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拉-巴夫洛夫娜的工場已經安排就緒了。它的基本原則很一般，最初甚至於一般得沒什麼可說的。韋拉-巴夫洛夫娜對第一批進場的這三名女裁縫簡直什麼也沒說，只是講到她給她們的工錢會略高出於一般裁縫鋪的工錢。事情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裁縫們看到韋拉-巴夫洛夫娜不是一個淺薄輕率的女人，所以毫不猶豫地就接受了她的建議，在她那兒做工了：一個不大富裕的太太想辦個縫紉工場，有什麼可不好理解的呢？這三名女工又找來三四個人，全是按照韋拉-巴夫洛夫娜的要求，經過審慎的挑選的。這些挑選的條件也沒有一點可以引起懷疑的，就是說，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那個年輕謙遜的婦女希望工場的女工直爽善良隨和，通情達理，這有什麼特別的呢？她只不過是不願發生爭吵罷了。由此可見她辦事明智，也就僅此而已了。韋拉-巴夫洛夫娜自己也認識這些選上的人，在她答應錄用她們以前，她跟她們就很熟了，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這也僅只表明她是個踏實穩重的人罷了，沒有什麼好猜想的，沒有什麼可叫人懷疑的。
於是她們幹了一個月，按時領到了事先談妥的工錢。韋拉-巴夫洛夫娜經常待在工場裡，她們對她已經十分瞭解了，知道她待人好，同時是個節儉、謹慎、通情達理的女人，所以她得到了她們的完全的信任。這兒沒有，也預計不到以後會有任何特別的地方，不過她們卻能夠看出這個老闆是個好老闆，將來她一定會事業有成，因為她善於經營。
可是剛過一個月，韋拉-巴夫洛夫娜帶著一本帳簿來到了工場，叫裁縫們暫停工作，聽她講話。
她開始用最簡單的話語來講解一些淺顯易懂的道理、非常淺顯易懂的道理，但是她的裁縫以前從沒聽說過的，不論是從她口中還是其他人的口中。
「現在我們彼此熟了，」她開口說，「我可以說你們都是好裁縫，好姑娘。你們也不致於說我是個傻瓜。那麼現在我可以跟你們坦白地談談我的想法。要是你們覺得我的想法中有什麼奇怪的地方，你們可以先好好地琢磨琢磨，不忙於馬上就說我的想法太淺薄，因為你們知道我不是那種淺薄的女人。我的想法是這樣：
「有些好人說可以辦這樣的一種縫紉工場，裁縫在那兒做工，比在我們大家所熟悉的那些工場做工得利更多。我也想試一試。根據頭一個月的情形判斷，好像確實能辦得到。你們準時領到了工錢，可是我要告訴你們，除了這筆工錢和其他一切開銷，我手裡還剩下多少贏利。」韋拉-巴夫洛夫娜念了一遍這個月的收支帳目。支出中除已付的工錢外，還列出了其他種種費用：房租、照明、甚至韋拉-巴夫洛夫娜因工場事務外出所花的車馬費——約莫有一盧布。
「你們看，」她接著說，「我手裡還剩下這麼些錢。現在怎麼來處理呢？我辦工場的目的就是要使這些贏利歸裁縫所有，那本是靠你們的勞動才賺來的，所以我想把這些贏利分給你們：頭一回大家平分，每人一份。往後再看這樣處理好呢，還是有什麼別的對你們更為有利的辦法。」她把錢分了。
裁縫們驚詫不已，過了好半天也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後來才開始道謝。韋拉-巴夫洛夫娜讓她們充分地表達因得到錢而萌生的謝意。如果拒絕聽她們的感謝的話，就像是不在意她們的意見和盛情似的，她們會難過的。然後她繼續說道：
