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台書屋--現代文學--黃仁宇--中國大歷史--第二十章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十章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前言

　　中國的長期革命，近百年來有了重大的發展。繼自強運動、百日維新、辛亥革命及五四運動以後，蔣中正及其所領導的國民黨建立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毛澤東和中共則建立了新的低層機構。今後中國的重要課題，是如何在高低層機構中建立法制性的聯繫，使整體發展走向合理化。

　　嚴格說來，寫一本成為定論的現代中國史，刻下時機尚未成熟。中國的長期革命有如一個大隧道。需要100年時間才能摸索過去。當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時候．內外的人物都難於詳細解說當中彎曲的進程。即是革命人物也會被當前困難的途徑迷惑，而一時失去方向感。今日的原始資料充滿著憤怒和焦躁的文字，強調事情之衍化不如理想。可是著眼於宏觀歷史，我們不能不以積極的目光視之。我們所說歷史上的長期合理性有何意義？這就是說，縱使事實之衍化對我們個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時看來為荒謬不合理，可是把這些情事前後連貫，又從超過人身經驗的角度看去，則它們有其意義；最低限度，這些事跡使我們知道我們生命旅途之原委。

資本主義與中國的長期革命

　　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中國在20年代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今日則走向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之途。現在各種徵象顯示中國的歷史如以上各章所敘，本來與西方文化的進度互不相容，今日則已覺得共通之因素可以聯結。在闡述這如何成為可能的時候，我們先要將眼光著寬看遠．注意若干外界的事物，因為最能令人相信的證據不存在於刻下觀察題材之本身，而在其外。

　　今日中外學者提及的一個問題乃是，中國將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試驗多久。這與我們背景上的分析有關，此時也不妨從這問題說起。

　　資本主義是一個令人眩惑的名詞。英國在世界第二次大戰後經驗，她可以立即施行社會主義再回頭重新採取資本主義，當中也並無修改憲法的必要。迄至東西冷戰開始，很少人會因被稱與資本主義相連而引以為榮。現今這名詞在西方的地位抬高，乃是基於政治上的原因。冷戰和國際關係使西方民主國家覺得保衛資本主義是她們之間一個共通的目的。這樣看來不僅這名詞含義模糊，而且被引用遠逾於以前的內涵。

　　實際上，資本主義能夠施行無阻，無非一種以貨幣管理的安排，由以下三個條件做起。

　　信用廣泛的展開，

　　經理不受人身關係限制，

　　和服務性質的事業全般活用。

　　更要附帶申明的則是，資本主義施行時，這貨幣管理的制度務必延伸而包括全國經濟各部門，即農業也和工商業相同。一種適當的司法制度必須在後扶持它。如是，通過以上三種條件所交換的價值才能確定，所定合約才能執行。資本有了保障，才能存聚。實行這種體制時，資本主義國家讓私人企業佔先，因此私人資本在公眾生活上佔著一個比重特大的地位。付出這代價之後，人民大眾就用不著受政府機構很多不必要的管制，只讓經濟因素作主，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之下，使效率提至最高。社會主義給這體制以若干修正，它使公眾的資本加入，並對私人資本加以較強之管制。其間之差別也是相對的。即今日美國的經濟生活也不是全然不受社會主義影響。

資本主義的歷史構成

　　要是我們檢視資本主義在歷史上構成的程序，則當中無此複雜的情形。在「資本主義」這一詞出現之前，亞當·斯密只稱之為「商業之系統」。創造這體系時，以文藝復興期間的意大利為其誕生之搖籃，威尼斯又為這運動之先驅。

　　在實施資本主義之前，若干內外障礙必先排除。意大利此時在政治上做到這地步。因為羅馬教廷與神聖羅馬帝國爭權，兩不相讓，意大利半島上的很多城市得到實際上獨立自主的地位。教會裡不許放貸生利的禁規都置之不顧。在各城市之中，威尼斯又有它獨具一格的體制，即其經濟一元化。它在大陸上擁有的農業土地數量不重要。它賦閒的貴族有退休金。勞工不足成為問題，因有奴工及僱用之外人。城中鹹水也不宜於製造。所以威尼斯避免了中世紀以來歐洲各國通有的糾紛，例如教會法庭、皇權神授說、寺院利益、貴族特權、同業公會的限制、勞工的要求，以及普通法的習慣等。整個城市社會等如一個大公司，民法即商法。這商人組成之民國只須隨著她的本能構成她的海上威權以商業致富。14及15世紀初期，威尼斯達到她聲望和威勢的最高點，儼然為歐洲國家之一。可是也因為她的資本主義缺乏生產的基層支持，其發展的程度有限制。土耳其在地中海東部逞威，葡萄牙也在西方突起的時候，這城市很快失去了她的領導地位。

　　意大利文藝復興的進度降低，北方文藝復興代之而起的時候，荷蘭民國成為資本主義的次一台柱。以前低地國（包括今日之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並無組織民族國家的經驗。可是這地區封建領主的控制不緊湊，市的自治權力較其他地域為強。很多市鎮由封建領主承認的特權已有了長久的歷史。也有很多地方，一個村民只要在城市裡居留40天即可以擺脫隸農（villien）的身份而獲得市民（burgher）的地位。鄉村的織工和負販商人湧入城市的時候，各城市裡的司法機構已經經過調整，有對付因此產生各種的問題的能力，以後不必走上階級鬥爭的道路。同時，封建領主在市內所有者不過地租，地上房屋尚為市民所有貨幣日趨普遍之際，地租無法增殖，是以領主之控制及其影響只有愈為降低。在這些城市之中，尤以阿姆斯特丹一向被鼓勵與其他漢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的城市競爭（漢撒同盟一般以德境波羅的海沿岸的自由市組成，但阿姆斯特丹也是成員），而活躍於國際市場。

　　促使荷蘭民國獨立近因為西班牙之宗教獄。查理五世1550年頒布的詔令稱凡是任何人將若干新教邪說印刷、抄寫、保藏或傳佈，未經特准閱讀、講授或討論聖經者一律處死。如果表示懺悔，則男子斬首，女子活埋。至死不悟，則以火燒死。任何教會的法宮都有執行上述刑罰的權力，告官者可分得犯人十分之一財產。又準備成立新主教區以便將各地人民籠於更嚴格之管制。查理尚不能犒詔令全部執行，嗣位的菲力二世變本加厲執行，一時引起低地國家叛變。他又在這地區抽收貨物零售稅10％以支持其軍事行動，更引起當地民眾抱怨，於是宗教自由、地方自治和經濟上之齟齬各種問題糾成一團。

