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鴨綠江》七月號發表的徐旭明同志《藝術的生命在於真實》一文，對小說《失去了的愛情》提出了基本否定的意見。文章認為，「作者主觀上是要歌頌歐陽平式的青年英雄，但「三突出」的方法損害和扭曲了他的形象，結果在客觀上宣揚了『天才論』與『英雄史觀』；作者在主觀上是要控訴林彪、『四人幫』，但環境的嚴重失真轉移了批判的方向，結果在客觀上反而放跑了真正的敵人，減輕與開脫了他們的罪責。」這些看法，筆者實在不敢苟同。
評論任何文藝作品，必須從作品的實際出發，而絕不能主觀臆斷。我們討論《失去了的愛情》，也應該遵循這一原則。
首先談談《失去了的愛情》是否使用了「三突出」的創作方法。
眾所周知，「四人幫」的「三突出」的創作方法，是要在反而人物和正面人物中間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中間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和主要英雄人物中間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總之，一切人物都要陪襯主要英雄人物。徐文用「按圖索驥」的方法來分析這篇小說，主觀地判定「彭喚濤是作者全力歌頌的英雄人物」，是生活中沒有的「完人」，而尤浦芳是「為了突出彭喚濤而設的陪襯」，寫金惠萍也是「念念不忘突出彭喚濤」，反面人物汪子揚就更不言而喻了，於是得出結論：這便是「四人幫」那種「三突出」。
這樣「請君入甕」，誰人能吃得消！
細心的讀者都不難看出，小說集中大量筆墨所描繪的人物是金惠萍，而不是彭喚濤。小說從開頭的交待到結尾的照應，都貫穿了金惠萍「失去愛情」的線索，小說命題為《失去了的愛情》更明顯地揭示了這一點，毫無疑問，金惠萍是作者最著力刻劃的形象。而金惠萍並不是「英雄」，也不「高大完美」，儘管作者對她懷有深切的同情，但更主要的還是對她進行譴責。如果承認這個最起碼的事實，那麼就很難使小說在「三突出」的模式中就範。
至於彭喚濤，他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但他遠不及金惠萍豐滿，特別由於他的精神境界在作品中沒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因而也未免流於概念化，給人以乾癟之感。如果因為他是理想人物，就視之為「完人」，並不足以服人。小說通過具體描寫告訴我們，彭喚濤在政治上雖很成熟，但在處理私生活上卻不老練。本來，他早就認為「尤浦芳是一個全面發展的、屬於未來的女性」，尤浦芳在「當紅娘」時，還對他有過「明朗的表態」，但他竟讓感情戰勝了理智，愛上了沒有共同政治思想基礎的金惠萍。最後，他們營建在沙灘上的愛情寶塔，在生活激流中不可避免的流倒，這正說明了他並非「先知先覺」，也不能算是「完人」。
如果無視上述情況，說小說使用了「三突出」的創作方法，並且宣揚了「天才論」和「英雄史觀」，那就未免太背離作品實際，也太委屈了作者。
下面再談談小說的環境描寫問題。
恩格斯認為，現實主義文學「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環境是人物賴以產生、成長、活動的客觀條件。典型環境應該具體地寫出「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反映出社會鬥爭的規律、特點和發展趨勢，並積極作用於人物的思想和行動。這是現實主義文學所共同依循的藝術規律。
徐文認為，《失去了的愛情》寫了「特殊的環境——林彪、『四人幫』在教育界的頭號打手遲群之流直接控制的全國最高學府」。在這裡，遲群之流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和迷惑力，「鑒於這種極其特殊的歷史條件，當時大多數師生不可能也不敢對他們的言行有一絲一毫的懷疑」。由於歷史條件、社會實踐、個人經驗等方面的限制，彭喚濤決不可能有那樣「全面、深刻、明白、透徹的認識」。按照這種邏輯，他對遲群之流的一系列活動，應該「衷心擁護，積極支持」，「踴躍參加」。而小說沒有寫出這樣的社會形勢，因而就出現了「環境的嚴重失真」。
