Ａ大學，我是永遠不想再去了的。
什麼「文學與人生」的對話之類，於我，其實是不善拒絕的性格之弱點的自蹈罷了。文學的確曾養育過我的靈魂。大著點兒膽子說也的確養育過「我們」的靈魂。「我們」——一小撮？這是一種歷史的事實。倘徹底地否認，細想想，總有些負心於時代的內疚。但卻是當年的文學。當年的「我們」。和那種樣的，即便撿到了一分錢，都很虔誠地交給警察叔叔的當年。如今人民幣貶值，「一分錢精神」怎麼著似乎都「精神」不起來了。
如今文學和人生又究竟有什麼關係呢？要說有關係，也不過就是和作家的人生有關係。或者包括些個仍嚮往當作家的人。如今普遍的人們，還未到思考人生的年齡，大抵都已將人生思考明白了。十七八清華北大，二十七八電大夜大，三十七八要啥沒啥，四十七八等待提拔，五十七八準備回家，六十七八玩鳥養花，七十七八魂系中華，八十七八……普遍的人們不見得想活到八十七八，便能活到八十七八。這規律，昭示著上等的人生的程序。下等的呢，自十七八歲起，若高考落榜，十之五六加入「披頭散髮」的行列，於是一味兒地破罐子破摔。掙扎或曰「奮鬥」，固然可嘉，但對手乃咄咄逼人的現實，一兩個回合下來，往往遍體鱗傷，甚至終生「殘疾」。所以中國人都有幾分怵於「奮鬥」。故作瀟灑的說法是「懶得奮鬥」。何況現實於人生的較量，從來都是現實穩操勝券。人生偶勝一把，那也不是人生的能耐。不過是現實故意露個破綻，讓人生一把。人生每戰必敗，終於不戰自敗，連現實也會覺得索然，沒情緒再充當現實的。更何況，什麼就叫做人生的勝負呢？思考明白了也罷，思考不明白也罷，除非你當到部長以上，五十七八，不是一樣的都得準備回家麼？熬過一段人生與社會的「斷乳期」，習慣了回家之後的寂寞，願意玩鳥的，不都一樣的可以玩隻鳥麼？願意養花的，不都一樣的可以養盆花麼？其不同，無非是所玩之鳥或所養之花名貴與不名貴而已……人生尚且如此，靈魂更復何求呢？概念的人生只能「提煉」出概念的文學。概念的文學又怎麼能夠「養育」從年輕時就沒著沒落似的靈魂呢？靈魂一旦和人生貼得太緊密了，便是用什麼都不太好養活的東西了。當年的「我們」，活得都特別。彷彿人生是人生，靈魂是靈魂。人生在地上打洞，體驗真實的平庸，靈魂卻似可飛翔到天空上去，每根羽毛都炫耀昇華後的榮耀。所謂取長補短，相得益彰。現在的人們卻要實際得多。靈魂所希冀的，同時是人生所希冀的。比人生所希冀的更奢侈更強烈，絕不比人生所希冀的差勁兒。用兩樣兒的東西許諾給人們是斷斷不行的。企圖以當年的方式方法誘惑人們的靈魂擺脫人生真實體驗而「昇華」起來，基本上是一廂情願的癡心妄想。如今人們的人生都巴望著「昇華」。而靈魂不大願意。所以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是——當年的「我們」太傻，而當年的時代是很狡猾的。現在的人們太「精」，而現在的時代，沒研究出對付太「精」的人們之更狡猾的高招兒。「思想工作」的成本無疑是比當年翻了幾十倍了，形式轟轟烈烈效益實際上甚微……很難做到靈魂裡邊去。
我當然不是以「思想工作者」的身份和面孔到大學裡去「對話」的。是以小說家的身份和面孔。眾所周知，我的面孔枯瘦，身體形銷骨立。這樣的個人，若非道士，而是小說家，即使本心並不憂患什麼，也讓瞧著的人，能硬瞧出點兒憂患著什麼的意思似的。起碼的，怪替這樣的小說家有所憂患。故我總被視為憂患型的小說家。儘管每次對話之後，我再三聲明——現實其實是挺美好的，無須乎什麼人再替它憂患，人們只憂患自己就足矣了。大學生們卻更視我為憂患型的小說家了。且都厚道地以為，我是替現實憂患到了不願再言憂患的地步了。
