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短篇小說集 隨盲柳入眠的女子
    閉眼深吸一口氣,聞到風的味道,像果實味道的風。光滑的果皮、豐潤的果肉、顆粒的種子。果肉在空中裂碎,種子有如打出的散彈,柔軟地掐入裸露的手腕皮膚,留下鮮銳的痛楚。

    對風有這樣的感覺,是很久沒有的事了。長期住東京,我已完全忘記五月的風,那種活生生的奇妙感覺。即使痛楚的感觸,也會被人淡忘吧。陷入肌膚內的某種痛徹骨髓的寒冷,也漸漸被忘記了。

    我就是如此-對於吹透在這條斜坡上,豐腴初夏的風-想向表弟說明什麼,但還是放棄了。他才十四歲,從來沒離開這塊土地。對末曾經驗失去的人,說明失落的感覺,是不可能的。我伸伸懶腰,左右擺擺頭。昨夜喝威士忌一直到半夜,腦裡的芯彷佛浸透了某種輕微酸痛的物質。

    “嗨,現在幾點?”表弟問我。我和表弟的身高差二十公分左右,他總是抬頭看著我說話。

    我望著手表,“十點二十分。”我回答。

    表弟將我的左腕抓到自己面前,看著表面文字。數字從反面看,稍需一點時間。然後,他放下手腕。我再看一次著手表,還是十點二十分。

    “手表,准確嗎?”表弟問。

    “准確。”我說。

    他再一次拉過我的手腕看著表面。他的指頭滑滑的,比外表看起來有力。

    “這個手表很貴嗎?”他問。

    “不貴,很便宜。”我說。

    他沒有響應。我望著表弟,他嘴唇稍稍張開,呆望著我。從唇間可看到白色的牙齒,彷佛退化的骨頭。

    “很便宜啦。”我對著表弟的左耳大聲重復道,“有時,便宜的反而准確。”表弟“嗯”地點頭,開著嘴。我從口袋取出香煙,用打火機點火。表弟右耳失聰。小學時,右耳被球擊中,從此聽不見了。不是那種完全聽不見的耳聾,而是隱約聽得見的狀況。有時可以聽清楚,有時聽不清楚,有時兩邊耳朵都完全聽不見。根據他的母親,也就是我父親的妹妹的說法,這是屬於一種神經症。因為耳朵兩側神經平均分配,右耳的沉默,經常壓潰左耳收到的聲音,最後,沉默控制了全部的聽覺。

    我想他的失聰,與其說是外傷,不如說是心理因素。當然真相如何我不知道,在這八年間,他四處求診的醫師們也不知道。

    “手表並不是越貴越准確,”表弟說,“我有一個很貴的手表,很不准確。後來不見了。”

    “嗯。”我說。

    “表煉有點松,不知不覺就掉了。”

    他將左手舉到空中。

    “買不到一年就去了,就不再買給我了。從此我都沒有手表。”

    “沒有手表不方便嗎?”我銜著煙問。

    “什麼?”表弟說。

    “會不方便嗎?”我把香煙拿在手上,重新問一遍。

    “也不會,”表弟說,“不會造成很大的不便。又不是住在山裡,問人就可以知道時間了。而且是我自己把手表弄丟的,不是嗎?”

    “是吧。”我笑著說。

    “現在幾分?”表弟問。

    “二十六分。”我說。

    “公車幾分會來?”

    “三十一分。”我答。

    他沉默一會,我把剩余的香煙吸完。

    “戴著不准確的表走路也是很累的。有時沒戴表反而好,”表弟說,“但我並不是故意丟掉的。”

    “嗯。”我說。

    表弟又沉默了。

    我知道,我應該更親切多和他說話,談談各種話題才好。但到底要說什麼,我也不知道。我已經三年沒看到他了。三年之間,他從十一歲變成十四歲,我從二十二歲變成二十五歲。這三年間,我自己本身所發生的事情,經過一件件檢點,我發現可以和這個少年說的好象一件也沒有。但是每次我說話停頓不前,少年就會以悲哀的眼神望著我,用心將健全的左耳傾向我。看到表弟這樣的表情,總是使我坐立不安。

    “現在幾分?”表弟問。

    “二十九分。”我說。

    公車終於在十點三十二分到來。

    跟我念高中時的通學公車比起來,這條路線的公車變得更新型了。駕駛座過大的窗玻璃有如除去機翼的轟炸機。為了確定起見,我細心閱讀公車站牌號碼和行程路線表。不錯,沒問題。公車呼地停下來,打開了後面的自動車門。我和表弟以為是前門會打開,只好趕緊跑向後門,總算踏上梯階。已經過了七年,真的是改變很多。

    公車裡比想象還擁擠。雖然沒有乘客站著,卻沒有讓我倆可以坐一起的位子。所以我們干脆站著,因為路程並不遠。頭一次看到這條路線的公車在這時間有這麼多乘客。公車是循環路線,從地鐵車站開始環繞山手線道路,然後又回到同一個地鐵車站。沿線沒有什麼特別奇特的景物。除了早晚搭乘的人潮,一直是最多只有兩、三位乘客。

    但畢竟那只是我讀高中時的情況,現在應該有些改變,才造成早上十一點也客滿,和我無關就是了。

    我和表弟站在公車最後方,各自抓著車上的拉環和支柱。公車好象剛啟用,裝潢很新。金屬部分沒有塵埃,座位的絨毛也很干淨,新機械特有的氣味飄在空氣中。我觀察一遍,開始瞧著貼在車內的廣告。不是喜宴場所、中古車廣告,就是家具店等,地方性的店鋪廣告。還有婚姻介紹所、租借禮服店等廣告。

    表弟又抓我的手腕看時間。為什麼他這麼關注時間,我不太理解。其實並不急,也沒有必須馬上辦理的事。醫院預約時間是十一時十五分,大約還有三十分鍾,時間充裕。

    我把手表的表面朝向表弟,讓他看個夠。然後收回手腕,閱讀貼在駕駛座旁的車資表,准備零錢。

    “一百四十圓。”表弟算了一下,“到醫院那一站,對嗎?”

