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募之兵多為“君子之軍”，督陣諸將也多數是秀才用兵，“調度無能”。至十一月，撫州、婺源、休寧三軍相繼潰敗。為報效唐王，黃道周欲決一死戰。十二月初六日，復自廣信進攻婺源。至童家坊，聞樂平縣失守，廣信成為一座孤城，當地官紳紛紛要求回師守城。此時，盡管他只余下三百之兵、三日之糧，仍義無反顧，於二十四日進抵婺源城外十裡處之明堂裡。次日清晨，清軍騎兵數千，乘霧奇襲，黃道周督眾死戰，頃刻大敗，與內弟蔡春溶、中書捨人和門人賴繼謹、戶部主事趙士超、通判毛玉潔等同時被俘。入婺源縣城，清軍備酒席，勸之降。黃道周不屈，罵而不食，吟詩八章，神態自若。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4）正月二十四日，黃道周等人被清軍解赴南京，幽於禁城中，絕食十有四日。在獄中，著詩文數卷。清朝招撫江南經略洪承疇以同鄉勸其降，道周拒不答。操江巡撫陳謙以剃刀、滿帽見遺，亦不受。書絕命詞十二字“防風雖倒，猶留一節，以問孔丘”，藏於衣帶。黃道周以身殉節，視死如歸。三月初五日（4月20日）赴刑場路過南京西華門，突然止步，坐地不起，曰“此與高皇帝（指朱元璋）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遂英勇就義，年六十二歲。同時被害者，還有蔡、賴、趙、毛四人。唐王聞黃道周死，震悼罷朝，贈文明伯，謚忠烈。清乾隆中，改謚忠端。
黃道周博學多才，是明季著名的學者之一。他精道經史、詩賦、天文、歷法、數學，書法妙絕、繪畫亦見功力。尤其是他以數明理，以理明數，潛心研究《易》學，對後來的一些學者頗有影響。其奏疏、詩文、雜著，多由後人編入《明漳浦黃忠端公全集》，刊行於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二下《黃道周》。另，關於黃道周遇難的時間和地點，《清世宗實錄》卷二三，謂順治三年正月斬於徽州軍前。似屬誤記。
第三十六章李夢陽第一節官場險惡，四度入獄李夢陽（473—530），字天賜，後改獻吉，號空同子（崆峒子），陝西慶陽（今屬甘肅）人。明代著名文學家，為“前七子”之首。
少年時代生活於慶陽。弘治初，李夢陽父親李正被聘為明藩周王府教授，全家移居河南開封。弘治六年（493），逢科舉，他本想在河南應試，未成，不得已回到慶陽，“而棘圍且閉。夢陽攔監場使者，大言‘夢陽不入試，是科無解首。’使者勉收之，果舉鄉試第一”。狂傲自信之態，躍然紙上。弘治七年（494），李夢陽中進士，授戶部主事。這時才二十一歲。此後十二年間，他除戶部主事工作之外，主要活動於文學領域。他“居燕中，社集四方名士，興復古文詞，與信陽何景明互旗鼓，時人稱李何”。“抗論古今，傲絕一世”2。此時，內閣大學士李東陽為文壇盟主，“天下翕然宗之。夢陽獨譏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3。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號“七才子”，史稱“前七子”。弘治十八年（505），李夢陽應詔上書，陳“二病”、“三害”、“六漸”，極論時政得失，其大致內容為官場風氣日下，“廉恥道喪”。“張拱深揖，吶吶不吐一辭，則目為老成；遇事圓巧，則以為善應。轉相則效，翕然風靡，承訛重弊，言行無實”。(2宦官之禍。指出國家之倉廠場庫、騰驤四衛、錦衣衛及團營等被宦官掌管，為社會穩定、社稷安全之隱患，提請孝宗要加倍留意。本來，這都是些切中時弊的言論，但因文末語及孝宗張皇後的父親壽寧侯張鶴齡的不法行為，而以“疏末斥後，大無人臣禮”的罪名下錦衣衛獄。後來雖經大學士劉健、謝遷求情，得以官復原職，但仍被罰俸三日。李夢陽氣憤難消，“一夕醉遇壽寧侯於道，以鞭梢擊墮其齒二”2。張鶴齡憤極，但“為前疏未久”，畢竟有些心虛，遂“隱忍且止”。
武宗繼位以後，李夢陽升任戶部郎中。正德元年（50），大學士劉健、謝遷，戶部尚書韓文等大臣聯名上疏彈劾以劉瑾為首的“宦官八虎”，試圖除掉他們。李夢陽在其中推波助瀾，並代草疏文。因消息洩露，劉瑾先發制人，韓文等均被趕出京城，李夢陽也被降為山西布政司經歷，並被勒令致仕。不久，劉瑾又以其他借口將李夢陽逮捕入獄，“將殺之”。經好友翰林院修撰康海冒險營救，才幸免於難。事後，他因感而作《去婦詞》，其中寫道“孔雀南飛雁北翔，含顰攬涕下君堂。”“妾悲妾怨憑誰肖，君舞君歌空自憐。”“郎乎幸愛千金軀，但願新人故不如”。3曲折婉轉地表達了對皇帝的不滿情緒。
正德五年（50），劉瑾被誅，李夢陽官復原職。不久，起江西提學副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三上《李夢陽傳》。
2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三上《李夢陽傳》。
3《明史》卷二八六《李夢陽傳》。
《罪惟錄》列傳卷十三上《李夢陽傳》。
2《罪惟錄》列傳卷十三上《李夢陽傳》。
3沈德潛《明詩別裁》卷四○。
使。他雖已兩次下獄，但似乎並沒有絲毫改變其性格。“往往負才氣自高，弗能下人。”副都御史俞諫，“總督江西，欲用兩廣例屈體諸司”，李夢陽長揖廷抗道“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詔督諸生，何所不如公？”2又明代官場慣例，監、司官員每五日“一會揖御史所”，李夢陽又不往揖，並且喻“諸生亦毋謁上官，即謁，長揖毋跪”3。因此而得罪了俞諫和御史江萬實。他們即借李夢陽鞭笞淮王府校一事，將李夢陽“御史按治”。李夢陽不服，援結寧王朱宸濠和他們互相訐奏，最後驚動了皇帝，派大理寺卿燕忠“即訊”，“召夢陽羈戶信獄。諸生萬余為訟冤，不聽”。終以“陵轢同列，挾制上官”之罪而被勒令致仕。
罷官以後，李夢陽返回開封。少卻了官場的桎梏與同僚的構陷。他“益跅弛負氣”，盡享自在閒適生活之樂趣。他治園池，招賓客，“日縱俠少射獵於繁台、晉丘間，自號空同子，名震海內”4。離開官場，並不等於遠離了政治漩渦。正德十四年（59），寧王朱宸濠叛亂事敗，李夢陽因曾為其作《陽春書院記》，為御史周宜糾劾，以“黨逆罪”被第四次關進了監獄。經大學士楊廷和、刑部尚書林俊力救，才得再度幸免於難。
此後的十年，是李夢陽一生最為沉寂，但仍然狂氣十足的時期。有的記載稱“自後交游斷絕。大梁賈客求文，繼金為壽而已。夢陽得金，復集賓客，治供帳園林，為富貴容，殊驕奢。”5嘉靖九年（530），李夢陽在郁郁寡歡中病逝，終年五十八歲。
李夢陽一生命運多舛，風險迭起。雖少年得志，但因才高氣傲，不懂權謀，故難容於官場而四次下獄。就其性格和氣質言，他更宜做個純粹的詩人。從歷史實際看，亦正是如此。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遠遠高於其在政治史上的地位。
《罪惟錄·列傳》卷十三上《李夢陽傳》2《罪惟錄·列傳》卷十三上《李夢陽傳》3《罪惟錄·列傳》卷十三上《李夢陽傳》4《明史》卷二八六《李夢陽傳》。
5《罪惟錄·列傳》卷十三上《李夢陽傳》。
第二節“今真詩乃在民間”
李夢陽是明中葉遷延百年之久的文學復古運動的著名代表人物。《明史》本傳稱他“才思雄鷙，卓然以復古自命”。因而被視為復古派。但人們往往忘記了他也曾提出過“今真詩乃在民間”這樣反復古的口號。
自宋代理學盛行，性理詩連綿不絕。這種詩“尚理而病於意興”，“言理不言情”，甚至“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雖然擴大了詩的表現手法，但嚴重阻礙了詩的健康發展。至明初，則一變而為以“三楊”為代表的一味點綴升平的“台閣體”。李夢陽正是針對這種近世俗體而提出了復古的主張。他說“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歌詠，高者猶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2面對這一歷史現實，李夢陽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山人商宋、梁時猶學宋人詩，會李子客梁，謂之曰宋無詩。山人於是遂棄宋而學唐。已問唐所無，曰唐無賦哉！問漢，曰無騷哉！山人於是則又究心賦騷於唐漢之上。山人嘗以詩視李子，李子曰夫詩有七難，格古、調逸、氣舒、句渾、音圓、思沖，情以發之。七者備而後詩昌矣。”楚騷、漢賦、唐詩是騷、賦、詩三種文體的典范，分別代表著這三種文體的最高成就。李夢陽要求騷學楚，賦學漢，詩學唐，就是要求以各種文體的典范作品為榜樣，創造出典范的封建文學。對於詩，他要求既要學習古代優秀作品的高尚風格，即“格古、調逸”等等，又要出於真情，即“情以發之”。只有“情以發之”，才能成為真正的詩，這是詩的生命；只有“格古”、“調逸”，才能成為最好的詩，這是詩的高格。顯然，李夢陽的文學理想，就是克服後世各種卑格俗體，全面振興封建文學，使之達到歷史上的最高水平。
這種理想雖美好，但卻無法實現。因為僅從它的理論內涵來說，就有著尖銳的、無法克服的矛盾，這就是“情以發之”同合於高格的矛盾。不同時代的人會有不同的感情，不同時代的詩也會有不同的格調。因此，要合於古之高格，就往往不能“情以發之”；要“情以發之”，就往往不能合於古之高格。
而李夢陽的文學理論，就是在這對矛盾中發展的。沿著提倡古之高格的方向，他走上了摹擬古人的道路。所謂“夫文與字一也，今人摹臨古帖，即太似不嫌，僅曰能書，何獨至於文而欲自立一門戶邪？”2這是他遭受時人及後人非議的主要原因。但是，從強調“情以發之”出發，他卻又得出了“今真詩乃在民間”的結論。他在《詩集自序》中寫道“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真詩乃在民間。”《詩集自序》為李夢陽晚年之作，因而這是他全部詩歌理論的總結。
明代已進入戲曲和小說繁盛期，正統五七言詩已不再是文學主流。在這嚴羽《滄浪詩話》。
2李夢陽《空同集·缶音序》。
李夢陽《空同集·潛虯山人記》。
2李夢陽《空同集·再與何氏書》。
種狀況下，李夢陽等倡導復古，力圖振興正統封建文學，自然屬於徒勞。但是，他晚年提出的“今真詩乃在民間”卻頗值得重視。明代中後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的壯大，新興的市民文學迸發了強大的活力。這時，提出“今真詩乃在民間”，就不僅僅只具有提倡向民間文學學習的一般意義，在某種程度上，它也具有了面向新興的市民文學，否定振興正統封建文學的意義。
第三十七章王世貞第一節身世和宦歷王世貞（52—590），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蘇州太倉（今屬江蘇）人。出生於官宦世家，祖父王倬曾為南京兵部右侍郎，父親王舒曾任薊遼總督、右都御史。他少年有才名，史籍稱“生有異稟，書過目，終身不忘”2。“年十五，詠寶刀詩，師為之避席”3。嘉靖二十六年（547）二十二歲中進士，次年授刑部主事。由於他愛好詩和古文，加入了王宗沐、李先芳、吳維岳等人組織的詩社，又經常同李攀龍、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等人往來唱和，“紹述何、李”，“名籍公卿間”4，很快升遷刑部員外郎、郎中。
王世貞是一位忠於職守、精於吏事的合格官員。有人稱他“日坐公署，剖決案牒。所讞獄，度得情，輒手錄付吏趣書之。各以輕重決遣，不三日而畢”5。“奸人閻姓犯法，匿錦衣衛都督陸炳家，世貞搜得之。炳介嚴嵩以請，不許。”陸炳、嚴嵩在當時都是炙手可熱的人物，王世貞不畏權貴，伸張正義，確屬難能可貴。
嘉靖三十二年（553），兵部郎中楊繼盛上疏揭發嚴嵩十大罪、五大奸，被下獄論死。王世貞挺身而出為之發喪“時進湯藥。其妻訟夫冤，為代草。既死，復棺殮之。”由此結冤於嚴嵩。嚴嵩即借口將他調離刑部，貶為山東青州兵備副使。
青州多大俠巨盜，他們殺人越貨，擾亂治安，地方當局無可奈何。王世貞到任以後，“集強壯，教之射。申飭保甲，重捕盜之賞。又於州邑畫地為界，以義官統之”。規定盜當時捕獲者為上，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剿者又次之。申令“凡盜從其所起而不覺察者，經其所過而夜巡不傳捕者，罰。釋盜而黨者立杖死。”這一系列措施行之有效，僅一年，“盜盡解散”。嘉靖三十八年（559）五月，韃靼辛愛等入潘家口，掠遷安、薊州（今河北遷西）、玉田，在邊牆以南停留五日，京師震動。王世貞的父親，薊遼總督王舒因灤河作戰失利，被下獄問死。王世貞知悉，立即從青州趕到北京，與弟世懋“日蒲伏嵩門，涕泣求貸”，不果。“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諸貴人輿”，叩頭求救，但亦枉然。嘉靖三十九年（50）十月，王舒被殺。“兄弟哀號欲絕，持喪歸，蔬食三年，不入內寢”。
隆慶元年（57）八月，王世貞兄弟上書訟父冤，經大學士徐階相助，得以昭雪。王世貞也被起用為大名副使。父親的悲慘遭遇，深深地傷害了他的心，“不堪追往昔，醉語亦傷神”，但他一到任上，仍一如既往，盡職盡責。大名風俗，逢婚喪之事，姻族相聚吃喝，“多者匝月不止”。置辦一次，《明史》本傳卒年作萬歷二十一年。今據錢大昕撰《弇州山人年譜》。2《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貞傳》。下引本傳者不另作注。
