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鴻騫的短篇小說《命運》是以我國勞動人民在粉碎「四人幫」前後不同命運所引起的生活變化為題材，熱烈地歌頌了黨在社會主義祖國命運危難的時刻，一舉粉碎「四人幫」，終於取得了戰略決策的偉大勝利。小說的這一主題，是通過對一個縣農機廠青年工人幾年來報考大學過程中的遭遇和經歷的描寫，展現尖銳複雜的現實生活，並著重表現主人公操志強和其他勞動人民兩種命運的急劇演變完成的。《命運》從廣闊的社會生活中選取其中一角，樸實、自然地反映生活和描寫人物性格，構思新穎，主題鮮明，因此引起了廣大讀者和文藝界的注意，在省內外，特別是在青年學生中擁有不少讀者，受到大家的好評。
但是也有一些同志對《命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總的意見認為小說沒有反映時代鬥爭的本質，不真實可信。具體而言，大體有三點：一、《命運》沒有尊重革命的現實，把毛主席革命路線與「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較量，曲解為計較個人的得失，這是對社會主義時代的污蔑；二、小說把青年能不能上大學的命運跟「開後門」攪在一起，這就讓個人的命運脫離了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因而忽視了教育陣地上兩條路線鬥爭的客觀現實，歪曲了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實質；三、《命運》描寫的人民群眾、工人以及青年的形象，離開了他們的階級特性，是不真實的，因而醜化了工農兵。
我覺得，關於《命運》的討論是很有意義的。因為這裡不但提出了對於一篇作品如何評價的問題，而尤其重要的是涉及到怎樣認識「四人幫」在教育戰線上推行反革命的文化專制主義，破壞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毀滅教育事業，進行篡黨奪權罪惡活動的問題，涉及到怎樣認識黨中央改革招生制度的偉大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以及這個歷史性的演變對我們個人的「命運」有什麼重大意義等問題。只有從這樣的思想高度來看待這篇小說，我們才可以把握它是怎樣的作品。
《命運》是不是反映了時代鬥爭的本質呢？回答這個問題，主要看小說是否真實地反映了現實生活。
首先，凡屬革命的文學作品，都是作者從生活實際出發，從對大量的生活現象的觀察、體驗、研究和分析中發現主題、人物、故事和情節，「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鬥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這，已經是盡人皆知的文藝理論的常識。那麼，為什麼會提出《命運》不真實可信的疑問呢？一部分同志的理由是：因為《命運》描寫了「個人命運」和為個人命運而抗爭的人物行動；因為作品選擇了「走後門」和勞動人民（如操大媽）適應不正之風需要的落後思想的情節；因為沒有寫出壞人沈家友篡黨奪權的反革命行動，而只表現了他衡量一隻手錶和討好上司哪個份量重的心理活動。
我認為，這種指責不符合現實生活，也不符合小說《命運》的實際。關於小說反映的現實生活，只要採取起碼公正的態度，在我們的同志中會有哪一個否定它「失真」呢？用個人親身經歷的事實印證小說的真實性，也許會不全面。筆者寫此文時，恰巧拿到最近新華社、人民日報記者寫的一篇題為《招生會議上一場很有意義的討論》的述評，它以大量的、無可辯駁的事實對比了人民群眾在「四人幫」橫行時和「四人幫」被粉碎以後新舊招生制度給革命青年帶來的不同命運。