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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論篇數,此集只選了舊作小說五篇,為是教集子短小精悍,也就是「愣吃鮮桃 一口,不吃爛杏一筐」的意思。

  論體裁,這裡只選了小說,而沒有選劇本,詩歌與雜文,因為雜文隨寫隨發表, 向不留底稿,也不匯存印之成件;劇本與詩歌雖然寫過,可都不高明,故放棄之。 通俗文藝則在抗日戰爭中開始學習,寫得不大像樣子,所以也不去管它。

  論時期,這五篇都在何年何月寫起與寫成,和在何年何月在哪裡發表,都已記 不清楚;就是哪篇寫成在前,哪篇在後,也記得不完全。我的寫作的態度是:在下 筆的時候,永遠很用心,不肯敷衍了事;除萬不得已(如在索稿太急,或身體不好 等情形下)我不肯將太壞的東西拿出去。可是,作品一經發表,即似「嫁出的女兒, 潑出的水」,我不再注意它們,所以很容易忘了它們的生年日月,大致的說,這五 篇都是在一九三○年與一九三七年之間寫成的。這就是說,寫這幾篇的時候,我已 有了一些寫作的經驗;我的寫作生活是由一九二四年開始的。在寫《黑白李》之前, 我已發表過四部長篇小說了。

  論技巧,《黑白李》是不很成熟的,因為它產生在我初學乍練寫短篇小說的時 候——我是先發表過幾部長篇,而後才試寫短篇的。《斷魂槍》,《上任》和《月 牙兒》三篇,技巧都相當的有些進步;《月牙兒》是有以散文詩寫小說的企圖的。 至於《駱駝祥子》,則根本談不上什麼技巧,而只是樸實的敘述。它的好處也許就 在此:樸素,簡勁有力。

  論語言,在這幾篇裡,除了《月牙兒》有些故意修飾的地方,其餘的都力求收 斂,不多說,不要花樣,盡可能的減少油腔滑調——油腔滑調是我的風格的一大毛 病。我很會運用北京的方言,發為文章。可是,長處與短處往往是一母所生。我時 常因為貪功,力求俏皮,而忘了控制,以至必不可免的落入貧嘴惡舌,油腔滑調。 到四十歲左右,讀書稍多,青年時期的淘氣勁兒也漸減,始知語言之美並不是耍貧 嘴。

  論內容,這五篇作品中,倒有四篇是講到所謂江湖上的事的:《駱駝祥子》是 講洋車伕的,《月牙兒》是講暗娼的,《上任》是講強盜的,《斷魂槍》是講拳師 的。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對苦人有很深的同情。我的職業雖使我老在知識分子 的圈子裡轉,可是我的朋友並不都是教授與學者。打拳的,賣唱的,洋車伕,也是 我的朋友。與苦人們來往,我並不只和他們坐坐茶館,偷偷的把他們的動作與談論 用小本兒記下來。我沒作過那樣的事。反之,在我與他們來往的時候,我並沒有 「處心積慮」的要觀察什麼的念頭,而只是要交朋友。他們幫我的忙,我也幫他們 的忙;他們來給我祝壽,我也去給他們賀喜,當他們生娃娃或娶媳婦的時節。這樣, 我理會了他們的心態,而不是僅僅知道他們的生活狀況。我所寫的並不是他們裡的 任何一位,而是從他們之中,通過我的想像與組織,產生的某一件新事或某一個新 人。舉個例說:在我的朋友裡,有許多是職業的拳師,太極門的,形意門的,查拳 門的,撲虎門的,都有。但是,他們沒有一位像《斷魂槍》中的那幾位拳師的,而 且也根本沒有那麼個故事。其中的人與事是我自己由多少拳師朋友裡淘洗出來,加 工加料炮製成的。

