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商寫信給我說：「《寬容》一書出版在一九二五年。而今已快成古典作品了，我們希望搞一個普及永久性的版本，再一次定一個『大眾的價格』。」倘若他們要對原著作必要的安排，我還想寫最後一章嗎？或許我能夠試著力圖說明，在近十年內寬容的理想為何如此慘淡地破滅，現今我們的時代為何還未超脫仇恨、凶殘與偏執！這一切絕對是有原因，要是真的有，並且我也知道的話，那我能夠說出來嗎？我這樣回答說，剖析美麗端莊的寬容女神的屍體並非一件愉悅的事，卻是必須做的，我認為我有這樣的責任。
下一個問題是我該在哪一頁開始寫後記，同十五年之前寫的這本書作告別呢？出版商建議我將最後一章刪去，原因在於結尾部分是神聖的希望與歡呼。有關這一點無疑他們是對的。確實沒什麼值得高興的，把《英雄》中的葬禮進行曲作為我的結束語比用貝多芬第九交響曲那種充滿希望的大合唱更為適合。可是細想以後，我認為這並非是解決問題的好方法。我與出版商一樣，對前景都非常悲觀。然而這本書還要留存於世好多年，我覺得唯一公正的方法還是讓我們的下一代瞭解，一九二五年如何激起了我們對幸福高尚前程的美好憧憬，可一九四○年又是怎樣完全打破了這些光榮的夢想，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們犯了怎樣的錯誤才產生了這場可怕的災難。幾次通信之後，我說服了出版商，讓他覺得我還是通情達理的，如下就是我寫給出版商的內容，當做《寬容》的最新、最後一版的補充說明。
最近七年可以說是個切切實實的「丑巫婆的大鍋」，一切人類的醜陋弊端都全部彙集在其中，組成了大雜燴，它會將全部的人毒死（除非我們發明某種既快又靈的解藥）。我認真研究了倒進這個令人作嘔的容器中的種種成分，也對這個可惡的大雜燴主要負責人進行了不厭其煩地觀察。那個大雜燴臭氣滿天，正在我們整個世界上蔓延開來，我和別的住在餘下的寥寥無幾的民主國家中的人一樣，看見下等的廚房僕從竟然受如此多人的擁戴，真是無法理解。這些下等的僕從不僅因為這讓人作嘔的大雜燴而歡心不已，且還用所有時間將它強行灌入對他們毫無傷害的旁觀者的喉嚨當中。顯然這些旁觀者喜歡祖傳下來的善意與寬容的鮮湯，但是他們要是對大雜燴表示出開心的樣子，不願吃這一大堆倒胃的東西，就立馬被殺死。我竭力弄清楚這樣的事情如何會發生，用來滿足我的好奇心。而今我要告訴你我用心觀察的結果。
為了搞清這一問題的起因，我建議大家學習精明可親的政治家艾爾弗雷德·E.史密斯先生，他原來住在紐約州的阿爾巴尼，目前住在帝國大廈。首先我們看看記錄，看可以找到什麼。在這裡我提一個問題，似乎它有點離題，不過（一會兒你便會看到）與我們要解決的難題卻密切相關。你養過狗、貓或別的動物嗎？你研究過對這些卑微的動物對養它的家庭與主人的花園以及後院的態度是如何的嗎？你肯定注意到，出於天性、本能或是訓練，或三種因素都有，這些不會說話的動物對它們自認為的「權利和特權」都荒唐地珍視。同一條警犬，它能夠讓自己主人的孩子牽著它的尾巴在房間裡轉圈圈，也能夠讓孩子從自己身上揪下一小撮毛，可另一個和藹的小孩子剛踏上屬於「它」家的草坪的時候，它就立刻嚎叫不止。最小的德國種獵狗肯定注意到了隔壁北歐種粗毛大獵狗可以將它撕成碎片，然而只要那條獵狗膽敢跨出它認為是區分自家與鄰居領地的界限一步，它就會撲向那頭凶悍的大獸。就算是只懂得享受的貓，在另一隻貓闖入自己的爐邊的時候，也會勃然大怒。捕捉大獵物的獵人對森林居住者的習慣都非常熟悉。
他們告訴我，野獸具有群居的本能，外面的野獸要想加入它們的部落想都不用想，無論加入者增加的力量對它們快速削弱的實力來說是如何的有利。那些裝著懂不會說話的魚的心理的人對我說，就算是在這些冷血動物之中，當一條陌生的魚出現的時候，也有種固定的行為準則，在河流岩石間有固定棲息的場所的魚，從來也不會讓別的一條外來的魚成為自己的行列中的一員。動物學我不是很精通，可我學了些有關人類的知識，在我研究人類所謂歷史的這段期間（在這短暫的時期人類記錄了他們自己的思想與行為）的行為記錄時，我發現了什麼？我發現從以前到現在，人類一直都是「群居的動物」，只有在一個人感覺自己屬於經同路人組成的某一排他性的組織，這一組織的成員都苟和於他們自己繼承的信仰、偏執、偏愛、恐慌、希望與理想時，這個人才真正感受到幸福。是的，經濟上的需要時不時也許迫使有些人群，包括彼此對抗的部落，依據某種政治方式做事。不過這樣的安排總不能持久下去。