它說：「改革招生制度，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撥亂反正的一項重大措施，它體現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代表了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去年招生，由於認真貫徹執行了黨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工人、貧下中農和其它勞動人民的子女升學率保持了絕對的優勢。據二十四個省，市、自治區的統計，去年招收的工人、貧下中農和其他勞動人民的子女，占錄取新生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七點四。」……「在『四人幫』橫行時期，招生實行所謂『推薦』，實際上是為某些利用職權『走後門』的人開了方便之門。群眾說：『平時不學數理化，到時全靠好爸爸。』四川省有個公社，計劃推薦上大學的名額已經排到了一九八零○年，全部是幹部及其親屬的子女。貧下中農不滿地說：『推薦、推薦，把黨的優良傳統全推掉了。』這樣的招生辦法，敗壞社會風氣，破壞黨群關係，埋沒優秀青年，毀滅教育事業，人民忍無可忍，……」「廣東樂昌縣的貧下中農說：過去招生，『走後門』的歪風盛行，實際上剝奪了我們貧下中農子弟上大學的權利。……有一個生產隊，幾年來，貧下中農子女沒有一個上大學和中專的；去年改革招生制度後，有三個人上了中專，貧下中農很高興。」
「述評」作為客觀事實的報道，都能夠通過大量的事實揭示出在上大學問題上勞動人民兩種命運的不同演變。文學是對生活真實的藝術概括，不以生活為源泉，不以生活原型為依據，文藝作品的主題、情節、藝術形象從何而來呢？「述評」從我們國家每個集體、每個勞動者不同命運中看到「四人幫」橫行時，用「推薦」（亦即「走後門」）的辦法破壞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他們的罪惡目的是毀滅無產階級教育事業，把光明的中國引向黑暗的中國。這不就是個人命運同整個階級、整個國家的命運密不可分嗎？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階級鬥爭是極其尖銳複雜的。《命運》裡的操大媽，是受壓迫、受剝削的窮苦人出身的老一代人。她無限熱愛毛主席，熱愛社會主義，她為了讓後代永遠擺脫沒有文化的地位，二十多年來，她同老伴一心一意教育志強聽毛主席的話，好好學習，將來用學到的知識、本領建設社會主義。她思想裡最單純、最強烈的要求和願望就是這個。可是，「四人幫」一夥壞蛋，為了篡黨奪權，大搞假左真右的反革命活動。操大媽對階級鬥爭的新形勢是不夠瞭解的，她只相信我們這個社會是勞動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的天下，因此只要能把孩子送進大學，徹底改變她一家沒有文化的地位，她都心甘情願，豁得出。我認為，這是操大媽性格中的主導一面。但是，她也知道把辛勤勞動、省吃儉用節約下來的一百多元送給沈家友，心裡也經受著難以言狀的痛苦，所以作者才用了「為了改變志強的命運，操大媽像當年樣林嫂想到土地廟裡去捐門檻似的，也想去找沈家友求求情」來描繪操大媽的強烈願望。由此可以想見，操大媽的思想和行動充滿了激烈的矛盾，但是她最後還是不顧兒子的反對，瞞著全家去適應沈家友的需要。應當說，這是操大螞性格中消極的一面。但是，《命運》很樸實地表現了這個人物的內心矛盾：她原本想到沈家友不過是為撈「外快」才設關卡的，可是她根本不知道，「四人幫」玩弄「走後門」的伎倆，目的是結幫篡黨，是他們實行法西斯專制主義的手段，所以當她聽到沈家友收下手錶仍然剝奪志強上大學的權利的消息時，如雷擊頂，衝著沈家友嚴厲責問：「上面？哪個上面？毛主席說啦？」——她這時才清楚地看到，沈家友不是毛主席的人，他這一套完全是違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終於，在極度的忿慨中，她被「四人幫」迫害死了。這是真實的生活情節，真實的性格描寫，又是震動人心的一場鬥爭！「述評」說「走後門」敗壞社會風氣，破壞黨群關係，埋沒優秀青年，毀滅黨的教育事業；《命運》則把這一生活現象加以集中，造成強烈的矛盾衝突，「四人幫」的「走後門」和人民群眾在「走後門」問題上同「四人幫」展開的激烈鬥爭，不僅使讀者看到了無產階級的敵人怎樣毀滅黨的教育事業，而且還讓我們在操大媽的慘死中認識到在某些部門竊取了生殺大權的「四人幫」的凶殘程度。