    “對。”我說。

    “有零錢嗎?”他擔心地問。

    我把手上的零錢放在表弟手上。表弟仔細選了百圓、五十圓和十圓硬幣,確定剛好兩百八十圓。

    “一共有兩百八十圓。”他說。

    “拿好。”我說。他點點頭,左手緊握零錢。我看著車窗的風景,一幕幕眼熟的景色。雖然多出了幾間新公寓、住屋和餐廳,大致上,街道的變化並沒有超乎想象。表弟雖然和我一樣看著車外風景,他的視線像探照燈一般移來移去,並沒有固定的焦點。

    公車連續經過三個站牌。我忽然注意到車內飄浮某種奇妙的氣息。最先引起我的注意是說話的聲音。有點奇妙的是,一種單一的調子。這麼多乘客應該不至於同時間一起說話;沒有人特別大聲說話,而是眾人的聲音彷佛從同一個來源,像被風吹成的雪堆一樣凝固。那種音調對聽覺產生了一種不自然的刺激。

    我抓著拉環,旋轉一下身體,假裝不經意地瀏覽一番車內的乘客。我們的位置幾乎只看得到乘客的背後,一眼望去,並沒異樣的感覺。相當平凡的客滿公車。車子很新,並沒有很特別的乘客。會不會是我的錯覺?

    我的四周坐著七、八個老人,正以細小聲音各自說著話。有兩個是女人。雖然聽不清楚他們講什麼,但是從他們十分親密的說話語氣看來,可想而知,他們在講一種只有他們才懂的微妙話題。他們年齡約從六十歲到七十歲,每人都帶著塑料制或帆布背包,各自放在膝上或掛在肩上。看起來要去登山。每人胸前還以安全別針配著一小塊藍色絲帶。都穿著休閒服和運動鞋。從運動鞋磨損程度看來,是經過長期使用。一般老人這樣的裝扮,總會令人有一種不調和的感覺,他們看起來卻搭配得很妥當。

    奇怪的是,我記憶所及,這條公車似乎沒有開往任何登山路線。公車爬上斜坡,穿過長長的住宅街,經過我讀的高中,經過醫院,繞一圈往下駛。並沒有特別開往登山口。公車到達地勢最高處,是一片新興社區,也就是道路的盡頭。他們可能要去哪裡呢,我想不出來。

    最可能的解釋就是,老人們搭錯了公車。雖然不清楚他們在哪一站上車,但這一帶往山上纜車站的公車有好幾條線,搭錯路線的可能性不是沒有。

    還有一種可能是,說不定公車路線在我不知道的時候變更了。說不定這種可能性更高。因為我已經七年沒有搭過這條路線的公車,老人們應該不會不小心搭錯車才對。這樣一想,我忽然不安起來,突然覺得車窗的風景和往昔不太一樣。

    這時,表弟仍盯著我。

    “在這邊等。”我低頭對著他的左耳,“我馬上回來。”

    “怎麼回事?”他露出不安的表情。

    “不要緊,我去前面看一下停靠站,就來。”

    我穿越車內信道,走到駕駛座後方,察看印得密密麻麻的路線圖。

    我先確認“28”號公車路線,找到我們搭乘的地下鐵車站的站名,然後沿著路線一站站回溯,都是些熟悉的站名,路線完全和以前一樣。我通學的高中名稱、醫院、大型國民住宅,公車就在那裡回轉駛下斜坡,以同樣的路線返回。沒錯,是他們弄錯。我松一口氣,搖搖頭,回到表弟站著的地方。

    這時我終於明白支配整個公車奇妙氣氛的原因。除了我和表弟之外,公車乘客都是老人。他們背著登山背包,胸前都別著藍色絲帶。幾個人正興奮而焦躁地喃喃說話。我握著支柱茫然望著他們。約四十個老人,氣色不錯,背脊挺直,臉色紅潤,有點非現實的奇妙感覺。也許那是因為,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被一群老人包圍的經驗,所產生的錯覺。大概是吧。

    我從車上信道返回車後。椅子上的老人只顧講著彼此的話題,沒人留意我的存在。我和表弟是車內唯一的異類,但好象誰都沒有察覺,或許根本沒人注意。

    隔著信道,坐著兩個身材小巧穿著洋裝的老太婆,伸直兩腳擋著信道。兩人都穿很小號碼的白色網球鞋。她們兩只腳像波浪般上下緩緩搖晃。為什麼兩人要這樣晃,我不清楚。也許沒什麼特別的意味,只是這樣好玩罷了。說不定是登山前的暖身運動。我避開擋著信道的兩雙網球鞋,返回車後位置。

    看到我表弟才松了一口氣。他右手拉著拉環,左手緊握零錢一直在等我。老人們彷佛只是圍繞他身旁的一團模糊影子。不過在他們的眼裡,像一團模糊影子的,也許是我們吧。我忽然想,對他們而言真正活著的是他們,我們兩個才是幻覺。