真正讓好多人不顧艱難困苦與危險聚在一起的原因，是源於他們有很多涇渭分明的相同信仰、一樣的偏見、共同的愛好、一樣的恐懼、共同的希望與理想。看一看從喬普斯與哈姆拉比到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記錄。每一時代所有地方的情況都一樣——每一集團、每一部落、每一宗派、差不多所有家庭，都堅持和鄰居保持一些距離，以為自己大大優越於他人，無共同理解或是共同行動的一切基礎。我給你舉個人盡皆知的例子。世界各地幾乎全部的人從一開始都用怎樣的名字稱呼自己呢？這樣的例子多得嚇人，他們把自己稱做是「上帝的人」或者「上帝的子民」，更荒謬可笑的是「屬於上帝的人」。在別人的眼中埃及人是卑賤的小農，可他們卻將自己看成是「上帝的人」。猶太人覺得自己是「上帝的選民」。「蘇密」——現今人們熟知的官方名字是芬蘭，意思（別人告訴我）是「上帝的人」。太平洋上的好多部落——最熟悉的塔希提島人——也稱自己是「上帝的人」。波利尼西亞同西亞、北非以及北歐相距萬里，在這樣的地方住的種族互相間一點共同之處都沒有。
不過有一點，他們都明顯地覺得自己才是真正有價值的人，他們對人類的別的成員極為蔑視，覺得他們是異己，一點都不體面，應受到鄙視，倘若可能，還要躲得遠遠的。在這樣觸目驚心的規律當中，乍一看希臘似乎是一個例外。不過他們高傲地認定自己是海倫的直系血親，天神的兒子，是大洪水的唯一倖存下來的人，這說明他們對本種族的人很尊重。他們輕蔑地將非希臘人稱之為野蠻人（希臘文barbarous這個詞的意思是陌生、外來的、粗野、奴性與無知），這表明了他們極其蔑視一切的非希臘人，粗率無禮地當他們是異己，甚至那些在各方面確實勝出一籌並且心胸開闊的傑出科學家、哲學家們也覺得他們是劣等人。
這說明至少在這一方面，他們與愚昧的澳大利亞土著人的水平相當，那些土人一直都沒學過三以上的數，卻揚揚得意地告訴歐洲最早的訪問者，倘若問他們是什麼人，則是十分愚蠢的，由於他們顯然是獨一無二和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上帝的人」。我們注意到的羅馬人不受這樣一種傲慢無禮的令人厭惡的形式的約束。這並非由於他們對自己的評價比別人低。一定不要這樣覺得！他們如同現代的英國人一般，覺得自己理所應當是至高無上的，因而他們不屑於就這一點作一些明確的解釋。他們是羅馬公民，這便夠了。對如此一個顯而易見的事——這是誰都可以看到的——大驚小怪未免太有失體統。對此羅馬人一點也不在乎，至少在這一方面不在乎。
有關純種族的概念使得大部分部落與民族覺得自己是絕無僅有應當被稱為真正的人民的人，這一點我就談到這為止。不過這僅僅是其中的一個細節，由於伴隨這種怪異的排外與帶有優越感的種族意識，以及對宗教、道德、風俗習慣這些相異可重要無比的問題的特定信仰。結果，所有組織不論大小都一直居住在警衛森嚴的城堡中，用偏執這個頑固的屏障抵擋外界與外來所帶來的影響。美國已獨立自主地生存一百五十年了。確實，清教徒不寬容的行為是沒有可吹噓的地方的，不過畢竟我們躲避了最危險的極端行為。但是現今，邊遠的地方已被開發了，國家正快速地走入定型，我們卻彷彿沒有從地球古老的一些種族的錯誤例子中吸收充足的東西。
就在我們的領地上，一切種族集團仍死死地抱成團，各自把自己的禁忌推廣開來，彷彿從未聽說過《人權宣言》一般。宗教團體似乎一直都沒有提到過《憲法》中有關出版自由的規定，不僅強行下令自己的成員應如何閱讀與思考，還一點都不顧經全體人民選出的代表所制定的法律，自己開始制定起法律來。在咫尺間，我們便可以看到（倘若我們願這樣做的話）某種窄小的精神與種族排他性的肆意發展，直到一九一四年戰爭開始的時候都被認為是黑暗時代的可悲的殘餘。十分明顯，我們對形勢的太過樂觀稍微有些過早。在最近六年的發展之中，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還包括過多各種各樣的偏見同片面的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意識的增長使得最抱有希望的人們開始相信，在不知不覺當中我們已經回到了幾乎是完完全全的中世紀。
