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起的太陽 第一夜 12
    我在405號公路上驅車向南,直奔機場而去。康納凝神望著車窗外。外面的世界籠罩在一層淡淡的薄霧之中。

    「在日本人的組織機構中,永遠不會有人給你打這樣的電話。局長把你給晾了出去。他自己一點責任都不承擔——現在都成了你的事。他把一些與你不相干的事也怪罪到你的頭上,像格雷厄姆的事,還有我的事。」說到這裡康納無可奈何地搖搖頭。「日本人就不幹這種事。日本人有一句名言:要解決問題,不要委過他人。在美國人的組織機構中,總是追究是誰的過失,然後這個人就該倒霉了。在日本人的組織機構中,首先考慮的是問題在哪裡,該怎樣解決,而不是去責怪什麼人。他們這種辦法就比較好。」

    康納眼睛望著窗外,沉默下來。此刻,我們正飛速駛過斯勞頓,——薄霧中,馬裡納高速公路巨大的弧形輪廓在我們頭頂上方依稀可見。

    我說道:「局長不過是有些蒙頭轉向罷了。」

    「是啊,跟以往一樣,不瞭解情況。即使如此,聽他的口氣,我們最好能在他明天早上起床之前連夜就把案子了結。」

    「能做得到嗎?」

    「只要石倉交出錄像帶就行。」

    這時電話鈴又響起來。我抓起電話。

    是石倉打來的。

    我把電話遞給康納。

    我隱約可以聽見電話聽筒裡傳出的石倉的聲音。他似乎很緊張,用日語急促地說:「喂,喂,康納先生。我給警衛室打過電話,可是沒有人接。」

    康納用手捂著受話器,用英語翻譯了他的話:「他給保安值班室打了電話,但沒有人接電話。」

    「後來,」對方仍然在說日語,「我跟中央警衛室聯繫,讓他們派人下來檢查錄像帶。」

    康納用英語重複了他的話:「後來他跟保安中心聯繫,讓他們派人下去檢查錄像帶。」

    「錄像帶統統都在錄像機裡,沒有被人換過,一切都沒有問題。」石倉說的還是日語。

    康納一邊翻譯他的話,一邊直皺眉頭。接著他用日語說:「我看錄像帶是被人換走了。你要把帶子找回來!」

    「康納先生,一切都沒有問題,你叫我怎麼辦?」

    康納聽完後對我說:「他咬定一切都沒有問題。」

    「把帶子找回來!」康納用日語對他下命令似的說道,然後他對我說:「我告訴他我要那些錄像帶。」

    「我已經說過帶子沒有問題,你為什麼老纏著我要找帶子?」

    「我知道帶子已經不在了。」康納說著又冒出一句英語:「石倉先生,我瞭解的情況比你想像的要多。」接著又是日語:「我再說一遍,把帶子找回來!」

    康納掛斷電話,靠在坐椅上憤憤地罵道:「這幫狗雜種。他們一口咬定說沒少帶子。」

    「這意味著什麼呢?」我問道。

    「他們決心與我們較量一番。」康納望著窗外的車流,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牙齒。「他們敢於如此猖狂,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處於強有力的地位,一個難以攻克的地位。這就意味著……」

    康納陷入了沉思。隨著路燈在我們頭頂上方不斷地掠閃而過,我從反光鏡裡看到他沉思的面孔不時地被照亮。「不,不,不。」他好像是在與某個人談話似的說了這幾個字。

    「不什麼?」

    「這不大可能是格雷厄姆。」他搖搖頭。「格雷厄姆膽子太大,而且過去的辮子太多。也不會是我。我的事已經是陳年舊賬了。所以一定是你,彼得。」

    「你在說什麼呀?」我問道。

    「石倉認為有一件事情讓他抓住了把柄,」康納說道,「我覺得這件事跟你有關。」

    「跟我?」

    「是啊。而且肯定是一件個人的事情。你過去有什麼能讓人抓把柄的事嗎?」

    「什麼樣的事呢?」

    「像犯有前科啦,被拘捕過啦,接受過內部事務調查啦,受過諸如酗酒、同性戀或跟蹤婦女等不軌行為的指控啦。或者是否參加過吸毒康復治療,與父母關係或與上司的關係上有沒有問題等等。任何涉及個人的或職業上的問題,不管是哪個方面的問題。」

    我聳聳肩說:「啊呀呀,哪有的事啊!」

    康納只是靜靜地看著我,然後,他說道:「他們認為他們抓住了你的什麼把柄,彼得。」

    「我離了婚,現在一個人帶著孩子。我有個小女兒,叫米歇爾,才兩歲。」

    「唔……」

    「我現在的生活很平靜。我負責照管孩子。」

    「那你妻子呢?」

    「我的前妻是地方檢察官辦事處的律師。」

    「你們什麼時候離婚的?」

    「兩年前。」

    「孩子出生之前?」

    「剛出生。」

    「為什麼要離婚呢?」

    「天啦,別人為什麼離婚呢?」

    康納一聲沒吭。

    「我們結婚只有一年。我們認識的時候她很年輕,才24歲。她對很多事情都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們是在法庭上相識的。她以為我是個剛毅、堅強,每天都在潛在的危險中生活的警探。她很喜歡我有一支槍。就這樣,我們便有了關係。她懷孕之後不願意做人工流產,而是提出要結婚。這只是出於她的某些浪漫的想法,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懷孕的日子很不好過,而且再做流產也為時太晚。沒過多久,她就覺得她不喜歡和我生活在一起,原因是我的公寓住房太小,掙的錢也有限,而且又不住在布倫特伍德,而是住在卡爾弗城。等到孩子出世的時候,她的幻想似乎也完全破滅了。她說她鑄成了一宗大錯,說她要追求自己的事業,說她不想跟一個警察過一輩子,也不想帶小孩。她說一切的一切都是錯誤的,她感到很遺憾,最後就離開了這個家。」

