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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與他的世界 作者:鄭勇


  曹聚仁生前發表的文字達四千萬字。其文章之多,在現代文壇是出名的。一般多產作家,可能難免題材雷同與自我重複的毛病,但曹聚仁似乎是個例外。人們經常稱讚他勤奮,這固然是其多產的原因;但我以為,曹聚仁本質上乃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讀書人,雖然長時間從事過教育和出版工作,而且也因此稱得上是學者和新聞家,但是就其本色與內質而言,他首先是一個很傳統的書生。

  他有一本集子名為《萬里行記》,那裡有令人羨慕的人文山水遊歷,足可和他的「讀萬卷書」相輝映。而比他的「萬卷書」和「萬里行」更為重要,也更多影響到他的文章生涯的,我以為乃是他的交遊。從政治到學術,從文壇到新聞出版,從文人雅士到社會的三教九流,這麼豐富的交遊,成為他寫作的資源。作為學者的曹聚仁,有《中國學術思想隨筆》、《國故學大綱》等,但並非不可替代的;而他無意為之的隨筆結集,從這些年刊行的《上海春秋》、《文壇五十年》、《聽濤室人物談》,到早些年的《我與我的世界》,以及更早在50年代的香港所出版的二十多種集子,大多是筆記體的掌故、逸聞,卻更受關注。事實上,現在最為讀者與研究者看重的也正是這部分--換句話說,人們對他的印象與定位,主要乃是基於這些作品。

  《文壇三憶》是曹聚仁這類集子中頗有代表性的一本小書。1953年在馬來亞週刊初次出版時,名為《火網塵痕錄》;次年,香港創懇出版社重印時易名為《文壇三憶》。三聯的「三聯精選」即據這個版本校訂重印,這也是大陸的第一個版本。如果細加比較,不難發現,20年後的回憶錄《我與我的世界》,正是在這本書的基礎上修訂擴展而成,不過,規模已經擴大將近三倍。

  在現代文壇,郁達夫、胡適和曹聚仁都是熱心提倡傳記的。郁達夫主要側重在傳記「文學」,而胡適的著眼點可說在「傳記」文學。這當然與他們的興趣以至專業有關,「有歷史癖」的胡適意在借傳記補史之闕,「給史家做材料」,這從他早年熱心鼓動林長民、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張元濟等人寫自傳,晚年與唐德剛合作口述自傳,都可以看出;而郁達夫認定「所有文學都是自敘傳」,甚而提倡「日記文學」,論其源流乃是受益於盧梭及其《懺悔錄》。如果借用歌德的傳記《詩與真》來發揮,區別在於郁氏近「詩」,而胡氏求「真」。

  曹聚仁的路子無疑近於胡適。他也曾四處遊說朋友寫自傳,但成就似乎比胡適為大。被胡適多次勸說過的林長民、梁啟超,都是到死也沒有留下自傳。而不曾被胡適說服的陳獨秀,卻由於曹聚仁的勸說和提供材料,在羈系獄中時,動筆寫了自傳。更為有力的證據,當然還要數周作人的《知堂回想錄》(初在《新晚報》上以《藥堂談往》為題連載),如果沒有曹聚仁的鼓動和經濟上的支持,這世上可能永遠也不會有這本周氏自傳--這有周氏自己的話為證:「如沒有他的幫忙,這部書是不會得出版的,也可以說是從頭就不會得寫的。」