這樣的發現並不愉快，可是就像某個法國的酷愛哲學的將軍不久前說的那般（幾乎可以說是預言）：「對不愉快的事情生氣無任何價值，因為事實完全不在乎，所以也不會改變」。因而對這些最不受歡迎的發展讓我們勇敢地面對，作出符合邏輯的結論，找出應付它們的辦法吧！
從最廣闊的意義來看，寬容這個詞一直就是奢侈品，購買它的人只會是智力超群的人——這些人往往在思想上是脫離了不大開明的同行者的狹隘偏見的人，看到全人類具有廣博多姿的遠景。
他們就彷彿我在本書開頭引用老朋友昆塔斯·奧裡利厄斯·希馬丘斯對我們提出的質疑：既然我們抬頭共看相同的星星，既然我們都是一個世界上的旅伴，既然我們都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下，既然生存之謎深奧得僅有一條路才可以讓人得出答案，那我們為何還總是互相為敵呢？可是假如我們敢這樣做的話，而且引用某個古代異端分子的高尚之言，那些堅持僅有一條通向拯救道路（也便是他們的那條路）幫派別的不寬容頭目便會立刻向我們嚎叫起來，而且向我們投來石頭與木棍，那些沒有順著他們的狹窄小道上走的人注定要永久淪入地獄，所以就嚴厲鎮壓他們，以防他們的懷疑給他人帶來影響，讓別人也去嘗試在「唯一具有權威性的地圖」上沒有標明的路徑。昆塔斯·奧裡利厄斯·希馬丘斯在公元四世紀生活。從此之後，具有高尚思想的人偶爾會提高嗓門來保持這種精神與種族問題上的中立態度。他們有時（不過是很短的一段時期）甚至成功地創立了自己的集團，在那個地方人們能夠無所約束地思索，而且准許依照他們自己的方式尋找拯救。然而這種寬容的態度往往是上層領導強制施行的。
下層階級是不會有它的，他們不甘接受上層階級的干涉，憑借傳統的權力，總是強行讓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可要是沒有其他方法讓別人開竅，便會運用武力逼迫他們「入會」，所以以防流血事件的發生，常常需要警方出動。全部美國人應該永遠感激的是，是一批真正的哲學家締造出他們的聯邦的，這些人不愧有哲學家這一稱呼，他們擁有實際的廣泛經驗，完全與十三個移民區早期歷史上典型的宗教狂熱分子脫離開來。
這代人最後得到了回報，但是等他們離開人世之後，千百萬飢餓的歐洲人就如潮水一般地湧到了他們曾想建立理智之國的完美土地，這樣的歐洲人不單單帶來了強有力的臂膀（這是他們所必需的），還帶來了傳統的先入為主的偏見。他們僅僅相信自己的見解，在所有問題上都只依從自己，從不兼聽旁議。當時的我們太過樂觀，又忙於探測大陸的資源，認為有了這一口大熔爐便將一切問題都解決。不過要熔化一切物質，最好是經複雜緩慢的過程，還需要時常的監督與照看，由於人的靈魂不願被液化，它比我們知道的所有東西都頑固。結果就是目前這樣的局面，用機關鎗與集中營武裝起來形形色色現代的不寬容比中世紀的還高一籌，原因在於中世紀要想「說服」異端分子也不過是運用地牢與緩緩燃燒的火刑台。
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前幾頁我曾講過，對不愉快的事情所採取熟視無睹的政策我並不信任。所以我下了很不樂觀的結論：最少在當前我們對眼下十分可悲的事態是不能做任何建設性的事的。我們一定要接受這樣的勢態，同時又要慢慢地給未來作出明細的規劃，這點是毋庸置疑的，我們絕對也不可以讓自己措手不及，因為文明再也忍受不了類似近六年中所受的形形色色無休止的摧殘了。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這段期間的戰爭如同一場颶風。它不但摧毀了大多數人類組織，並且讓大量的人死去或陷入窮困潦倒的地步，想在短時間裡消除這樣的損失是不可能的。那些在這場災難中活下來而且毫髮未傷的人們，興高采烈地只顧修整自己的房子，完全不在乎別人的大廈成為了一片廢墟。最後，在身邊受打擊最重的被拋棄的裡弄中，想進行諸多正常與健康的生活狀態已徹底不可能了。
