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懷著很大的希望來看短篇小說《「我的罪過！」？》的。但是，讀完作品，我不禁產生一些疑問，出於同作者、編輯、讀者同志共同分析、商討的態度，不妨和盤托出。
市文化館的劉煜在遭到了殘酷的折磨毒打後，為了活下去繼續同那些人鬥，他製造「跳河自殺」的假現場，潛身逃到二百里外的農村，直至粉碎「四人幫」後，他才回到家中，而妻子蘇頎已經改嫁了。讀者不能不問一句：劉煜在鄉下十個月左右的時間是怎樣度過的？俗話說：沒有不透風的牆。他長期蹲在殷大伯家，周圍的群眾知道不知道內情？粉碎「四人幫」雖然是歷史的必然，但究竟什麼時候能雲消霧散，一般的人還不可能推斷，難道一個心中奔騰著革命激情的青年就這樣消極地等待下去？天空中陰雲不散，他就永遠做「隱士」了？
小說中的女主角蘇頎「為了膽小怕事，與世無爭」，「本來是個缺乏主見而感情脆弱的人。」劉煜，作為她的丈夫，對自己妻子的性格，以及她承受痛苦的能力，應該有個基本的估計。但小說竟讓劉煜最後說出這樣的話「……後來他（把殷大伯——引者按）要來告訴你，被我阻止了，唯恐你知道我還活著，無法裝出傷心的樣子，如果被他們看出破綻來，對你更會施加壓力，就只好讓你委屈著生活了。」一個真誠愛著自己妻子的丈夫，難道會這樣忍心叫她承受「失去」愛人的痛苦？事實上，劉煜假自殺而真逃跑後，姚群之流一直未停止對蘇頎施加壓力。好心的李二嬸奉勸蘇頎改嫁，「趁早離了劉家」，就可擺脫追查，這只能是善良的人們的心願。我不是指責「改嫁」，而是覺得把「改嫁」和「擺脫追查」湊在一起就令人不可信了。
劉煜「自殺」後，姚群之流逼著蘇頎讀「批判稿」。和劉煜中學時同過學、後來與劉煜、蘇頎成了鄰居的「書獃子」陳逸成，回到家來「終於憋不住了」，他不冷不熱地對蘇頎說：「在批判會上少罵幾句，強如哭得這麼傷心！」接著又「一甩袖子，生氣地跨出門去。」看來，他對蘇頎所受的委屈是不理解的，更不會想到和蘇頎的結合。這中間誤會消除的關節點在哪裡？作者沒有交代。劉煜「去世」六個月之中，陳逸成迴避「瓜田李下」之嫌，不大到蘇頎門上來，爾後，「他們終於同意在國慶節結婚。」這四個月的時間內，一個「失去」丈夫的女子，心中的痛傷尚未癒合，驚疑尚未解除，重新建立新家庭的感情要求能如此急趨上升嗎？如果說，這種感情要求可以諒解、同情，但小說結尾那種自然主義的處理：劉煜回到家，蘇頎「搶先一步攔住他：『先別進去！你聽我說』……」劉煜什麼都明白了，「他那微笑的臉頓時變得鐵青、飛快轉過身來，用責問的目光瞪著剛跨進門的蘇頎。」這又叫人怎麼理解呢？
我們的創作要堅持無產階級文藝的真實性原則，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對人物性格的基調、對人物性格發展的自身邏輯有個比較準確的把握，一方面需要清楚地瞭解同這個人物有關的社會條件和歷史條件，瞭解這個人物所生活的時代的特點和階級鬥爭的形勢；另一方面，更要深刻地掌握這個人物所處的具體環境和他們所走過的道路。《「我的罪過！」？》也許在現實生活中是有一定的影子和原型的，然而藝術的真實並不等於生活的真實。為了塑造好典型形象，一般地說，應該把思維的著重點放在人物性格的揭示，而不應該偏重於情節的取勝上。《「我的罪過！」？》為了說明情節的合理性、真實性，作了許多墊鋪、交代，這些墊鋪交代基本不是從塑造人物出發的，而是為了自圓情節的。
根據以上的粗淺分析，我覺得《「我的罪過！」？》是一篇違背了真實性原則的作品。此意見妥當與否，請廣大讀者明察指正。
（原載《雨花》197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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