    “這班公車沒錯?”表弟不安地問。

    “當然沒錯,”我保持自若,“我高中每天都搭這班車,不會錯。”

    聽了以後表弟才安心。

    我沒說什麼,只是讓拉環支撐著體重,一邊望著老人們。他們皮膚都曬得很黑,包括了後頸部。而且無例外的身材都很瘦。團體裡沒有摻一個肥胖的老人。男的大多穿法蘭絨登山裝,女的穿素雅的洋裝。

    他們屬於什麼團體,我猜不出來。也許是登山團體,也許是參加野餐健行活動。但是這裡面的每一個老人,氣質和打扮都實在太相似。有如從某種抽屜裡被拿出來擺在一起的樣品。他們的容貌、體態、講話方式、服裝喜好,都很相似。並不是說沒有個人特征。老人們還是有個別的強烈存在感。他們都很健康、血氣充沛、皮膚曬黑。每個人都很清潔,動作也俐落。只是存在他們之間,卻仍有某種共同的調子。大概是社會地位、想法、行動方式、教養等等所混合起來。彷佛有一種微小的耳鳴正支配著車內,不是那種讓人不愉快的,而只是某種奇妙的耳鳴。

    他們搭這輛公車去哪裡?我很想問坐對面的老人,問他們要去哪裡。又覺得這種想法似乎多余,又打消念頭。老人們屬於某正當的團體,應該沒搭錯公車。而且就算搭錯,循環路線繞一圈後還會回到原來地點,似乎無需我管閒事。

    “這次治療會不會痛?”表弟似乎有點憂慮。

    “不知道。”我說。

    “你有沒有看過耳科的醫生?”表弟問。

    我想想,不記得自己曾看過耳科醫生。我看過很多醫生,唯獨沒看過耳科,無法想象醫生如何治療耳疾。

    “以前看會痛嗎?”我問。

    “也不是,”表弟說,“偶爾會痛。醫生塞東西在耳朵裡,還有洗滌耳朵時,會痛。”

    “這次大概差不多吧。你媽媽說這次治療方式應該不會改變很多。”

    表弟歎口氣,抬頭望我,“治療方式和以前一樣的話就治不好了,是吧?”

    “不一定,”我說,“這種事很難說。”

    “就像拔軟木塞一樣?”表弟問。我看表弟一眼,他不像在嘲諷我。

    “對象不同,感受也不同。稍微不一樣的手法,也可能產生不同的意義。所以不要輕易放棄。”我說。

    “我不是說想放棄。”表弟說。

    “只是煩?”

    “嗯,”表弟說,“而且有點怕。真的,我不喜歡痛。其實和真的痛比起來,想象的痛更辛苦。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當然,”我說,“一般人都是這樣。”

    他右手抓著拉環,左手小拇指放在嘴裡經咬,“我就是這個意思。我看到別人痛,就想象著別人到底有多痛。可是這樣的想象,和那人真正經驗的痛覺,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我不會講。”

    我對表弟點頭。“疼痛是最個人了。”

    “到目前為止,你最痛的經驗是什麼?”表弟問。

    “我?”我稍微有點吃驚。我沒有想過會被人這樣問。痛?

    “身體的疼痛嗎?”我問。

    “是吧,”表弟說,“實在沒辦法忍耐的那種。”

    我兩手抓著拉環,茫然望著車外風景,思索著。

    痛?

    我發現在我裡面,根本沒有任何痛的記憶殘留。當然我有幾次騎腳踏車跌斷牙齒,也有手掌幾乎被狗咬穿的經驗。但卻都沒有留下真實疼痛的印象。我攤開左手找尋狗咬的痕跡,傷痕好象消失了。隨著時間經過,忘得真干脆。

    “想不起來。”我說。

    “可是經驗應該很多吧?”

    “是,”我說,“活得越久,痛的次數越多。”

    表弟聳肩思索。“我不想長大,”他說,“我不想經歷各種不同的痛。”他左耳傾得高高的,凝視著車上的拉環,活像一個盲人。

    那年春天,發生了各種厭煩的事。我辭去工作兩年的公司,離開公司後,回到家鄉。本來想辦完事馬上回東京找新工作。但在家裡過著悠閒除草、修築籬芭的日子以後,突然興味索然,不想回東京了。故鄉街道已沒什麼魅力。我在港口眺望輪船、呼吸海風,逛昔時路過的店鋪,其它再也沒有可做的事。以前的朋友都不在了,街道失去了往日的感覺。眼前呈現的街道宛如一張厚紙板剪成的美工作品。也許是我的年紀增加,但也不完全如此。正因不完全如此,所以我不回東京了。我花了一整天除清庭院雜草、躺在屋簷走廊看書、修理烤面包機,每日這樣過著。

    正在無事過日,姑媽正好來我家,提到要把表弟轉到新的醫院,問我有沒有空,在剛開始時帶他去幾次。醫院就在我以前讀的高中附近,路途還算熟悉。而且我也有空,就答應了。姑媽想到我可能會請表弟吃飯,給我不少零用錢。大概是顧慮我在失業中吧。多給不妨,我就接受了。

    把表弟轉到新醫院,主要是因為,目前為止看病的醫院幾乎沒有治療效果。他失聰的幅度比以前更大。姑媽埋怨醫生,醫生歸咎他們自己的家庭環境問題,所以吵架了。

    誰都不期待轉到新醫院後,他的聽力能突飛猛進。周遭的人們對他的耳朵-雖然嘴裡沒有明說-幾乎完全放棄了。實際情況也是如此。

    我和表弟並不是從以前就感情好。雖然我們兩家住不遠,大概年紀差距很多,我們並沒有特別往來。可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別人開始把我和表弟看成一對。他會自然把耳朵對著我,我也很疼愛他。為什麼有這種印象,我一直沒有想到適當的理由。我和表弟之間,其實應該沒什麼共同點。

    現在看著他傾斜頭部,將左耳朝著我的神情,卻讓我受到某種感動。就像曾經聽過的雨聲,他的障礙造成某種誇張的舉動,和我的身體緊緊結合。親戚們把我和他看成一對的原因,我似乎明白了。

    “你什麼時候回東京?”表弟問。

    我一副肩膀酸痛般地聳聳肩,搖頭說,“嗯,什麼時候好呢?”