3李贄《續藏書》卷二六《尚書王公》。
4李贄《續藏書》卷二六《尚書王公》。
5李贄《續藏書》卷二六《尚書王公》。
沈德潛《明詩別裁》卷八，王世貞詩《亂後初入吳捨弟小酌》。
“而中人之虧去半矣”。王世貞到任，定婚喪禮，力求簡約，“其俗至今守之”。大名府下屬州、縣十一個，真定府三十多個，但“以軍興論供輸，則大名與真定等”，極不平等。經過王世貞力爭，“乃不果增”2。
隆慶二年（58），王世貞先後任為浙江參政、山西按察使。“母憂歸”，又補湖廣按察使，旋改廣西布政使。萬歷二年（574）一月，升任太僕卿。九月，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在任期間他“為糾劾貪縱，咨訪將才，刷軍政，清屯田，鄖遂隱然為重鎮”。
此時張居正當國。王世貞對張居正改革，是的，“江陵相業，吾始終不謂其非”3。但張居正的驕橫跋扈，他又極為反感，“臣道太盛，坤維不寧”。張居正的妻弟辱江陵令，王世貞“論奏不少貸”。因而張居正很忌恨。萬歷四年（57），王世貞調任南京大理寺卿，為給事中楊節所劾，張居正即借機“取旨罷之”。六年，起用為應天府尹，又被劾罷。十二年，又起用為南京刑部右侍郎，他稱病不赴。萬歷十五年（587），王錫爵秉政，起用他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南京刑部尚書。但又遭御史疏劾。王世貞無奈，被迫於萬歷十八年（590）辭官回鄉。同年冬去世，終年六十五歲。
李贄《續藏書》卷二六《尚書王公》。
2李贄《續藏書》卷二六《尚書王公》。
3沈德符《萬歷野獲編》。
第二節文學理論王世貞博學多識，著述甚豐。有《弇山堂別集》、《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續稿》、《觚不觚錄》等，在文學、史學上均有很高造詣。
自明中葉發端的文學復古運動，至王世貞生活的時代已近百年。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的出現，是該運動的第一個高潮。以王世貞為首的“後七子”則將其推向了第二個高峰。尤其是王世貞，他以自己卓越的理論建樹，成為這一運動的集大成者。
王世貞曾回顧過自己走上文學復古道路的歷程“王氏世以政求顯，余齔時，業好聞人名卿大夫之業雲。弱冠舉進士京師，且十載，所目睹乃大謬不然者。夫武吏以力進而文吏由經治，此其其然獨身與世致赫赫也，殆以數會爾。”這無疑是對當時政治腐敗的深沉感慨。他出身於世代“以政求顯”的官宦人家，從小渴望作一番“名卿大夫”的事業，但政治現實卻有“大謬不然者”。官場的腐朽使他失望，也使他不得不另尋出路。他不屑與那些“獨身與世致赫赫”的庸官俗吏同流合污，又不能去征戰沙場“佐馬上之治”，於是只有“斂而為言”，把兒時的理想寄托於文學了。
王世貞總結了明中葉以來文學復古運動的發展歷程，發現自“前七子”
以來，復古思潮雖曾綿延不斷，並曾兩度勃興，但文學復古的目的卻並未達到。有鑒於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即實現“有物有則”與“無聲無臭”的統一。2法則內含於事物本身，離開事物，就學不到法則。此即“有物有則”。但學習法則，又應達到超越事物本體、由乎自得、渾然無跡的程度，此即“無聲無臭”。為實現二者的統一，王世貞提出了三條途徑其一，“分途策馭、默受指揮”3。王世貞要求把古人的作品當作平時的修養，而不是創作時的藍本。平時“熟讀涵詠”，“令其漸漬汪洋”，創作之時則“一師心匠”，僅從自己的情境出發，這樣產生的作品，既完全是自己的創作，又完全合於古人的高格。此即“分途策馭”而“默受指揮”的意義。強調從自身的情、境出發去進行創作，這就把自李東陽起，整個明中葉文學復古思潮中包含的追求真藝術的傾向推到了頂點。
其二，“法不累氣，才不累法。”王世貞稱“吾於詩文，不作專家，亦不雜調。夫意在筆先，筆隨意到。法不累氣，才不累法”。他認識到拘守前人的格法，就會影響自己才情的發揮，使作品徒具形貌而無生氣，“前七子”即病於此；但如放縱自己的才情，又會叛離前人之格法，而有格卑調劣之失，反“前七子”者往往如是。因而，他要求從自己的意出發，“來自意而往之法”，同時又要求意之行乎自然，且合於法，即所謂“意至而法偕至”，以便達到意與法相互為用，兩不干擾。“法不累氣，才不累法”是對“前七子”格調說的發展與修正。它原格調說之本意，糾正了損才情而就格調的弊病，從而在更高水平上堅持了“前七子”格調說的基本思想。
其三，“師匠宜高，捃拾宜博。”師匠不高不能成高格，故前後七子都王世貞《金虎集自序》。
2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五，參見成復旺等編《中國文學理論史》世貞《藝苑卮言》卷一。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七。
強調以盛唐為法，以李、杜為師。但只注意師匠之高就不能廣泛汲取，所以王世貞又提出“師匠宜高，捃拾宜博”。他說“代不能廢人，人不能廢篇，篇不能廢句”。2“骨格既定，宋詩亦不妨看。”3這裡值得注意的是，王世貞放寬學古的范圍，並不意味著復古基本思想的轉變。就詩而言，論格調，他還是古體尊漢魏，近體尊盛唐。有取於宋只是“語於格之外者”，那不過是以博濟專罷了。因而，這種變化在相當程度上只是說明了復古思想在王世貞那裡更臻成熟。
王世貞“有物有則”與“無聲無臭”相統一的文學主張，既深入地貫徹了文學復古運動的基本原則，又全面地糾正了復古運動開始以來的弊病，從而把明中葉的文學復古理論發展到了最成熟、最完善的地步。
2王世貞《宋詩選序》。
3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
王世貞《宋詩選序》。
第三節史學理論與文學上主張復古相一致，王世貞在史學上也是古非今。他十分推崇漢以前的史書，尤其服膺司馬遷的《史記》。他說“嗚呼，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成《史記》。”2從這一認識出發，他對秦漢以下的史書都一筆抹殺，“《晉書》、《南（史）》、《北史》、《舊唐書》，稗官小說也；《新唐書》，贗古書也；《五代史》，學究史論也；《宋（史）》、《元史》，爛朝報也”3。與此同時，王世貞也十分嚴厲地批評了明人所修的史書“國史之失職者未有甚於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諱始命內閣翰臣纂修實錄，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陳牘而已，其於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所考而不得書，國忸袞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即書，故無當也。”4與文學上的純粹復古不完全一致，史學上，王世貞主張博古通今，反對食古不化。他說“夫士能博古固善，其弗通於今也，古則何有？我以古而誚人，人亦以今而誚我，其失究同也。今夫夏敦商彝，犧尊獸罍，窾識奧奇，文畫深巧，天下之瑰器也，以烹以盛則不若敝釜瓦缶之便。何者？適於用也。由古道無變今俗，然則通今之士可少哉？”正由於此，他才以國史自任，立志撰修當代史。
史貴實，史家貴直筆。王世貞繼承了中國史學的這一優良傳統，在大量搜集史料的同時進行了嚴肅的鑒別。他指出“國史人恣而善蔽真，其敘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諛而善溢真，其贊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2認為人們只有弄清楚每類史籍的優劣，加以綜合，才能弄清歷史的真相。在《弇山堂別集》中，王世貞為了揭發“國史”的諱筆，在被朱元璋誅殺的諸臣傳記中，大膽指出其中的隱諱，以恢復事實真相。如該書卷二十《史乘考誤》中對傅友德、王弼、馮勝等人的“暴卒”，作了詳細的考證，指出所謂“暴卒”，即是賜死。類似的例子，不一而足。他以實際行動實踐了自己的史學主張。
王世貞生活的時代，是處嘉靖、萬歷兩朝。這一時期，政治腐敗，官場黑暗，黨爭劇烈，少有忠於職守的官員。對此，王世貞雖深感失望，且其家庭和他本人都曾蒙受過巨大的災難，但他仍兢兢業業於職守，盡心竭力，努力奉行著“成則兼濟天下”的古老信條。
在文學和史學上，雖有復古的一面（且是主要的一面），但他的強調從自身的情、境出發進行創作的追求真藝術的文學傾向，主張博古通今、反對食古不化的史學思想，又自覺不自覺地與嘉靖、萬歷年間勃興的市民文學及思想界萌生的啟蒙思潮遙相呼應，透露出了些許新時代的曙光。
2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
3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
王世貞《弇山堂識小錄》。
2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二○《史乘考誤》。
第三十八章羅貫中施耐庵吳承恩第一節羅貫中和《三國志通俗演義》羅貫中是我國章回小說開山作品《三國志通俗演義》（簡稱《三國演義》）的作者。關於羅貫中的生平材料，現存者很少。賈仲明（名）《錄鬼簿續編》記載“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與余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終。”根據賈仲明的記載推測，羅貫中為山西太原人，生卒年約在30至385年之間。羅貫中的創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寫過戲曲和樂府隱語，現存的戲曲作品有《趙太祖龍虎風雲會》，但主要成就還是在小說方面。相傳他寫過十七史演義，今存署名羅貫中的小說，除《三國志通俗演義》外，還有《隋唐志傳》、《殘唐五代史演傳》和《三遂平妖傳》。另一部與《三國志通俗演義》齊名的歷史小說《水滸傳》，或說是出自他的筆下，或說由施耐庵編，羅貫中續的。
《三國志通俗演義》敘述了東漢末年和三國時代政治歷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長篇小說之一，也是歷史小說的第一部。它通過對三國時代各種人物的刻畫，寫出政治上、軍事上復雜曲折的斗爭。它持封建正統思想觀點，奉劉備為正統，以曹操為欺君罔上的“亂臣賊子”，因而著力刻畫了劉備的仁厚，諸葛亮的足智多謀，關羽的忠肝義膽；而同時也刻畫了曹操的奸詐狠毒，司馬懿的陰險狡詐，這些人物形象鮮明，栩栩如生，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三國志通俗演義》，在題材和描寫藝術上，都深刻地影響了後來的文學作品，並且在對歷史人物的處理上也影響了後來的讀者對三國歷史的看法。《三國志通俗演義》在藝術形式上，是在宋元講史、話本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羅貫中在元代刊刻的《三國志平話》的基礎上，充分運用了陳壽《三國志》和裴松之注，以及有關歷史記載經過綜合熔裁再創作，編寫了這部精采紛呈的長篇歷史小說。它的醞釀過程，經歷元末農民大起義的火熱斗爭的洗禮，也因此作者得以開闊了眼界，寫出這樣的作品。這書有很大缺點，最顯著的是鼓吹封建正統的忠君思想和反映小生產者意識的“義氣”。在明初的政治條件下，這書同《水滸傳》都是很難流傳的。一直到了十六世紀前半葉，它們才得以刻版傳世。
《三國志通俗演義》現存的最早刊本是明嘉靖本。全書分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則，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清初康熙年間，毛宗崗對此書又作了一些修改，這成為後來最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
文主要參考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第四冊第七編《明代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979年版及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綱要》有關章節，上海人民出版社980年版。
第二節施耐庵和《水滸傳》與《三國志通俗演義》同時出現的長篇小說《水滸傳》（又名《水滸忠義傳》），是一部描寫農民起義的文學巨著。關於這部書的作者，一說是施耐庵，一說是羅貫中，也有說是施耐庵編，羅貫中續。關於施耐庵生平，歷史資料記載絕少。2據《興化縣續志》載明人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和發現的《施氏家簿譜》、《施子實碑》載，說他名子實，字肇端、彥端，一說名耳，原籍蘇州，後遷揚州興化（今屬江蘇）人。生於元貞二年（29），約於洪武三年（370）去世。