我當然也不是那種很耐不住寂寞的人，忙裡偷閒的，溜到大學去尋覓小說家的自我感覺。再者說啦，寂寞是多麼難得的寶貴時光。中國人，你想寂寞，又寂寞得了麼？每次「對話」，都是被動員去的。而每次「對話」的命題又一概的是「文學與人生」。小說家談文學，無疑是再適合不過的。但於今天，僅談文學，難道不是挺脫離群眾的事麼？搭配上「人生」一塊兒談，才談得下去。聽的人也才聽得下去。若無「人生」佐味兒，任何內容的「對話」，似乎總有點兒不鹹不淡的不是？文學與「人生」，在我這兒，純粹是兩個命題的人為的遭際。在大學生們那兒，大概相當於啤酒，燒酒兌成的「雞尾酒」吧？文學的啤酒因了人生的燒酒而似乎使人血脈賁張。人生的燒酒因了文學的啤酒而似乎有沫可冒。大概就是這麼回事……
但每次「對話」之後，回到家中，嚴肅反思，捫心自問，又總覺得自己像賣假藥的江湖郎中，自產自銷，兼自作廣告，近乎蒙世的行徑。只好以這麼一種邏輯替自己辯解——有大學便有學生會。有學生會便有各種活動舉行。沒活動大學生們便對他們的學生會有意見。而文學又總是在大學生們的「活動」之列的。不請我去也得請別人去。別人恐怕未必如我那麼好請。大學生們乃國家的棟樑。還沒成棟成梁的時候便四處碰壁，難免不挫傷他們成棟成梁的自信。由好請的我而鼓勵他們的自信，是否也算對國家的未來盡了些義務呢？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啊！
這麼一想，也就泰然自安了。
有一天我在家裡病著，來了位不速之客。又是位素昧平生的大學生。
「什麼事？說吧！」
待他落座之後，我明知故問。
「梁老師，你身體不太好？」
我說是的我病了。
「什麼病？」
我說老病沒愈，又添了新病。自己也鬧不清，使我停了寫作，不得不躺倒下來的，究竟是老病，還是新病。他便囁囁嚅嚅的，有話欲說不說的樣子。
他不開口。我也不開口。他坐著。我臥著。他看電視，而電視沒開。我看他，而他似乎不覺得我在看他。他是個身材瘦小的青年。面容倒還清秀。一件西服是新的。褲子卻顯得有些髒。起碼半個月沒洗了。一雙舊皮鞋已經穿走了形。卻分明的，來之前打過鞋油。塵土積了一鞋面兒。西服內是一件很薄的毛衣。領口袖口都已開線了。褲子肯定短。因為他往那兒一坐，線褲露出了一大截。襪子，在腳腕處破了。剛入冬，第一股寒流卻撲入城市了。還沒來暖氣，幾盆花在室內都凍蔫了。外面刮著五六級大風，我鋪上電褥子，蓋著床小被。我看出他身上冷。心裡也冷。想對他熱情些，又唯恐一旦主動撤了防線，重蹈覆轍，帶著病再次被弄到大學去，老調續談，再胡扯一通「文學和人生」，便打定主意，此番矜持到底。如果他不開口講出登門造訪之目的，不必問。倘若他見我病著，仍開口講了，那麼證明他是個不懂事理的大學生，應堅決地回答一次「不！」
「梁老師，我……走吧？」
他站了起來。
不說「我走了」，卻用徵求的口吻說「我走吧？」彷彿要走，也須獲得我的允許似的。
其實我盼著他走。但不是盼著他這麼說。我認為他是經過深思熟慮才這麼說的。
「不再坐會了麼？」
我也是徵求的口吻。
打從什麼時候起，我變得虛偽了呢？
「你病著，我不多打擾了。」
「其實，你多坐一會兒沒什麼關係的。我病得不那麼重……」
我嘴上這麼說，心裡卻還是盼著他走。
「不。不多坐了。回去晚了，就錯過學校開午飯的時間了……」
他的話說得相當認真。
「是麼？」我故意看了一眼掛鐘，進一步虛偽之至地施予著我的歉意，「家裡也沒什麼現成的飯菜，要不，其實我是願意留你再多坐會兒的……」
「謝謝……」
他說，便往外走。
「我送送你……」
我說，並沒立刻下床。只不過象徵性地在床上欠了欠身而已。
聽著門輕輕地關上了，我又譴責起自己來。
外面的風聲似乎更響了。