  在這裡附帶的說,《斷魂槍》的材料原本夠寫一部長篇的,因索稿火急,就放 棄了原來計劃,而寫成了一個短篇。我相信,這個短篇,雖然那麼短,或者要比一 部長篇更精彩一些。寫小說,我以為,不怕餡大皮薄,而怕空洞無物。《月牙兒》 那篇,也是長篇改造的。它原名《大明湖》,有十幾萬字。「一·二八」,日寇放 火,燒了東方圖書館,《大明湖》原稿也燒在裡面。我之所以敢大膽的試用近似散 文詩的筆法寫《月牙兒》者,正因為我對故事人物因已寫過一遍而非常的熟悉,可 以從容不迫地在文字上多下功夫。

  論思想,在我的初期的作品裡所表現的是興之所至,寫出我自己的一點點社會 經驗。興之所至的「興」從何而來呢?是來自五四運動。在五四運動以前,我雖然 很年輕,可是我的散文是學桐城派,我的詩是學陸放翁與吳梅村。到了五四運動時 期,白話文學興起,我不由得狂喜。假若那時候,凡能寫幾個字的都想一躍而成為 文學家,我就也是一個。我開始偷偷的寫小說。我並沒想去投稿,也沒投過稿。可 是,用白話寫,而且字句中間要放上新的標點符號,那是多麼痛快有趣的事啊!再 有一百個吳梅村,也攔不住我去試寫新東西!這文字解放(以白話代文言)的狂悅, 在當時,使我與千千萬萬的青年不知花費了多少心血,消耗了多少紙筆!

  這種狂悅可並不一定使人搞清楚思想,反之,它倒許令人迷惘,傷感,沉醉在 一種什麼地方都是詩,而又不易捉摸到明朗的詩句的境界。我就是那樣。我想像著 月色可能是藍的,石頭是有感覺的,而又沒有膽子把藍月與活石寫出來。新詩既不 能得心應手,有時候我就在深夜朗讀《離騷》。

  不過,五四運動到底是反帝反封建的。不管一個青年怎樣發瘋,要去摘天邊的 小月,他也不會完全忘記了國家大事。再加上那時節所能聽到的見到的俄國大革命 的消息與馬克思學說,他就不單忘不了國家大事,而且也忘不了世界革命。這個偉 大的理想與啟示否定了月亮是藍的。況且,拿我自己來說,自幼兒過慣了缺吃少穿 的生活,一向是守著「命該如此」的看法,現在也聽到階級鬥爭這一名詞,怎能不 動心呢?

  一九二四年到倫敦的東方學院去教華文,我開始寫小說。有了前邊的一點敘述, 我能寫出什麼樣子的小說是很容易猜測到的。一方面,在文字上,我拚命的利用白 話所給我的便利,橫衝直撞,哪管什麼控制與選擇。另一方面,我多少寫出點反帝 反封建的意思來。我說「意思」,那就是說我並沒能下功夫有系統的研讀革命理論 的書籍,也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方法。我只藉著自己一點點社會經驗,和心中自幼兒 積累下的委屈,反抗那壓迫人的個人或國家。《老張的哲學》與《二馬》都足以證 明我確有這點「意思」。

  一九三○年回國,思想比在留英的時候稍稍進步了些。在歸途中,因缺少旅費, 在人種匯聚的新加坡住了半年。在那裡,中學生的思想卻比我還前進。他們生長在 真正的殖民地,恨不能馬上把帝國主義者一腳踢了走。據他們看,我的作品,即使 有那麼一點「意思」,都是遊戲筆墨,未曾搔到癢處。這使我不安,因不安而想改 進自己。

  回到國內,文藝論戰已放棄文學的革命,進而為革命的文學。配備著理論,在 創造上有普羅文學的興起。我是不敢輕易談理論的,所以還繼續創作,沒有參加論 戰。可是,對當時的普羅文藝作品的長短,我心中卻有個數兒。我以為它們的方針 是對的,而內容與技巧都未盡滿人意。一來二去,我開始試寫《黑白李》那樣的東 西。我之所以這次選用《黑白李》者,並非因它比別的短篇好,而是拿它來說明我 怎麼受了革命文學理論的影響。