相傳施耐庵生於船家，從小就熟悉河湖港汊的水上生活。十三歲他入滸墅關（今屬江蘇）讀私塾，十九歲中秀才，二十九歲中舉人，三十五歲中進士。後來在浙江錢塘（今杭州）做官二載，因秉性耿直，與當道不合，乃懸印棄官而去，寓居蘇州，與江浙儒學提舉副使劉基相往還，結下深厚的情誼。3蘇、杭二郡，素為繁華之府，民間演戲、說書之風頗為盛行，各地藝人叢集於此，表演歷代故事；坊巷間也流傳著許多生動的傳說，繪聲繪影，引人入勝。其中關於北宋宣和年間宋江起義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施耐庵。為了寄托自己反抗腐朽黑暗勢力的叛逆情感，他決心從事長篇小說的創作，寫一部反映宋江起義故事的白話小說，以揭露封建社會的黑暗和統治階級的罪惡，贊揚農民英雄的反抗斗爭。
施耐庵用心搜采民間傳說、話本、雜劇，對宋末以來藝人們津津樂道的話本《大宋宣和遺事》加以研究，鋪衍其中劫取生辰綱、楊志賣刀、宋江私放晁蓋、劉唐下書、宋江殺閻婆惜等情節；又在《宋江三十六人贊》的基礎上，運用驚人的藝術才能，創造了一百零八將的姓名和綽號，使宋江起義故事變得更為豐富多彩；他還參閱了《宋史》中《徽宗紀》、《侯蒙傳》、《張叔夜傳》等文獻，來充實自己對民間傳說的再創作。
經過不懈的努力，施耐庵對宋江及其同伙的起義故事加以文學的提煉，寓以豐富的想象，初步塑造了林沖、魯智深、武松、宋江、李逵、孫二娘等一批替天行道的英雄形象，創作了以描寫農民起義為中心內容的長篇小說《水滸傳》的初稿。
正當施耐庵沉酣於筆墨之間時，江南爆發了規模宏大的反元斗爭，群雄並起，逐鹿天下。張士誠的反元武裝馳騁太湖流域，割據蘇州一帶；變幻動蕩的政局使施耐庵難以靜心修改《水滸傳》，他以博學被張士誠部將卞元亨薦舉，入張士誠幕府。但是施耐庵見張士誠胸無大志，知他事不可為，不久便托辭照顧老母，避居興化白駒鎮老家，繼續從事自己所熱愛的小說創作。施耐庵回到白駒鎮後，築捨於四面圍水的施家垛上，避開戰亂的紛擾和塵俗的囂鬧，在這水網交錯、蘆蕩連綿的水村中，盡心從事《水滸傳》的修改。
施耐庵敢於打破世俗的封建陳見，大膽地借那些“打家劫捨”的“強盜”，見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綱要》，第302頁。
2見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第4冊，第30頁。
3據劉冬《施耐庵》，見《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卷四，山東教育出版社985年版，第92頁。以消自己痛恨專制社會的塊壘。他構築以宋江等一百零八位好漢建立的水泊梁山，那裡人人有平等的資格而不失其秩序，個個有獨立之才干而不枉其委用。施耐庵在書中宣揚平等、民主，謳歌自由，並且深刻地揭示了“官逼民反”的哲理。他筆下的“強盜”，急公好義，他們路見不平則拔刀相助，為了正義而不顧生死，成為人民所喜愛的英雄，成為獻身於真理、正義的楷模。《水滸傳》把被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使那些帝王將相在農民英雄的正直形象面前，黯然失去虛偽的光環，顯得卑鄙、丑陋，這不能不說是思想文化史上的偉大創舉。
明洪武初年，天下鼎定伊始，人才奇缺。這時任翊運守正文臣的誠意伯劉基，受朱元璋之命，網羅四方才士，以匡助明室。他欽慕施耐庵的才識，乃親赴白駒鎮，欲羅致施耐庵入朝為官。
然而年逾七十的施耐庵卻無意軒冕，他喜歡在林泉之間過著無拘無束的自由生活，因以年邁謝卻了好友的薦舉，並把剛完稿的《水滸傳》拿給劉基看。劉基閱讀了《水滸傳》後，也就不再勉強施耐庵出仕了，他回去稟報朱元璋道“此人心思才力已耗盡於一部小說矣，用之何益！”不久，施耐庵染病而悄然逝去，享年約七十五歲，葬於家鄉施家橋畔。
施耐庵的《水滸傳》成書後並沒有立即刊行，直到正德、嘉靖年間才得以付梓，以後又經李贄、金聖歎等人的修改，由最初的一百回本而形成通行的七十回本。全書環環相扣，波瀾起伏，情節生動，緊張曲折，如武松打虎、林沖夜奔、楊志賣刀、智取生辰綱、三打祝家莊等，精彩動人，出人意表，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書中語言洗煉明快，酣暢活潑，通俗而富有表現力。施耐庵憑著他對水鄉生活的豐富感受，向讀者展現了“縱橫河港一千條，四方周圍八百裡”的梁山自然風貌，描繪了梁山水泊英雄們活躍於河湖港汊的俠義生活。他對人物的刻畫，無論外形或內心，皆十分成功。施耐庵或以濃墨重彩，精心細描；或烘雲托月，借客喧主，使之個性鮮明、呼之欲出。如李逵的忠誠不二、魯智深的見義勇為、武松的正直英勇、林沖的不甘屈辱、楊志的剛烈、阮小二的機敏、花榮的驍勇、石秀的忠義，皆栩栩如生，膾炙人口。即使一些反面人物，如高俅的奸險、高衙內的荒淫，亦刻劃得入木三分，令人讀後留下一連串可憎的回憶。
雖然後來不少統治者因《水滸傳》的民主性而感到惶恐不安，明令禁毀，但這部思想性與藝術性極佳的小說卻禁而不止，在民間不脛而走，以致家喻戶曉，與《三國志通俗演義》、《西游記》同被譽為明代文學的奇葩。近代以來，《水滸傳》還被譯成多種外文，而走向世界，成為世界古典文學寶庫中的璀璨明珠，被稱作“農民革命運動教科書”。除《水滸傳》外，施耐庵尚著有遺曲《秋江送別》2，另有《志余》等，惜佚。
顧公燮《丹午筆記》五一《施耐庵》，江蘇古籍出版社985年版，第8頁。劉冬《施耐庵》，見《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卷四，山東教育出版社985年版，第冬《施耐庵遺曲三讀》，見《江海學刊》983年第2期。
第三節吳承恩和《西游記》吳承恩（約504—約582）3，字汝忠，號射陽居士、射陽山人。祖籍漣水（今屬江蘇），後遷淮安山陽（今淮安）。出生於破落的小商販家庭。父親吳銳，原為儒生，喜好讀書，凡經史百家，莫不瀏覽；又好談史談政，但迫於生計，棄文從商，卻不善經營，樸實木訥，以致家境清寒，被人視為迂闊的“癡人”。在父親的影響下，吳承恩少年時就愛讀稗史小說，喜聽奇聞怪事，養成愛好文學的習慣；另方面亦飽受勢利之徒的侮辱，被稱作“癡人家兒”。受此刺激，他發憤苦學，決心走科舉入仕之路，以雪屈辱。吳承恩十多歲時以文名而聞於淮上。2嘉靖八年（529），就讀於淮安知府葛木所創辦的龍溪書院，受到葛木的賞識，成為書院裡的“法筵人”3。然而他雖有下筆立就之才，卻迂疏漫浪，屢試不中。他時時與友人朱曰藩把臂入酒壚，跅弛自放，詩酒寄趣，以宣洩懷才不遇的牢騷，將自己譬喻成不合時宜的山公。尤其是在父親和恩師葛木相繼去世之後，他更有寂寥之感，覺得“歲華推移如弈棋，今我不樂將何為”4，厭倦孜孜經營的舉子之業，疏放不羈。雖然每逢應舉之年他都要懷著虔誠與鄙夷的矛盾心情去南京應試，但每次都是垂翅而歸。
科場的失意，使“泥塗困窮”的吳承恩轉而回復到自己所嗜好的小說上來5；善詼諧戲謔的氣質，又使他對宋元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猴行者、元雜劇《西游記》中豬八戒等形象發生濃烈的興趣。於是他悉心搜采有關唐太宗時，僧人玄奘西行取經，歷盡千辛萬苦，耗時十七年，終於從天竺（今印度）取回佛經的有關民間傳說、話本、雜劇等，汲取佛教故事、道教傳說，約於嘉靖二十一年（542）前後撰成小說的初稿。
這部融神話、傳奇、志怪、演義、童話、諧■於一爐的長篇小說，以奇突鋪張、神奇變幻的描寫，浪漫多姿的色彩，塑造了孫悟空、豬八戒、唐僧、沙和尚、牛魔王等有鮮明個性的藝術形象，歌頌了孫悟空的機智、勇敢、樂觀、幽默和野性不馴、蔑視困難，借神怪英雄的斬妖伏魔，以表達作者的愛憎，和對理想與自由的追求，寄寓了掙扎在功名線上的吳承恩的玩世不恭之意。
為了使小說的創作更為完美，吳承恩還游覽了雲台山（今屬連雲港市）
等名勝，從大自然奇美無比的景色中獲取寫作的素材，並且向友人李春芳討教有關道教故事，以使生花妙筆愈呈異彩。
《西游記》初稿完成後，吳承恩暫時收起了自己的筆墨游戲，繼續練習八股文，不得不走科考之路。然而他依舊蹭蹬功名，直到嘉靖二十九年（550），才補為歲貢生。此時吳承恩已過不惑之年，猶抱著一線希望赴京3據蘇興《吳承恩年譜》，人民文學出版社982年版。
吳承恩《先府賓墓志銘》，見李征等《吳承恩撰書的＜先府賓墓志銘＞在淮安出土》，據《文物》975年第0期。
2吳國榮《射陽先生存稿跋》，見吳承恩《吳承恩詩文集》，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958年版。3吳承恩《憶昔行贈汪雲嵐分教巴陵》，見《吳承恩詩文集》。
4吳承恩《贈友人》，見《吳承恩詩文集》。
5吳承恩《祭卮山先生文》，見《吳承恩詩文集》。
應試，迢迢千裡，乘興而去，卻失意而歸。而這時他的友人朱曰藩、李春芳皆先後中舉，金榜題名，李春芳後來還當上了青詞宰相，成為皇帝的寵臣。“世味由來已備嘗，鷗心寧復到鵷行。縱令索米容方朔，未必含毫象子長。”他感歎自己的不遇，又不甘放棄入仕的奮斗，於是只好到那六代繁華的南京，就讀於國子監。
吳承恩在南京國子監度過了十余個春秋，與舊友朱曰藩以及秦淮河畔的四方文士何良俊、文嘉、黃姬水等相往還，征逐詩酒，砥礪文辭，風流不羈，樂觀慷慨。當倭寇侵入江淮時，吳承恩懷著強烈的報國之情，一度返回淮安家鄉，協助反倭武裝抗擊強敵，獲得了勝利。
嘉靖四十五年（5），年逾六十的吳承恩終於以貢生的資格謀得了長興縣丞之職，步入盼望已久的官場。然而等待他的職務卻是負責管理馬政、糧政諸事，位卑職微，使他十分掃興。但值得慶幸的是，在長興任上，吳承恩與知縣歸有光甚為相得。歸有光是著名的文學家，他們兩人常常詩酒倡和，談文說史，興味盎然。
可是好景不長，官場就是口舌場，宦海猶如是非海，吳承恩被人誣為貪污，在任僅兩年就被投入監獄，後釋放罷官而去。隆慶二年（58），案情弄清後，吳承恩又應召赴湖北，任荊王朱翊矩府第紀善。
隆慶四年（570），吳承恩年事已高，官場亦讓他絕望，於是他申請退職，回到了家鄉。“性定果然知浪靜，身安自是覺風微。”2吳承恩歸田後，回首自己數十年謀取功名，卻未能登進士之榜，僅落得個與人養馬管糧的末流小官，又要受上司的誣陷；而今卻一葉扁舟，無掛礙，無利害，悠游家鄉，榮辱皆忘，不禁百感交集。他似乎悟出了人生的哲理，看破了社會的黑暗，覺得那爭名的，因名喪體；奪利的，為利忘身；受爵的，如抱虎而眠；承恩的，若袖蛇而走；算起來奔波大半生，還不如現在，甘於淡泊，隨緣而過；山青水秀，逍遙自在。
飽歷滄桑、深諳世態的吳承恩，決心以自己對生活的豐富而復雜的感受，修改充實《西游記》，為後人留下一份不朽的文學遺產。
《西游記》的定本為一百回，約八十萬字。前七回敘述孫悟空出世，展現了他在大鬧龍宮、地府、天宮中的叛逆性格；此後敘述唐僧師徒西行取經，著重描寫孫悟空一路上不畏強暴、勇往直前的英雄氣概。全書情節波瀾起伏，緊張而富有節奏；出神入化，而極盡奇恣；語言簡練風趣，流暢通俗。尤其是書中蘊含著豐富的內容，涵括了許多人生道路上可能經歷的艱難困苦，頌揚真善美，啟迪人們的智慧與想象力，寓莊於諧，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達到很高的成就。
吳承恩晚年益以詩文自娛，還編訂《花草新編》等。約於萬歷十年（582）去世，身後“家無炊火”。但他的《西游記》卻得到刊刻流行，婦孺皆知，盛行不衰，成為我國浪漫主義古典文學名著，後來還被譯為英、俄、日、法、德、意等十幾種文字，流播世界。
吳承恩《庚戌寓京師迫於歸志呈一二知己》，見《吳承恩詩文集》。據歸有光《震川先生別集》卷九《長興縣編審告示》、《乞休申文》、《又乞休文》；卷八《與周澱山》；天啟《淮安府志》卷十六《吳承恩傳》。
2吳承恩《西游記》第九回《袁世誠妙算無私曲老龍王拙計犯天條》。陳文燭《二酉園續集》卷一《花草新編序》。
吳承恩尚著有志怪小說《禹鼎記》，惜佚。他的詩文後人輯成《射陽先生存稿》四卷，《續稿》一卷。
第三十九章佚名馮夢龍第一節佚名佚名，是指《金瓶梅》的作者而言。
《金瓶梅》是一部長篇小說，一百回。約在明神宗時問世。作者自署蘭陵笑笑生。蘭陵為山東嶧縣舊稱，今屬棗莊市境內，作者很可能是這一帶地方的人。真實姓名已無法確考。這書不同於《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大量取材史書，也不同於《水滸傳》、《西游記》有長期民間流傳的故事作素材，而是博采世情的個人獨創。以《水滸傳》中西門慶為主角，描寫其與潘金蓮、李瓶兒、春梅等的故事，反映了豪紳西門慶一家由發跡到敗亡的盛衰過程，寫出當時的權貴、官府、劣紳、地痞、奸商互相勾結，謀財害命，霸占別人妻女，包攬各種訴訟的惡劣行徑。他們拋棄了虛偽的理學，撕破了封建禮教的面紗，赤裸裸地過著糜爛的生活，干著狠毒的罪惡勾當。在對當時腐朽得發霉的地主階級進行盡情的揭露上，這部小說是很成功的。其中主要人物西門慶、潘金蓮、李瓶兒、春梅等，都是塑造出來的典型形象。但是，作者對於他所揭露的丑惡並沒有明確的批判，並且大量地寫入了女尼的宣講、娼妓的唱詞和**的細節，這大大損害了小說的藝術成就。《金瓶梅》對後來小說創作的影響是很深的。如《紅樓夢》，在題材和細節等描寫方面就明顯地受到了影響。2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綱要》，第329頁。
2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冊，第3頁。
第二節馮夢龍馮夢龍（574—約4），字猶龍、子猶、公魚，號龍子猶、墨憨齋主人、詞奴、前周柱史，又化名顧曲散人、香月居主人、詹詹外史、茂苑野史、綠天館主人、無礙居士、可一居士等3。長洲（今吳縣）人4，寄籍吳縣。出身書香門第。他從小好學，博覽群書，富有才情，與兄夢桂、弟夢熊有“吳下三馮”之稱5。