　　低地國對西班牙的抵抗成為一段綿長的歷史事跡。首先即有菲力所派亞爾巴公爵（Alva）的來臨，事在1567年。他所執行的「血腥法庭」所判18000件刑案是當中發展之一部。英國對叛徒的援助引起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世稱「無敵艦隊」（Spanish Armada），不意為海風漂沒。荷蘭之宣告獨立事在1581年。只是不到16 09年的停戰協定，新民國無從覺得她的安全已有相當保障。還要待到三十年戰爭結束，各國在威士特法裡亞（Westphalia）簽訂和約，荷蘭民國之成立才獲普遍承認，事在1648年，去首先之軍事衝突已81年。

　　各種演變互為因果一再觸發，不免產生不少當初無從料及的後果。低地國家南部為首先發難抵抗西班牙的地方，事後卻仍在哈布斯堡統治之下。獨立者為北部。喀爾文教派初由弗蘭德斯（Flanders）傳入，日後成了荷蘭人的宗教；而今日之比利時和盧森堡繼續信夭主教。另外一段意外的發展則是聯合省（荷蘭民國最初的稱呼）得到大量資本和技工的注入，以後她的紡織業有飛速的發展，奪走南方的優勢。

　　哈布斯堡的鉗制既已推翻，羅馬教廷的壟斷也已解除。喀爾文派的改革教會（Reformed Church）並沒有立即帶來宗教上的和平。在解釋「命定論」（Predest ination）的時候，又構成所謂「抗議派」及「反抗議派」的衝突，可是兩派都無力號召充足的社會力量發動內戰。另外一段發展是，在抵抗西班牙的戰爭中，各地貴族站在人民這邊，戰後他們的產業大部喪失，雖然保有貴族頭銜，實際上已成了市民階級的僱員。在這情形之下，新國家除了一意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走之外，沒有其他的邏輯足為建國的憑借了。所以這國家出生於北海之濱，從此專心注意貿易和海上的權威，認為這是立國的宗旨。它的民法經過一段提倡，特別注重私人財產權，與水上及國際間的施用。萊頓（Leyden）及尤特裡特（Utrecht）兩處大學也供給了智囊，解決了當中思想上和技術上的問題。在今後一個多世紀內，阿姆斯特丹成為西方最前進的海運中心、海上保險業中心、商品的交易所和貨幣市場。亞當·斯密曾在《原富》以整節篇幅介紹阿姆斯特丹銀行的業務。這銀行是當日推進資本主義最有效的工具。

　　只是這民國的內地鄉村中各部分仍是出產奶油和乳酪的地區。各地根據過去之特許狀組成，內中的習慣法互不相同，於是只能以聯邦制維持。有了這兩級政府的伸縮性，很多不合時宜的法律無須明文廢止，以後就在用進廢退的條件裡被淘汰。同時新的管制方式也可因試驗而生。所謂「聯合省」不僅是由有獨立主權的7個省組成，而且每—省內有些市鎮尚保存若干獨立性格。又如荷蘭印度公司是由好幾家公司合併而成，以後每一公司之後身自成一「廳」，保持著各別的董事會、船隻和航行的日期。荷蘭的海軍由5個不同的海上公署聯合構成。阿姆斯特丹有它自身的郵政局，一直向外國收發郵件至1752年。當日荷蘭省不過是荷蘭民國七省之一，但它有全國2／3的人口，也曾承辦聯邦3／4的經費，甚至堅持它有獨立的外交權，不受聯邦拘束。

　　雖說如此紛紜，看來用貨幣管制的方式終能生效。資本主義最大的用場乃是「任之自然」的處置，遂能利用地理上不平衡的地方獲得利潤。顯然在初期現代社會尤較今日有效。荷蘭民國內部的緊張確實存在，但始終沒有發展到破裂的程度。從商業上的財富能反饋農業的情形看來，當日之作法應算成功。各種海堤、人造草場、風力抽水機、牲口選擇性的繁殖和排水的運河不久也使這個新國家整個改觀。

英國之例

　　在17世紀，荷蘭民國既為英國的對頭，也是後者的好榜樣。這兩個國家交戰不止一次。可是英國人也迎接一位荷蘭王子為他們的國王。如果這令人感到驚異，尚有世紀中期的內戰，一共兩次。弒君之後，朝代為之中斷。此時的英國也曾試驗為民國，也接受了獨裁製，回頭又有王室復辟，復辟不已，再來一次革命。即至今日也難有兩個歷史家對以上情事的看法全部相同。也就是說，通常的解釋很難說明為什麼一個國家要在一種週期上巡行兩圈才領悟了她本身的性格。

　　從宏觀歷史的角度來講，此中情節並無神秘之處。17世紀初期，英國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至世紀末期情形已有極大好轉。當中的幾十個年代裡，這國家不定的情勢引起很多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案，一般都有各走極端的趨向，例如專制皇權和議會至上說、大主教勞德（Laud）的注重教會紀律和各教會的自創門戶、從軍事管制到共產主義。當時提倡這些辦法的人沒有省悟到，他們自己的立腳點已延伸到歷史經驗之外。從來沒有像英國這樣大小的國家也有適當的農業基礎可以樹立一種貨幣管制方式，從此她可以首尾相應如一座城大都邦之緊湊。

　　要從這國家內部與時代不合的情形看來，才可見得問題之大。英國的封建制度早已崩潰，即莊園制度作為一種制度也早不存在。中古以來土地佔有的殘跡既無從調整，也仍然沒有掃除。最初封建體制之下土地不得買賣，實際上則買賣層見疊出已好幾個世紀。當初賣主無妨「封」新業主為他的「陪臣」，成交之後有「每年夏天採辦一朵薔被花」的義務。隸農在黑死病使人口減少時即已解放，事在14世紀。幾百年來他們持有耕種土地，傳之子孫．稱「抄本產業人」。習慣法保障他們不被逼著交莊，而他們也仍對業主盡不同的義務，在各種情形之下千差萬別。已改作現金付交之租費則因世紀的通貨膨脹，貶值到近於零點。詹姆士一世在位時，王室賣出了一部分地產，時人以價格低廉，有如贈予。可是現在看來，其價格已是當日10 0年的租金。在這段期間，租賃費的增加如果事屬可能，只能改稱為「罰金」。有心計而帶侵略性的地主能在約十餘年內將其地產租金增加至4倍；無法增加的則全部凍結。有些地主令抄本產業人及租賃人接價之後退田；也有地主始終找不到手下的佃農。

　　這樣雜亂無章的局面使若干投機者旦夕成為巨富，也使很多人江河日下。所有佃農雖有對土地之使用權，但法律上的地位不明，惶惶不可終日。這顯然不是保持社會安定的辦法，更談不上動員全國的資源去對付一個極端帶竟爭性的新世界。

　　如果英國此時集中於食品之生產，專門對付國內及內地的需要，問題就簡單得多了。那樣則商業可以歸納於沿海都市之中，不和內地關聯。可是英國的出口大都在羊背上，羊毛及毛織品占輸出物品75％至90％之間。牧羊業使英國農業與商業關系至深，對海外市場價格的變遷極度敏感，也與外交情勢發生關係。更因國際貿易之展開，17世紀國內的貿易也有平行的發展。內戰前夕，許多循行各地之商人經常來往於內地次級城市，負販則及於各村鎮。

