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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回是「多數」的把戲

  《現代評論》五五期《閒話》的末一段是根據了女大學生的宣言〔2〕,說女師 大學生只有二十個,別的都已進了女大,就深悔從前受了「某種報紙的催眠」。幸 而見了宣言,這才省悟過來了,於是發問道:「要是二百人(按據雲這是未解散前 的數目)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樣?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樣?難道 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招了幾個新生也去恢復麼?我們不免要奇怪那維持會維持的究竟 是誰呢?他們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3〕這當然要為夏間並不維持女師大而現在 則出而維持「公理」的陳源教授所不解的。我雖然是女師大維持會的一個委員,但 也知道別一種可解的辦法——
  二十人都往多的一邊跑,維持會早該趨奉章士釗!
  我也是「四五十歲的人愛說四五歲的孩子話」〔4〕,而且愛學奴才話的,所以 所說的也許是笑話。但是既經說開,索性再說幾句罷:要是二百人中有二百另一人 入了女大便怎樣?要是維持會員也都入了女大便怎樣?要是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 而剩下的一個人偏不要維持便怎樣?……
  我想這些妙問,大概是無人能答的。這實在問得太離奇,雖是四五歲的孩子也 不至於此,——我們不要小覷了孩子。
  人也許能受「某種報紙的催眠」,但也因人而異,「某君」只限於「某種」; 即如我,就決不受《現代評論》或「女大學生某次宣言」的催眠。假如,倘使我看 了《閒話》之後,便撫心自問:「要是二百人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樣?
  ……維持會維持的究竟是誰呢?……」那可真要連自己也奇怪起來,立刻對章 士釗的木主〔5〕肅然起敬了。但幸而連陳源教授所據為典要的《女大學生二次宣言》 也還說有二十人,所以我也正不必有什麼「杞天之慮」。
  記得「公理」時代(可惜這黃金時代竟消失得那麼快),不是有人說解散女師 大的是章士釗,女大乃另外設立,所以石駙馬大街的校址是不該歸還的麼?自然, 或者也可以這樣說。但我卻沒有被其催眠,反覺得這道理比滿洲人所說的「亡明者 闖賊也,我大清天下,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6〕的話還可笑。從表面上看 起來,滿人的話,倒還算順理成章,不過也只能騙順民,不能騙遺民和逆民,因為 他們知道此中的底細。我不聰明,本也很可以相信的,然而竟不被騙者,因為幸而 目睹了十四年前的革命,自己又是中國人。
  然而「要是」女師大學生竟一百九十九人都入了女大,又怎樣呢?其實,「要 是」章士釗再做半年總長,或者他的走狗們作起祟來,宗帽胡同的學生縱不至於 「都入了女大」,但可以被迫脅到只剩一個或不剩一個,也正是意中事。陳源教授 畢竟是「通品」〔7〕,雖是理想也未始沒有實現的可能。那麼,怎麼辦呢?我想, 維持。那麼,「目的究竟是什麼呢?」我想,就用一句《閒話》來答覆:「代被群 眾專制所壓迫者說幾句公平話」。
  可惜正如「公理」的忽隱忽現一樣,「少數」的時價也四季不同的。楊蔭榆時 候多數不該「壓迫」少數,現在是少數應該服從多數了。〔8〕你說多數是不錯的麼, 可是俄國的多數主義現在也還叫作過激黨,為大英,大日本和咱們中華民國的紳士 們所「深惡而痛絕之」。這真要令我莫名其妙。或者「暴民」是雖然多數,也得算 作例外的罷。
  「要是」帝國主義者搶去了中國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們便怎樣?別的 都歸了強國了,少數的土地,還要維持麼?!
  明亡以後,一點土地也沒有了,卻還有竄身海外,志在恢復的人〔9〕。凡這些, 從現在的「通品」看來,大約都是謬種,應該派「在德國手格盜匪數人」〔10〕, 立功海外的英雄劉百昭去剿滅他們的罷。
  「要是」真如陳源教授所言,女師大學生只有二十了呢?
  但是究竟還有二十人。這足可使在章士釗門下暗作走狗而臉皮還不十分厚的教 授文人學者們愧死!
  十二月二十八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國民新報副刊》。
  〔2〕女大學生的宣言 即下文的《女大學生二次宣言》,載於一九二五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晨報》。其中說:「女師大學生,原來不滿二百人,而轉入女大者, 有一百八十人……女師大之在宗帽胡同者,其數不過二十人。」
  〔3〕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五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的《閒話》裡說:「我們還是受了某種報紙(按指《京報》)的催眠,以為女大的 學生大半是招來的新生,女師大的學生轉入女大的很少。今天看到女大學生第二次 宣言,她們說女師大的舊學生不滿二百人,卻有一百八十人轉入女大,讓幾位外界 名流維持的『不過二十人』……如此說來,女大和女師大之爭,還是這一百八十人 和二十人之爭。」接著就是引在這裡的「發問」的話。
  〔4〕這句話見《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陳 西瀅所作《閒話》:「四五十歲的人愛說四五歲的孩子話,那自然是各人的自由。」
  〔5〕木主 也叫神主,寫有死者姓名當作供奉神位的木牌。因為那時章士釗已 卸去教育總長職,所以這裡用這個詞。
  〔6〕這是清初攝政王多爾袞致明臣史可法信中的話,原作:「國家(按指清朝) 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
  〔7〕「通品」 這是章士釗稱讚陳西瀅的話。參看本卷第5頁注〔4〕。
  〔8〕陳西瀅在《閒話》裡談到多數與少數的問題時,常表示反對多數的意見。 如《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關於五卅慘案的 《閒話》說:「我向來就不信多數人的意思總是對的。我可以說多數人的意思是常 常錯的。」在同卷第四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的《閒話》裡,他又把「多 數」說成是「群眾專制」。但當女子大學學生不願退出女師大原址而發生紛爭時, 他卻又說少數應該服從多數了。
  〔9〕指明亡以後堅持抗清的鄭成功(1624—1662)、張煌言(1620—1664)、 朱之瑜(1600—1682)等人。
  〔10〕「在德國手格盜匪數人」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劉百昭至女師大校 址籌設女子大學,與女師大學生發生衝突,他在當日給章士釗的呈文中誣蔑學生說: 「有三四暴生。遷怒百昭為解散女師大之主使者。即實行哄拉百昭出校。當謂男女 授受不親。諸生不得如此無禮。而諸生不顧。仍哄拉如故。……同時有男子二十餘 人前來。……
  當持各校滬案後援會名片。請百昭往會客廳談話。……有數男子拍案叫罵。勢 將動武。百昭正色。告以……本人稍嫻武術。在德時曾徒手格退盜賊多人。諸君若 以武力相加。則本人勢必自衛。該男女等恃其人眾。仍欲合圍叢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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