與當時的許多讀書人一樣，馮夢龍年輕時也准備走科舉入仕之途。但他為學不拘，思想活躍，因而難入八股制義的堂奧，僅為諸生而已。然而科場的失意，歲月的蹉跎，反使他推崇李贄的離經叛道與疏狂放蕩，幡然從學究式的死胡同中轉而走向社會。
馮夢龍學魏晉士人之風度，駘蕩不檢，逍遙於艷冶場，游戲於煙花巷。
他與青樓名妓侯慧卿熱戀，兩人情濃意切，相約白首偕老，恩愛終生。後來侯慧卿背約，嫁與他人；馮夢龍情場失意，十分沮喪。但是混跡秦樓楚館與茶樓酒肆的生活，使馮夢龍領略到與儒家書齋生活迥然異趣的世情，民間通俗文化的清新空氣，沖淡了他腦海中的八股章句之學。閭巷民間藝人中流傳的那些富有濃郁生活氣息的歌曲小調、故事傳說，幽默而活潑，新鮮而現實，啟迪著馮夢龍的勃發才情，使他不由得把注意力轉向受民間歡迎的白話小說與通俗文學的創作。
從三十多歲起，馮夢龍在繼續從事科試的同時，用大部分精力搜集民間文學作品，編輯、整理和改寫、創作受社會歡迎的通俗文學故事、民歌、劇本等，陸續編有《掛枝兒》、《山歌》、《情史》、《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等。
其中在天啟年間編成的《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合稱“三言”，最為著名，共收輯改寫話本計一百二十篇，涉及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有的敘述男女情愛，有的頌揚義俠行為，有的揭露官場劣跡，有的描述文人雅事。這些故事，情節生動，人物形象豐富，語言流暢易懂，將世情風俗、民家悲歡，一一活龍活現地展示給讀者；不少篇章發出為婦女爭取人權的呼聲，如《碾玉觀音》、《杜十娘》等，以妓女、丫環、藝人等社會底層婦女的不幸遭遇，來鞭撻封建專制的腐朽，寄托對美好生活的憧憬。
因而“三言”問世後，就引起各方面的注目，文壇仿其形式而擬寫話本之作，如初刻二刻《拍案驚奇》、《石點頭》、《十二樓》等，聯翩迭出，形成晚明通俗文學發展的高潮。
馮夢龍對通俗文學的社會功能十分重視，以為它能使“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較之《孝經》、《論語》刻板正經地宣講封建倫理，更易於被民間接受。他還認為“田夫野豎矢口寄興”的民歌，情感摯樸無飾，3陸樹■《馮夢龍》，見《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卷四，山東教育出版社985年版，第44夢龍《壽寧待志》卷下《官司·知縣》，福建人民出版社983年版，第9詠禾《馮夢龍和三言》，上海古籍出版社979年版，第2頁。
馮夢龍《喻世明言·序》。
馮夢龍《山歌·序》，明清民歌時調叢書本。
吐露男女真情，可以表現人們對生活的熱愛，和用來揭開偽道學者的虛偽，有重要的價值。盡管他投身通俗文學的創作遭到一些頑固儒士的攻訐，但馮夢龍卻以無畏的氣概，執著地從事自己的創作，以回敬迂儒的嘲笑。
馮夢龍還參加標榜風雅的文社，恣情詩酒，與文震孟、姚希孟、錢謙益等江南文士砥礪文辭，爭妍競暢。崇禎年間，他還加入“復社”，品評時政，成為其中的活躍分子，被文友稱作“同社長兄”。2崇禎三年（30），年已五十七歲的馮夢龍居然考中貢生，後來任丹陽（今屬江蘇）訓導。崇禎七年（34），他又遷福建壽寧知縣。
馮夢龍上任後首尚文學，待士有禮，改革弊政，以解民困。他還撰寫一部《壽寧待志》，為後人留下有關明代壽寧縣歷史的文獻。雖然馮夢龍關心民間疾苦，但他試圖改革卻遭到頑固勢力的反對，既“掣肘於地方，而幅窘於資格”3。五年後，在痛苦和矛盾之中，他離任回到了江南，繼續從事通俗文學的寫作。數年的宦海風濤，使馮夢龍對腐朽的社會現實有更深的了解，寓於詩文，深刻而老成，更加講求通俗與現實。他“才情跌宕，詩文麗藻”4，於話本、小說、歷史演義、民歌、筆記小品、傳奇、散曲、詩歌、散文、曲譜皆有成就，著述宏富，創作、改編、輯有《智囊》、《笑府》、《燕居筆記》；《新列國志》、《平妖傳》、《盤古至唐虞傳》、《有夏志傳》、《兩漢志傳》；《雙雄記》、《萬事足》、《太霞新奏》、《宛轉歌》、《七樂齋稿》、《最娛情》、《墨憨詞譜》、《郁陶集》；《王陽明出身靖難錄》；《春秋衡庫》、《麟經指月》、《四書指月》、《春秋別本大全》、《春秋定旨參新》；《折梅箋》、《牌經》、《馬吊腳例》等，不僅數量多，而且范圍廣，體裁豐富，表現了卓越的創作才華和勤奮精神。
明清之際，馮夢龍憤於明亡，懷著沉痛的心情收集明亡時事，撰成《甲申紀事》，希圖南京弘光政權能夠汲取教訓，振作精神，成為中興之主。弘光覆亡後，江南淪入清兵之手，他又匍匐千余裡，參加福建隆武政權的抗清活動，宣傳抗清復明，並不顧年邁，編輯《中興偉略》，記隆武政權初創之事，以表達對中興的希望。
滿懷**的馮夢龍，見時事不可為，積郁成疾，約於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4）含恨而逝，享年約七十三歲。
馮夢龍一生，以其多產的文學創作實踐，推動了通俗文學的發展，影響波及海外。他的《三言》傳到日本，對扶桑的通俗文學也起到了促進作用，以致日本文學家仿其書體，撰成日本的“三言”，即《小說精言》、《小說奇言》、《小說粹言》；“三言”中部分篇章還被人輯入《今古奇觀》，跨洋渡海，成為中國第一部被介紹到歐洲的小說集而風行文壇。2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二○《馮二丈猶龍七十壽詩》，見上海古籍出版社985年版，第7夢龍《壽寧待志》卷下《官司》，福建人民出版社983年版，第8道光《蘇州府志》卷八一。
第四十章湯顯祖徐渭第一節湯顯祖從官場到戲劇舞台湯顯祖（550—），字義仍，號海若、若士，別署清遠道人、繭翁等。江西臨川（今撫州）人。出生於書香世家，五歲時開始讀書，十二三歲時便通習古文詩詞，十四歲考中秀才，以善屬文聞名鄉裡。隆慶四年（570）庚午鄉試，年僅二十一歲中舉人，從此更以少年有才名播於海內。
萬歷初，內閣大學士張居正為了讓自己兒子中第，網羅海內名士與其子同習科考。他早聞湯顯祖之名，命其子延請，但卻遭到謝絕。湯顯祖不肯攀附權勢的清傲性格，在年輕時代已得到充分體現，這也決定了他一生孤傲清貧的必然命運。
拒絕張居正的招攬，使湯顯祖在科場上頗受困頓，接連兩試不第，直到萬歷十一年（583）張居正死後的癸未科，才得中進士。這時湯顯祖已過而立之年。與他同科進士的兩個內閣大學士之子慕名應許他同選翰林庶吉士，他再次拒絕與權貴同伍，自請前往南京任官太常寺博士，幾年後就遷南京禮部祭祠司主事。
在南京任上清閒隨意的生活，給湯顯祖在文學創作方面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自請南博士，覽勝寄毫末。”據說，湯顯祖經常看戲。他在南京時開始了戲劇創作的嘗試。從戲劇創作的發展來看，大量有地位的文人開始參與傳奇戲曲的創作，一時間辭調駢麗的作品風靡整個戲曲舞台。社會經濟的繁榮又給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機會。“金閶商賈雲集，宴會無時，戲館數十處，每日演劇，養活小民，不下數萬人。”2這樣的文化氛圍喚起湯顯祖在戲劇創作方面的興趣，他的早期作品傳奇《紫簫記》便創作於此時。這種寄情詩酒戲劇的清閒的官場生活，卻未曾改變湯顯祖那種清傲率直的性格，本已與世無爭的他面對那腐敗的政治時，士大夫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心又使他義不容辭地挺身而出，成為了一位鋒芒畢露的斗士。
萬歷十八年（590）三月初四夜初更時分，代州發生隕星墜落。據記，聲如雨，光如燭，天鳴如鼓雷。三月初九，又有大星自東南帶火流於西北方向。這種在當時被視作“星變”的災異事件，需要按照傳統的習慣修省時，明神宗卻將一切責任都推向了言官們，“帝以星變嚴責言官欺蔽，並停俸一年”3。對於當政者的這種專橫，湯顯祖無比氣憤，他上疏仗義執言，彈劾大學士申時行失政，其大略曰言官豈盡不肖，蓋陛下威福之柄潛為輔臣所竊，故言官向背之情，亦為默移。御史丁此呂首發科場欺蔽，申時行屬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封疆欺蔽，時行諷同官許國遠謫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於外。於是無恥之徒，但知自結於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為執政與之。縱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八《湯顯祖傳》。
2顧公燮《消夏閒記摘抄》卷上。
3《明史》卷二三○《湯顯祖傳》。
已富貴矣夫陛下方責言官欺蔽，而輔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謂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祿植善類，今為私門蔓桃李，是爵祿可惜也；群臣風靡，罔識廉恥，是人才可惜也；輔臣不越例予人富貴，不見為恩，是成憲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群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而多欲，以群私人，靡然壞之，此聖政可惜也。在這篇《論輔臣科臣疏》中，湯顯祖除了批評輔臣失政、信私人、塞言路外，還對那些在當時弊政和輔臣們包庇下的貪官污吏，一一列舉給予了痛斥和揭露。給事中楊文舉奉詔理荒政，沿途“輒受大小官吏公私之金無算”。不僅取之於所過州縣，而且未經過郡縣，“亦風厲而取之”，“所住驛遞及所用給散糧庶官，亦戲笑而取之”。有吏員檢其歸裝，其中金花彩幣等約可八千余金，折乾等禮約可六千余金，古玩器直可二千余金，而所從千人，賞犒無節，“所過雞犬一空”。2湯顯祖對於當政的這種腐敗，他不僅了解得十分清楚，而且一針見血指出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本。當政者失政，也包括皇帝應負的責任，必然就引起神宗的惱怒，因此被貶職為徐聞典史。他從此到僻於雷州半島的徐聞，並在那裡生活了三年。萬歷二十一年（593），湯顯祖依制遷浙江遂昌縣令。從徐聞到遂昌，從典史到縣令，都是臨民的地方官，他必須開始適應一種地方官員的生活，“令遂昌，哺乳其民，日進儒生講貫古義。性簡易，不能睨長吏顏色。”雖然他成為親職於民的父母官，卻仍然沒有改變正直清傲的性格，盡管能夠適應那種地方官員的政務，卻無法去適應那種官場的丑惡，因此他開始對官場的生活感到了厭煩。萬歷二十六年（598），趁任滿赴京的機會，告部投劾，棄官而歸。三月，回到了家鄉臨川。
湯顯祖的棄官，在當時曾引起一些反響。據說曾有撫按官員復薦他而起用，但湯顯祖均拒不赴任，他已決心不再與官場的惡勢力同伍。萬歷二十九年（0）辛丑外察，主事者借機削奪了他的官籍。湯顯祖對此不以為然，他早已有所思想准備。對於政治的厭惡與理想生活的追求，使他重新激起了創作的熱情，已不在乎什麼地位與官籍。
惡勢力的迫害使湯顯祖從此完全脫離了官場，但也正因為如此，才在中國戲壇上造就一個曠世天才。他以一介文人回到家鄉，在那裡生活了十八年，創作了十八年。
《臨川四夢》萬歷二十六年（598）七月，湯顯祖移家沙井新居，即以玉茗堂、清遠樓為主體的新宅，從此書齋玉茗堂便作為湯顯祖的創作地而名傳千古。當年秋天，湯顯祖創作完成了《還魂記》即《牡丹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八《湯顯祖傳》。亭》。他在此傳奇劇本的《題詞》中寫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人耶？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恆以理相格耳。第雲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明史》卷二三○《湯顯祖傳》。
2湯顯祖《湯顯祖集》卷四三《論輔臣科臣疏》。
所必有邪？”將自己的情寄於夢的理想之中，這就是湯顯祖作品的主旨，也正如他自己所說“二十年來才一夢，牡丹相向後堂中。”近世史家侯外廬對湯顯祖的這一作品給予極高的評價“他的劇作不但和當時的正統觀念相對立，而且向往於對封建制社會的歷史的矛盾予以加劇並尋求解答。”2湯顯祖對於社會問題是極用心的探討的，所以才會那麼認真，那麼執著。他在給宜伶羅章二的信中寫道《牡丹亭記》，要依我原本，其網游之暴力屠夫全文閱讀呂家改的，切不可從。雖是增減一二字以便俗唱，卻與我原作的意趣大不同了。往人家搬演，俱宜守分，莫因人家愛我的戲，便過求他酒食錢物。如今世事總難認真，而況戲乎！若認真，並酒食錢物也不可久。我平生只為認真，所以作官作家都不起耳。3“平生只為認真，所以作官作家都不起耳。”這句話說出了湯顯祖的處世准則。這樣認真的為人處世，不僅使湯顯祖處處碰壁，而且長期生活於窘迫之中。但這也正是他的價值所在，不去應合潮流，將自己的情寄於戲劇的夢境之中，去批判現實。湯顯祖便是以這樣的創作精神寫成了一出出令人驚歎的戲劇作品，而且受到了人們的歡迎。時人記述說“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奈不諳曲譜，用韻多任意處，乃才情自足不朽也。”在湯顯祖的戲劇作品中，對於封建正統思想的批判成為他創作的主導思想。在《牡丹亭》中，他將這種思想寄托在主人公杜麗娘和柳夢梅身上。杜麗娘和柳夢梅不僅以自己的愛情沖破生死界限，而且沖破封建禮教的束縛，自己做主結為夫妻。正是這種敢於反禮教的愛情故事，才打動了觀眾，使湯顯祖的《牡丹亭》成為“上薄《風》、《騷》，下奪屈、宋，可與《西廂》交勝”的劃時代之作，成為家傳戶誦深受歡迎的舞台主流。2乃至名伶商小玲扮演杜麗娘，唱至《尋夢》一段時，哀痛過度，竟死在舞台之上。這種強烈的藝術震撼力，不僅感染了觀眾，也感染了湯顯祖自己，使他以更大的**投入到新的戲劇創作中去。