    “好象不急?”

    “不急。”我說。

    “辭職了?”

    “辭職了。”

    “為什麼呢?”

    “有點煩。”我說著笑了。

    表弟雖不解,也跟著笑了。換另一手抓著拉環。

    “你會擔心沒有錢嗎,沒有工作?”

    “久了就會吧,現在還好。我有儲金,辭職的時候也領了一些錢。暫時還好。擔心沒錢,就再找工作好了,眼前先悠閒過日子。”

    “不錯嘛。”表弟說。

    “是不錯。”我說。

    公車內維持持續不斷的說話聲。公車過站不停。駕駛每經過一站都喊出站名,但誰都沒有按下停車鈴。沒人對站名感興趣,也沒有新乘客上車。公車在無信號燈的坡道上緩緩行駛。道路很寬,路面平滑,雖然車子繞來繞去,卻幾乎沒有搖晃震動感。每當公車轉變方向時,初夏的涼風就從車窗吹進來。老人們只顧聊著他們之間的話題,無視於車外風景。涼風撩撥著老人們的頭發、帽簷、圍巾,他們也不在意。他們是完全安安心心坐著公車。

    公車通過第七或第八站牌,表弟開始露出不安的神情。

    “還沒到嗎?”

    “嗯,還沒到。”我說,窗外的風景都很眼熟,我沒有感覺不安。新穎的大型公車宛如狡猾的動物,緊貼著柏油道路悶聲不響,沿著坡道行駛。

    表弟望著我的手表。表弟看過以後,我也看一眼手表。十點四十分。沉穩的街道,幾乎看不到車子或人影。剛過上班的擁擠人潮,又是主婦們上街購物前的緩沖期。社區顯得十分安靜,公車幾乎不停地穿過街道。

    “要到我爸爸的公司上班嗎?”表弟問。

    “不,”我說,整理一下頭發,“沒有打算。為什麼問?”

    “只是想想罷了。”表弟說。

    “你聽誰說了?”

    表弟搖頭,“上班的話也不錯。你就會一直留在這裡,而且我們家確實缺人手,大家都會很高興。”

    駕駛員又報出站名,還是無人響應。公車沒有減速繼續往前經過站牌。我抓著拉環,眺望著很久不見的街道。胃底有一種沉積了許多空氣的感覺。

    “我不太適合,”我說。正望著窗外的表弟趕緊把他的左耳對著我。

    “工作不合適,”我又說。說了以後,才感覺說不定會傷了表弟的心。但也沒辦法,沒有說謊的理由。只是我的話如果做了不適當的引述,跑到姑丈的耳裡恐怕會引起不必要的誤解。

    “你覺得上班無聊嗎?”表弟問。

    “不能說無聊,只是我有其它想做的事。”

    “嗯,”他說,大概明白了點。他沒進一步問我,到底其它想做的事是什麼。我和表弟開著嘴,靜靜眺望車外風景。

    上升斜坡道,房子逐漸稀疏。蒼郁的巨木和濃密的樹蔭覆蓋著地面。矮牆大院和上了漆的外國人住宅。風很沁涼,轉彎後,海在車的後方,我和表弟的眼睛追逐著風景。

    我們到達醫院,老人們還在絮絮瑣瑣說著話。有人提高了笑聲,似乎其中一個老人說了好笑的事情,他的周圍不時縈繞著笑聲。我按了拉環旁的下車鈕,示意表弟走向出口。雖然曾有幾個老人不經意地將目光瞥向我們,大致上都對停車或誰要下車,完全不感興趣。我們走下路面,聽到車子的油壓機械自動關門的聲音。滿載著老人的公車仍沿著坡道行駛,在道路的大轉彎處消失了蹤影。我仍然不清楚,老人們究竟要去哪裡。

    我望著公車的行駛方向,表弟在我身旁以同樣的姿勢站著。他的左耳總是對著我,隨時准備接收我可能要說的話。不習慣的話,這可以說是有點奇怪的姿勢,好象我一直在被人要求著什麼。

    “走吧。”說著,我拍拍表弟的肩膀。

    約診時間到,我看著表弟走入診療室,搭電梯到一樓餐廳。我看玻璃櫃擺的餐點樣品,不怎麼好吃的樣子,但是肚子真的餓了,我只好點了看來比較不會難吃的烤餅咖啡組合。接過來嘗一口後,咖啡的味道還可以,烤餅則實難吃。冷冷糊糊的,糖漿又太甜。我勉強將半個餅塞進喉嚨後,剩下的實在吃不下去,只好把盤子推開。

    因為是平日上午,餐廳除了我,只有另外一家人。入院的父親看來四十多歲,母親帶著兩個小女孩來探病。小女孩是雙胞胎,穿著同款洋裝,兩人都弓著身體正在喝橘子汁。父親大概受傷或生病,不像很嚴重。雙親和兩個孩子的臉上都浮著無聊乏味的表情。