這還不夠典型嗎？這還沒有反映時代鬥爭的本質嗎？這是對社會主義時代的污蔑和對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實質的歪曲嗎？這是讓勞動人民個人命運同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相脫離嗎？不，不是的。《命運》用生動的形象再現了全國人民都經歷過的嚴峻時光，有誰不為之感動呢？
其次，小說正是用簡潔的篇幅表現人物的相互關係，揭示兩個階級的嚴重對立和水火不容。但是這種描寫完全拋棄了「四人幫」虛張聲勢、玩弄概念，說空話、假話，用形而上學的框框套套拼湊的幫文藝格式。比如小說寫沈家友厭惡堅持又紅又專的操志強，可是等到操大媽迭了手錶，這個傢伙又不得不應付一下，直到志強考了高分，這才心慌起來；沈家友正苦心想法再次卡掉志強的時候，「四人幫」樹「白卷英雄」消息傳來，作者特地安排了招待所打牌壓寶的典型環境，終於露出了這個傢伙的反革命面目。特別應當提及的是操大媽送手錶的細節，小說先沒有說明操大媽送什麼，而是叫沈家友把餅乾盒塞給施大媽，這才露出了手錶。那麼，把手錶放進餅乾盒是操大媽所為，還是沈家友干的？小說並沒有交代。但是從沈家友拍縣委負責人馬屁、急著爬上去再把縣委負責人打成「走資派」這一系列卑劣活動看，手錶是沈家友放進去的。可是當施大媽當著沈家友的面提出這件事時，沈家友卻用「革命者」的口氣說：「他媽的，搞什麼名堂！總想走後門。」小說讓「四人幫」爪牙責備操大媽「走後門」，而操大媽生前終於無法申辯自己的怨屈，她含著怨恨沉到「四人幫」掀起的「走後門」的反革命惡浪之中。後來，志強在粉碎「四人幫」後考上重點大學，全廠工人同志十分高興但又無限深沉地說；「哼，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幫』，改革了大學招生制度，他操志強能有這麼好的命運？」這就是《命運》所展示的現實。在這裡，作者把自己對「四人幫」的憤怒與憎恨，把對黨無限的熱愛與崇敬之情，全都化成自自然然的生活畫面。寫革命人民，寫反面人物，都保持現實生活和階級鬥爭的特定形態，也就更能密切作品與讀者的實際感情。讀者相信：只有這樣寫，才能顯示文藝作品的真實感，反映出鬥爭生活的本質特徵。
第三，要正確地理解文藝作品，那就要求我們用實事求是的態度理解生活。鄧副主席最近在全軍政工會議上精闢闡述毛主席實事求是光輝思想時說：「我們說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決問題，問題解決得是不是正確，關鍵在於我們是否能夠理論聯繫實際，是否善於總結經驗，針對客觀事實，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一切從實際出發。」小說《命運》選材、結構，描繪人物的精神面貌，表現人物的相互關係，揭示主題，我看都是從實際出發的。在評價小說上出現的意見分歧，恐怕關鍵的問題在於，某些同志至今還看不清「四人幫」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極其嚴重的摧殘和破壞這個最大的事實，因而讀到《命運》描寫的生活場面，不願相信，也接受不了。同時，也不要否認，個別同志至今可能還殘留著對「四人幫」搞的那套假左真右的東西的糊塗認識，其實這又從一個方面說明了「四人幫」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流毒和影響遠沒有肅清。此外，「四人幫」那一套形而上學的理論的流毒和影響，在一部分讀者中也仍然存在。比如某些同志一看到革命文藝描寫了正面人物的複雜性格和心理活動，他可以絲毫不加分析，就認定這是醜化工農兵。某些同志為什麼不看看在我們現實生活中有多少善良的革命家長，為了替子女爭取到學習建設社會主義的本領的權利，在「四人幫」的淫威下，不得不拿出自己的大量血汗錢打通「推薦」關節，但終於又一無所獲甚至弄到債台高築、艱難竭蹶的嚴峻現實呢？我們不承認「走後門」是勞動人民的階級本性，但卻從這股歪風中，看到了「四人幫」一夥利用剝削階級意識，摧殘社會主義道德和黨的優良傳統，毒害人民，妄圖使中國人民陷入虎狼當道、爾虞我詐的黑暗深淵，以便他們篡權復辟，把中國重新拖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絕境去的反動陰謀。《命運》的作者正是這樣理解生活的，也是以實事求事的創作態度來處理題材、確定主題的；作品的主要傾向和主要效果也證明是這樣。