這種分析是主觀片面的。只看到了一個方面，沒有看到另一個方面。要知道，就在林彪、「四人幫」推行法西斯專政和愚民政策的時候，廣大的革命幹部和群眾也正在認識這些丑類，不少思想解放的先驅者挺身而出，不怕坐牢殺頭，憤怒揭露他們的野心和陰謀，與之進行堅決的鬥爭。想想看，當時全國大大小小的監獄和遍佈各地的花樣翻新的「學習班」，關押過多少反對林彪、江青的所謂「現行反革命」、「思想反動分子」。與此同時，又有多少正直的人們在內心痛恨林彪、「四人幫」卻敢怒而不敢言。正因為人民群眾的逐步覺醒，才在幾年之後爆發了天安門革命群眾運動。這一切，難道不正是當時的歷史真實？不看到這一切，又何以正確認識當時的歷史內容和發展趨勢，並進而創造典型環境！小說中描寫的「全國最高學府」，曾經是「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的發祥地，她在歷史上一直走在思想解放運動的前列，在林彪、「四人幫」橫行時，也絕不會因為「遲群之流直接控制」就變成一潭死水。小說寫在這樣的學府裡出現了彭喚濤這樣的人物，完全符合生活的邏輯。他的思想是當時革命先覺者共同的思想，他的語言也是當時所謂「反革命」的共同語言。這些思想和語言，張志新烈士那樣的革命先驅早已具有，寫在作品裡也不能算是「拔高」。批評者正因為只看到生活中局部的、消極的方面，沒有看到全局的、革命的方面，所以才感到這一切不符合自己頭腦中的邏輯。試想，如果真的象批評者所說的那樣，把這樣一個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全國最高學府」，寫成「大多數師生不可能也不敢對他們的言行有一絲一毫的懷疑」，我看那倒是真正的「環境的嚴重失真」了。
我們不能用生活真實來要求藝術真實。批評者彷彿很熟悉這個「全國最高學府」的情況，具體提出：「他們（引者按：指遲群之流）進校之初也確實制止了武鬥，實現了大聯合，而且他們的『經驗』更成了全國『清隊』的『樣板』。鑒於這種極其特殊的條件，當時大多數師生不可能也不敢對他們的言行有一絲一毫的懷疑。這是一切悲劇的總根子。奇怪的是，在小說中連遲群之流的影子都沒有出現，這還說得上什麼環境的真實性呢？」這些，在一個具體單位也可能是實事，但文藝創作並不是為一個單位寫生活記錄，它要進行典型化，要去偽存真，去粗取精，要加一番改造製作的工夫。藝術真實不等於生活真實。藝術的真實固然要依賴生活的真實，但要達到的真實不是生活局部的真實，而是要經過綜合概括，反映生活整體的真實。另外，對於生活素材，作者不能站在當時的高度，而應該站在現實的高度來加以處理。這樣，藝術的真實就能比生活的真實更真實。如果只按生活局部的真實來寫作，那就不是革命現實主義，而是自然主義，這樣寫出來的作品倒常常會違背歷史的真實。
我之所以提出這些意見，主要是感到徐旭明同志評論的基本觀點不切實際，而且批評的方法不甚合適。至於文章對一些具體問題的看法，本也不無可取之處。諸如人物語言行動應該遵循性格發展的內在邏輯，充分重視環境對人物思想性格發展的影響，打破創作的禁區以及對小說細節等方面的意見，對寫作者來說還是值得參考的。
我反駁徐明旭同志的意見，也並非因為偏愛《失去了的愛情》，而為之徇情回護。這篇小說還有問題值得研究，那就是金惠萍為什麼失去了愛情？小說雖然寫了彭喚濤被林彪、「四人幫」打成反革命，汪子揚乘機撥亂其間，似乎也提出了使之失去愛情的社會原因，但小說又提供給人們以足夠的根據可以認定，金惠萍「失去愛情」的真正原因在於自身。不妨從反面推想一下，根據金惠萍的思想基礎，如果沒有林彪、「四人幫」的迫害和汪子揚的欺騙，她就能與彭喚濤獲得真正的愛情嗎？恐也未必。按照她的性格邏輯，一旦遇到生活中其它的什麼風波，她也會「失去愛情」，或者即使不至分道揚鑣，而所謂「愛情」也將名存實亡。既然在金惠萍身上存在「失去愛情」的必然性，那麼，林彪、「四人幫」毀滅青年的愛情，就出現了偶然性。這樣，小說《失去了的愛情》的主題思想，也就不夠真實了。當然，現在這樣寫，也能在認識人生上給人以啟迪，但在批判林彪、「四人幫」的罪行上卻沒有達到應有的深度。達理同志在這篇處女作裡，在刻劃金惠萍這個人物時，特別在揭示人物精神世界，表現思想感情上，顯示出了潛在的藝術功力，但在整個小說的思想提煉上，還不能不說功虧一簧。
（原載《鴨綠江》197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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