    窗口前面有一片大草坪。草剪得很整齊,還有砂石鋪成的散步道。各處都有灑水器,不停旋轉著,為草地灑水。兩只尾巴很長、叫聲很大的馬兒飛越草地上空,從視野消失。寬闊的草坪前是網球場和籃球場。網球場確實張著網,卻沒人打球。沿著網球場與籃球場,聳立宛如一面牆壁般的高大櫸樹。從枝葉之間可窺視海面。枝葉很繁密,雖然不能清楚看見水平線,卻可隱約看到小小的波浪,在初夏太陽照射下,閃著眩目的光芒。

    窗子正下方是鐵絲網圍起來的家畜小屋。有五間小屋,可能以前飼養各種不同的動物,現在只剩下山羊和兔子。山羊一頭,兔子兩只。兩只褐色的兔子在忙著吃草。山羊彷佛脖子很癢,不停往鐵絲網的支柱摩擦。

    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寬闊草坪、海面、網球場、兔子、山羊、雙胞胎女孩喝著橘子汁……這樣的景色。這當然是錯覺,因為我是第一次來到這家醫院。草坪、海面、網球場、兔子、山羊、雙胞胎女孩等等,不可能在別的地方看過完全一樣的。

    我喝著咖啡,兩腳靠在面前的椅子上。閉上眼,喘一口氣。閉上眼後,彷佛看到厚重的闇黑裡,出現了一塊疙瘩樣的物質-某種白色鑽石般的氣體,有如顯微鏡下的微生物,會膨脹、又會收縮。奇妙的東西。

    再張開眼,一家四人早已不見蹤影,餐廳只剩下我一個人。我點煙。我無聊時都是如此,眺望香煙的煙霧度過茫茫的時間。我吸一支煙,喝口玻璃杯裡的水,再閉上眼,似曾相識的感覺還殘留在腦海。

    說也奇怪。我上次到醫院是八年前。和這裡完全不同外觀的醫院。那家醫院也有餐廳,但從餐廳窗口只能看見一排夾竹桃。那家醫院很老舊,充滿雨後陰濕的味道。不致和這家醫院混淆才對。

    那年夏天,我十七歲。那年還發生了什麼事?我努力回想,還是想不起來。為什麼一件都想不起來?我的腦海浮起那年,班上幾張熟悉的臉孔。但也僅只如此,和發生什麼事或情境,都沒有直接關連。

    並不是真的失去記憶。不如說,頭裡面的記憶塞得太緊,不知該如何喚出來。某種控制裝置激活,就把好不容易才從頭裡小洞爬出來的記憶,有如剪斷蜥蜴般地剪成數段,變成一堆紛散的記憶斷片。

    那年夏天,我十七歲。我和友人沿著海岸騎車到那家老舊醫院。他的女友胸腔手術入院,我們去探病。

    不是嚴重的手術,她的胸部天生有一條肋骨向內彎,因此進行矯正肋骨的手術。不是很緊急,只是與其等到年紀大才做手術,不如趁年輕先做。所以才利用暑假期間手術。雖然手術本身很快就完成,由於肋骨位置太接近心髒,醫師囑咐需術後觀察。入院做精密檢查也好。約需入院兩周。

    我們共騎一輛山葉一二五CC機車去醫院。去時他開,回程我開。我沒有很想跟著友人去探望女友,是他拜托我無論如何一道去的。“去了不知該說什麼好。”他說。我和他都沒有上過大醫院,是什麼樣子沒法想象。

    半路上,他在糕餅店前停下,買一盒巧克力。我一手抓著他前面腰帶,一手提著巧克力盒。那天很熱,我們的T恤濕透又被風吹干。如此反復好幾次,有如家畜小屋的氣味。友人駕著機車,一路不停大聲唱歌。坐在他後面聞著他腋下的汗味,我的頭快炸了。

    我們到達醫院大門前,將機車停放岸邊,先找樹蔭躺下喘口氣。海灘很髒,夏季快終了,游泳人數不多。我們有十五分鍾之久邊吸煙邊說話。我想到就是那個時候巧克力融化了。當時我們完全沒有注意到巧克力。

    “不會有些奇怪?”他說,“也就是現在,像這樣的光景,我們兩人在這裡。”

    “不奇怪。”我說。

    “我也知道並不奇怪,”他說,“但還是怪怪的。”

    “例如什麼?”

    友人搖搖頭。“我也不清楚,場所或時間,一定是哪裡不對。”

    八年前的事,友人現在已經死了。已不在了。

    我拉開椅子站起來,走向收款機的女孩,買了咖啡點券,交給女侍後回到桌子,再度眺望著海面。第二杯咖啡送來了,咖啡杯旁附著砂糖包、一小球奶精。我撕開糖包,將砂糖倒入煙灰缸,在上面淋上奶精,攪拌煙灰,像在拌泥土。為什麼這麼做,我自己也不清楚。不如說,時間不知不覺過去,我不知不覺做了這件事。看到煙灰缸裡的砂糖、奶精、煙葉混成一團爛泥之後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我常常這樣,不擅壓抑感情。

    我勉強平衡身體,雙手拿著咖啡杯,嘴唇接觸杯緣緩緩飲下咖啡。熱熱的咖啡從嘴唇到達喉嚨,從喉嚨到達食道。我確認自己身體內完全被蒙蔽的那部分。我攤開靠在桌上的雙手,合上。仔細望著手表秒針從01轉到60的變化。