「現在我必須對你們講件事。在我們講民要談的一切事情當中，這件最難講清，我不知道能不能講清楚，不過我還是需要講一講。為什麼我不把這些錢留下歸自己？如果不想賺錢，我幹嗎願意來辦工場呢？你們知道我和丈夫日子還不算窮：我們不是闊人，可是什麼東西也都夠用的。如果我缺少什麼，只要對丈夫一說，就行了，其實連說也不用說，他自己就會看出我需要更多的錢，那麼我也就會有更多的錢了。他現在幹的工作不是收益比較多的，而是他比較喜歡的。不過我們彼此感情好，他最願意做的事，一定是我最高興的事，我對他也是一個樣。所以，要是我覺得錢不夠用，他準會去找一個比現在掙錢多的工作去幹，而他也是能夠找到的，因為他人很聰明機靈。你們對他不是也有幾分瞭解了嗎。他既然不這樣做，就說明我和他現有的錢已經夠我用了，這是因為我對錢沒有那麼大的興趣。你們知道，人各有所好，不是人人都光愛錢：有的愛跳舞，有的愛打扮，或者打牌，這些人為自己的愛好甚至情願蕩盡家產，並且的確有許多人在這樣做。沒有人對這一點感到奇怪，因為他們把自己的愛好看得比金錢要寶貴。而我的愛好就是我和你們正在試做的這件事，我不但沒有為我的愛好蕩盡家產，甚至根本沒有花費什麼錢，我只是喜歡幹這件事，賺不到錢也沒什麼。是的，我認為這一點也不奇怪：有誰從自己的愛好上來找錢賺呢？每個人都為自己的愛好來花費金錢。我可不是那樣，我不花錢。就是說，比起其他人來，我還是得了大實惠，我既滿足了自己的愛好，給自己找到快樂，又無損於自己，其他人得到快樂卻要花錢。為什麼我有這個愛好呢？這是因為聰明的好人寫了很多書，書裡講到要使所有的人都生活得好，人在世上該怎樣生活，據他們說，這兒最主要的是按新法來辦工場。我就想看看，我和你們能不能定出一套可行的辦法。這反正全一樣：有人想蓋一幢好房子，還有人想辟座好花園或暖花房供他來欣賞，我卻想辦一家好的縫紉工場，讓人能心悅誠服地來觀賞。
「當然，要是我每個月都能像現在這樣給你們分紅，也就很可觀了。但是聰明人說，還可以做得好得多，也就是贏利會更多，而且使用起來生利更多。據說彷彿可以辦得很好呢。那麼我們再看吧。我要一點一點告訴你們，按照那些聰明人所說的，我們還能夠做些什麼。你們自己仔細觀察觀察，也能有所發現，要是你們覺得，還有什麼好事可做，我們就逐步地、盡可能地試著去做。不過還必須對你們說，得不到你們的同意，我什麼新辦法也不會採用的。只有你們自覺自願，才會出新舉措。聰明人說，凡是自願做的事才能做好。我也這樣想。所以你們不必害怕新辦法，除非你們自願改變，一切照原樣。你們不願意，什麼都不動。
「現在我不徵求你們的意見，最後一次以老闆的身份下命令。你們看到，我們必須記帳，以防浪費。上月份是我一個人記的帳，現在我不願一人來記了。請從你們中間選出兩個人跟我一起管帳。沒她們，我不管。錢是你們的，並不是我的，所以你們應該管。現在這事從未幹過，不知你們中間誰更合適管，最初必須先選兩個人試一個短時期，過一個星期你們就會看出，是另選別人好，還是讓原有的人留任好。」
這些不平凡的話引起了長久的議論。可是韋拉-巴夫洛夫娜已經贏得她們的信任，況且她沒有說得天花亂墜，沒有扯得老遠，沒有描畫出什麼特別迷人的遠景來，這樣的遠景在造成短暫的轟動後立即便令人生疑。因此女工們沒有把她看作神精錯亂，而最重要的也正是不把她看作神精錯亂。事情在慢慢地進行著。
當然得慢慢來。下面是工場在整整三年中的一部簡史，在工場的這個時期，構成了韋拉-巴夫洛夫娜本人歷史上的主要的方面。
那些成為工場骨幹的女工是審慎挑選出來的，都是些好裁縫，同時，她們的切身利害跟工作成績好壞有直接關係，所以工作自然進行得很順利。幾乎所有來工場試訂過衣服的太太，都成了它的回頭客。有幾家裁縫鋪和縫紉工場看了有點眼紅，卻並未產生任何的影響，只是使韋拉-巴夫洛夫娜不得不盡快為工場取得正式的營業權，來排除種種挑剔。不久訂的活越來越多，最早一批進工場的女工們已經忙不過來了，於是工場的人員漸漸增加，過了一年半，女工總數竟達到二十名，後來就更多了。