　　司法制度缺少統一性，增加了全國的不安成分。所謂習慣法者，根本是農業社會之遺物。它的保守原則著重過去未曾做過之事現在也不能做，所以以各地之自給自足為依歸。這已和17世紀的情形極不相容。所謂衡平法（equity）本身並非法律，只是它認為法律務要使兩造感到公平（equitable），也受羅馬法及寺院法的影響，此時只能行於國王直轄之特權法庭。

　　在以上情形之下，國王被迫增加新稅以支持海陸軍，因之以對付新問題並且擴大行政範圍，全國意見分歧。很多的爭執與不同的信仰至此集結在一處，也掀動了不同的情緒。教會內外的糾紛，源於都鐸王朝執行宗教改革後迄未成定局，只有使爭端愈為尖銳化。也就是說一切都已投入一個大熔爐裡。

　　這樣的情況不是上端有了變化，諸事即可解決。當社會下面各階層仍無法管制，而且上下之間適當的聯繫尚未形成的時候，威士敏斯特的人物換班不足以構成任何突破。我們必須注意問題癥結在整個國家組織，不僅是權力的分配或執政者的個性。

　　當1689年威廉和瑪麗，亦即荷蘭的王子和英國公主出身的王妃同為國家最高主權人時，重新構造全國的工作已大致完成。幾十年來的混亂已使全國土地一般有了合理化的解決。陶尼（Tawney）所說土地換主以打仗的方式完成，要比法庭告狀來得省費。一個實地上的測驗來自1692年。當日土地所有權已經過如是之進體化，是以新收土地稅用不著包稅人。因為如此，新稅以中央管制的辦法徵收，得款每200萬鎊，全部繳入財政部（Exchequer），此為前所未有，稅收亦超過歷年各項收入之總和。

　　自特權法庭被國會取消之後，習慣法法庭即以試驗性質施用衡平原則作判案的一部分根據。最初不過是承乏的辦法，不久衡平法也造成成例，脫離了凡事都是臨時的觀感。這兩種法律的併合，已為日不遠。1689年賀爾特（John Holt）為首席法官，他指示以後習慣法處置商人案件時概照商業習慣。這對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極大影響，尤其是關於遺傳典當、動產處置和不履行契約之賠償等。

　　事實上奧倫治家的威廉對英國事物沒有深厚的興趣。瑪麗承繼斯圖亞特王朝之名，不過是個凡事依從的妻子。他們可以被擁戴為國王與王后，無非表示下端的改組已大致安定。這時，元首對國事缺乏成見反可視作一種長處。有了這樣的改組，國會至上至此成為事實。私人財產權被確定，也成了新政權的施政邏輯。內閣制和兩黨製出現已指日可待。

　　1693年的皇家礦法（Mines Royal Act）取消了國王自所有礦砂內提取金銀的特權。過去這規定阻礙著工礦的發展，新法案對新投資極有引導力。次年再有英倫銀行誕生。新銀行貸款於政府，使公債從此成為一種永久制度，國王個人再不對之負責。事實上威廉與瑪麗尚為這銀行首一首二的股東，可見得公私之界線已劃分明白。有了這些舉措，英國之現代化已具定型。毫無疑義，國事之決策從茲可以用商業原則處理。

　　1689年的革命以「光榮」稱，不僅因為只有極少流血，也因為這革命將幾十年來的成果一併收納。這是一塊新的里程碑。以後只用司法決定何者為合法何者為不合，即可將體制內不應產生的技節剷除了。

　　自此我們再重新檢討以貨幣管制的三個條件，亦即信用之展開、經理與所有權分離、服務之全般活用，也可看出英國在18世紀初年已充分與之相符。自從1694年成立英倫銀行，這國家經驗到的信用膨脹有了現代尺度。1702至1714年國家歲出由 500萬鎊增至700萬鎊，同時期內國債由1300萬積至3600萬鎊。馬爾波羅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邱吉爾之祖先）能夠打敗法軍，得力於十多個歐洲大陸的城市貸款支持他的軍事行動。貸款的人一聽說倫敦商人全都支持英倫銀行，不待勸說即解囊。這也可算得第一次「國際貨幣基金」所做的投機主意：現代戰爭之具商業性，自此更明顯。讀到這裡，也可以欣賞鮑爾教授所說「資本主義之成功端在它與國家互為一體，它本身即是國家」的意思。

　　英國既已發展到這程度，她於是在國際財政界突出於荷蘭之前。過去荷蘭壟斷了船舶的海上保險，即英國船隻在17世紀也由荷蘭保險，現在英國取而代之。一般看來，凡是荷蘭能做的事，英國只有做得更好。其秘訣在於將國家經濟的下層機構發展之後，以習慣法和衡平法結合用作新體制上下之間的聯繫，於是農業之財富和商業之利益有了交流的孔道。兩種事業也可以彼此扶持。英國的鄉紳與新興市民階級相得益彰。自詹姆土一世從蘇格蘭到英國踐作以來，宗教上的爭端經常使國家處於動盪的局面裡。可是在現代人的眼光裡，這宗教爭端已毫不相關了。當然，所有工作並未全部完成。更多圈地法案還待通過，農業土地才能極盡其用，付費公路才能修築，農業剩餘的勞工才能轉用到城市。他們構成了城市間的無產階級，為新興工業廉價勞動力之來源。可是至此一種無可逆轉之處業已到達。英國人一眼看回去，他們總可以視1689年為他們歷史上一塊重要的里程碑。其他行動或受調整或被逆轉，而光榮革命的結果永在。

中西對照

　　以上所說與中國歷史有何關係？

　　這些不是天方寓言。所述也並非偶然出現之事物，只在出現的國家裡有效。人類需要自存的天性使他們不斷屯集物資，終於在商業之間找到實踐的滿足。它所創造的式樣，以後成為政治體系的施政原則。這些辦法有好處，也有壞處；它們可以被歪曲，庸俗化，而且濫用。可是當中所有財貨和各種服務都應當能互相交換，也能由法律監視的原則已不可磨滅。它已經打開了科學的探討和技術的引用。它已經使人類的生活更為富麗；它已經被視作將世界各國分等級的標準。這種物質生活有馬基維利、霍布斯與洛克等人所予意識形態的支持，已經成為西方思想的重要體系。在20世紀末期，世界歷史成為一元之際，我們看不出在研究中國歷史時如何能忽視資本主義產生的的過程。威尼斯銀行下接阿姆斯特丹銀行，更有英倫銀行，也和意大利之文藝復興、北歐文藝復興與英國文藝復興印證。這已不是單獨且分散的例子，而是前後互相貫通的史跡，業已擺在中國人應走的道路上。說來不怕粗略，從直率的眼光看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也可以視作對這種挑戰的各項反應。我們所能想像的結局，也無非大陸整塊土地上產生的中國文明和這西方的海洋文化匯合。