    康納閉著眼睛聽我講。「唔……」

    「我不明白這些事上有什麼把柄可抓的。她兩年前就離開這個家了。從那以後,我就無法、也不再願意幹警探了,因為我有個孩子拖累著。於是在通過考核之後,我就被調到特勤處去跟新聞界打交道。在那兒工作也沒出什麼差錯,可以說幹得還挺好。到了去年,負責亞洲人聯絡事務的工作需要人,而且薪金也高,每月要多200美金呢。所以我就提出了申請。」

    「唔……」

    「我是說,我真的用得著那筆錢呢。眼下我有額外的開銷,比如給米歇爾找個保姆之類的事。你知道為一個兩歲小孩找個白天照顧她的保姆費用是多少嗎?我雇了個人專門在家裡照看她,而勞倫在多數情況下連孩子的撫養費也不付。她說她那點薪金還不夠花的,可是她卻買了一輛寶馬車。我不知道該怎麼辦。跟她上法庭?可她是為該死的地區檢察官工作的人呀!」

    康納依然一語不發。我已經看見前方高速公路上空正在降落的飛機。快到機場了。

    「不管怎麼說吧,」我說道,「我幹上聯絡官的差事之後還是挺高興的,因為這種工作從時間上來說比較理想,薪水也高。這就是我會到這裡來,和你一起坐在這輛車裡的原因。就這樣。」

    「後輩,」康納平心靜氣地說道,「我們兩人現在是拴在一起了。還是告訴我吧,出了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呀!」

    「後輩。」

    「真沒有哇。」

    「後輩……」

    「喂,我說約翰,我跟你說吧,在申請去特勤處工作的時候,我的檔案要經過5個委員會的審查。當聯絡官的人必須在歷史上沒有污點。我的檔案經過那些委員會的審查,他們沒有發現什麼實質性的問題。」

    康納點了點頭:「可是他們發現了一些問題。」

    「見鬼,」我說道,「我干了5年警探。幹這麼長時間難免會被人投訴,這你也知道。」

    「投訴你什麼呢?」

    我搖搖頭。「沒有什麼,雞毛蒜皮。我第一年拘捕過一個人,他指控我對他濫用暴力,但經過瞭解之後,那個指控被認為是不實之辭。我曾經逮捕過一個持槍搶劫的女人。她說我故意在她身上放了一克毒品進行栽贓,其實那是她自己身上帶的毒品,指控不能成立。一個殺人嫌疑犯說我在審訊的時候打他踢他,可是整個審訊過程中還有其他警官在場嘛。一樁家庭暴力案中,一個醉醺醺的女人事後打電話指責我騷擾她的孩子,後來她撤回了這個指控。一個青少年團伙的頭頭因殺人而被逮捕,他說我跟他搞同性戀,後來也撤回了指控。就這樣。」

    你要是個警察,你就會明白這類投訴就像馬路上的車輛發出的噪音一樣,令人毫無辦法。你總是處在那些人的對立面,指控他們犯有這樣那樣的罪行。他們就反過來咬你一口。事情就是這樣。只要這些投訴的內容不是固定的說法,不是反覆抱怨同樣的事,局裡是根本不管的。如果一兩年之中有三四個投訴都說你濫用暴力,那麼局裡就要進行一下調查。或者說有一連串的投訴都說你搞種族歧視,那你也得接受一番調查。其實嘛,就像局長助理吉姆-奧爾森經常說的,當警察就得皮厚一些才行。

    康納老半天沒吭聲。他皺起眉頭沉思起來。然後,他問道:「那麼離婚的事呢?那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不正常的。」

    「你跟你前妻現在相互還講話嗎?」

    「講的。還可以吧,不是很熱情,但還說得過去。」

    他仍然雙眉緊鎖,仍在尋找問題之所在。「你是兩年前離開刑偵處的?」

    「是的。」

    「原因呢?」

    「我剛才說過了。」

    「你說是幹警探的工作時間對你不合適。」

    「是的,那是主要原因。」

    「除此而外,還有呢!」

    我聳了聳肩。「離婚之後我就不想再幹這種與殺人案有關的差事了。我覺得——我也不知道——是幻想的破滅吧。我身邊拉扯一個嬰兒,妻子又走了。她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去了,跟一個有本事的檢察官搞上了。我倒要來帶孩子。我感到喪氣,再也不想當警探了。」

    「當時你進行過心理咨詢沒有?或心理治療?」

    「沒有。」

    「有沒有吸毒或者酗酒呢?」

    「也沒有。」

    「有沒有相好的女人?」

    「有。」

    「還沒有離婚的時候就有?」

    我猶豫了一下。

    「是法利?市長辦公室的那一位?」

    「不是,那是後來的事了。」

    「可是,沒有離婚之前你有過相好的?」

    「是的。她現在住菲尼克斯城,她丈夫工作調動了。」

    「她以前也在局裡?」

    我聳了聳肩。

    康納靠在坐椅上。「好啦,後輩,」他說道,「如果只有這一點事情,那你就沒問題了。」他看著我。

    「就這些。」

    「不過我得告誡你,我以前在跟日本人打交道時就碰到過這類事情。當日本人決心與你對抗的時候,他們可以使事情變得非常棘手。確確實實很棘手。」

    「你是想嚇唬我?」

    「不是。只是告訴你事情往往就是這樣。」

    「去他媽的日本人,」我說道,「我沒有什麼虧心事。」

    「那好,我想你最好現在就打電話找新聞界的朋友,告訴他們,我們處理完下一件事之後就到他們那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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