整個管理方面的決定權移交給裁縫們之後，最初產生的一個結果就是她們作了一項可以預料到的決議：女工們經管的第一個月便確定，韋拉-巴夫洛夫娜工作不要報酬是不妥當的。她們向她宣佈這點時，她說這樣做確實應該。她們想給她紅利總額的三分之一。她把這筆錢放了一段時間，才向女工們解釋說，這違反了她們的辦法的主旨。她們久久地不能理解這一點，但是後來同意了：韋拉-巴夫洛夫娜謝絕了這份特殊的紅利不是由於好面子，而是照她們的事業的本質來說必須如此。這時工場已經擴大了規模，韋拉-巴夫洛夫娜一個人來不及剪裁，需要再增加一個；她們給韋拉-巴夫洛夫娜定了跟另外那個剪裁師同樣的薪金。先前放在她那兒的一筆紅利，現在按照她的請求被放回到出納室裡去，只給她留下作為剪裁師的應得的那部分，其餘的錢用來辦了一個「金庫」。幾乎有一年的光景，韋拉-巴夫洛夫娜白天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工場裡度過的，她的工作時間確實不少於其他任何人。當她看到有可能不用整天待在工場了，於是她就減少了工作時間，隨之，報酬也少拿了。
怎樣分紅呢？韋拉-巴夫洛夫娜希望大家來平分。這一點直至第三年年中才實現，那以前她們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開始時是按工錢的比例來分紅。她們首先認識到，如果一個女工因病或其他正當緣由缺了幾天班，那麼，為此就減少她那份紅利是不對的，因為紅利的獲取不是僅在這幾天裡，而是在工作的整個過程中，並取決於工場的總體狀況。後來她們還同意，剪裁師和其他管送訂活和幹別的活兒的女工已經拿了補貼，這筆額外的薪金收入用來作報酬，就足夠了，要是比別人還多分紅利，那就不公平了。沒有兼職的普通裁縫很謙讓，當她們發現原先定的辦法不公平的時候，並沒要求改變。而兼職者充分理解新辦法的精神，本來受優待，自己就覺得過意不去，所以都謝絕了。不過應該說，在各項事業不斷有所改善的情況下，這種暫時性的謙讓——有人容忍，有人謝絕——算不上是特殊的功績。最困難的倒是加強這種觀念：普通裁縫應該得到同樣多的紅利，顯然有的人掙錢比別人多；工效領先的裁縫已經得了較多的工錢來作為自身工效的報酬，就已經足夠了。這是分紅方面的最後一次變動，在第三年年中已然實現，當然全工場的人都明白：紅利的獲得不是對某個人的手藝的報酬，而是工場的總的性質的結果——是靠它的體制和它的宗旨，而這個宗旨便是盡可能使參加工作的全體人員同等享受工作帶來的利益，不管她們個人的特點怎樣；工作人員的分紅取決於工場的這種性質，工場的性質、精神和辦法又是靠全體人員的同心同德，而每個參加者對這點都同等重要：對於維持和發展有利於全體人員和整個事業成功的制度：一個最膽小或者最無能的人的默許，其作用不亞於一個最有魄力或者最有才幹的人的積極奔忙。
我省略了許多細節，因為我不是要描寫工場，而只是為記述韋拉-巴夫洛夫娜的活動需要涉及到它時，我才多少講一點。即使我提到某些細枝末節，那也僅僅為了表現韋拉-巴夫洛夫娜怎樣行事、怎樣一步一步地、耐心不倦地經營業務，怎樣堅持她立的規矩：不下任伺命令，光是勸告、解釋、協助，在執行她的合夥人的決定時，助她們一臂之力。