如果我留他吃飯，於我並不費什麼事兒。我也還沒病到臥床不起的程度。於他，哪怕是喝一碗熱粥，吃半個饅頭，將是多麼愉快的事兒呢？為什麼我竟不肯給這個青年一點兒愉快呢？是的，我不認識他。素昧平生。是這即使能夠成為我不願接待他的理由，也不能成為我虛偽地應付他的根據啊！人，人啊，中國人啊，在我們熟悉和熟悉我們的人之間，我們經常地用虛偽醃製我們的性格不算，對於我們完全不必有任何顧忌以真實的態度證明坦率在生活之中是可行的機會，我們竟也要習慣地把它變成發了餿的「疙瘩湯」一樣彼此難耐的時刻。我們寧肯奉陪某些我們十分反感甚至厭惡的人東拉西扯，卻對一個也許還沒被生活中的虛偽毒素所污染的青年吝嗇話語到了如擲千金的地步。我們往往本能地以虛偽褻瀆別人的虔誠，卻不願以坦率痛痛快快地回答一個「不」字。難道我們已虛偽成性？難道我們已不會坦率了麼？否則，為什麼我們在根本用不著虛偽的情況之下，竟也自以為成功地虛偽起來了呢？……
這一種自我譴責，直至兒子放學回家後才告一段落。
熱了飯，打發兒子吃罷去上學，獨自拿起本書，竟看不下去，又想那青年登門造訪的事。自己和自己過不去似的翻來覆去的想，倒並非因為自己多麼具有「自我批評」的美德。而是因為一時不能從尷尬中解脫出來。是的，那是一種不可言狀的尷尬。那青年坐在沙發上時，我不過只替他感到尷尬。並且覺得是他的冒昧的結果，我是不必負什麼責任的。他走了，才覺得並不盡然。才覺得當時自己也是處在尷尬之中的。才覺得那一種尷尬倒統統的留給了自己。細細咀嚼，越發的品出餿味兒。好比自己為了矇騙別人，將一隻蒼蠅夾入口中吃了。開始後悔。開始反胃。開始噁心。
這一種古怪的自己對自己過分敏感的心理，使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前幾天我的中學同學來到了北京，電話裡我們約好，第二天我去看他。他住在蘇州胡同的機械部招待所。也就是火車站對面郵局旁邊的一條胡同。可第二天我去時，卻記成了「金魚胡同」。自然在那一帶轉了半天也是沒找著「金魚胡同」的。遂問幾個坐在平板車上打撲克的小青年。他們表示出相當大的熱心。詳詳細細地告訴我怎麼乘車，怎麼轉車，轉幾次車，最後乘幾站，下了車再怎麼走。總之聽來特別遠。這使我頓生疑心。因為我那中學同學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就在那個郵局附近，三分鐘不到的路！疑心既起，順理成章的，接著便只能作如是之想——現在的人也太缺德太壞了呀！不知道，就搖頭說不知道。知道也懶得告訴或不願告訴，不理睬我也就是了。何苦將我當外地人，誆我上當，騙我乘車轉車地越走離目標越遠趕許多冤枉路呢？中國人之心理不是太陰暗太成問題了麼？於是我非但不謝他們，反而狠狠地瞪他們。邊走開邊回頭瞪。如果目光可作傷人凶器，他們一個個是立斃無疑的了。他們被我瞪得似乎莫名其妙。在我看來那當然的是他們裝的。我暗想我已識透你們的惡劣居心，豈能上當受騙！我的目光定會使你們一整天如芒在背，尋思起來就渾身不自在的。他們終於被我瞪火了，一個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地也一齊瞪我。他們的目光中都有種就要發作的惱怒。四比一，我招架不住他們的目光，更怕他們真的發作起來，收了「兵器」，懷著幾分阿Ｑ式的精神上的勝利，揚長而去……
我想我也夠死心眼的，幹嗎非問「金魚胡同」不直接問機械部招待所呢？又經一問，果然近在咫尺。但那條胡同卻並非「金魚胡同」，而是蘇州胡同。方頓悟，原來是自己記錯了。幾分鐘前，閃回於頭腦中的，是那四個可惡之極的「熱心」青年「偽善」的嘴臉，並因了他們的嘴臉而進一步詛咒人心的不古世風的敗壞。此時閃回頭腦中的，卻是自己頻頻回首作怒目金剛狀的嘴臉了。便覺得自己的心理，實在的也很有些成問題。
見了中學老同學，閒聊不過三五句，就問有沒有市區交通圖。
答曰有。
十分急切地就請拿來看。
心想——便確鑿地證明此處是蘇州胡同，也不一定就可證明北京真有我記錯了的一條什麼「金魚胡同」。即使北京真有一條胡同叫「金魚胡同」，那四個青年詳詳細細地告訴我的乘車路線，也不見得是正確的路線吧？倘是錯誤的路線，那麼仍證明他們有誆我上當受騙的惡劣居心。那麼當時嘴臉可惡的仍是他們。而不是我自己。頭腦中的幾個閃回即使放大一百倍，我也不必因當時瞪了他們而自責了。