湯顯祖的家居創作生活，並不順利。就在他遷居新宅的第二個月裡，八歲的愛子西兒病殤。兩年後，長子士蘧客死南京，與此同時，又因大計被削官籍。家庭生活與仕途的接連打擊，使隱而自清的湯顯祖不得不去找尋一種精神的慰藉。他雖然以“清遠道人”自號，卻開始信奉佛教。在與當時高僧達觀的交往中，他開始逐漸加深了對於佛教的理解。晚明時知識分子面對著國家政治前途的失望，往往想通過佛、老去找尋超脫。但是這只能作為一種自我安慰，卻無法改變現實。湯顯祖在這矛盾的選擇中，最終還是拿起筆，讓自己在理想的夢境中去批判現實，去尋求真情。他幾乎是在這種家事、政事的紛擾的同時又創作了另兩部傳奇劇本《南柯夢》（亦作《南柯記》）和《邯鄲夢》（亦作《邯鄲記》）。
《南柯夢》完成於萬歷二十八年（00），這是依據唐人李公佐的傳奇小說《南柯太守傳》改編而成。寫性格豪爽的淳於棼，因睡於一棵大槐樹下，《湯顯祖集》卷三三。
2侯外廬《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外傳》。
3《湯顯祖集》卷四九《玉茗堂尺牘之六·與宜伶羅章二》。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五《詞曲、填詞名手》。
2張琦《衡曲麈譚》，轉引自《湯顯祖研究資料匯編》下冊。
被槐樹中螞蟻國招為駙馬與瑤芳公主成親，被任南柯太守。在南柯任上，淳於棼戒酒律己，興利除弊，將南柯郡治理得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後因公主病故，淳於棼回朝後整日與權貴交歡，陷於淫樂，甚至與瓊英郡主、國嫂靈芝及皇姑上真淫亂，最終被右相段功進讒，發遣還人間，醒來方知原是南柯一夢。
湯顯祖在《南柯夢》中，借用螞蟻國的故事寫出了一個理想中的烏托邦社會（即南柯郡）。侯外廬對湯顯祖的《南柯夢》給予極高的評價“在歷史的進程還沒有先進階級來實現其歷史任務的時代，夢想的追求雖然帶有一些胡話，但是夢想的政治傾向卻是明顯的。這樣具有政治傾向的偉大的理想在當時還是罕見的，而且在湯顯祖的藝術思維的發展過程中也是逐步達到高峰的。”這才是湯顯祖創作《南柯夢》的主旨。湯顯祖在《南柯夢》中，還寫到與現實生活中同樣的官場和朝廷，以權力之爭中的勾心斗角及宮廷中荒淫的生活，應該說，這仍然是湯顯祖的寄情之作。在找尋不到出路的時候，湯顯祖又不得不如同現實生活中一樣，在佞佛中去追尋思想寄托。《南柯夢》中的淳於棼最終被契玄禪師一劍斬斷了與瑤芳公主的情絲，終於萬念俱空，被眾僧引入了佛門之中。這又表現了湯顯祖在找尋不到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時，那種感到人生如蟻的茫然之情。
湯顯祖在思想上屬於泰州學派，而且更近於李贄（卓吾）的思想，因此在其思想中夾入佛教出世觀也就不足為怪了。知識分子在現實生活的失落中往往會寄托於佛、老，以求得自我解脫。但是這並不等於他們真的超脫了現實社會生活，相反，他們往往會更加深入到民間社會的生活當中，看到那些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從而產生自己的理想社會模式，而在這一切都無濟於事的時候，佛、老便成為他們自我解脫的一種思想寄托。
在完成了《南柯夢》的次年，湯顯祖又寫成《邯鄲夢》。《邯鄲夢》是根據唐人沈既濟傳奇小說《枕中記》改編的。寫盧生在趙州酒店中偶遇神仙呂洞賓，談及自己建功樹名的志向。呂洞賓為了點醒盧生，讓他夢中與清河崔氏小姐成親，又受唐玄宗招賢，以錢行賄，得中頭名狀元，授官翰林學士兼知制誥。此後於官場中爭斗沉浮，用盡各種手段，最終坐上丞相之位，出將入相六十年，子孫盡享榮華富貴。臨終時還想著給年方數歲的幼子討個蔭襲，又怕死後總裁國史對其六十年勤勞功績編載不全一覺醒來，店主人的黃粱飯尚未蒸熟。盧生由此大悟，對“其間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知之矣”。
依然是寫官場生活，依然是寫夢境，但是其中所反映出的卻是晚明社會與官場的現實。在湯顯祖的筆下，從科舉取士，官員的升降，無不充滿了黑暗的關節。這對於經歷過官場生活的湯顯祖來說，並不陌生，而在當年大計中被削籍，更使湯顯祖看透了官場的腐敗黑暗，他將這種對於現實官場生活的憤怒之情寄托於《邯鄲夢》的創作之中，使這部戲曲作品更充滿戰斗力。從湯顯祖於萬歷二十六年辭官歸鄉，到萬歷二十九年寫成《邯鄲夢》，這三年是他一生戲曲創作的高峰時期。“臨川四夢”（或稱“玉茗堂四夢”）中的三夢都創作於此期間，只有《紫釵記》早於此，大約初稿成於萬歷十五年（587），定稿於萬歷二十三年川四夢”的完成，是湯顯侯外廬《論湯顯祖〈紫釵記≒幀罰洩肪緋靄嬪*92年版。
《邯鄲夢》第二十九出《生悟》。
祖戲劇創作思想性與藝術性完美結合的頂峰。許多戲曲評論家認為，湯顯祖的作品從《牡丹亭》以後，更加成熟，到《邯鄲夢》僅用三十折，寫出了官場中種種復雜黑暗的關系，所謂“至《南柯》、《邯鄲》二記，則漸削蕪纇，俛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辭復俊。其拾掇本色，參錯麗語，境往神來，巧湊妙合，又視元人別一蹊徑。技出天縱，匪由人造，二百年來，一人而已。”貧困的晚年“臨川四夢”創作完成後，湯顯祖沒有再繼續於戲劇的創作，而是將主要精力放到了指導名伶的演出上。這很可能是出於當時一些人對於湯顯祖作品的篡改，他不得不認真於對自己作品表演的保護，其後發生的“湯、沈之爭”，便是這種沖突的集中體現。
事發於戲曲家沈璟從曲律出發，對湯顯祖的作品進行改動。由戲曲家呂玉繩將改本及《唱曲當知》之類小冊子寄給湯顯祖。沈氏這種囿於格律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戲劇創作，使作者難以抒發自己的感情。沈氏對湯顯祖作品的改動自然也就傷及了作品的本身，所以湯顯祖一再叮囑宜伶“《牡丹亭記》，要依我原本，呂家改的（實為沈改），切不可從。”因為這種改動，改變了原作的意趣，失掉了作品的思想性，不在於表現作品中的人物與情感，而去適應聲律，這就破壞了原作的主旨，湯顯祖是斷然不能接受的。這場爭論持續了多年，甚至到湯顯祖身後，湯、沈的繼承者們還在進行著爭論。從今天戲劇研究者的角度來看，這場爭論在客觀上推動了明代戲劇的發展與繁榮。
湯顯祖的晚年是在貧窮中度過的。他自己雖然因為厭惡官場的腐敗黑暗而棄官，但是對於兒子們的前途，卻不得不又寄托於科舉上。他的長子便是於求學中病死他鄉的，直到萬歷三十五年（07）四月初八浴佛節時，五十八歲的湯顯祖還在夢中夢見其長子蘧兒“持書頗樂，且語地下成進士”。萬歷四十一年（3）四月間，湯顯祖家中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他為三個兒子分家，一是家中失火。按照湯顯祖的主張，這次分家，“分器不分書”，“分田不分屋”。但是也正因為這種做法，當年家中的一場火災使湯顯祖的藏書受到了極大的損失，他自己所著的文集也因這場火災逸去甚多。這對他打擊是甚大的。湯顯祖一生的坎坷，使他將自己的感情寄托於戲劇創作和飽覽書籍之中。他常指著床頭的書對人說“有此不貧矣。”2而足以使其“有此不貧”的書籍也毀於火時，更加使湯顯祖感到了人生的艱難與無情。萬歷四十三年（5）秋天，三兒開遠中舉，多少給晚年的湯顯祖一點安慰。盡管這對於他的家庭生活並未帶來實際的意義，但在精神上的寬慰使這位六十五歲的老人感到可以瞑目了。次年約在春夏之際，湯顯祖寫下了《訣世語》七首一祈免哭、一祈免僧度、一祈免牲、一祈免冥錢、一祈免奠章、一祈免崖木、一祈免久露。後世的史家在為湯顯祖作傳時寫道“就這樣，顯祖在自己生命的盡頭，在完成了他對封建宗法、禮教世俗、鬼神迷信的最王驥德《曲律》，轉引自《湯顯祖研究資料匯編》六《戲劇》。
《年譜》萬歷三十五年四月初八日。
2鄒迪光《臨川湯先生傳》，《湯顯祖集》附錄《傳》。
後一擊之後，於萬歷四十四年六月十六日亥時（年7月29日）溘然而逝，終年六十六歲。他死的時刻，正是黑暗最為深重的夜半。”那時候也是中國歷史上封建政治最為黑暗的時刻，但是湯顯祖卻以他那寄情其中的偉大作品，在那冷酷的黑暗中給人以光和熱。這也便是從湯顯祖那個時代起，直到今天，人們對他和他的作品永遠給予熱愛和崇敬的原因。
日本著名戲曲史家青木正兒，第一次將中國的湯顯祖與英國的莎士比亞給予同樣的高度的評價“顯祖之誕生，先於英國莎士比亞十四年，後莎氏逝世一年而卒（原按此處推算有誤，系與莎氏同年而卒），東西曲壇偉人，同出其時，亦奇也湯顯祖不僅於戲曲上表現其偉大，即其人格氣節亦頗有可羨慕者，譜之入曲固為吾黨所快者。”2黃文錫、吳鳳雛《湯顯祖傳》，第242頁。
第二節徐渭考場失意徐渭（52—593），初字文清，後改文長，號天池山人、青籐山人、田水月等。浙江山陰（今紹興）人。生於正德十六年二月初四日（52年3月2日），出身於小官吏家庭。他是父親晚年納妾所生，歸嫡母苗氏。出生後百日喪父。十歲時生母又被苗氏逐出家門，骨肉分離，刺激彌深。十四歲那年，苗氏去世，他乃由同父異母之長兄徐淮撫養。兩人年齡相差三十多歲，又缺乏手足之情，甚不相得。徐渭青少年時得不到親生父母的疼愛，在家庭生活中地位低下，有寄人籬下之感。然而他聰穎異常，文思敏捷，“九歲能為舉子文，十二三賦雪詞，十六擬揚雄《解嘲》作《釋毀》”2，享譽遠近。因而在世態炎涼之中，他形成了既孤傲自賞，又郁郁寡歡的性格，執拗、偏激、多猜、恣肆而敏感。徐渭成年後“貌修偉肥白，音朗然如鶴唳”3，時常中夜呼嘯，宣洩憤慨。所作詩文，恣露胸臆，奇傲縱誕，有超軼千古的不羈之感。
徐渭二十歲中秀才，次年入贅紹興富戶潘氏，並隨任典史的岳父潘克敬游宦陽江（今屬廣東），協助辦理公文，對官場情況開始有所了解。不久，他又返回山陰，參加鄉試，僕僕於浙粵道上。
徐渭雖為贅婿，但妻潘氏十分體貼，以少女的真情，給他以溫柔的慰撫，帶來了生活的新意和樂趣。正如徐渭後來寫的悼亡詩回憶“掩映雙鬢繡扇新，當時相見各青春。傍人細語親聽得，道是神仙會裡人。”夫妻相敬如賓，恩愛似蜜。
在往返浙粵的途中，徐渭還乘興登南昌滕王閣，觀賞翠色如黛的贛江風光；又游梅嶺觀音洞，秉燭探勝，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感歎不已。他於沿途吟詩賦辭，流露出平生以來少有的樂觀情感，對生活和前途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徐渭還與山陰文士沈鍊、蕭勉、陳鶴、柳文等結為文社，他們詩酒酬答，討論詩文書畫，評論古今人物，探索人生真諦，放情山水，時人有“越中十子”之稱。在廣交文友的活動中，孤芳自賞的徐渭，轉而博采眾長，文學與藝術的修養得到迅速提高。
然而命運多舛，徐渭兩次參加紹興府鄉試，都名落孫山，這對熱衷於功名的他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此外，二十五歲時，徐家財產又被豪紳無賴霸占，房產、田園，蕩然無存；二十六歲時，徐渭的愛妻潘氏又得病溘然去世，年僅十九。人亡家破，功名不第，這些接二連三的不幸，使徐渭徐渭《畸譜》，《徐渭集》補編，中華書局983年版，第325頁。2《徐文長三集》卷十九《贈婦翁潘公序》，《徐渭集》第54頁。
3《徐文長三集》卷十一《嘉靖辛丑之夏，婦翁潘公即陽江官捨，將令予合婚，其鄉劉寺丞公代為之媒，先以三絕見遺。後六年而細子棄帷，又三年聞劉公亦謝世。癸丑冬，徙書室，檢舊札見之，不勝淒惋，因賦七絕》，《徐渭集》第34頁。
《徐文長三集》卷十一《嘉靖辛丑之夏，婦翁潘公即陽江官捨，將令予合婚，其鄉劉寺丞公代為之媒，先以三絕見遺。後六年而細子棄帷，又三年聞劉公亦謝世。癸丑冬，徙書室，檢舊札見之，不勝淒惋，因賦七絕》，《徐渭集》第34頁。
茫然不知所措，為了謀生，他離鄉背井來到太倉（今屬江蘇），卻不得門徑，徒勞而返。
嘉靖二十七年（548），二十八歲的徐渭，“背負一蒯劍，挾數敗橐書，來僦屋東城裡中”2。他將此敝廬命名為“一枝堂”，招收學童，教私塾■口，並且開始追隨季本、王畿，研習王陽明的學說。次年，他又不顧世俗的偏見，將身份低賤、分別十九年的生母接來同住，以享母子歡敘的樂趣。
在王陽明學說的影響下，徐渭對個人意志變得愈為重視。他認為“凡利人者，皆聖人也”，“故馬醫、醬師、治尺棰、灑寸鐵而初之者，皆聖人也”。因而徐渭公然對傳統儒學的觀點發出反叛的呼叫，蔑視朱熹等人宣揚的“君臣父子之懿”，強調《莊子》的絕對自由精神，性格也更加豪放不羈。他還從《首楞嚴經》這部禪宗的經典中，領悟到心性的自然與為人的自適。