每個月都分了紅利。最初每個女工拿到紅利後就各自分散地花掉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迫切需要，並且不習慣於統一行動。隨著她們經常參與工場事務，養成了考慮工場整個工作進程的習慣，這時韋拉-巴夫洛夫娜就叫她們注意到：在她們這個行業裡，一年之中各個月份承接訂活的數量多少不等，用旺季的紅利來彌補淡季的不足，一定不錯。她們的帳記得很精確，女工們知道，如果她們當中有人離開工場，立刻就可以領出她的那份保存在出納室裡的紅利。因此她們贊成這個建議。於是有了一筆不多的儲備資本，數目還漸漸增加。她們開始探索利用它的各種形式。從最初起，大家就懂得可以使用它來進行借貸，為入股人解決燃眉之急。誰也不願意在借款上加算利息：窮人有一個觀念，認為最佳的經濟援助是不要利息的。這個「金庫」剛一創辦，緊接著就設立了代購處。女工們發現通過工場去購買茶葉、咖啡、食糖、鞋子和其他許多食物要更合算，工場成批進貨，所以比較便宜。過了不久，她們又前進了一步：她們考慮，用這個辦法購買麵包和其他食品，一定合算，這些東西一直都是每天在麵包房和雜貨鋪買的。可是她們馬上看到，為此大家必須靠近些住。她們便在工場附近租了幾套住宅，集中在一起，幾個人住一套。於是工場裡就有了麵包房和雜貨鋪的代銷點。大約過了一年半的時間，幾乎全體未婚女工都已經住進了一所大的住宅裡，擁有公共食堂，用大莊戶人家的辦法儲備食物。
一半女工是獨身，其中有的女工有年老的女親屬——母親或嬸母；有兩名女工供養著老父親；許多人有年幼的弟弟或妹妹。三名未婚女工因有親屬關係不能搬進公共宿舍裡住：一個女工的母親不合群；另一個的母親在官府供職；不願跟粗人為伍；第三個的父親是酒鬼。她們跟那些不是姑娘，而是已婚婦女的裁縫一樣，只能享用代銷點提供的服務。除這三人外，其餘凡是要供養親屬的未婚女工都住公共宿舍。她們自己與親屬分開住，兩三人住一間房，她們的男女親屬從各人的方便出發，得到了安頓：有兩個老太太各住一間房，其餘的老太太住在一起。小男孩們有自己的一間房，另有兩間房住女孩。按規定，男孩可以在這兒住到八歲，八歲以上的分別安排學手藝。
一切都經過很精確的計算，大伙都深信不疑：人人不吃虧，人人也不受損。單身女工的房租和伙食費簡單易算。經反覆斟酌後，確定向八歲以下的弟妹收成年女子費用的四分之一，向八歲到十二歲的女孩收三分之一，十二歲以上收二分之一，女孩如果沒有找到別的工作，從十三歲起就可進工廠當學徒。照規定，她們從十六歲起可以成為工場的正式工人，只要被公認為熟練地掌握了縫紉技術。對成年家屬的收費自然是跟裁縫一樣多。住單人房間要支付特別的租金。所有住工場宿舍的老太太和三個老頭兒，幾乎都擔負了廚房的活計和其他的家務，因此也得給他們計算報酬。
這一切口頭上說起來很快，一旦就緒實際做起來也很容易、簡單、自然。可是得慢慢來，才能安排妥當。每個新辦法都需要經過多次議論，每個變革都是一連串忙碌奔波的結果。假如我也像談論關於紅利的分配和利用那樣評詳細細地來談論工場其他方面的辦法，那就太冗長，太枯燥了。有許多事情根本無需來談，有的方面只稍稍提一下即可，以免惹人厭煩。比方，工場設立了代銷點，賣那些在無人定貨的淡季縫製的成衣，當時工場還不能有獨立的門市部，不過已與客商街的一個鋪子訂了代銷合同，還在舊貨市場上設了個攤位，由兩個老太太來經管代銷。不過工場生活中有一個方面我必須稍微詳細地來談談。