人有時候真是古怪的東西。或者微觀而具體地說，我自己有時候真不是個東西。總想把惡劣徹底地推給他人。總想要把良好的與惡劣一向毫不沾邊兒的自我感覺留作自己的專利。並且自己一旦懷疑自己的時候，總希望尋找到證明自己那一份兒自我感覺的根據和旁證。
這樣的旁證我沒從交通圖上尋找到。卻尋找到了金魚胡同。進一步旁證四個具有真正熱心的青年詳詳細細地告訴我的乘車路線，乃是一條可以說是和我們黨的路線一樣正確的正確路線。
於是我說：「走，跟我出去一趟。」
同學愕異，問：「哪去？幹什麼去？」
我說：「去向四個熱心的小青年賠禮道歉。」
遂將自己的惡劣複述一遍。
同學聽罷哈哈大笑，說：「老兄啊，難怪別人常道你認真，我看你也太認真了！你問西邊怎麼走，他故意往東支你。這樣的惡劣之人，北京有，咱們哈爾濱也有。到處都有。越來越多。何止小青年！今天讓你僥倖碰到了四個不惡劣的，那是你今天的意外。我可沒你這麼僥倖。我就上過好幾次當受過好幾次騙。就算你今天替我瞪了那些惡劣的吧！還陪的什麼禮道的什麼歉哇？」
我沉思片刻，覺得嘴上如此說說，倒也說得酣暢。而把這麼一種思想方法，當成對現實的報復，似乎不是講得通的道理。
於是又說：「陪我去吧。我自己去，豈不難堪？」同學往床上一躺，連聲嚷：「不去不去！你說什麼也白說，要去你自己去……」
我也猶豫起來，不怎麼太想賠禮道歉了。但是，頭腦中的閃回，卻不也因此而「隱」。恰恰相反，由中景而近景而特寫而定格。這使我彷彿從四個青年的視角來看我自己。結果我感到視角變了，定了格的我自己也變了。變得嘴臉醜陋了。
那一時刻我是多麼的厭惡我自己啊。
於是我自己去找那四個青年。我知道如果我不，我肯定會在相當長的日子裡不自在。好比在自己身上某一部位發現了一個可疑的腫塊兒，儘管很小很小很小，小得你也可以不理會它的存在，但對於具有敏感的癌恐懼心理的人，不去找醫生，不切片，不割除，從此便總是不那麼安生。我想，每個人的心靈裡，都是有角落的。甚至有暗角。有死角。區別在於，僅僅在於，樂於灑掃，心靈才可能是衛生的……然而那四個青年已不知去向。
我無法再找到他們。
這竟使我很沮喪……
今天的事情和幾天前的事情似乎有所不同，也沒什麼必然的聯繫。並且，作為一件事情，一件也許的確不值當尋思的事情，已然過去。卻不知為什麼，在我這兒，竟過不去了似的。
外面風聲呼嘯。
從我家離去的，彷彿不是別人，正是我自己。
躺在床上的，一向以文字和語言聲稱自己不能容忍虛偽的小說家，在生活中最司空見慣的情況之下，運用虛偽像運用筷子一樣諳熟的小說家。又是誰呢？
沒有任何人逼迫我們，我們為什麼要虛偽呢？
為什麼我們一方面將誠意而熱心地幫助我們的人也想像得那麼壞，另一對面對他人又那麼缺少誠意和熱心呢？缺少到了連坦率都不肯相予的地步？難道我們已無可救藥了麼？……
忽然又有人敲門。
開了門，竟是兩小時前離去的那大學生。
「你……」
畢竟不是我預料之中的事。我不免有些驚訝。
「有樣東西我丟失在你家裡！」
他說得極肯定。
「什……麼？……」
「尊嚴。我的尊嚴。」
「……」
「我一直在樓底下徘徊。後來我決定，我必須再次打擾你，找回我丟失的東西。」
我不禁朝窗外望了一眼——好大的風！
徘徊？——今天是多麼不適合徘徊兩個多小時的日子啊！
在我聽來，分明的，他的話有經過加工的痕跡。有種明顯的對白腔。而且是歐式的。我推想得到，為了這三段話說得含蓄而又尖銳（也許他的本意還希望不失幽默，但卻一點兒也不幽默，甚至也不含蓄），他准背著大風打過「腹稿」。大概還可能像寫對話時的妥斯陀耶夫斯基一樣，情不自禁地演習過。因為普遍的中國人是不這麼說話的。只有演員演電影演話劇時才這麼說話。或者小說家這麼寫對話。一個人既非在演電影亦非在演戲，卻接連向你迎頭劈面拋出三句顯然預先打過「腹稿」的「演習」過的舞台腔十足書卷味十足的話，自然是怪可笑的。