世界上沒有絕對完美的事物，文藝作品也是如此。《命運》不可能沒有缺點和不足，可是，不能把「小說表現出來的思想就是『四害』橫行時，勞動人民的命運都是掌握在『四人幫』手裡，他們只能是無力的掙扎，或者是悲慘的下場」的結論，強加在《命運》頭上。為什麼？因為作者的意圖並不是消極地反映「四人幫」橫行時期籠罩在我國人民命運上的憂慮之感，而是把這個作為歌頌黨和全國人民粉碎「四人幫」的豐功偉績，歌頌黨中央撥亂反正、改革大學招生制度給教育戰線帶來明媚春天這個壯麗現實的陪襯、對比內容來寫入作品的。有的同志說得好：「這裡有施萍和操志強的對比；有操本人在粉碎『四人幫』前後不同命運的對比；有兩種招生制度的對比」。其實，小說就寫了一個總的對比：「四人幫」那一套是把中國拉向黑暗的世界；黨中央把中國引向光明的世界。這就是《命運》所要告訴讀者的關於「命運」的全部含義。
《命運》的缺點主要表現在一個「淺」字上。人物描寫得淺，生活開掘得淺，語言運用得淺。
作者刻劃主人公操志強，只注意寫他勤奮學習，刻苦勞動的品格，因為是用「白描」手法，這方面的個性塑造是簡潔有力的。但是，他作為「三好」學生、「投筆從戒」的紅衛兵，「只要黨需要，他樂於在這兒幹一輩子」的優秀下放知青，「理論上和生產上都有一套」的「技術革新能手」、「先進生產者」，作者卻不讓他在激烈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場面中露面，即使操志強發現沈家友推薦上大學的人，根本不是以毛主席規定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為標準，而是靠「走後門」這樣嚴重的路線是非問題，作者也一筆帶過，不見下文。革命的文學創作，體現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作者的全部精力，應該是全力以赴地表現英雄人物在直接參加鬥爭過程中的鬥爭精神、我以為就這個特定作品的基礎而言，操志強可以表現出某些正面鬥爭的行動，以表現他能夠堅定不移地同「四人幫」鬥爭的一面。可是，操大媽含恨死去四年了。操志強卻默默無聲，這顯然是會使人物失去應有的光輝。但是這個缺點並不存在操志強這個形象是不真實可信的問題。基於同樣的理由，施萍一家三個人物（包括未出場的施萍爸爸）都寫得較含混；操師傅、操志華性格上似乎也是沉默多於鬥爭。
生活開掘得淺，主要表現在作品描寫的生活內容的瑣碎上。全篇故事發展做到了曲折多姿，但是在單一線的發展過程中平均使用了力量。同沈家友鬥爭應當是全篇的重點，然而卻讓操志強脫離了，只有操大媽和志華，而且還是輕描淡寫。特別是最後只交待了對沈家友的處理，小說就草草收尾，實有虎頭蛇尾之感。但是必須指出，短篇小說的特點在於「以小見大」，怎樣「見大」？這是作家苦心經營一生的事。作為希望，還是應該提出這個問題。
談到語言，我感到這方面的缺點同它的優點纏在一起，即：《命運》寫的是平常的人、平常的事，用的也是平常的語言，而且詞彙不多、不美，詞法變化不大。如果寫平常的人、平常的事，運用精美、含蓄、富有個性的不平常的語言，讓人物都在個性的語言中「活」起來，那樣的話，短篇雖短，卻可以給讀者留下深刻的、長久的記憶。
總之，我們迎來百花盛開、耀人眼目的文藝新春，《命運》作為一朵新花，還是一篇較好的作品，它有缺點和不足，但不是政治內容上的原則性錯誤，這就是我的意見。
（原載《安徽文藝》197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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