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無論研究什麼學問，對於研究的對象須先有明確的認識，而後才能有
所獲得，才能不誤入歧途。比如一個人要研究中古的燒煉術吧，若是他明白燒煉術
是粗形的化學、醫藥學和一些迷信妄想的混合物，他便會清清楚楚的挑剔出來：燒
煉術中哪一些是有些科學道理的，哪一些完全是揣測虛誕，從而指出中古人對於化
學等有什麼偶然的發現，和他們的謬誤之所在。這是以科學方法整理非科學時代的
東西的正路。設若他不明白此理，他便不是走入迷信煮石成金的可能，而夢想發財，
便是用燒煉術中一二合理之點，來誣蔑科學，說些「化學自古有之，不算稀奇」的
話語。這樣治學便是白費了自己的工夫，而且有害於學問的進展。
中國人，因為有這麼長遠的歷史，最富於日常生活的經驗；加以傳統的思想勢
力很大，也最會苟簡的利用這些經驗；所以凡事都知其當然，不知所以然；只求實
效，不去推理；只看片斷，不求系統；因而發明的東西雖不少，而對於有系統的純
正的科學建樹幾乎等於零。文學研究也是如此。作文讀文的方法是由師傅傳授的，
對於文學到底是什麼，以弄筆墨為事的小才子自然是不過問的，關心禮教以明道自
任的又以「載道」呀，「明理」呀為文學的本質；於是在中國文論詩說裡便找不出
一條明白合理的文學界說。自然，文學界說是很難確定的，而且從文學的欣賞上說，
它好似也不是必需的；但是我們既要研究文學，便要有個清楚的概念，以免隨意拉
扯，把文學罩上一層霧氣。文學自然是與科學不同，我們不能把整個的一套科學方
法施用在文學身上。這是不錯的。但是，現代治學的趨向，無論是研究什麼，「科
學的」這一名詞是不能不站在最前面的。文學研究的始祖亞里士多德便是科學的，
他先分析比較了古代希臘的作品，而後提出些規法與原則。到了文藝復興時期，人
們抓住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來評量一切文學，便失了科學的態度；因為亞里士多德是
就古代希臘文學而談說文學，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學自有它自己的歷史與社會背景，
自有它自己的生長與發展，怎好削足適履的以古斷今呢？這不過是個淺顯的例證，
但頗足以說明科學的方法研究文學也是很重要的。它至少是許多方法中的一個。也
許有人說：「文以載道」，「詩騷者皆不遇者各系其志，發而為文」，等等，便是
中國文學界說；不過現在受了西洋文說的影響，我們遂不復滿於這些國貨論調了；
其實呢，我們何必一定尊視西人，而卑視自己呢！要回答這個，我們應回到篇首所
說的：我們是生在「現代」，我們治學便不許象前人那樣褊狹。我們要讀古籍古文；
同時，我們要明白世界上最精確的學說，然後才能證辨出自家的價值何在。反之，
我們依然抱著本《東萊博議》，說什麼「一起起得雄偉，一落落得勁峭」，我們便
永遠不會明白文學，正如希望煮石成金一樣的愚笨可憐。生在後世的好處便是能比
古人多見多聞一些，使一切學問更進步，更精確。我們不能勉強的使古物現代化，
但是我們應當懷疑，思考，比較，評定古物的價值；這樣，我們實在不是好與古人
作難。再說，藝術是普遍的，無國界的，文學既是藝術的一支，我們怎能不看看世
界上最精美的學說，而反倒自甘簡陋呢？
文學是什麼，我們要從新把古代文說整理一遍，然後與新的理論比證一下，以
便得失分明，體認確當。先說中國人論文的毛病：
（一）以單字釋辭：《易》曰：「物相雜，故曰文。」《說文》曰：「文錯畫
也，像交文。」這一類的話是中國文人當談到文學，最喜歡引用的。中國人對於
「字」有莫大的信仰，《說文》等書是足以解決一切的。一提到文學，趕快去翻字
典：啊，文，錯畫也。好了，一切全明白了。章太炎先生也不免此病：「文學者，
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這前半句便是「文，錯畫
也。」的說明，後半句為給「學」字找個地位，所以補上「論其法式」四個字。文
學是藉著文字表現的，不錯；但是，單單找出一個「字」的意思，怎能拿它來解釋
一個「辭」呢！「文學」是一個辭。辭——不拘是由幾個字拼成的——就好像是化
學配合品，配合以後自成一物，分析開來，此物即不存在。文學便是文學，是整個
的。單把「文」字的意思找出來，怎能明白什麼是文學？果然凡有「文」的便是文
學，那麼鋪戶的牌匾，「天德堂」與「開市大吉，萬事亨通」當然全是文學了！
再說，現在學術上的名辭多數是由外國文字譯過來的，不明白譯辭的原意，而
勉強翻開中國字書，去找本來不是我們所有的東西的定義，豈非費力不討好。就以
修辭學說吧，中國本來沒有這麼一種學問，而在西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亞里士
多德是第一個有系統而科學的寫《修辭學》的。那麼，我們打算明白什麼是修辭學，
是應當整個的研究自亞里士多德至近代西洋的修辭專書呢？還是應當只看《說文》