    我不知道。

    一項項拾起檢視,都不是了不起的記憶。也不十分特別。友人到醫院探望女友,我跟著去,如此而已。沒有更多了。沒什麼特別需要想的。

    她穿著藍色的睡衣。寬松的新睡衣。胸口上印著JC。我猜想JC的意義。是JUNIORCOLLEGE或是JESUSCHRIST的縮寫?後來才知JC是某個品牌。

    我們三人坐在餐廳。吸煙、喝可樂、吃冰淇淋。她喊餓,又追加熱可可和甜甜圈,她似乎總是吃不夠。

    “出院要變成豬了。”友人說。

    “手術恢復期,需要營養呀。”她說。

    兩人說話時,我眺望著種在窗外的一排夾竹桃。一大叢夾竹桃,彷佛一座小的森林。海濤聲些微可聞,扶欄被海風侵蝕剝落,天花板的老式風扇緩緩劃著,打散室內的熱空氣。餐廳可以清楚聞到醫院氣味。吃的、喝的,什麼東西都帶醫院氣味。我第一次到這種老舊醫院,被這氣味包圍著,有一種茫然悲哀的感覺。

    她的睡衣胸口附著兩口袋。其中一個口袋不知為什麼,別著一支原子筆。是地下鐵車站商店買的,很便宜的原子筆。她打開的V字型衣領,露出她沒曬到太陽的白皙胸口。我一想到那胸口的深處,有一條曾被移動過的肋骨,感到很奇妙。

    再來呢,我做了什麼?我想著,喝可樂、眺望夾竹桃、想象女孩的胸骨,然後呢,然後發生什麼事?

    我改變坐在椅上的姿勢,兩肘支撐著臉頰,努力挖掘腦海裡的記憶底層,彷佛用尖細的刀尖剔開軟木塞。

    無論我怎麼想,記憶總在半途戛然停止。我的記憶裡只有“她雪白的胸骨”。其它再也沒有了。或許是她的胸骨帶給我太強烈的印象,使記憶凝結在一點。

    那時我一直無法想象,為了矯正肋骨位置而切開身體,割開數層肌肉,露出骨頭,手伸進去,調整骨頭位置,縫合肌肉,然後,已縫合的肌肉又恢復成一個女孩……等等。

    她睡衣底下沒有戴胸罩。她彎下身體時,我看到從V字型領口露出的平坦乳溝。我閉上眼。那時我到底該如何,我也不知道。

    平坦白皙的乳溝。

    是了,那時我們聊著跟性有關的事。友人說的,他以加油添醋的方式說著我的糗事。我曾騎機車載女孩去海邊,脫了人家衣服後卻什麼也沒做,等等失敗經驗。其實並沒那麼有趣,但他說得實在生動,我們都笑了。

    “不要惹我笑,我一笑胸部就會痛。”她笑著說。

    “哪一個部位會痛?”友人問。

    她舉起手指,比著她心髒稍上方,左邊的乳房內側。友人對著那部位不知又說了什麼,惹得她又大聲失笑。我也笑著點燃香煙,一邊眺望著外面的風景。

    我看表,十一時四十五分。表弟還沒出來。已接近午餐時間,餐廳開始人多起來。還有幾個穿睡衣、頭部綁繃帶的人。餐廳混合著咖啡和牛排漢堡餐的味道。一個小女孩正在糾纏母親,不知吵著要什麼。

    我的記憶陷入完全的睡眠狀態。四周的沙沙聲,有如白色煙霧,在我眼前漂流。

    我的腦海常被單純的事搞得很混亂。例如人為何會生病,骨頭移位脫臼,耳朵裡面的彎曲,某種記憶會不規則跑進腦內,人會生病,病會冒出身體,細小到眼睛看不見的小石子會跑進神經的細縫,肌肉會溶化,骨骼會松軟……等等。女孩睡衣口袋裡,放著一支便宜的原子筆。

    原子筆。

    我再閉上眼,深呼吸。兩手指頭一起抓著咖啡匙。四周沙沙聲稍稍減弱。女孩手裡拿著原子筆,正在紙巾的背面描繪著什麼。她彎低身體描繪著,我看到白哲平坦的乳溝。

    她描繪著。原子筆的筆尖刮破柔軟的餐巾紙,女孩仍忘我地不停畫。半途不知該如何繼續時,她就停下來,輕咬原子筆的藍色筆套。不是很用力,沒有留下齒痕的程度。

    她在畫著山丘。形狀復雜的山丘,像古代史教科書插畫出現的那種山丘。山丘上一棟小小的房子,房子裡睡著一個女人。房子四周種植茂盛的盲柳。盲柳讓女人睡著。

    “盲柳是什麼?”友人問。

    “某一種柳樹。”她說,“沾到盲柳花粉的小蠅飛進耳朵裡,讓女人睡著。”

    她拿出一張新的餐巾紙,在上面畫一株大的盲柳。盲柳和杜鵑一般大。雖然也開花,但是花被茂密的葉片緊緊包裹。葉片綠色,形狀像一團l蜥蜴的尾巴。過於細小的葉片使盲柳不像普通柳樹。

    “有香煙嗎?”友人問我。我隔著桌子丟過一句短的HOPE煙和火柴盒給他。他點燃一支火柴,把那包煙丟回給我。

    “盲柳外表很小,根部卻是不可思議地深。”她說明,“其實到達某種年齡後,盲柳就放棄往上生長,改為往下延伸。不停吸收地底的闇黑為養分。”

    “小蠅運送花粉到女人的耳朵,讓女人睡著。”友人說,“小蠅呢?”