然而我沒笑。不忍再笑他。甚至也可以說有幾分不敢笑他。因為那一時刻，他顯得那麼衝動。儘管他表面裝得很鎮定，很持重。但我還是看得出來，他內心裡異常衝動。他在微笑著，然而他的全部面肌都是僵的。他的嘴唇在抖，並且，發青。他穿得實在太少了。裝得很鎮定很持重，此刻對他來說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是一件勝任愉快的事。他的眼睛裡投出堅定的，義無反顧的，不成功便成仁似的目光。彷彿真的有一顆價值連城的珠寶遺落在我家了。如果我不願意奉還給他，他便會和我以命相拼，直拚個血濺數尺、屍橫一處。
我不禁被他深深地感動了。
我從他身上看到了二十多年前的我自己的影子。
我明白一個青年的自尊如果異常敏感，那麼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必定也是異常脆弱的。他們可能因遭到白眼而耿耿於懷，但倘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就不知如何是好。他們絲毫也不具備韓信那種能受胯下之辱的別種樣的勇敢，也不能做到像某些古代士大夫那樣可殺不可辱。他們過分看重他們的自尊乃是因為除了所謂自尊之外他們大抵再一無所有。故他們維護自尊的時候想要顯示人格力量的高大也高大不起來。想幽默也幽默不成。想瀟灑也不知怎樣才算是瀟灑。總之他們的自尊實際上還遠沒成熟到值得誰懷著惡毒去故意損害一下的程度。比如我對他的怠慢就絕不是故意要損害他的自尊。而他們過分敏感的自衛本能，卻往往會使他們受到真的毫不留情的傷害。比如假設我正心煩，倘若對他大吼一下——「出去！沒閒工夫和你演戲！」並將他推出門去，那麼他又將把他自己如何呢？因為一個大前提是明擺著的——我肯定那麼做了，他是想把我如何如何實際上也是不能把我如何的。那麼結果必然只剩下了自己把自己如何……我望著他瞬間思考了許多，內心裡不禁地替他打了個寒顫。他的自尊實際上脆弱得不堪一擊。而他在自衛意識驅使之下的這一令我很意外的行為，或者說破釜沉舟的行為也未免太一意孤行帶有冒險意味兒。當年的我為此曾付出極其慘重的代價曾頭破血流至今處處疤痕。
我客氣地說：「不管你是來尋找什麼的，到屋裡坐下談吧。」
我的客氣是真的。
他傲慢地說：「不必了！梁曉聲，我告訴你——我將來一定要超過你！」
他的傲慢也有幾分戲劇化。我一時竟分不大清那是真的假的。但是我覺得，那一種傲慢雖然顯示出主動的進擊性，但在本質上仍是本能的自衛性的。而且和他要尋找回「遺失」了的尊嚴的氣概一樣，也是脆弱的。不堪一擊的。甚至，只要我簡單地望著他沉默不語，便會不攻自破的。剎那間崩散的。
我感到他的造訪似乎成了我今天沒法兒避免的遭際了。縱然我自己倒退回去二十年，我想我也不會憑著青年人的剛愎自用和過分意氣用事的衝動，而像他這麼做。我可能會接連幾天，每天端起飯碗的時候就在內心裡罵一次用虛偽的應付怠慢了我的人，卻不太會第二次登門討什麼尊嚴。何況每個人的尊嚴，一生中肯定的會被傷害會被踐踏不知多少次，為諸如今天這樣的一件事，以像他似的如此鄭重的態度興問罪之師，倒未免太嬌氣了。何況我本無傷害他的尊嚴踐踏他的尊嚴的居心，只不過以虛偽的應付使他感到了實際上的怠慢而已。何況我也確實有病可托，便也應該被認為多少的有情可原啊。
人被諒解的時候，往往譴責自己。人被斥責的時候，就往往開始批判別人，並替自己據理力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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