　　過去歷史之發展未達適當的縱深時，中國之改革者和歷史家同有將中國應做的整備看輕的趨勢。中國的革命通常被與明治維新相比。其實日本在德川幕府時期有帶競爭性的諸藩，已有將他們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或按照商業條理處置之姿態。各封建領主之下有「藏元」，亦即營業經理。銀行業稱「兩替屋」者，有的尚為幕府匯款，有了幾百年歷史。批發商叫「間屋」，也構成各種「組」。同業公會稱「株仲間」。道路交通網稱「五街道」者已將各大都會聯結。「宿驛」遍及各地，通信則有「飛腳」。海船之定期航行者稱「回船」，又兼理保險事業。所以，構成資本主義貨幣管理的主要因素大多已在事前存在。明治維新不過在這種種商業因素之上加了一個總攬一切的政治組織，資本主義的體制即此就緒。

　　中國歷史也不能與俄國革命相比。中國缺乏彼得大帝以來種種西化基礎，同時無隸農制度，他們在100多年之前尚在帝俄裡存在。嚴格說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無從對中國人提供技術上解決問題辦法。《共產黨宣言》一向被稱為革命行動之指導，讀時應當注重其實際上對問題著手之步驟。「革命之生產方式」僅能由經濟組織最前進的國家執行。共產主義者不當另外組勞動階級之黨抗衡。這些都已寫在《宣言》之內。

　　雖說美國對中國歷來不乏好意的支持，美利堅卻不能在歷史上對中國提供歷史上的嚮導。美國成立時衡平法與習慣法之結合雖未全部完成，兩者交匯至少已有超過100年的歷史。美國人不能想像農場之管理和鄉村之治理不能以金錢為主的情形；他們瞭解，立法雖接近現代化，後面沒有社會上強迫執行的要求，則到頭仍行不通。美國的商業效率，亞洲國家不能輕易照抄，因為它有環境上的優點，將一種業已證明有效的系統在長時間內逐漸加於一個大陸的廣大地區之上。另一方面，她奮鬥的特殊紀錄，包括「塞家叛變」（Shays's Rebellion），威士吉叛變，各州否定聯邦法律（Nullification），各州高持「州權」（staterights）的例子，更有關於貨幣、銀行、反對托拉斯、管制勞工與跨州商業的立法而產生的各種糾紛。這樣一來，現下美國分工合作的辦法，也是只此一家了。如果我們要從歷史裡得到教訓，最好還是追根看清資本主義在西歐發展的原始形貌，才能為瞭解今日之中國提供一大有益借鏡。

　　從宏觀的立場看來，世界上從無一種全然相同的事物在歷史上發生兩次。每一事物都有它獨特之基點。所以在提出因果關係時，我們也應當將歷史事跡盡量前後連貫看去，而不應因一時一事偶爾相似即下定論。

高層機構：國民黨與蔣介石

　　在上列例子裡，可以看出所有國家都企圖脫離以農業經驗為作主的管制方式，採取重商主義的辦法，不論其結局稱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這運動由小國波及太國，從海洋性的國家觸及大陸性格的國家，從歷史文化不十分鞏固的國家到這種力量根深蒂固的國家。不僅法國大革命和俄國的十月革命可視作這普遍趨向裡所作的大型調整，即是今日多數國家的掙扎，包括「有錢的」和「沒錢的」，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和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國家，也仍離不開這組織上的問題。

　　假使我們將這世界史的大框加在中國史之上，即可看出鴉片戰爭以來之事跡並非一連串，做得無頭無腦上下不得的錯誤。中國對西方之挑戰的反應既強烈，也前後一貫。她起先拒絕改變，以後將改變限於若干方面，並企圖振起傳統的社會價值以為抵制。這和其他各國的經驗比較起來也只算得合乎情理。如果與荷蘭及英國曠日持久的紀錄相較，也不能說中國已放棄了很多機會，坐費了不少寶貴光陰。讀者可以再三考慮目下的一段隱喻：中國是一隻大型的潛水艇夾肉麵包。五四運動已經策劃了上面這塊長麵包，昔日文士官僚今日已醒覺為革命的主使人。邏輯裡下面這塊長麵包，亦即為數億萬無從區劃的農民，則構成革命之動力。可是前者的自覺與後者之解放尚不是這群眾運動之終點。最後之目的在使全國接近世界標準，能在數目上管理，擴大這國家功能上可活動的程度，也增迸它結構上的實力。

　　以這樣的眼光看來，中國的當代史可以簡明的條例：國民黨和蔣介石製造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中共與毛澤東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並將之突出於蔣之高層機構之前。現今領導人物繼承者的任務則是在上下之間敷設法制性的聯繫，使整個系統發揮功效。

　　蔣曾受無數指摘。有人批評他缺乏系統，凡事臨時湊合。也有人說他無從肅清內部的貪污不法。也有人指斥他全靠人身上的忠厚和感情上的激動驅使部下。更有人責備他不新不舊，既不全部維新，又不是一意保守。每項批評都有相當真實的成分，可是批評的人自己就不能說明如何可以避免這些錯處，此外他們也沒有另辟途徑的講出應採取的路線。事實的發展表示著各種不如人意的地方無法避免。如果另有較好的方針，中國人不難另選賢能。一個現實的證據是周恩來1927年被蔣的部下拘捕於上海．生命幾遭叵測。可是在1936年西安事變時周又周旋使蔣被釋。

　　看來責罵蔣介石容易，表揚他的成就困難。我們也無從對蔣的言行一句一事無選擇性的全部支持。可是蔣是一個歷史人物，他的一生表彰著一個極為偉大的群眾運動，有了這運動作基礎，才可能有日後的人民共和國之產生。要是忽視他的作為的積極性格，則任何人無從以技術角度解釋何以中國在80年代和20年代會有如是劇烈的差異。

　　為了保持歷史上的連續性，我們尚且要承認中國帝制被取消之後軍閥割據不可免。蔣收拾著留下來的殘局，只能兼容並包，無從憑己意區分去留。他以黃埔畢業生造成部下主力，於是將各省區間的強人和政客拉攏過來，構成一種人事上的團結。此間應值得注意，這批強人也沒有落地生根在下層獲得選民支持。缺乏財政能力是蔣的另一弱點。中國在帝制時代向來無力動員全國上下一致成為一體和外強作戰，或與類似的國家作經濟上的全面競爭（在這條件下，中國在20世紀和英國在17世紀初期相似）。對日戰爭爆發前10年，國民黨之南京政府獲得關稅自主。創立了一家中央銀行（事實上由中央、中國、交通和農民銀行分擔應有的央行業務），利用關稅、鹽稅和煙酒稅支持整個新體系。再有收支間的不平衡，即靠國內發行的公債彌補。即算有了上述的舉措，抗戰前夕國家總預算尚只有12億5000萬元。以當日三比一折合美金計算，為美金4億元。雖說當日的購買力與今朝不同，這4億仍是一個極為纖小的數目。