  在今天看起來,《黑白李》是篇可笑的,甚至於是荒唐的作品。可是在當時, 那確足以證明我在思想上有了些變動。誠然,在內容上,我沒敢形容的白李怎樣的 加入組織,怎樣的指導勞苦大眾,和怎樣的去領導鬥爭,而只用傳奇的筆法,去描 寫黑李的死;可是,我到底看明白了,黑李該死,而且那麼死最上算。不管怎麼說 吧,我總比當時那誣蔑前進的戰士的人,說他們雖然幫助洋車伕造反,卻在車伕跑 得不快的時候踢他兩腳的,稍微強一點了。而且,當時的文字檢查也使我不願露骨 地形容,免得既未參加革命,而又戴上一頂「紅帽子」。

  到了《上任》與《月牙兒》,我的態度已由消極的否定黑李,改為積極的描寫 受壓迫的人了。在《月牙兒》的前身《大明湖》裡,我居然描寫了一位共產黨員, 他是《月牙兒》中的女主角的繼父。《大明湖》原稿只有徐調孚先生看過,不知他 還替我記得此節否?雖然如此,我卻沒給《月牙兒》中的女人,或《上任》中的 「英雄」們,找到出路。我只代他們伸冤訴苦,也描寫了他們的好品質,可是我沒 敢說他們應當如何革命。為什麼呢?第一是,我看見在當時的革命文學作品裡,往 往內容並不充實,人物並不生動,而有不少激烈的口號,像:幾個揀煤核的孩子, 揀著揀著煤核兒,便忽然喊起:我們必須革命。我不願也這麼寫。第二是,我只模 糊的由書本上知道一點革命的理論,不敢用這一點理論去寫革命的實際。第三,我 的一點文藝修養到底是來自閱讀西洋古典文學,所以我總忘不了重視人物,語言, 思想,結構,寫景等各方面,而不專注意或偏重思想。這樣,我在一方面,能夠相 當巧妙地,深入淺出地,用人物語言等掩護思想,使作品偷渡過檢查的稅卡子;在 另一方面,我的作品,在思想上,和在由思想而發生的行動上,便缺乏了積極性, 與文藝應有的煽動力。這必不可免的使能猜透我的潛伏在故事下面的真義的人覺得 不痛快,不過癮。譏我為「要吃又怕燙嘴」;使看不到這麼深的人覺得莫名其妙。 因此,我自己也必須承認:我是個善於說故事的,而不是個第一流的小說家。我的 溫情主義多於積極的鬥爭,我的幽默沖淡了正義感。最糟的,是我,因對當時政治 的黑暗而失望,寫了《貓城記》,在其中,我不僅諷刺了當時的軍閥,政客與統治 者,也諷刺了前進的人物,說他們只講空話而不辦真事。這是因為我未能參加革命, 所以只覺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而不明白他們的熱誠與理想。我很後悔我曾 寫過那樣的諷刺,並決定不再重印那本書。

  《駱駝祥子》因為是長篇,又比《上任》與《月牙兒》,無論在思想上與描寫 上,都更明確細緻了些。可是,我到底還是不敢高呼革命,去碰一碰檢查老爺們的 虎威。我只在全部故事的末尾說出:「體面的、要強的、好夢想的、利己的、個人 的、健壯的、偉大的祥子,不知陪著人家送了多少回殯;不知道何時何地會埋起他 自己來,埋起這墮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會病胎裡的產兒,個人主義的末路鬼!」 (這幾句在節錄本中,隨著被刪去的一大段刪去。)我管他叫「個人主義的末路鬼」, 其實正是責備我自己不敢明言他為什麼不造反。在「祥子」剛發表後,就有工人質 問我:「祥子若是那樣的死去,我們還有什麼希望呢?」我無言對答。

  以上,是我乘印行這本選集的機會,作個簡單的自我檢討。人是很難完全看清 楚自己的,我說得對與不對,還成問題。不過,我的確知道,假若沒有人民革命的 勝利,沒有毛主席對文藝工作的明確的指示,這篇序便無從產生,因為我根本就不 會懂什麼叫自我檢討,與檢討什麼。我希望,以後我還不偷懶,還繼續學習創作, 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那麼去創作。

  載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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