韋拉-巴夫洛夫娜從辦場的最初的日子起，就開始帶書來。她佈置完工作以後，便開始朗讀，讀半個小時，一個小時，如果不是需要處理什麼事，她是不會中斷的。女工們聽一會，休息休息，休息過後再讀，讀後又休息。不必說，女工們從一開始便迷上了朗讀，有些女工原來就對這愛好。過了兩三周，工間朗讀形式便固定了下來；又過了三四個月出現了幾個朗讀能手，於是決定由她們來代替韋拉-巴夫洛夫娜，每回朗讀半小時，這半小時的朗讀算工作。韋拉-巴夫洛夫娜在朗讀時還間或穿插講解，等到她卸掉了朗讀的任務後，講解得更多更長了。後來講解發展成為類似普及各門知識的簡易講座了。再往後——這是個很大的進步——韋拉-巴夫洛夫娜看到有可能正規上課：女工們的求知慾是這樣的強烈，她們的工作又進行得如此地順利。她們決定在工作日當中，午飯之前安排一大段時間來聽課。
「阿列克謝-彼得羅維奇，」有一次韋拉-巴夫洛夫娜在梅察洛夫家中對他說，「我有件事求您，娜塔莎已經同意了。我的工場要變成為傳播各門知識的學校。您來當教授吧。」
「我能給你們上什麼保呢？難道上拉丁文，希臘文，或者邏輯學和修辭學！」阿列克謝-彼得羅維奇笑著說，「我的專業本來就沒什麼意思，您是這樣看，還有一個人也是這樣看，我也知道這人是誰。」
「不，正是您這樣的專家，才是我們所需要的；有您才表明我們的品行良好，教學方向端正，您能起保護傘的作用。」
「這倒也說得對。看來沒我，你們就要有不軌行為了。那您就指定課程吧。」
「比方俄國史，簡明世界史。」
「好極了，這我去講，還把我算作專家，太妙了。身兼二職：教授和保護傘。」
娜塔莉妮-安德列夫娜、洛普霍夫、兩三個大學生，韋拉-巴夫洛夫娜本人也都是他們所戲謔自稱的「教授」。
除了上課，她們還安排了娛樂。她們舉辦晚會，進行郊遊，一開始次數不多，後來錢多了，娛樂活動就更經常了。她們訂了劇院中的包廂。第三年的冬天，她們在意大利歌劇院１里長期包了十個邊座——
１一八五O至一八六O年間，每個戲劇節（從秋季到次年初夏）意大利歌劇在彼得堡的米海洛夫斯克劇院（即今天的小歌劇院一八三三年創辦）上演。
韋拉-巴夫洛夫娜有多快活，多幸福。同時她遇到了很多的麻煩，付出了巨大的辛勞，當然她也有痛苦。
工場裡一名優秀女工的不幸遭遇不僅對於她，而且對於整個團體都產生了特別大的影響、薩申卡-普裡貝特科娃是韋拉-巴夫洛夫娜親自挑選的三名裁縫之一。她長得不錯，性情溫和，她有個在官府供職的未婚夫，一個善良的好青年。有一次，天相當晚了，她在街上走，一位先生釘上了她，她加快腳步，他緊跟她，一下子抓住她的手。她猛地一衝，掙脫開了。但是她在掙脫時，手碰了他的胸口一下，竟把這位道貌岸然的先生的懷表打落在人行道上，發出噹啷的聲響。這道貌岸然的先生理直氣壯地扭住普裡貝特科娃，喊了起來：「小偷！崗警！」兩名崗警跑了過來，把普裡貝特科娃送進了拘留所。工場裡的人有三天都不知道她的情況；誰也想不出她會到哪兒去了。第四天，一個好心腸的勤務兵給韋拉-巴夫洛夫娜帶來了普裡貝特科娃寫的一張字條。於是洛普霍夫便立刻去奔走斡旋。人們對他說了許多粗話，他也加倍地回敬了他們，然後就去找謝爾日。這時謝爾日和朱麗正在遠方參加一個盛大的野餐會，第二天才返回來。謝爾日回來兩小時後，警察分局長就向普裡貝特科娃道了歉，又乘車去找她的夫婚夫道歉，但是他沒有碰到未婚夫。原來未婚夫在頭天晚上就到拘留所找普裡貝特科娃去了，並從關押她的崗警處瞭解了那花花公子的名字，已去找他要求決鬥了。花花公子還不知他要提出決鬥，以戲謔自嘲的口吻認了罪，道了歉；而聽到決鬥要求後，卻哈哈大笑起來。這位在官府供職的公務員說道：「這樣的話，你可不能拒絕決鬥。」立即打了他一個耳光，花花公子抓起一根棍子，公務員就推了他胸口一把，花花公子跌倒了，僕人聞聲趕來，老爺已命歸西天。他在重重倒地的時候，額頭撞在樓花桌子腳突出的尖稜上。公務員下了監牢，一場官司開始了，難以預料這場官司何時能結束。後來怎麼樣了？後來也沒有什麼。不過從那以後，人們都不忍看普裡貝特科娃了。