　　蔣介石全靠這組織上的能力得世界之公從，成為中國之希望。也因為如此，他刺激了日本軍人，終有全面武裝衝突。他也明知中國無力單獨取勝，必須倚借外國援助。在採取這立場時他只是無可如何，批評者也不應就此指摘，因為他與當日同盟國家的領袖邱吉爾、戴高樂無異。只是戰局結束後他沒有將歡樂帶及於援助他的人。相反的，與他結盟成為一種累贅，也成了一種羞愧不能告人之處，因此他一直沒有被人寬恕。將情形弄得更糟的，尚有史迪威事件加在他的政府殘暴、貪污和無能的罪名上。及至今日，很少美國人能想起，以每一援華之美元計，對中國國民政府的支持仍不失為一種廉價的買賣。如果將國民黨奮鬥的長期結果綜合看來，觀察者應有與杜魯門和馬歇爾在日不同的看法。蔣介石可以被認為首先給中國製造了一個原始型的統一政府。這政府縱有各色各樣不是，它終究主持了自衛，且在圖生存的關頭裡獲得百餘年來在國際戰爭中的第一次勝利。

　　現代戰爭有一種特性通常尚為交戰國忽視。全面動員極端講求效率之際，戰線之後方常產生一種重新改造社會的運動。一經掀起，這運動不必與雙方宣戰時之目的吻合。第一次大戰爆發時，德皇及俄國沙皇彼此無從預悉此次戰爭之成果首在清算專制皇權，因其跨地過廣牽涉過多，不符時代之需要。此與其位於何處、當初以何原因投入戰鬥無關。第二次大戰爆發時，希特勒以爭取日爾曼民族之「生存空間」（Lebensraum）為志，殊不知曾幾何時此計失敗，反動所及，各色人種之平等傳遍各處，造成一種全球風尚，甚至出於張伯倫和邱吉爾預料之外。中國之內戰與這種出處縱然不同，也產生了出人意外的後果。

低層機構：中共與毛澤東

　　30年或4D年前無人曾預料中國之土地革命將造成一種新的低層機構，它的用處在使中國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當時對共產主義有極端信仰之人士亦不過含糊提及要在農村「將生產力解放」。其他人即以為經濟上的平等本身即是目的。這樣的看法顯然也是毛澤東的著眼，不然他日後不會再發起不合實用的文化大革命。只是從文化大革命及內戰之後果看來，歷史在長時間內所表現的合理性可能與組織這些情事者的初心相違。

　　這也不是說毛澤東在歷史上的成就應當小視。40或50年前極少人能有長遠的眼光看透中國的前途將從一隻潛水艇夾肉麵包的結構上改造著手。經濟上的建設應當注重最前進的部門。與農民為伍，不無人道主義的吸引力，要假他們之手改造中國的命運，聽來則不免荒唐。可是只毛鍥而不捨，事實之展開終如他之謀劃。他的運動既要勇氣，也要耐性；一方面出於機巧的計略，一方面也靠好運高照。這些條件彙集，才有人民解放軍的成功。此中也有一種命運上的錯安排：傳統傾向於均一雷同，以爭取動員時的簡單，終能抵擋住對方使用科技的優勢。這優勢不能全面分配，在戰場上反足為使用者之拖累（雖然稍有出入，這基本戰略也被越共使用，日後使美軍的優勢無法施展）。並且在內戰期間，毛之野戰軍有意避免高層機構。中共統治之下極少有大城市。都市文化故意不要。大部隊只用無線電聯絡。在戰場上軍事人員和政工人員暨經理人員一般靈活互相調用。在雙方互予彼此極大之損害後，這農民軍的鄉村性格使它元氣容易恢復，為國民黨軍隊所不及。

　　可是毛澤東的農村改造更有長遠影響。中國的農業問題在戰前已由貝克（John Lossing Buck）、陶尼（Richard H．Tawney）和費孝通等人提出。這問題的根源也可以從各種方志上看出，總之是耕地短絀、人口過剩、農民負債。可是及至詳細情形經過實地報告提出，當中問題之龐大與嚴重，仍足以使從事工作者驚訝。佃農問題並非一切不平的所在。耕地有時分割得如房間大小，耕牛無從轉身。有時所謂地主與佃農只有大同小異，彼此距挨餓不過只兩三步。放高利貸已是千篇一律，及於放貸者的親戚與鄰舍。所謂剝削也包括僱人工作而給予低過生活費之工資。在這種情形之下，即是要劫富濟貧，也難劃分界線。這種種現實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事跡。當初農村問題本已嚴重，最少近幾十年來又無人過問，只令之江河日下，況又內外煎逼，農村且還要承受戰爭與災荒的後果。

　　毛澤東乃是古今一大宣傳家，他認為「蔣介石與美帝」應對這情形負責。在他筆下，凡是中國傳統內之事物全可以稱為「封建」。內戰期間，凡是青年男女受過教育或只有幾分教育的，都全部募來組織戰線後面的工作。中國既已有了整個年輕的一代對現狀不滿，中共不愁召集不到充足的幹部。

　　美國作家韓丁（William Hinton）已將山西省一個村莊裡土地革命的情形寫成專制《翻身》出版，也可視作一種古典型的紀錄。鬥爭以恐怖政策起頭。一批鄉間的流氓地痞先進入鄉村將這村莊制住，中共的幹部也用威脅利誘的手段鼓動村民。村民因為過去文教的束縛不願出頭，幾經慫恿才提到各人恩怨。等到情緒被激起，他們即將村中若干生活過得去者的家產沒收，也有好幾個過去為惡的人被當場打死。可是這一切也還不過是一段序幕。一到中共的控制穩定，整個地區也在掌握中，另有一批新幹部進入。過度的行為被檢點；對過去之事尋差報仇也不再繼續。村民開始行使他們的選舉權，整個地區內共產黨員的名單也開始露白。所有黨員都要—一在人民面前對賬，稱為「過關」，凡是被村民否定者不得為共產黨員，或也要改造學習。各幹部將馬克思的勞力價值說（一切價值出於勞力）教與村民。重新分配土地時固然視家庭內之需要，也顧及其已有之勞力。事無大小，共產黨員均不厭其詳的—一區分。其所作調查統計之細超過任何習慣之標準。用道德規勸的時候也貫穿各人良心。毛澤東與共產黨人執行土地改革之精，確實令人驚訝。讀《翻身》，一個讀者可以體會到整個社會實際上已解散，一切重新做起。盧梭所謂「高尚的野蠻人」在此時出現，也開始組織他們的「社會契約」。主要的行動全經過協定，詳細規劃，初步試驗、修訂，付之實施、重新檢討，到第二次修正才能算數。在村莊之外，地區工作人員檢討他們的工作時，其擴大會議可以糾集到幾百個代表討論上好兒個星期。韓丁提出，在1947年的一次會議，有1700個代表參加討論了85天。