徐渭在鑽研學問的同時，對政局十分關心。嘉靖二十九年（550）秋，北方的俺答軍隊在京畿擄掠，史稱“庚戌之變”。當消息傳到江南後，徐渭義憤填膺，揮筆寫下《今日歌》、《二馬詩》等，痛斥權奸嚴嵩誤國，恨不得插翅飛往前線殺敵，熾熱的憂國情感溢於楮間！由此他把自己報國的前途寄托於科試上。可是，恣肆的才情又為八股文所束縛，依然屢試屢北，先後參加八次鄉試，全部落榜。嘉靖三十一年（552）初試考中，他受到浙江提學副使薛應旂的賞識，拔為第一，增補為縣學廩膳生。但在復試時仍未中舉。書畫奇才，“詞壇飛將”
徐渭的才華，在八股場屋之外得到充分的顯示。他三十歲以後學習書畫，一觸即不可收拾，於山水、人物、花卉、鳥獸無所不能；大刀闊斧，酣暢淋漓，將自己對人生的復雜感受傾注到筆墨之中，使內心的激動、寂寞、痛苦、憤慨與歡樂、追求，在寫意作品中毫不猶豫地得以表現出來；他的行草書更是以桀驁之氣，將自己狂傲不馴的精神、奇特雄放的氣質，一一宣洩傾倒出來，如狂花撲水，破雲堆嶺，線條粗獷強勁，“蒼勁中姿媚躍出”，打破了以“台閣體”為主導的明代書壇的寂寞，有“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之譽2。
嘉靖三十三年（554），倭寇進犯浙閩沿海，紹興成為烽火之地。平時好閱兵法的徐渭，積極地投身到抗倭保家的戰斗中去，他淡忘了個人的不幸，神情振奮，冒死來到前線，先後參加了柯亭戰役、皋埠戰役、龕山戰役，出謀劃策，初步顯示了軍事才能，並引起了浙江巡撫胡宗憲的注意。
龕山戰役結束後不久，徐渭應內兄潘濤之邀，於嘉靖三十四年（555）
冬離浙游閩。他溯富春江，由蘭溪入閩。沿途翠峰逐岸，美不勝收，舟泊夜市，笙歌不絕。他游覽了武夷山，並在福建順昌潘濤驛丞署內潛心研究南戲劇本，探求南戲的源流，分析各種地方戲聲腔的發展歷史。徐渭對當時流行的輕視南戲之風非常反感，他認為南戲有自己寬松自由的格律，受到民間的歡迎，它通俗、多采，“無今人時文氣”，可是卻“無人選集，亦無表其名2《徐文長佚草》卷五《司馬氏嫂傳》，《徐渭集》第39頁。
《徐文長三集》卷十七《論中三》，《徐渭集》第489—490頁。
袁宏道《徐文長傳》，見《徐渭集》附錄，第343頁。
2袁宏道《徐文長傳》，見《徐渭集》附錄，第343頁。
目者”3。為此，徐渭寫下了《南詞敘錄》，首次對南戲加以總結，研究了南戲的藝術特點，著錄了宋元南戲六十種，明初戲文四十七種，以反對戲曲創作的駢麗風尚，扶植新興的俗曲。
回到山陰後，徐渭還致力於戲曲的創作，他既采用北雜劇的形式，又吸收南曲的自然格律，寫成了雜劇《四聲猿》，包括《狂鼓史漁陽三弄》、《玉禪師翠鄉一夢》、《雌木蘭替父從軍》、《女狀元辭凰得鳳》四個作品。這些劇本不僅在形式上突破了前人的窠臼，長短不一，生旦合唱，隨意抒寫，強調自然，而且宣揚人的情欲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反對虛偽的禁欲主義；歌頌保家衛國的愛國主義精神；揭露封建社會對婦女的殘酷壓迫；表現了作者狂放不羈、憤世嫉俗的豪達意氣。
徐渭的《四聲猿》，高華爽俊，洋溢著反抗思想與革新精神，對明代中後葉的戲曲創作起到重要的影響。湯顯祖曾說“《四聲猿》乃詞壇飛將，輒為之演唱數通，安得生致文長，自拔其舌！”於此可見一斑。
幕僚生涯嘉靖三十七年（558）冬，升任浙閩總督的胡宗憲，欽慕徐渭的才識，經過多次相邀，終於將徐渭招入幕府，充當幕僚。在此以前，徐渭曾為胡宗憲起草過疏牘奏章，並且代筆歌頌嚴嵩，還參預胡宗憲的剿倭計劃。他對胡宗憲傍依嚴嵩非常不滿，但欽佩胡宗憲的抗倭膽略，感念他對自己的信任，經過一番猶豫，徐渭還是離開了書齋，進入了衙署。以後，他隨總督府移駐寧波、杭州、嚴州（今浙江建德）、崇安等地，知兵設計，協助胡宗憲平倭。徐渭身在軍營，而疏狂之習無改，經常與少年結幫豪飲，大醉嘯歌，幕中有急事，召他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當時雖然“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浣衣，直闖門入，示無忌諱”。由於徐渭長於作戰計謀，又善寫詩文頌詞，胡宗憲對他優容有加，不僅贈銀讓他購得房產，不必寄人籬下，而且還幫他續弦，娶上漂亮的女子張氏為繼室。
不過自由放任的徐渭總不習慣於拘謹的幕府生活，嘉靖四十一年（52），他乘胡宗憲因嚴嵩案受牽累、總督府解散之機，回到了紹興。次年，又應禮部尚書李春芳之聘赴京，因性格不合，不久便辭去文書之職南歸。不料李春芳竟不能容忍徐渭的辭聘，放出風聲，威脅徐渭歸復到他的門下。於是徐渭又千裡迢迢趕回北京，請舊友說項，才算了結這樁糾紛。
孰知一波剛平，一波又起。胡宗憲在政敵的構陷下，入獄而死。徐渭聞訊，懼怕自己曾為胡宗憲代筆歌頌嚴嵩而憂心忡忡，以致精神失常，反復九次自殺未遂。嘉靖四十五年（5），他在一次狂病發作中產生幻覺，以為繼妻張氏與僧人通奸，竟將張氏殺死。遂鋃鐺入獄，服刑七年。
在友人的營救下，徐渭總算沒有以命抵罪，但他於萬歷元年（573）出獄時年已五十三歲。他無以為生，乃以出賣字畫詩文■口。懷才不遇，落魄江湖，清名受辱，前途無望，世情的冷暖，生活的辛酸，更使他放浪形骸，3徐渭《南詞敘錄》，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湯顯祖《湯顯祖詩文集》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982年版。
陶望齡《徐文長傳》，見《徐渭集》附錄，第339頁。
以酒澆愁。他有時徹夜狂飲，以洩憂憤，詩文不肯傍依他人，橫沖直撞，呼嘯而起，對封建的理念、傳統的束縛，進行了激烈的反抗，豪邁放逸，自成一格。
徐渭對前、後七子的擬古文風尤為反感，認為擬古不過如鳥學人語，即使學得再好，也不過是鳥語，毫無真實的價值。他主張詩歌應表達自己對生活的真切感受，有感而發，故而將胸中英雄失路之悲、托足無門之憤，以及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等可驚可愕之狀，皆寓諸詩文，所作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破土，似寡婦之夜泣，若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則平疇千裡，傾瀉無阻；偶爾幽峭，則鬼語秋墳，淒慘悲涼。徐渭的書畫，也更加潑辣豪放，蕩人心魄。他善於畫葡萄，老籐欹斜低垂，葡萄晶瑩如珠，以表現“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籐中”的憤慨。他的詩文書畫，融為一體，顯露了強烈的個性，對後世反傳統束縛的畫風形成，頗具影響，以致清代“揚州八怪”的代表鄭燮，自稱為“青籐門下走狗”。窮愁老病歿萬歷三年（575），徐渭應張元忭之請，參與纂修《會稽志》。以後又游覽了杭州、南京、富春江一帶，病體略有恢復。萬歷五年（577），他又應巡撫吳總之聘，赴宣化府充任文書，以為稻粱之謀，並借以開拓襟懷，放情山水。在宣化、北京等地，徐渭寫下大量詩文，寄托對和平生活的向往，和對民間疾苦的同情，如《邊詞》、《胡市》等，活潑流利，而富有現實意義。
五年後，徐渭因舊病復發，返回山陰，定居“青籐書屋”。晚年他貧病交加，所蓄書籍數千卷變賣殆盡，常至斷炊。但他狷傲愈甚，不肯見富家貴室，低首乞食。“顯者至門，皆拒不納；當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他有時攜錢與下隸傭者豪飲酒肆，有時自持斧毀面破頭，精神病也日益嚴重。萬歷二十一年（593），徐渭在窮愁老病中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徐渭一生，才藝縱橫，在強大的封建勢力壓迫下，力圖追求個性解放，而又難以擺脫自身的傳統意識，八赴科試，敗北以終，惟從詩文書畫創作中尋求個人尊嚴的表露，汪洋恣肆，著作宏富。他的詩文大多收入《徐渭集》。雜劇尚有《歌代嘯》，傳世書畫作品有《牡丹蕉石圖》、《墨葡萄圖》、《青籐書屋圖》、《騎驢圖》等。
據徐渭《墨葡萄圖》自題。按此圖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袁宏道《徐文長傳》，見《徐渭集》附錄，第343頁。
第四十一章歸有光袁宏道鍾惺第一節歸有光歸有光（50—57），字熙甫、開甫，蘇州昆山（今屬江蘇）人。久居震澤湖畔，故自號震川，又因生於昆山項脊涇（今屬太倉），乃別號項脊生。出身在書香大族，先世多以文學著稱，頗有聲望。但他的祖父歸紳、父親歸正，卻沒有功名，讀書力田而終。
歸有光自幼穎悟，“五六歲即知有紫陽先生，而能讀其書”，“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五經’‘三史’諸書”2。後來師事同縣名儒魏校，攻讀《史記》、唐宋八大家之文，以及濂、洛、關、閩之說，“浸漬演迤，蔚為大儒”3。二十歲成秀才，以第一名補為蘇州府學生員。後以貢生選入南京太學。他還與友人結社會文，常常在昆山馬鞍山畔的野鶴軒談文說史；或讀書萬峰山，翻閱《大藏經》。他主張為文要重視真感情、真本色，反對模擬剽竊，尤欽佩司馬遷與歐陽修的文風，對他們含情不盡的筆法尤為贊賞。雖然歸有光傷歎自己不能像司馬遷那樣可遇奇功偉烈之事，寫出感泣鬼神的篇章，但是他以自己的家世和家庭瑣事為題材，表達豐富的生活感受。在《項脊軒志》、《女如蘭壙志》、《寒花葬志》、《李南樓行狀》等散文中，用樸實的筆調，將他早歲喪母、青年喪妻夭子的家庭不幸變故敘述出來，在記述中插入不經意的回憶細節，如泣如訴，悲傷哀戚之情流露無遺，引起讀者強烈的共鳴。歸有光的這些散文，雖然寫瑣屑之事，卻深得司馬遷筆法，於不要緊之處，說不要緊之語，風神疏淡，筆墨寥寥，卻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於言語之外”。如《寒花葬志》，作者回憶十年前逝去的婢女，僅用數十字的篇幅，勾勒三件小事，就把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女孩形象生動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感情深摯，使人們對她的不幸早逝表示悲歎。
因而，歸有光的散文問世後，以其清新、簡潔的文風，深摯的情感，打動著讀者的心弦，使那些模擬剽竊、只重形式而不重內容的干澀文風，為之黯然失色。不少學子慕名前來拜他為師，虛心求教。
嘉靖十九年（540），三十五歲的歸有光參加南京鄉試，受到主考官張治的欣賞，把他視為國士，拔為第二名舉人，期待歸有光能更進一尺，早日成為進士。但是歸有光自由不拘的文風，並沒有受到那些冬烘氣十足的秋試會考官的歡迎，屢試不中；他跋涉數萬裡，先後共赴京考了九次，皆失意而歸，以致“仕進之心落然”2。科考的失利，既耗去了歸有光的寶貴年華，又招致一些勢利之徒的詆毀與嘲笑，尤其是鄉裡之人，“必加詆毀。自未入試，歸有光《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震川先生集》卷十，第222頁。按“紫陽先生”即宋代學者朱熹。
2《明史》卷二八七《歸有光傳》。
3《明史》卷二八七《歸有光傳》。
王錫爵《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志銘》，見歸有光《震川先生集·附錄》，第9有光《上瞿侍郎書》，《震川先生集》卷六，第25頁。
已有毀之者矣；既不第，簾外之人又摘其文毀之”。
歸有光卻在多次的不第中反而窺見了科舉制的弊端，覺得它讓人“驅一世於利祿之中”2，使得為文服從制舉八股，徒成僵化，而無情感可言。他還對那些莫辨猥雜，而唯以剽竊為能的文風發出挑戰，在嘉定安亭江畔築廬讀書談道，以一個落寞老儒的身份，大談八股文風的革新，教授舉子科考之藝；編輯唐宋散文，以反對文壇上濫行的“復古派”運動。歸有光痛定思痛，標新立異，在老屋荒江畔自成一統，四方來學者竟達數十百人。
歸有光在《山捨示學者》一文中告誡學生，要大家“毋事口耳剽竊”，為文要“出乎吾心之理”，“辭達義精”，“本原洞然”3。
自從弘治、正德年間李夢陽、何景明等“前七子”倡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以來，明初“台閣體”的拘板文風得到很大的糾正。後來到嘉靖初年，李攀龍、王世貞等“後七子”繼承復古衣缽，以餖飣文字為能事，卻不免流於因襲模擬，文風出現華而不實、臃腫浮蕩的傾向。針對這一風氣，王慎中、唐順之疾呼學習唐宋散文，重視感情的真摯，強調文章的言之有物，世稱“唐宋派”。
歸有光積極地投入了文壇上的斗爭，加入“唐宋派”的行列，反對王世貞等人認為文章愈古愈好的觀點。歸有光雖然不是進士，但由於他的文章早已傳譽遠近，所以顯得十分有力。他用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抗衡“復古派”，在授徒的同時，連續寫了《女二二壙志》、《亡兒■孫壙志》、《見村樓記》、《筠溪翁傳》、《張貞女獄事》、《書郭義官事》等多篇散文，使被“復古派”割斷的唐宋散文的優良傳統，得以繼承和發展。
這些散文，質而不俚，生動自然，文從字順；無論壙志、行狀、傳記、故事，都能“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其暢也，其厲也，其潔也，學者舉不能知”，而他卻“獨深知而自得之”，一洗“復古派”統治文壇近百年的混濁氣氛，以清新和富有真摯感情的文字保持了文學活潑健康的生命。