中的「辭：說也，從𣶹辛，𣶹辛猶理辜也。修：飾也，從彡，攸聲」？或是引證
《易經》上的「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就足以明白「修辭學」呢？名不正則
言不順，用《易經》上的修辭二字來解釋有兩千多年歷史的修辭學，是張冠李戴，
怎能有是處呢？
有人從言語構成上立論：中國語言本是單音的，所以這種按字尋義是不錯的。
其實中國語言又何嘗完全是單音的呢？我們每說一句話，是一字一字的往外擠嗎？
不是用許多的辭組織成一語嗎？為求人家聽得清楚，為語調的美好，為言語的豐富，
由單字而成辭是必然的趨勢。在白話中我們連「桌」、「椅」這類的字也變成「桌
子」、「椅子」了；難道應解作「桌與兒子」、「椅與兒子」麼？一個英國人和我
學中國話，他把「可是」解作「可以是的」，便是受了信中國話是純粹單音的害處。
經我告訴他：「可是」當「but」講，他才開始用辭典；由字典而辭典便是一個大進
步。認清了這個，然後須由歷史上找出辭的來源；修辭學是亞里士多德首創的，便
應當去由亞里士多德研究起；這才能免了誤會與無中生有。
（二）摘取古語作證：中國人的思路多是向後走的，凡事不由邏輯法辨證，只
求「有詩為證」便足了事。這種習慣使中國思想永遠是轉圓圈的，永遠是混含的一
貫，沒有徹底的認識。比如說，什麼叫「革命」？中國人不去讀革命史，不去研究
革命理論；先到舊書裡搜尋，找到了：「湯武革命」，啊！這原來是中國固有的東
西喲！於是心滿意足了；或者一高興也許引經據典的作篇革命論。這樣，對於革命
怎能有清楚的認識呢！
文學？趕快掀書！《論語》上說：「文學子游、子夏。」嘔！文學有了出處，
自然不要再去問文學到底是什麼了。向後走的思路只問古人說過沒有，不問對與不
對，更不問古人所說的是否有明確的界說。古人怎能都說得對呢？都說得清楚呢？
都能預知後事而預言一切呢？
段凌辰先生說得好：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引，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
學子游、子夏。
「此所謂孔門四科也。文學與德行，言語，政事對舉，殆泛指一切知識學問，
與今日所謂文學者有別。故邢癿《論語疏》曰：『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
也。』此解可謂達其旨矣。更以游、夏二子之自身證之。據《論語·陽貨篇》：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詩樂相通，子游似為文學之士。然樂本為儒家治世之
具，其事亦無足怪。若證以《禮記·檀弓》，則子游實明禮之士耳。至於子夏，
《論語·八佾》篇雖稱其『可與言詩』，然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既
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又漢代經師，多源出子夏，則子夏乃傳經之
士也。《論語》其他論文之處甚多，其義亦同於斯。如《學而篇》孔子曰：『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何晏《集解》引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邢癿 《疏》曰：
『注言古之遺文者，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是也。』是則六經為文矣。……『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也。』邢癿《疏》曰：『子貢言夫子之述作威儀禮法，有文彩形質著名，
可以耳聽目視，依循學習，故可得而聞也。』朱熹《論語集注》亦曰：『文章，德
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是則所謂文章，又越乎述作文辭之外。與《八佾》
篇稱『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泰伯》篇稱『煥乎其有文章』。《子罕》篇
稱『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兼禮樂法度而言，其義相類。故《公冶長》篇子貢
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子答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
也。』足見孔氏於『文』字之解釋，固其廣泛矣。……」（《中國文學概論》第二
篇）
從上一段文字看，只拿古人一句話來解說學術的內含是極欠妥當的，因為古人
對於用字是有些隨便的地方。
拿單字的意思解釋辭的，弊在錯謬的分析；以古語證近代學術者，病在斷章取