　　這樣一來，中共與毛澤東替中國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重分土地之後，不僅使以後組織農民合作社和公社相當容易，同時毛和中共也構成了一種發號施令之體制，由以萬計的村民大會一直向上結合而成。它們又有農民協會和貧農團體支持。某些單位等於選區。有了這樣的力量擺在他們後邊，中共從此對付國民黨的軍隊已無實質上的困難。國民黨軍所轄疆土日蹙，防線也愈退近各市區的城垣。

　　1950年間的成功，加上與美軍作戰至少也打得一個平手，大為增進了毛的威信。經濟方面的成功也不難道出：1949年以前中國可謂有三個不同的經濟體系。在東北原來有「日滿鮮」體系，東北的生產和分配只向日本與朝鮮的配合。沿海的城市經濟大體向外，由國際力量支配。中國內地既為農民叢集之區，一向被遺棄如孤兒。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才三位一體，全部經過共同管制。蘇聯援助數量極為有限，但是無耗費的放在有效之處實施，也發揮了功用。農地集體化，除去了當中的阡陌，減少了荒廢，也節省了人工。中國的工業本來就級位低，又受多年戰爭損壞，所以經整頓培植，新狀態就和以前豁然不同。只是以上的條件都只一次有效，而缺乏循環性。到1958年，所有有利條件或已用盡，或無從繼續。

　　在這關頭，毛澤東1958年提出的大躍進顯示他以為，只要有意志力，任何問題都可解決。「後院煉鋼」成為一時風尚。當各種事業缺乏資本的時候，毛認為，鼓足幹勁，筋肉上的額外付出能創造資本。當經濟內服務性質的事業用到盡頭時，他認為即地生產可以省除必要的交通，並規避科技之需要。這樣一來他創造了一種新的原始經濟，凡他力所能及，所有因素都超過限度做到極端。他力之不及，則雖必需卻令其付諸闕如。自此，這些原始的細胞之間產生了各種不平衡，即使各自有成也無法利用。這和現代經濟原則相違。後者抓住各地區和各因素間之不平衡，將一種互為協定的辦法使一切整體化，而在更大的地區及更高的層次取得平衡。大躍進的災害已經傳遍。可是在這錯誤的後面仍有一種不同的人生哲學。1958年年底，劉少奇指摘毛澤東時以為他已創造了無階級社會，平等取得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即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樣就算得上共產主義，中國的社會也無須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了。這一切，劉綜合稱為「一個烏托邦的夢想」１。

　　經濟企劃失敗，加上蘇聯收手及收成無起色，毛澤東的命運跌至最低點。可是他不甘心。他以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度出場。這看來也奇怪：如何一個人會有這樣的力量？而事後全國都認為這一切都是「錯誤」、「離奇謊言」、「恐怖空氣」？這樣，我們如何說明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

　　簡概說來，文革不能以參與者的言行解釋，甚至不能因在其近旁觀察者而獲得適當解釋。它在歷史上的意義可能尚在毛澤東本人理解之外。毛做農民運動前後40 年，也解決了歷來在中國歷史裡使每一代人都感棘手的大問題，他並作詩自為炫耀。在其過程中，他也有兩弟一妹一妻一子慘死，他卻覺得他的權力足以保全他創下的運動。同時，不要高層機構著手的廣泛群眾運動也是他的一貫作風。他既有人之弱點，也可能在給新興官僚和一班文學藝術家打擊時感到惡意的滿足。很少人提及，毛所創的低層機構從未與上端構成組織結構上的聯繫，而只因事情不能以固定的意識形態為憑。一到實際的政治作風露出真相時，毛澤東即想不出自己為何必須放棄他做中國革命發言人的地位。這時候他只要和林彪聯絡，又動員紅衛兵，就完成了重新奪取領導權的一切準備。

　　毛澤東雖孜孜不倦讀史，卻想不到自己不過歷史的工具，他，毛澤東，一生事業也不過是中國革命過程中的一環。他已經掃除了農村內放債收租的陋習，過去這習慣如癌症般影響到鄉村裡每一個細胞的健康，阻擋中國的現代化。可是要把因此而產生的均平主義當作最終目的，從今之後一切都維持原狀，那他的土地革命也不過產生一種現代形式的「均田」。從過去的經驗看來，這種制度縱有政府下令保護，亦無從防制日後的侵蝕。毛好像不是對此毫不知情。他是否確曾囑咐江青不要搞「四人幫」，暫且不說。無可否認，最後幾年他已與林彪疏遠而決絕，而且讓周恩來與尼克松及基辛格接觸。至此看來，他已經在尋覓另外的對策。

經濟成長與法制

　　只是中共如要和過去傳統上的朝代形式隔絕，那它應當使這新的下層機構成為一個不受拖累，可能生長擴大的經濟基礎。因此經濟也務必要多元化，盡力將互相交換的條件提高，做到高度分工合作。如此，中國解剖學上的型式——一個潛水艇夾肉麵包的模樣——才可一去不復還。要是能做到這田地，則文革沒有白費。雖說十年離亂，它也供給了一個新改組的機會。況且它的摸索也產生不少教訓。文革也顯示中國在毛的佈置之下雖執拗而不能穩定，他仍需要上下之間的法制性聯繫才能談得上革命最後成功。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很多國家一經現代化，總是隨著有經濟上的生長擴充。當中的步驟不能全部預先籌措，大致上只能因內外壓力之逼而形成。只是一遇到突破階段，這運動已替它自已選擇了當前的大道。政府的扶助與督導仍然必要，卻已處於次要。多元化的社會（plural society）必因著經濟多元化而興起。一種自然而然的現象使這運動加速。也就是說其要點在掃除當中之障礙，不是預作理想上的答案去解決假設的問題。從一切的情形看來，中國已突破這駐點。

　　中國缺乏西方式法制，既有好處也有壞處。西方人士經常提及的一個印象是，內中有多數安分守己的善良中國人民，又有一群貪污枉法之官吏，不外我們所說潛水艇夾肉麵包之另一面，本書早已不厭再四提及。這是一個不合時代的體制。因為它的原故，中國上下在過去100年內業蒙受重大犧牲。今日它被剷除，只有極少的人為它流淚。這樣的背景使我們想見今後幾十年內是從事中國法制生活人士的黃金時代。他們有極多機會接受挑戰，盡量創造。針對物質生活的新範圍，必有新法律產生。這種工作過去無從提前先做，有如汽車尚未發明之際無從預先構成高速的現代交通管製法案。英國17世紀的經驗又使我們體會到，起先看來互不相容之觀念，一旦被環境逼迫，到時也可能同時為法律容納而調和。即是立法程序不及，也仍可以利用司法機關審案的機會補救。