    “進入女人的體內,噬食她的肉。當然。”她說。

    “哇。”友人說。

    對了,那個夏天她寫了關於盲柳的長詩,而且向我們說明情節。那是她唯一的暑假作業。她根據某夜的夢境,坐在床上,花了一周時間寫下的長詩。友人說想拜讀,她卻說詳細部分還沒寫好而婉拒。她只說明那幅畫。

    為了尋訪被盲柳催眠的女人,一個年輕男子攀上山丘。

    “是在說我吧,一定,”友人插嘴。她微笑,繼續說明。

    他努力撥開茂盛的盲柳,往上攀爬。盲柳蔓延茂密,年輕男子是第一個爬上山丘的人。他將帽簷壓得低低的,一手揮趕小蠅,瞞跚爬上斜坡的頂端。

    “結果呢?辛苦爬上小屋後,才發現女人的身體早被小蠅吃完了?”友人問。

    “某種意義而言,是的。”她答。

    “某種意義而言,肉體被噬食殆盡,某種意義而言,是一出悲劇?”

    “嗯,是吧。”她說著笑了。

    “這種殘酷的故事,恐怕妳們學校的修女聽了會不高興?”他說。她念天主教會的女子高校。

    “不過,我覺得有意思。”我首次開口,“我是說情境很好。”

    她轉向我,噗哧一笑。

    “哇。”友人說。

    看到表弟走出來,十二點二十分。臉上一副茫然、焦點不定的神情。手拿著白色的紙藥包。從他出現餐廳門口,又花了好一段時間才吃力走到我的桌前。他吃力地拖著失去平衡感的步伐。

    他在我面前椅子坐下,大大喘口氣。

    “怎麼樣?”我問。

    “嗯,”表弟說。我等待他開口,他一直沉默。

    “肚子餓嗎?”我試著問。

    表弟默默點頭。

    “要不要在這裡吃,還是搭公車到山下?”

    表弟稍微遲疑一下,環視一遍餐廳,說在這裡吃好了。

    我向女侍揮手點了兩份午餐定食。表弟說他口渴,也點了可樂。午餐端來之前,表弟茫然地望著窗外風景。望著海面、山毛櫸、網球場、灑水器、山羊、兔子。他一直把聽不見的右耳朝向我,所以我都沒說話。

    過了很久,午餐定食才送來。我雖然很想喝啤酒,醫院餐廳卻沒供應啤酒。沒辦法,我只好拿一支牙簽摳著指甲的軟皮。隔壁桌坐一對穿戴體面的中年夫婦,吃著意大利面,一邊談著罹患肺癌的熟人。早上起來吐血痰、插管進血管等。妻子發問,丈夫回答。所謂癌症,乃是將人生方向做一種很大濃縮的病,他說。

    午餐定食是牛排漢堡餐、煎魚、沙拉、面包卷和杯湯。我倆默默吃著,喝湯、撕面包、塗奶油,用叉子拿沙拉,以刀子切開牛排漢堡,將意大利面條滾成一團送入嘴。這期間旁邊的夫婦繼續癌症話題。丈夫熱心提到,最近癌症病例有急速增加的趨勢。

    “現在幾點?”表弟問。我彎著手腕看表,吞下口裡的面包。“十二點四十分。”我說。

    “十二點四十分嗎?”表弟重復一遍。

    “原因不太清楚,”表弟說,“為何會聽不到,找不到異常原因。”

    “哦?”我說。

    “當然,今天只是第一次。只是基本檢查,進一步精密檢查還不知道……好象要長期治療。”

    我點頭。

    “醫師都是這樣。哪裡的醫院都一樣。找不出確實原因的時候,都把問題歸到病人本身。檢查了耳朵,拍攝X光片,測定反應力,測腦波,什麼異樣也看不出來,最後只是歸諸我自己的問題。耳朵沒有壞,所以一定是你本身的某種缺陷吧。一直都是這種說法。最後都怪我。”

    “可是你真的聽不見呀。”我問。

    “嗯,”表弟說,“當然真的聽不見,我沒說謊。”

    表弟微微轉頭,看著我。對於自己被懷疑,好象很習慣的樣子。

    我們坐在候車亭的板凳,等待回程公車。公車返回需十五分鍾左右。我建議既然是下坡,不如先慢慢走下去一、兩站如何。表弟說還是在這裡等好了。不就是搭同一班公車嗎?嗯,這麼說也是。我說。附近有小店,我拿錢給表弟,請他幫我買罐裝啤酒。表弟也為自己買了可樂。同樣的好天氣,同樣約五月風吹著。閉上眼,手砰地拍一聲,張開眼睛,突然想,四周會不會突然改變呢?是因為風,風附在皮膚上的存在感。一種奇異的,像被搓刀磨來磨去的感觸。這麼說來,是以前就有的感覺。

    “你也這樣想嗎?由於心理因素,使我有時聽得見,有時聽不見?”表弟說。

    “我不知道。”我說。

    “我也不知道。”表弟說。

    表弟玩著放在膝蓋上的包藥紙袋。我一口一口啜飲五百CC罐裝啤酒。

    “是怎樣的聽不見?”我問。

    “怎麼說呢,”表弟說,“好象收音機的轉鈕,忽然收訊不良,音波斷斷續續,漸漸,聲音變弱,然後完全消失。不久後,音波又斷斷續續出現,一時又聽得到。當然和正常人比起來,聲音是微弱的。”

    “好象很嚴重。”我說。

    “你是說一邊耳朵聽不見?”表弟問。

    “我是說時有時無的聽覺。”我回答。

    “不知道,到底哪一樣比較嚴重?與耳朵聽不見無關的一些驚奇常常變得意外嚴重。”

    “嗯。”我說。

    “耳朵變成這樣,一定對很多事情都會大吃一驚。”

    “嗯。”我說。

    “聽起來,好象我很得意?”