義，只求不違背古說，而忘了用自己的思想。
（三）求實效：中國人是最講實利的，無論是不識字的鄉民，還是博學之士，
對事對物的態度是一樣的——凡是一事一物必有它的用處。一個儒醫的經驗，和一
個鄉間大夫的，原來差不很多；所不同者是儒醫能把陰陽五行也應用到醫藥上去。
儒醫便是個立在古書與經驗之間求實利的一種不生不熟的東西。專研究醫理也好，
專研究陰陽五行之說也好，前者是科學的，後者是玄學的；玄學也有它可供研究的
價值與興趣。但是中國人不這樣辦；醫術是有用的，陰陽五行也非得有用不可；於
是二者攜手，成為一種糊塗東西。
文人也是如此，他們讀書作文原為干祿或遣興的，而他們一定要把那抽像的哲
學名辭搬來應用——道啊，理啊等等總在筆尖上轉。文學就不準是種無所為，無所
求的藝術嗎？不許。一件東西必定有用處，不然便不算一件東西；文學必須會幹點
什麼，不拘是載道，還是說理，反正它得有用。（1）文以觀人：《文中子》說：
「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照這麼說，在中國非君子
便不許作文了。君子會作文不會，是個問題。可是中國人以為君子總是社會上的好
人，為社會公益起見，「其文傲」的人是該驅逐出境的；這是為實利起見不得不如
此的。
《詩史》曰：「詩之作也，窮通之分可觀：王建詩寒碎，故仕終不顯；李洞詩
窮悴，故竟下第。」這又由社會轉到個人身上來了；原來評判詩文還可以帶著「相
面」的！文學與別的東西一樣，據中國人看，是有實用的，所以攙入相術以求證實
是自然的，不算怎麼奇怪。說窮話的必定倒楣，說大話的必定騰達顯貴，像西洋那
些大悲劇家便都應該窮困夭死的。那Nostruggle，nodrama１在中國人看，是故意與
自家過不去的。白居易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句，於是顧況便斷定他在
那米貴的長安也可以居住了；文章的用處莫非只為吃飯麼？
「文藝是純然的生命的表現；是能夠全然離了外界的壓抑和強制，站在絕對自
由的心境上，表現出個性來的唯一的世界。忘卻名利，除去奴隸根性，從一切羈絆
束縛解放下來，這才能成文藝上的創作。必須進到那與留心著報章上的批評，算計
著稿費之類的全然兩樣的心境，這才能成真的文藝作品；因為能做到僅被在自己的
心裡燒著的感激和情熱所動，像天地創造的曙神所做的一樣程度的自己表現的世界，
是只有文藝而已。」（《苦悶的象徵》十三頁）
拿這一段話和我們的窮通壽夭說比一比，我們要發生什麼感想呢！
（2）文以載道明理：「《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是中國文
人讀書的方法。無論讀什麼，讀者必須假冒為善的聲明：「我思無邪！」《詩》中
之《風》本來是「出於里巷歌謠之作，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也。」（朱熹）它
們的那點文學價值也就在這裡。但是中國讀詩的，非在男女之情以外，還加上些
「刺美風化」，「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等不相干的話，不足以表示心思的正大。
正像後世寫淫書的人，也必在第一回敘說些勸善懲淫的話頭，一樣的沒出息。有了
這種心理，治文學的人自然忘了文學本身的欣賞，而看古文古詩中字字有深意、處
處是訓誡；於是一面忘了研究文學到底是什麼，一面發了「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貽
厥後來」的志願。文以載道明理遂成了文人的信條。韓愈說：「愈之志在古道，又
甚好其文辭」，就是因為崇古的緣故，把自己也古代化了。周敦頤說：「文辭，藝
也。道德，實也。」這有實用的道德真真把文藝毀苦了！這種論調與實行的結果，
弄得中國文學：一，毫無生氣，只是互相摹擬；文是古的好，道也是古的好。二，
只有格體的區分，少主義的標樹。把「道」放在不同的體格之下便算有了花樣變化，
主義——道——是一定不變的。三，戲劇小說發達的極晚，極不完善，因為它們不
古，不古自然也不合乎道，於是就少有人注意它們。四，文學批評沒有成為文藝的
獨立一枝，因為文不過是載道之具，道有邪正，值得辯論；那對偶駢儷諛佞無實，
便不足道了。
廚川白村說過：「每逢世間有事情，一說什麼，便掏出藏在懷中的一種尺子來
丈量。凡是不能恰恰相合的東西，便隨便地排斥，這樣輕佻浮薄的態度，就有首先
改起的必要罷。」這一種尺子或者就是中國的「道」麼？誠如是，丟開這尺子，讓
我們跑入文學的樂園，自由的呼吸那帶花香的空氣去吧！
以上是消極地指出中國文人評論文學所愛犯的毛病，也就是我們所應避免的。
至於文學是什麼，和一些文學上的重要問題，都在後面逐漸討論；先知道了應當避
免什麼，或者足以使我們討論文學的時候不再誤入歧途。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