  曹氏不僅鼓動朋友撰寫傳記,而且也像胡適一樣身體力行。這就是《文壇三憶》和直至逝世時也沒有完成的《我與我的世界》。其實,曹氏其他不少散見於各種報刊和集子中的懷人憶事的篇什,都可以列入廣義的回憶錄。《文壇三憶》內分三卷:「明遠樓前」記浙江一師,「蓮韜館外」敘暨南大學,「《濤聲》與《芒種》的時代」寫辦刊時期。大致以人物為經,以事件為緯,而所涉及的人事顯然不止「文壇」,新聞出版界和學林中人也不少,更準確的概括倒可以借用他的那本回憶錄,曰「我與我的世界」。比如寫得虎虎有生氣的浙江一師的「前四金剛」--陳望道、李次九、劉大白、夏丏尊,「後四金剛」--朱自清、俞平伯、劉延陵、王祺,以及弘一法師、黎烈文、陶行知、邵力子、葉楚傖、柳亞子、吳稚暉,不難看出人物紛雜。曹聚仁曾自稱為「以史人的地位,在文壇的一角作一孤立的看客」,這種定位,套用時下流行的話語,正是自居於「邊緣人」的心態。這也使得他對待往還的亦師亦友輩圈中人,既不仰觀,也不俯瞰,而能以平常心平視之,像魯迅,他就少有神化之筆,而客觀中肯處,足見史家筆墨的精神。

  如同《我與我的世界》一樣,《文壇三憶》也是既留下了大量可信的第一手史料,又不乏盎然有韻致的筆墨情趣,讀來絲毫不覺有枯窘之感。曹聚仁顯然意不在修民國正史中的人物列傳,而興趣更在記錄交遊的嘉言雋行,或者掌故逸聞,取法的是《世說新語》一路:書裡有一篇「世說新語的人物--曹禮吾」,可為佐證。不過畢竟是生活動盪、思想苦悶的民國時代,所以比南朝的那一部「世說」多了些煙火氣。曹聚仁似乎自己也是這樣有情趣、重性靈的人,所以看他的文字,常能感到漫不經心的幽默天性,這從他寫趙景深可以約略見出,那篇文章開頭即說:「胖子有三種,也可說分成三個階段:一種是胖得可喜,其人發福了;一種是胖得可慮,越來越胖了;又一種是胖得可笑,成為電影中的笑話材料了。」

  說到幽默,我們或許會想到現代作家中的林語堂和梁實秋來。林語堂一生不遺餘力地提倡幽默,人稱「幽默大師」。但那種幽默總覺得是硬擠出來的笑,更像一種肌肉運動,多少有些西洋的牛油味,不免失之於油滑。比較而言,梁實秋的雅捨小品卻自有一種悠然心會的機趣,讓人回味良久。曹聚仁的文章,看似信筆閒閒寫來,卻饒富情致,很接近梁實秋的妙得自然路數。他的「文壇述往」、「報壇憶舊」類文章固然如此;而更難得的是,即便「政界談秘」、「學苑思故」之類篇什,也能使人讀來絲毫不覺得枯澀瘦窘。明末張宗子說過:「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曹氏交遊遍天下,多為有瑕有癖的性情中人,或者說他筆下的人物大多寫出了「真氣」和「深情」,這當然也要歸功於曹氏的錦心繡筆。

  曹聚仁自言平生翻閱的人物傳記作品「在五百種以上」,而最「心嚮往之」的是莫羅亞,特別服膺莫氏的這種觀念:傳記作者對傳主的想法應該是,「這是一個人。關於他,我擁有相當數量的文件和證據。我要試行畫出一幅真實的肖像。」但曹聚仁並不僅僅滿足於「真實」,還看重有趣,所以他對筆下的人物,不太注意介紹其完整的生平本末,更不看重全面的功德評價,倒是對其異於常人常態的段子敘寫得津津有味,猶如頰上添毫,頗有吳帶當風之致。前舉寫曹禮吾一文,其中寫道:

  有一夏天,潘鳧工下午照例要去看禮吾,適逢禮吾夫婦睡了,鳧工就在客廳上的椅上也自己睡下去了。有時主人醒來,客人沒有醒,主人就讓他睡在那兒;有時客人醒了,主人還沒有醒,客人也就走了。

  這樣的情節的確可以放入《世說新語》的。此類文可說在正史和野史之間:無前者之平實呆板,亦無後者之向壁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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