歸有光除以創作實踐來為“唐宋派”推波助瀾外，他還提出了一些明確的文學主張，以反對王世貞這位“復古派”權威的盲目崇古觀點。他在《項思堯文集序》中寫道“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為古人文學，而苟得一二庸妄人為之巨子，爭附合以詆誹前人。韓文公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2王世貞聽後不服，說“妄誠有之，庸則未敢聞命。”歸有光又反駁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3歸有光還針對前、後七子“文必秦漢”的復古主張批駁道“今世相尚以琢句為工，自謂欲追秦、漢，然不過剽竊齊、梁之余，而《解惑》，《震川先生集》卷十四，第97頁。
2《與潘子實書》，《震川先生集》卷七，第49頁。
3《震川先生集》卷七，第5頁。
錢謙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見《震川先生集》第8頁。
2《震川先生集》卷二，第2頁。
3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震川先生歸有光》，上海古籍出版社983年版，第559頁。海內宗之，翕然成風，可謂悼歎耳！”4他認為學習古人固然不錯，但要得其神，而不是徒追形式而已，說“余嘗謂觀書，若畫工之有畫耳、目、口、鼻，大、小、肥、瘠，無不似者，而人見之，不以為似也。其必有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矣。余之讀書也，不敢謂得其神，乃有意於以神求之雲。”歸有光還認為作品的藝術標准在於質之美，他說“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實；欲文之華，莫若德之誠；以文為文，莫若以質為文。”2這些切中時弊的見解，在抵制“復古派”專事模仿剽竊的流俗中，別開生面，起到砥柱中流的作用，閎中肆外，使司馬遷與唐宋古文家的樸實文風得到發揚光大。尤其是歸有光把他的文風貫注到教授舉子業的講堂中，力圖改造八股文，這種扭轉文風的巧妙形式與勇氣，使後人不得不把他稱作為“彼時之豪傑”3，不僅把他的散文舉為“明文第一”，4而且把他的八股制藝，譬為“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5。以致唐宋八大家文選，在唐順之、歸有光的崇揚下，“人幾等於五經四子”，文風為之一變。
歸有光雖然講學於荒江老屋，但對民間疾苦並不是漠然視之。他留意於東南水利，關心家鄉的農業與民生。懷著憂國憂民的赤子之心，他從“故家野老”處搜采歷代有關治理長江下游、錢塘江下游與太湖流域水利的文獻7，編寫了《三吳水利錄》四卷。在這部書中，歸有光繪圖分析東南水利大勢，條陳歷代治水經驗，並根據自己多年考察所得加以闡發，剖明利弊，認為治吳中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應當疏其湮塞，“開浚諸水”，“去兩岸茭蘆，自昆山漫水江迤東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由蹌口入海”，以解百姓魚鱉之憂，使境內豐熟富裕。他將這些文獻和建議，呈給地方官府，以供他們治水參考。
在抗倭戰爭中，歸有光亦積極地返回昆山城中參加防御，並寫下《備倭事略》、《論御倭書》、《上總制書》等，分析敵情，條陳方略，向當局獻計獻策。後來他還寫下《昆山縣倭寇始末書》、《海上紀事十四首》等，流露了同仇敵愾的愛國情感。此外，歸有光又寫了《鯉魚山》、《鄆州行寄友人》、《西王母圖序》等詩文，有的記所見災禍，表達對災民的同情；有的譏刺權貴、貶斥方士濫行，有的為勞動婦女所受的非人壓迫鳴不平。他以經世致用的思想，使自己的作品充滿著活躍的生命，而稱譽文壇。
嘉靖四十四年（55），歸有光六十歲時考中進士，授浙江長興縣令。
他決心學習古代賢縣令，興利革弊，作一番事業。
歸有光上任後，平反死囚犯數十人，避免株累者上百人；每審理案件，4《與沈敬甫書》，《震川先生集》卷七，第89頁。
《尚書別解序》，《震川先生集》卷二，第5頁。
2《莊氏二子字說》，《震川先生集》卷二，第84頁。
3章學誠《文史通義·文理》，世界書局935年版，第58頁。
4黃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明文案序上》，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第頁。5章學誠《文史通義·文理》，民國二十四年世界書局版，第58頁。章學誠《文史通義·文理》，民國二十四年世界書局版，第5有光《奉熊分司水利集並論今年水災事宜書》，《三吳水利錄·續錄》，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第59頁。
歸有光《奉熊分司水利集並論今年水災事宜書》，《三吳水利錄·續錄》，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第0—頁。
他都詳細調查，把有關婦女、兒童召至案前，細細交談，把案情審理得清清楚楚。凡魚肉百姓者，決不姑息；即便上司的命令不符合下情，他亦敢於忤其意而不執行。三年知縣任上，“小民安居自如”2。但是這卻召來豪強、大吏的不滿，隆慶二年（58），歸有光終因得罪豪強和上官，而被調任順德府（今河北邢台）通判，管理馬政，“名為遷，實重抑之”3。對這一不公平的降職，歸有光非常憤慨，連上兩疏要求辭官，但被朝廷公卿扣壓不能上達。歸有光抵任後，築土室一間，整日躲在其中，讀書自娛，以示不滿。隆慶三年（59）冬，他赴京入賀萬壽節，受到大學士高拱、趙貞吉的薦引，任南京太僕寺丞。後來又被李春芳留在內閣，負責敕房的工作，參修《世宗實錄》，身列文學侍從之位。他仕途晚達，十分興奮，期望自己能借機閱讀許多內府秘藏，在學術上獲得更深的造詣。但終因勞累過度，在敕房任職僅一年，便身染重病，於隆慶五年正月十三日（57年2月5日）去世，終年六十六歲。歸有光去世後，他的文學主張和散文成就愈來愈為社會所重視，連他的文壇敵手王世貞也對其表示折服，漸漸改變“復古派”的舊觀點。王世貞晚年在給歸有光的遺像題贊詞道“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2把歸有光與韓愈、歐陽修相提並論，給予極高的評價。
歸有光的詩文後人輯有《震川先生集》行世，此外，除《三吳水利錄》，他尚著有《易經淵旨》、《諸子匯函》、《文章指南》等。
2王錫爵《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志銘》，見《震川先生集》第98頁。3《明史》卷二八七《歸有光傳》。
王錫爵《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志銘》，《震川先生集·附錄》。
2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震川先生歸有光》，第559頁。
第二節“公安三袁”
明末文學家有“公安三袁”，即袁宏道與兄宗道、弟中道，為公安派的創始者。
袁宏道袁宏道（58—0），初字孺修，改字中郎，號石公、六休，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時期生活富裕，在萬瑩、王輅等名師的教育下，善於詩文。十六歲為諸生，即在城南結文社，自為社長，除攻讀八股制義外，傾心詩歌古文，“有聲裡中”，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尊袁宏道為師，“奉其約束，不敢犯”2。二十一歲時中舉人，但赴京會試卻名落孫山。
“雨過庭花好，開樽亦自幽。不知今夕醉，消得幾年愁？一朵新紅甲，四筵半白頭。久知行樂是，老矣復何求？”3科場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頗多自傷不遇之感，他在《花朝即事》等詩中，浩歎孤寂愁悶與落落寡歡。在長兄袁宗道的影響下，袁宏道開始從禪宗中尋求精神寄托，以禪詮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寫成《金屑》，並到麻城拜訪李贄，兩人說文談禪，十分相得。李贄稱贊他“識力膽力，皆迥絕於世，真英靈男子，可以擔荷此一事耳”，並贈詩曰“誦君《金屑》句，執鞭亦忻慕。早得從君言，不當有《老苦》。”在李贄離經叛道思想的啟迪下，袁宏道視野大開，“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於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從此，他決心改變詩文創作之風，“能為心師，不師於心；能轉古人，不為古轉。發為語言，一一從胸襟流出”，而卓然獨立。
萬歷二十年（592），袁宏道中進士，但沒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職。然而仕途之門已入，他多年的願望總算實現，因此心情舒暢，在家鄉石浦河畔，袁宏道時常與親友相聚，吟詩飲酒，談禪遨游，悠閒自得。他這時候對文壇上的復古運動已深表不滿，認為詩文應當隨意而發，不應模擬蹈襲，作繭自縛。在《答李子髯詩》中，袁宏道寫道“若問文章事，應須折此心。”“草昧推何、李，聞知與見知。機軸雖不異，爾雅良足師。後來富文藻，詘理競修辭。揮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擬成儉狹，莽蕩取世譏。直欲凌蘇柳，斯言無乃欺。當代無文字，閭巷有真詩。卻沽一壺酒，攜君聽《竹枝》。”2在他看來，復古之作不如民間俚曲。
萬歷二十三年（595），袁宏道被選為吳縣（今屬江蘇）縣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斷，與民方便，頗受地方擁戴。然而也招致當道者的不滿，加上吏事繁雜，難得清閒，他覺得“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為尤苦，若作吳令則其《明史》卷二八八《袁宏道傳》。
2袁中道《吏部驗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狀》，《珂雪齋文集》卷九。
3《花朝即事》，《袁宏道集箋校》卷一，第9頁。
袁中道《吏部驗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狀》。
2《答李子髯》，《袁宏道集箋校》卷二，第8頁。
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3。因此，第二年他便托故辭職。
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離開吳縣後並沒有立即回鄉，而是遍游東南名勝，徜徉於無錫、杭州、紹興、桐廬、歙縣佳山秀水間，與友人陶望齡、潘景升等詩酒酬答，奇文共賞。三個多月，“無一日不游，無一游不樂，無一刻不談，無一談不暢”，而且“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4。尤其是當他在杭州讀到徐渭遺稿《闕編》時，“不覺驚躍”，“如魘得醒”，為徐渭“恣臆談謔，了無忌憚”的詩風所傾倒，從而愈加對李攀龍、王世貞等“後七子”的復古文風表示不滿，提出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創作主張，要求詩文創作必須“從自己胸臆流出”，寫出更多的“本色獨造語”2，反對一味追求缺乏真實情感的復古模擬。他抨擊復古派籠罩的文壇扼殺了創作的生機，指出秦漢作者與盛唐詩人多變的創作手法才是後人學習的楷模，不然捨本逐末，僅僅以“剿襲模擬，影響步趨”，就會將詩文創作引入死路，流於形式，而起不到詩文言志的作用。袁宏道尖銳地指出，復古派及其末流的擬古之作，猶如“糞裡嚼渣，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得而不詩哉！”3除公開反對復古派末流的文風外，袁宏道還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推動文體的解放。他寫下《逋賦謠》、《竹枝詞》等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歌，通俗而清新，雋秀而活潑；又寫下《虎丘》、《靈巖》、《湘湖》、《西湖》等數十篇游記，狀物抒情，毫無雕飾之弊，“俱從真源中溢出，別開手眼，一掃王、李雲霧，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塗飾之病”4。
東南游歸，袁宏道攜眷屬暫寓儀征，在這運河孔道與南北文友賦詩談文，宣傳自己的“性靈”說。萬歷二十六年（598），起為順天府（今屬北京）教授。次年遷國子監助教。第三年補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