　　再回到上面提及的一個問題：是否中國已在實驗資本主義？我們看來，這問題的本身即應重新考慮。當一個10億人口的國家以超過一世紀的時間完成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革命，則以前的名詞和詞彙都有重新審訂的必要。現在中國所產生的問題和她背景上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生活條件攸關，因此也有不盡能由西方經驗所產生的語詞全部籠罩之事例。中國緣於地理上之要求，政治體系初期早熟，使各地方上之利益及地方上的組織無從充分發展先期構成多元社會，只好採用間架性的設計，構成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這種辦法貫穿了中國歷史。再則栽培扶植小自耕農，除了極少的例外情形，一直是君主時代君臣之一貫方針。施政缺乏縱深，也缺乏對一時一地一人一事之詳細掌握。總之就是民法無從展開，私人財產權的各種奧妙也不能在法律面前發揮。反面言之，資本主義之展開必待政府參預。因為將資金廣泛流通，僱用外界人士為經理，又構成交網通信和保險事業，無不需要信用，而信用需要法律保障才可能形成系統。中國傳統政府無此技術能力，也不願放棄其道德上的著眼為「為富不仁」的商人打算。所以，僅由它拒絕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就可以阻塞資本主義之展開了。這也就是以大陸的廣泛土地為背景的國家與歐美日本體系主要差別所在。中國農村裡的剩餘既無門徑遠走高飛作有益的投資，小自耕農般又胼手胝足缺乏資本（小自耕農實際上也是小本生意人．春種秋收間的生活費也是一種投資），則韓丁所敘「剝削」在客觀條件上已無可避免。他們在親戚鄰合間的抵當借貸有時只以口語為憑，不一定見文書，倒可以經鄉間的強人如保甲長及縉紳強制執行，因為不如此則關係地方治安。有時候尚用不著麻煩衙門裡的父母官。

　　中共已把這癌症式的複雜情形大刀闊斧肅清。有了以後歷史之發展，才使我們瞭解其真意義在豁除社會組織上的含糊情形，並非將私人之存積資本全部禁絕。在經濟發展的程序上講，中國迄今在「原始存積資本階段」，大多數人民尚沒有享受到機器時代的生活方式。如果真的依從狂熱分子之主張，將私人財產整個不要，只能使全面貧窮更惡化。這錯誤既已被認識，但在社會主義旗幟下廓清私人財產權仍無從避免，雖說這行動已算是姍姍來遲而且在解釋其立場時中共已大為感到邏輯上之困難。

　　目前人民共和國的政策，以時下標語概括之，可謂「致富是一種光榮」。這趨勢可以從兩方面說明：一方面是擴張國民經濟的運動，其規模如此龐大，不能不招致私人參加。譬如，即使美國的通用汽車公司全屬國營，它也需要無數零件供應者，服務性質的行店更不可少，如賣汽車的特約經紀與加油站，更有供應快速食品的餐館和車行取款的銀行櫃台，又有訓練女速記員和汽車旅館經理的學校。說國家經濟計劃都能將各節籌辦得完滿，不免是欺人之談。19世紀中國的自強運動之所以失敗，即是缺乏以上有縱深的準備。

　　招致私人企業也是承認個人財產權的辦法。此事之重要尚未盡為人看出。這當中的關係有立法的意義。一種事業經過批准，其特權應當在法律面前有效。如政府不時將其撤銷，則授權者應有權要求賠償。在這種特權上存積之財富也不當受政治運動騷擾。如是，私人財產權逐漸鞏固，也是良好政府之基礎。

　　從王安石失敗的故事，我們也可以獲得當前的教訓：除非下層有法制上的保護，上端無限制抽稅的權力並非執政者之福。因為全國財政井沒有實際上的結構，各級人員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責，總之即無從考核。這樣也落入一種離奇的局面裡去，下端的人民感到稅重而喘不過氣來，上端國庫的收入則不足預期數量。這也可由最近的一個情形看出：

　　東北的鞍山鋼鐵廠有好幾十所廠房分散在一個廣大的地區上。在最近之前，北京的鋼鐵部只拚死要它增加生產的噸數。財政部則以為它是一種財源。省政府與市政府也要求它將鋼材拿出來貢獻本地的建築。如是各方爭論不已。技術上的問題也可能牽扯一段思想上的問題和意識形態的問題。最後只有提出一段建議，這企業應當視為一種國營事業，讓它自身決策牟利，不過同時向國家和遼寧省兩頭繳所得稅（可是本書出版之日是否照這建議辦理，不得而知）。增強私人財產的權利也無非同樣的將一切合理化，因之各人有了自衛的權力，影響所及，各選區也可就本地的特殊情形強調它們的本色，回頭作特殊的貢獻。假如不如此，則照王安石失敗的情形看來，中國只能仍然當作一個龐大的農村看待，農民也仍只能集體驅使。此中關鍵是政治之改革與經濟之擴充必互相提攜。要使中國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先就要提出真實的數字。世界上沒有所謂「叫化子的民主」（Beggars' democracy;由魏復古〔Karl Wittforel提出，文字上帶諷刺之意）。

　　歷史家從本身的愛憎去褒貶一個現存的政權，與自己身份不符。可是他必須具備能力判斷這樣一個政權，尤其在它有一種群眾運動在後支持時，是否在長期的歷史意義裡與它前任的行動相銜接。在現在的情形下，我們沒有理由作否定的答覆。蔣介石、毛澤東和鄧小平在人身方面或者互相敵視，在宏觀歷史的角度看來卻代表著一種連續運動之三個段落。今日之人民共和國能自由行動之處，無非自它前任而得來。縱使功勞不加在領袖人物的個人頭上，至少也要歸功於他們所代表的群眾運動。

　　再從中國整個歷史看來，這長期革命的看法也和以前所段落銜接。中國專制時代的第三帝國歷時543年，它的特點是內向而無競爭性格。它的體制既如此的與新時代大相逕庭，故改造起來不能避免極端的痛苦。這情形也和17世紀的英國大致相似。

資本主義體制

　　再回頭提到中國是否已進入資本主義體制，我們必須鄭重再三聲明，這問題只能有條件的答覆。要是不加思索，也可以直率說正是如此。如果時裝廣告牌出現於人民大會堂不過一箭之遙的地方，有冰箱和冷氣的高貴汽車供私人使用，而且新企業以出售股票籌集資本，那就難於解說這些事物仍屬社會主義範疇。可是從歷史上看來，「資本主義」這名詞從西方傳來，到底有它歐洲之背景。如果將四周牽扯的事物一併拿來討論，也可以從狹義的說資本主義只能由市民之特權（municipal fr anchise）作基點產生。不論從內從外著去，資本主義總是和自由城市結不解緣。因之市民階級（bourgeoisie）有了他們的絕對優先權。也因此，私人之資本總是在公眾生活中構成特殊影響。中國的革命，從毛澤東的故事看來，則主要的是由受過教育的年輕人領導農民發動。在後來建國過程之中，中國人發現西方和日本所創以貨幣為主的管制方式不能避免。從這一點上模仿過去，鄧小平影響下之中國才有了一種所謂資本主義色彩。可是這色彩與內容之間仍有極大區別，不僅方面多而且內容深。