隨後，在某些荒涼的地窖的廢墟當中，沒有人知道是從哪個地方跑來了一些生疏的、不健康的人，他們把一些被拋棄的人聚集起來，開始大肆宣講自己發明的學說，這些人生長在人跡罕至荒蕪的灌木叢中，那兒根本不會培養出健康與理智的生活哲學出來。既然重建工作已落後好多年了，我們便能夠以正確的看法去觀察它。世界大戰之後，地球急需諸多新鮮空氣、陽光以及美好的食物，這比所有東西都要迫切，然而它得到的卻是飢餓與失望。因而好多有害的新學說產生了，它讓我們想起了那些讓人難以置信的信條，它們是於三、四世紀小亞細亞衰落的沿海城市中的惡臭滿天的曲折小街裡發展來的。可是最後，新拯救先知們的信徒無法忍受，於是就逃了出來，湧進我們較為寧靜的村子裡，對此我們毫無準備，就好像十七個世紀之前的亞歷山大人一般，那時周邊沙漠裡的惡霸圓睜怪眼，闖進學校，把哲學家處死，原因在於他們傳授的寬容學表明了對那些自以為掌握唯一真理的人的詛咒。
誠然，目前我們像過去一般驚訝與絕望。現在我們再想一次清除席捲了全球的瘟疫——偏執與惡霸精神的瘟疫——已為時過晚了。可我們至少應該有勇氣承認它們存在的事實，將它們看成是一些十分老的人類性格在當今社會的再現，好多年來，這些性格總是在沉睡之中，等待東山再起的時機。時機一成熟，它們不但要凱旋而歸，並且因為受了如此長時期的壓抑，它的粗暴、憤怒以及殘忍的程度比歷史上一切時期都甚。這便是而今擺在我們可怕的目光前的遠景。我們自己（祝福廣闊的大西洋吧！）在近期爆發的這場種族與宗教狂熱的惡果中相對還是安全的。可要是我們常備不懈，瘟疫就會登陸我們的海岸，毀掉我們。剛剛我問自己：「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在我看來，除了保持冷靜的頭腦和隨時做好準備，無任何事情好做。說嘴皮子產生不了什麼成效。幻想自己怎樣的優越，這樣的思想與感情上的衝動只不過是加快了崩潰的過程。
因為民主的敵人會將我們的可憐與和長時間容忍的態度誤認為純粹的軟弱，所以會採取相應的行動。以後我們被關押到集中營之時，我們才會想到，歐洲中部的民主國家與我們一樣，也是如此被毀滅的，他們對持絕對對立理論的人高聲談論什麼寬容，就彷彿對白螞蟻甜言蜜語地吹噓「大家有著無法分割的權力」，然而這些白蟻卻正在將我們腳下的基石摧毀。不——對我所理解的目前形勢，進行直截了當的反擊已為時太晚。是我們激發了敵人進來的勇氣。我們給了他們諸多安全的保護，直到他們有充足的力量反對他們的保護人，而且被迫讓保護過他們的人過低下的生活——毫無自由的生活。然而在我們地球上寥寥無幾的幾個地方還有自由殘存，那些正直與正義感很強的人有義務——急切的與絕對的責任——養精蓄銳，將自己保存下來，用以迎接開始進行重建工作的那一天的到來。所有人都不該覺得這是失敗主義者的體現，或者是不敢應戰的人所提出的看法。
絕對不是！事實就是事實，因為不可饒恕的大意粗心以及不具備承擔責任的勇氣，暫時我們失去了大量領地，所以目前我們多少應該撤離，然後為再一次發動啟蒙運動打下基礎。這樣一來就給了我們在寬容這個問題上鍛煉自已的實際任務。我們必須結束能過就過、漠不關心的局勢，首先要端正看法，不要認為這種事情不會在這裡發生。它們不但可能發生，並且已經發生了，還不止發生一次。當我們勇敢無畏地接受軍隊式的嚴格紀律——這支軍隊接受命令進行一次決戰——之時，一定要為那個愉悅的時辰打下堅實的基礎，那時我們可以再次為帶來最後與長期的理性而前進，讓它發揮威力，給我們以自由。朋友們，這裡有一項留給幾位堅定自願者的任務。我不否認這將會是我們接受到的最艱苦的一場搏鬥，可是擔任它的人會流芳百世。這場光榮鬥爭倖存下來的人將作為人類真真正正的慈善者受到人們的熱情高呼——他們讓人類脫離了好多代以來的偏執與自認為正確的優越感的約束，一旦這樣的偏執與優越感加上懷疑與恐懼，會讓最謙卑溫順的人成為萬物當中最十惡不赦的畜生與寬容理想的天敵。1940年8月於康州老格林威治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