北京畢竟是明朝文化中心所在，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覽公家收藏的豐富圖籍，又和謝肇淛、黃輝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結為“葡萄社”，在城西崇國寺品評詩文，論古說今，頗感閒適快樂。他一方面通過廣泛閱讀、交友討論，逐漸糾正以前“偏重悟理”，過分強調自我的傾向，“遂一矯而主修，自律甚嚴，自檢甚密，以澹守之，以靜凝之”；另方面，他對復古派末流的批駁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統地分析了唐宋詩文的風格，認為“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3《沈廣乘》，《袁宏道集箋校》卷五，第242頁。
4《解脫集之四·尺牘·伯修》，《袁宏道集箋校》卷十一，第49文長傳》，《袁宏道集箋校》卷十九，第75—7頁。
2《敘小修詩》，《袁宏道集箋校》卷四，第87頁。
3《與張幼於書》，《袁宏道集箋校》卷十一，第502頁。
4《公安縣志·袁宏道傳》，轉引自施蟄存《晚明二十家小品·附錄甲》，光明書局935年版，第359頁。
袁中道《吏部驗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狀》。
西施之不能效顰乎！”2他還說“宋人詩，長於格而短於韻，而其為文，密於持論而疏於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3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進行了具體的批駁，使文風得以扭轉。錢謙益後來在評論袁宏道的影響時，稱他推動文風的轉變，使詩文創作出現生機，“其功偉矣”4。
萬歷二十八年（00），袁宏道因兄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請假歸。他築“柳浪館”於公安城南，終日與少年舊友吟詩作文，寄趣山水。他還游武當山、桃源縣等名勝，對接青引黛的大自然發出由衷的贊歎，並且欽慕陶潛能悟徹人生，於長林豐草間尋求自適，“寧乞食而不悔”。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萬歷三十四年（0）才返京任職。
袁宏道返京後，究心戲曲、小說研究，他稱贊《金瓶梅》、《水滸傳》、《四聲猿》等作品，認為它們能“意氣豪達”，脫去傳統窠臼，別開生面。袁宏道著《觴政》，談論酒文化等，並將嘉靖以來的這些新意盎然的小說、戲曲與儒家經典相提並論，給予高度的評價。不久，袁宏道遷吏部驗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員外郎。他一度主持陝西鄉試，乘興游嵩山、華山，寫下筆墨渾厚蘊藉的游記與詩歌，“極一唱三歎之致”2。
萬歷三十八年（0），袁宏道以吏部驗封司郎中告歸。此時公安正值大水，他卜居沙市，築硯北樓，以便晚年在此“息影臥游”，游藝詩書，“疏瀹性靈”3。但不久患病不起，竟於九月初六日（0月20日）遽然去世4，終年四十三歲。
袁宏道一生，倡“性靈說”，強調詩文創作的直抒性靈，對蕩滌復古派末流的模擬文風起到重要的作用，與其兄宗道、弟中道同稱“公安三袁”，為“公安派”的首領。他的詩文有《錦帆集》、《解脫集》、《瓶花齋集》、《瀟碧堂集》等，後來集為《袁中郎集》（即《袁宏道集》）。
袁宗道袁宗道（50—00），字伯修，號石浦，生於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50年3月3日）。為袁宏道之兄。他聰穎早慧，十歲就會寫詩，二十歲成秀才。
袁宗道為詩最初學李攀龍、王世貞，不僅熟讀，而且認真摹仿。但是他逐漸覺得李、王之詩過於刻板，便懷疑“詩文之道不盡於是”2，乃試圖另辟蹊徑，以擺脫拘束。二十多歲時，他與鄉中文友結社論文，並且沉溺其中，夜以繼日，還編刻自己的詩集付梓。後來他得病幾死，因而暫時放棄文事，2《馮琢庵師》，《袁宏道集箋校》卷二二，第780、78頁。
3《答陶石匱》，《袁宏道集箋校》卷二二，第743頁。
4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袁稽勳宏道》，上海古籍出版社983年版，第57頁。袁宏道《與湯義仍》，見施蟄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中郎小品》，第頁。2袁中道《吏部驗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狀》。
3袁中道《硯北樓記》，《珂雪齋近集》卷一，上海書局版，第8中道《游居柿錄》。
袁中道《珂雪齋近集》卷三，《石浦先生傳》，第45頁。
2《公安縣志·袁伯修傳》，轉引自施蟄存《晚明二十家小品·附錄甲》，第353頁。終日靜坐修身，或栽花薙草，不問世事。在父親的數度催逼下，二十七歲時考中進士，並被選為庶吉士。三年後，授翰林院編修。
在翰林院，袁宗道接識了李贄的弟子深有和尚，受其“心性”之說的影響，以禪詮儒，不再談論道家的養生之道。後來又奉使湖北，逗留家鄉，與弟宏道、中道兩度赴麻城拜訪李贄，求教文章之道。李贄追求個性解放的思想使袁氏兄弟大受啟發，袁宗道最先寫文章對復古派的弊端提出批評，他認為詩文應當代表口舌以宣傳心意，因而“古文貴達，學達即所謂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不然，只會“摘古人字句入己著作者，是無異綴皮葉於衣袂之中，投毛血於殽核之內”3；辭不達意，言不由衷，雖鴻篇巨裁，也不過是“募緣殘溺，盜竊遺矢”而已。
袁宗道針對李、王復古派“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觀點，提出“漢、唐、宋諸名家，如董、賈、韓、柳、歐、蘇、曾、王諸公，及國朝陽明、荊川，皆理充於腹，而文隨之，彼何所見乃強賴古人失理耶”的問難，並且反駁道“滄溟強賴古人無理，而鳳洲則不許今人有理，何說乎？”進而一針見血地點明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2為此，袁宗道還特別選中唐以後的白居易、宋人蘇軾作為自己的詩文學習榜樣，並將書齋取名為“白蘇齋”。所寫詩文以白、蘇平易暢達之風為旨。在他的帶動下，宏道、中道繼之而起，促成“公安派”的形成。
萬歷二十二年（594），袁宗道由湖廣返京，不久改任東宮講官，後官至春坊右庶子。那時，袁宏道也入京任職，中道則寓居北京，他們兄弟三人與謝肇淛等人結“葡萄社”於城西，寄趣詩文，放情山水。袁宗道寫下《上方山四記》、《西山五記》等散文，以清潤婉妙見稱。
袁宗道性喜恬淡，為人文雅謹慎，厭於塵俗之勞。萬歷二十八年（00），他決定辭官南歸。可是官場的勞悴已使他體虛患病，九月，逝於北京任上，終年四十一歲。
袁宗道為官清廉，死後身無積蓄，全仗門生資助，遺妻方得移櫬公安。
他的詩文收入《白蘇齋集》。
袁中道袁中道（570—24），字小修。也是早慧的才子，十歲便作《黃山賦》、《雪賦》，洋洋五千余言。他愛讀佛、道之書，自作注解，飄然有出塵之想。尤其是二十歲左右，曾隨兄赴麻城訪問李贄，更受佛教出世思想影響，無意科舉。他倜儻任俠，“視妻子如鹿豕之相聚，視鄉裡小人如小人之尾行，而不可與一日居”，卻泛舟江湖，浪跡南北，寄興於山水詩文。
袁中道為文作詩“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筆”2。所寫《游荷葉山居記》、《過真州記》、《游青溪記》、《游靈巖記》等散文，筆墨恣肆，率爾不拘，寄神寄情，快人耳目，富於清幽之趣。3袁宗道《論文上》，見施蟄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伯修小品》，第82頁。袁宗道《論文下》，見施蟄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伯修小品》，第8宗道《論文下》，見施蟄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伯修小品》，第83頁。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袁儀制中道》，第58頁。
2《敘小修詩》，《袁宏道集箋校》卷四，第87頁。
然而袁中道畢竟擺脫不了當時文人向往科舉功名的常情，在矛盾之中接連應試，直至萬歷四十四年（）才中進士。此時年已四十七歲。他出任徽州府教授，遷國子監博士。後來改派南京禮部主事。天啟四年（24）升任南京吏部郎中。
自從“公安派”樹幟文壇後，詩文模擬生硬之弊漸漸得以扭轉，但“公安派”末流也出現空疏不實的傾向。袁中道在宗道、宏道去世後，對此有所認識，他在《袁中郎先生全集序》中寫道“至於一二學語者流，粗知趨向，又取先生偶爾率易之語，效顰學步，其究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譬之百花開而荊棘之花亦開，泉水流而糞壤之水亦流。”因而他對後七子復古文風就不如宗道、宏道的批評來得激烈，並且對“公安派”之弊有所糾偏，提出“取漢魏三唐諸詩細心研入，合而離，離而復合，不效七子詩，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詩，而宛然復傳盛唐之詩，則善矣。”2晚年他甚至想燒去自己的作品，以去輕佻淺露。3袁中道升任南京吏部郎中後不久，因病乞休，卻逝於官，終年五十五歲。他的詩文有《珂雪齋集》、《游居柿錄》、《珂雪齋近集》。
袁中道《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袁宏道集箋校》第72頁。
2袁中道《蔡不暇詩序》，《珂雪齋近集》卷三，第34頁。
3據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袁儀制中道》，第59頁。
第三節鍾惺附譚元春鍾惺（574—25）字伯敬，號退谷、止公居士4，湖廣竟陵（今湖北天門）人。出身於書香門第，父親鍾一貫任武進（今屬江蘇）學訓，酷愛詩文。在家庭的影響下，鍾惺從小就刻苦學習，研習詩古文辭。他雖然外貌不揚，弱不勝衣，“為人嚴冷，不喜接俗客”5，卻好奇思冥索，勤奮不懈，為詩清秀簡雋，情態逼真，早年就有文名。後又師事雷思霈，雷為“公安派”袁宏道的友人，提倡“性靈說”，反對前、後七子的復古運動。在雷思霈的熏染下，鍾惺也傾向詩歌要表現自我的主張，反對因襲模擬，故而所作詩文，愈加“清綺邃逸”，自然流暢，“為人所稱許”2。
鍾惺雖然不愛參加當時盛行的社集活動，但卻對詩壇的流弊較為了解，覺得詩風太沉悶無奇；他認為有的詩人抱殘守缺，猶宗“後七子”余波，由模擬而流為膚熟，了無生機；有的詩人則承襲“公安派”遺緒，過分強調自我表現，以致演為輕佻、薄俗。為此，鍾惺想另辟蹊徑，對“後七子”、“公安派”末流進行糾補矯偏。他認為詩壇的這些失弊，主要在於詩人們的學問淺薄，不了解古人，往往“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於口手者，以為古人在是”，而不知古人有“幽情單緒”的復雜情感和“孤行靜寄於喧雜之中”的深奧之作3，因此，他要闡發古人的幽深孤峭，將其揭之於世，以“發覆指迷”4，開人眼界。
這些看法得到同邑譚元春的響應。譚元春（58—37），字友夏，比鍾惺小十二歲。譚元春認為寫詩要注意文辭的修飾，要精心雕刻，將性靈的復雜幽深表現出來，使之能“常浮出紙上”，“譬如狼煙之上虛空，裊裊然一線耳”5，決不可率直如話，淺薄得毫無詩意詩情。
譚元春善於寫詩，風格清麗自然，如《遠村》五言雲“投足禮天竺，閒院木石香。有一長眉叟，背手看稻粱。近前果父執，樸野無他腸。隨我至我家，不揖徑坐床。呼我以小子，語笑皆上皇。見我多童僕，導我鑿藕塘。繙案睹陶詩，欣然求數章。何以潤我筆，歸即獻百觴。不然春蠶出，贈我絲衣裳。喜為縱橫寫，字亦不尋常。與訂來往約，年高恐健忘。”形象生動，語順氣暢，敘情描景，生機盎然。
譚元春既和鍾惺意趣相投，亦欲矯正時弊，“自出手眼，別開門戶”2，兩人乃開始合編詩選，取古人詩歌中纖詭幽渺之作，加以闡揚。經過數年的努力，鍾惺、譚元春共同編成了《唐詩歸》、《古詩歸》，共五十一卷，前者取唐人之詩選輯而成，後者取唐以前之詩選輯而成，合稱《詩歸》行世。4鍾惺《題跋·題馬士珍詩後》，《隱秀軒文》，岳麓書社988年版，第304頁。5《明史》卷二八八《鍾惺傳》。
袁中道《花雪賦引》，《珂雪齋近集》卷三，上海書店982年版，第3頁。2《詩文集序·隱秀軒集自序》，《隱秀軒文》，第95頁。
3《詩歸序》，《隱秀軒文》，第72頁。
4鍾惺《書牘·與蔡敬夫》，《隱秀軒文》，第2頁。
5譚元春《序·詩歸序》，《鵠灣文草》，岳麓書社988年版，第39頁。譚元春《譚友夏合集·遠村之一》。
2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譚解元元春》，上海古籍出版社983年新一版，第57歸》問世後，猶如在熟俗膚淺的詩壇中吹來了一股“深幽孤峭”之風，令人耳目一新，“海內稱詩者靡然從之，謂之鍾譚體”，詩家幾乎人手一編，風行各地，被視為作詩的准繩，後來在晚明詩壇上“浸淫三十余年”3，對改變詩風起到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