工場裡還發生過幾件事，雖不是這種刑事案件，卻也叫人不痛快。事情平平常常，姑娘們為之長久動容流淚，年輕人和上了年紀的男子卻當作是一時的解悶消遣。韋拉-巴夫洛夫娜知道，在今天的觀念和情勢下這些事是不可避免的。無論人們對女工怎樣關懷，也無論女工自己怎樣多加小心，都是永遠不可能不出事的。這就像古人在學會預防天花之前，一定要生天花一樣。現在誰再生天花，那就該怪他自己了，尤其該怪罪他的親人們；而以前並非如此，誰都不該怪，除了可惡的流行病或可惡的城市和鄉村，也許還有那種得了天花卻去接觸別人、在復原之前不去防疫站隔離的人，才是該怪罪的。現在發生這些事也一樣，總有一天人們能避免生天花，避免的方法已經掌握，不過還是不願採用它，就像從前人們很久很久都不願意採用防治天花的方法一樣。韋拉-巴夫洛夫娜知道，這可惡的流行病必然會在城市和鄉村蔓延，不斷地把人的生命奪走，就連小心翼翼看護著的雙手也挽留不住。但是如果你只知道「你的不幸不怪我，也不怪你自己，我的朋友」，那麼這不也還是得不到什麼慰藉嗎。這每一件平常的事畢竟給韋拉-巴夫洛夫娜帶來了許多痛苦和更多得多的麻煩：有時她需要先探明原委好進行幫助，更經常的是無需追究，只要進行幫助就行：安慰安慰，振作她們的精神，找回她們的自尊，開導她們：『別再哭了，只要止住哭，就會知道，真是沒有什麼可哭的。」
不過還是快樂多，快樂多得多！因為除了痛苦就都是快樂了，而痛苦只是個別的和少有的事：如今過了半年以後，你只是在為一個女工痛苦，同時卻為所有其他的人而感到快慰，再過兩三個星期就又可以為這個女工而感到快慰了。事業的日常的全部進程都充滿著光明和歡樂，使得韋拉-巴夫洛夫娜總是興致勃勃的。而如果在進程中有時受到了痛苦的嚴重干擾，那麼定會有特別的喜事來加以補償的，而喜事還是比痛苦要多得多，比方說，把某個女工的年幼的弟弟或妹妹安置妥善了，第三年有兩名女工通過了家庭教師資格的考試，這對於她們是多麼幸運的事，還有過幾件類似的喜事。而能引起整個工場的歡騰，使韋拉-巴夫洛夫娜感到快樂的最常見的原因是舉辦婚禮。婚禮辦得相當多，並且都很圓滿，喜氣洋洋的，婚禮前後多次舉辦晚會，新娘收到工場的女伴送來的各式各樣帶給人驚喜的禮品，還從儲備金中提出錢來給新娘辦嫁妝。不過這又給韋拉-巴夫洛夫娜增添了多少麻煩啊，她自然是忙得不可開交了！只是有一件事工場的人起初覺得韋拉-巴夫洛夫娜不盡情理：第一個新娘請她做女方主婚人，沒請動；第二個新娘又來請，還是沒請動。而常做女方主婚人的是梅察洛娃或她的母親——那也是個很好的人。韋拉-巴夫洛夫娜卻從未做過主婚人，她只作為一個朋友，給新娘穿裝打扮，伴送她上教堂。頭一回，人們以為她不答應是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其實不然。韋拉-巴夫洛夫娜樂意有這邀請，但是卻不接受。第二回，大家才明白這完全是出于謙虛，韋拉-巴夫洛夫娜不願正式做新娘的保護人。況且一般來說，她總是千方百計地避免施加任何的影響，竭力把別人推向前台，叫別人出頭露面，她成功地做到了這點，以致於許多到工場來訂活的太太在三名剪裁師中認不出她來。韋拉-巴夫洛夫娜在向人家說明這整套制度都是由女工自己建立的，而且始終受到她們的支持時，深深感到，這才是她從工場中體驗到的最大的樂事。她竭力用這些說明來使自己也相信那經常在她心裡索繞著的念頭：工場缺了她也能運轉，而且其他類似這樣的工場自生自長也是有可能的。甚至根本無需裁縫以外的任何領導，憑著裁縫本身的思想和才能就行，為什麼不行呢？這該多好！比什麼都好！這便是韋拉-巴夫洛夫娜最珍愛的一個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