭與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敗在技術的成份大於藝術的成份。和戀愛的放恣相 比,戰爭是被驅使的,而革命則有時候多少有點強迫自己。真的革命與革命的戰爭,在情調 上我想應當和戀愛是近親,和戀愛一樣是放恣的滲透於人生的全面,而對於自己是和諧。

  我喜歡素樸,可是我只能從描寫現代人的機智與裝飾中去襯出人生的素樸的底子。因此 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過於華靡。但我以為用《舊約》那樣單純的寫法是做不通的,托爾斯 泰晚年就是被這個犧牲了。我也並不贊成唯美派。但我以為唯美派的缺點不在於它的美,而 在於它的美沒有底子。溪澗之水的浪花是輕佻的,但倘是海水,則看來雖似一般的微波粼 粼,也仍然飽蓄著洪濤大浪的氣象的。美的東西不一定偉大,但偉大的東西總是美的。只是 我不把虛偽與真實寫成強烈的對照,卻是用參差的對照的手法寫出現代人的虛偽之中有真 實,浮華之中有素樸,因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流連忘返了。雖然如此,我還是保 持我的作風,只是自己慚愧寫得不到家,而我也不過是一個文學的習作者。

  我的作品,舊派的人看了覺得還輕鬆,可是嫌它不夠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覺得還有些意 思,可是嫌它不夠嚴肅。但我只能做到這樣,而且自信也並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夠寫得 真實些。

  還有,因為我用的是參差的對照的寫法,不喜歡採取善與惡,靈與肉的斬釘截鐵的衝突 那種古典的寫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時候欠分明。但我以為,文學的主題論或者是可以改進一 下。寫小說應當是個故事,讓故事自身去說明,比擬定了主題去編故事要好些。許多留到現 在的偉大作品,原來的主題往往不再被讀者注意,因為事過境遷之後,原來的主題早已不使 我們感覺興趣,倒是隨時從故事本身發現了新的啟示,使那作品成為永生的。就說《戰爭與 和平》吧,托爾斯泰原來是想歸結到當時流行的一種宗教團體的人生態度的,結果卻是故事 自身的展開戰勝了預定的主題。這作品修改七次之多,每次修改都使預定的主題受到了懲 罰。終於剩下來的主題只佔插話的地位,而且是全書中安放得最不舒服的部分,但也沒有新 的主題去代替它。因此寫成之後,托爾斯泰自己還覺得若有所失。和《復活》比較,《戰爭 與和平》的主題果然是很模糊的,但後者仍然是更偉大的作品。至今我們讀它,仍然一寸寸 都是活的。現代文學作品和過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這一點上,不再那麼強調主題,卻 是讓故事自身給它所能給的,而讓讀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連環套》就是這樣子寫下來 的,現在也還在繼續寫下去。在那作品裡,欠注意到主題是真,但我希望這故事本身有人喜 歡。我的本意很簡單:既然有這樣的事情,我就來描寫它。現代人多是疲倦的,現代婚姻制 度又是不合理的。所以有沉默的夫妻關係,有怕致負責,但求輕鬆一下的高等調情,有回復 到動物的性慾的嫖妓——但仍然是動物式的人,不是動物,所以比動物更為可怖。還有便是 姘居,姘居不像夫妻關係的鄭重,但比高等調情更負責任,比嫖妓又是更人性的,走極端的 人究竟不多,所以姘居在今日成了很普遍的現象。營姘居生活的男人的社會地位,大概是中 等或中等以下,倒是勤勤儉儉在過日子的。他們不敢太放肆,卻也不那麼拘謹得無聊。他們 需要活潑的,著實的男女關係,這正是和他們其他方面生活的活潑而著實相適應的。他們需 要有女人替他們照顧家庭,所以,他們對於女人倒也並不那麼病態。《連環套》裡的雅赫雅 不過是個中等的綢緞店主,得自己上櫃台去的。如果霓喜能夠同他相安無事,不難一直相安 下去,白頭偕老也無不可。他們同居生活的失敗是由於霓喜本身性格上的缺陷。她的第二個 男人竇堯芳是個規模較好的藥材店主,也還是沒有大資本家的氣派的。和霓喜姘居過的小官 吏,也不過僅僅沾著點官氣而已。他們對霓喜並沒有任何特殊心理,相互之間還是人與人的 關係,有著某種真情,原是不足為異的。

  姘居的女人呢,她們的原來地位總比男人還要低些,但多是些有著潑辣的生命力的。她 們對男人具有一種魅惑力,但那是健康的女人的魅惑力。因為倘使過於病態,便不合那些男 人的需要。她們也操作,也吃醋爭風打架,可以很野蠻,但不歇斯底里。她們只有一宗不足 處:就是她們的地位始終是不確定的。疑忌與自危使她們漸漸變成自私者。

  這種姘居生活中國比外國更多,但還沒有人認真拿它寫過,鴛鴦蝴蝶派文人看看他們不 夠才子佳人的多情,新式文人又嫌他們既不像愛,又不像嫖,不夠健康,又不夠病態,缺乏 主題的明朗性。

  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動的是霓喜對於物質生活的單純的愛,而這物質生活卻需要隨時下 死勁去抓住。她要男性的愛,同時也要安全,可是不能兼顧,每致人財兩空。結果她覺得什 麼都靠不住,還是投資在兒女身上,囤積了一點人力——最無人道的囤積。

  霓喜並非沒有感情的,對於這個世界她要愛而愛不進去。但她並非完全沒有得到愛,不 過只是摭食人家的殘羹冷炙,如杜甫詩裡說:「殘羹與冷炙,到處潛酸辛。」但她究竟是個 健康的女人,不至於淪為乞兒相。她倒像是在貪婪地嚼著大量的搾過油的豆餅,雖然依恃著 她的體質,而豆餅裡也多少有著滋養,但終於不免吃傷了脾胃。而且,人吃畜生的飼料,到 底是悲愴的。

  至於《連環套》裡有許多地方襲用舊小說的詞句——五十年前的廣東人與外國人,語氣 像《金瓶梅》中的人物;賽珍珠小說中的中國人,說話帶有英國舊文學氣息,同屬遷就的借 用,原是不足為訓的。我當初的用意是這樣:寫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氣氛的香港,已經隔有 相當的距離;五十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重時間上的距離,因此特地採用一種過了時的辭彙 來代表這雙重距離。有時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過分了。我想將來是可以改掉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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