　　雖有最近的放鬆管制，但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從未宣佈它將放棄在很多事業上的專利，這專利及於冶金、煉油及化學工業、機械工程、造船業、交通事業、保險業、對外貿易、傳播事業甚至旅遊事業。這些事業是國民生產值中之極重要部分。目前的解放，仍只是管理的人員有行使職權之自由。私人企業還只限於小商店、食品供應零售業和若干政府本身不能生利的事業。並且很多事業尚且是撥歸私人辦理，不過是「承包到戶」，出之以合同的關係。此外公辦私營的範圍已擴大，人民公社可以說是停止了本身的操作，因為食品生產已由農民自己作主、可是尚不能說公社已經廢除，因為它們仍是原則上的土地所有人，將土地租與個人。政府也仍在收購食物，管理其分配並釐定其價格。這些都是社會主義性格。接受私人資本和採用先進國家管理的技術，並無肅清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形態的趨向。

矛盾與解決

　　不過，從西方眼光看來，中國自相矛盾的情形極多。此中的混淆也由於某些人士過度渲染，他們好像將經濟合理化的運動牽扯到極端，不到局面破裂不止。另一方面，又有對意識形態死硬不肯放鬆的人．他們沒有把「馬克思主義」２當作革命過程中的一種工具，而是倚之為自身安全的保障，這樣一來糾紛才多了。

　　中國人的平等觀念和某些集體行動之性格有長久歷史根據（詳以上各節，尤其第二章所敘），因之由西方產生的原始型資本主義可說和中國文教傳統相違。這原始型色彩造成城市裡的無產階級，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和參加商業戰爭等等，在20 世紀巳不能照辦；開頭如此的國家也早將這些辦法革除。要是中國還將它們之所遺棄當作出發點，也是不可思議了。

　　這樣看來，今後中國可能繼續保持其典型的矛盾而避免極端。這種辦法也是環境逼然。實際上，一方面既要扶植私人資本，一方面又要防制其過度發展，也是孫中山在《三民主義》裡揭示的宗旨，已在半個世紀之前宣佈流傳。很可能這也是發展較遲的國家今後通用的辦法。只是在中國一切還未成定型之前，這種兩端討好的辦法免不了產生一種照片上雙重曝光的印象。以一個國家追求兩種「主義」，也使人猜想它們所代表的力量必將鬥爭得你死我活。

　　可是事實之發展顯示，任何國家在革命行程中通過突破後都有將兩種體系結合歸並的形勢。荷蘭民國即以聯邦制解決內陸部分與海洋部分之不同。英國即以司法審判的方式使兩種不同的法律觀念融合，亦即將衡平的觀念注入到習慣法裡去。其方法不同，而目的只在使全國能用數目字管理，能適用貨幣管制之方式。中國也無可例外。有了這種突破，我們可以斷言中國的歷史從此將和西方現代史匯合。亦如以前留下來的成例，過去官方所堅持的正統教條，不論是伊麗莎白以來的聖公會《祈禱書》，或者喀爾文派的定命論，或是馬列主義、《毛主席語錄》，都可以在背景裡退去，成為文教上的影響力量，而不致成為令人畏懼之鞭策。對中國人和世界，這是一段良好時光。數以百萬計觀光者就此也可以往西安始皇陵寢去看陶制兵馬桶，或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前散步，都可以體會到中國長期革命之確實情形，而同時欣賞它之圓滿結束。

　　可是有思想的觀察者不會忽視當前問題之存在。耕地不足、人口過剩，以及如工業化和保護環境之衝突等基本問題絕不會因革命成功而掃除。自然之災害仍將不斷髮生，雖說救災的能力已較前加強。中國經濟完全由貨幣操縱之後，先進國家繁榮及市場不景氣之週期也會隨著發生。雖說在今後幾十年內中國應有一個極好機會在「已有的』和「尚無的」國家之間做和事佬，調節折衝，可是它也可能在兩方之間同被排擠。工業先進的國家可找到很多借口抵擋人民共和國廉價而有技能之勞動力；而尚不能在數目上管理的國家，則用各種教條，指責北京之侵略性。這侵略性之趨向與中國文教傳統無關。從一個以農立國國家的觀點看來，一個以商業為主的經濟體系總好像是具侵略性的。

　　沒有人能緩敘其間之全部可能性。我們說中國已經過一種突破，不過指出先前若干無力伸展的地方今日已不存在，以前若干掣肘的障礙現已克服。一個新國家之行動自由必會展開一長列的可能機緣。一般而論，歷史家之職責限於敘述過去。習慣也要求他對現狀保持起碼的距離，以防備事體可能之逆轉。只是在這特殊情形之下，用宏觀的眼光看去，我們覺得這樣的謹慎已無必要。我們背後已有好幾十年從未間斷的運動邏輯。又有很多先進國家留下來的痕跡，其用途有如道路上的指路碑，則我們應當能下今日之結論了。如果我們寫歷史的人再含糊推諉，即是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

　　１這批判由中共中央1958年12月10日的決議提出，原文載《人民日報》、英譯見（Dan N. Jacobs and Hans H. Baerwald. ed. Chinese Communism：Selected Documents（NY:Harper & Row, 1963）,pp109-132因為兩人的立場既如此明顯，本書作者即直接指出此系劉少奇對毛澤東的批判。讀者也可參閱中共在1987年編印之《中共黨史大事年表》頁343以下各節，內中對毛澤東主動與間接參與文革有直率的批判。

　　２馬克思主義之本身為由知識界所掀起的各種左傾思想組成的一大集團，缺乏固定輪廓。馬克思自己所作政治小冊子不如他經濟方面著述之詳盡。《共產黨宣言》內中條列的各項步驟在19世紀中期看來帶革命性格，以後卻供很多西方國採納，連美國在內。此外，《資本論〉則由羅賓生教授（Joan Robinson）與熊彼德教授（J osegh Schumpeter）指出，內中有不少不合實際的地方，如機器只能傳達價值，不能產生價值，如大學教授不事生產，只是社會上游手好閒的人物，如娼妓，如資本家承擔風險不能算是對社會或經濟的一種貢獻。殊不知現代高等科技如計算機等即全由他所不承認的三個因素產生。總之則20世紀末期沒有人能說他全都遵守馬克思主義，更不用說整個國家。

　　人民共和國國有一做書評家指出本書作者「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觀點有可商之處」〔見〈讀書〉1983年5月號〉。這點我完全承認。可是另一方面，認為經濟之組織對法律和文教有決定性的影響，作者也和其他非馬克思主義的作家一樣無法否認受有馬氏的影響．刻下將歷史觀作冗長、互相繼續而作梯度前進的觀察時尤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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