    “沒這回事。”我說。

    表弟一邊揉著紙袋,又開始思索。我把剩下三分之一啤酒倒進水溝。

    “有沒有看過約翰.福特導演的電影《一將功成萬骨枯》?”表弟突然問。

    “沒有。”我說。

    “電視有播映,”表弟說,“滿有趣的電影。”

    “嗯。”我說。

    一輛綠色的外國進口跑車疾駛出醫院門口,轉向右彎,往下坡駛去。跑車裡坐著一個中年男子。車身映著陽光,像一只過度發育的甲蟲般,反射奪目的光彩。我想著癌症,吸著煙。想著把人生方向做一種很大濃縮的病是怎麼回事。

    “說到那部電影,”表弟說。

    “嗯。”我說。

    “一開始,有位有名的將軍來到堡壘,好象是來巡察。”

    《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話題。

    “嗯。”我說。

    “一位身經百戰的少校出來迎接那將軍,少校是約翰.韋恩。將軍是從東部來的,對於西部的事情不是很清楚。就是印第安人的事情。堡壘四周的印第安人正在叛亂。”

    “嗯。”

    “將軍一到堡壘,約翰.韋恩就出來迎接,說『歡迎來到理歐格蘭特堡。』-『我一路上遇到好幾個印第安人,要多加留意防備。』將軍說-『沒問題,如果閣下還能見到印第安人,就表示已經沒有印第安人了。』約翰韋恩回答-正確台詞我忘了,大抵是這個意思。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我吸一口煙,吐出來。

    “如果能讓大家的眼睛都看到,事情還不到最嚴重的地步。”我說。

    “是這樣嗎?”表弟說,“我不知道真正的意義。但是只要有人對我的耳朵表現同情態度,我就不由得想起電影這幕場景,『如果還能見到印第安人,就表示已經沒有印第安人了。』”

    我笑了。

    “很好笑嗎?”表弟問。

    “好笑。”我說。表弟也笑了。

    “你喜歡看電影?”我問。

    “喜歡。”表弟說,“可是耳朵聽不見時,就幾乎不能看。所以沒有看很多。”

    “等耳朵好了,帶你去看電影。”我說。

    “好。”表弟很高興。

    我看表。一點十七分。公車還有四分鍾才到。我抬頭茫然眺望天空。表弟抓著我的手腕看表面。我一直望著天空,以為四分鍾過去了,再看表,其實才兩分鍾。

    “嘿,”表弟對我說,“要不要看我的耳朵?”

    “為什麼?”我說。

    “看看嘛。”表弟說。

    “好呀。”我說。

    他面向後坐著,右側耳朵朝向我。表弟理短發,可以清楚看見耳朵。是形狀很漂亮的耳朵。整體而言稍小了一點,耳垂卻很膨大。很久沒有這樣仔細瞧別人的耳朵了。仔細看,耳朵是一塊奇妙的東西。想不到耳朵這樣彎彎曲曲的,有凹陷也有凸出。為什麼耳朵會長得這麼奇怪?我不很清楚。也許是收集聲音和防御機能的同時,自然的演化。

    在這彎曲的耳壁包圍之處,竟出現一個黑色的信道。耳朵的洞穴本身是個無可比擬的東西。

    “可以囉。”我觀察一遍後說道。

    表弟轉過身面向前面,回到剛才板凳上的坐姿。“怎麼樣,有沒有奇怪的地方?”他問。

    “外表看起來,沒什麼可疑。”我說。

    “是不是有一點點奇怪,難道沒有嗎?”

    “看起來十分普通的耳朵,和大家的一樣。”我說。

    “喔。”他說。表弟似乎對我這樣干脆的回答有幾分失望。但我究竟該怎麼說才好呢?不知道。

    “治療會痛嗎?”我問。

    “不會。和以前一樣。”表弟說,“只有聽力檢查使用新的機器,後來的都沒有差別。耳科到哪裡都是差不多,差不多一樣的醫生,問差不多一樣的問題。”

    “嗯。”我說。

    “同樣的地方被同樣不停攪弄之後,現在彷佛有磨破的感覺,好象不是自己的耳朵。”

    我眼睛瞥向手表,是公車談到的時間。我拿出褲袋裡的零錢,選了二百八十圓,交給表弟。表弟把金額重新算一遍,慎重地握在手裡。

    我和表弟不再說話。看著斜坡前方閃閃發亮的海面,坐在板凳上等公車。

    我在沉默中思索,也許表弟耳朵裡面有無數小蠅,小蠅在耳朵築巢、嚙食。小蠅的六只腳沾著花粉,進入耳朵,貪婪吃裡面柔軟的肉。即使等待公車到來這一刻,牠們仍不停鑽進表弟淺粉紅色的內裡吸吮汁液,然後爬到腦裡產卵。隨著時間過去,牠們慢慢往上攀爬。沒人注意到小蠅的存在,牠們的身體太細小,牠們拍翅的聲音太低微。

    “二十八號,”表弟說,“是走二十八號公車,對吧?”

    斜坡右旁的大轉彎處,一輛公車正向這邊駛來。是熟悉的舊型公車,正面掛著“28”號牌。我從長凳站起,伸出手招呼公車駕駛。表弟打開手掌,再數一遍零錢數目。我和表弟兩人並肩站著,等待公車打開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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