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考慮水旱田的區別，據上表統計，漏稅的土地，占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三。查出這個數字意味著內外鎮守等官的損失有多麼巨大。寧夏之變中，武臣多從朱寘鐇反，是合乎邏輯的。
在作出限田規定的同時，還針對勳戚莊田採取了措施。兵部左侍郎胡汝礪奏報，對「查出地土宜照例起科，革去管莊人役。各家願自種者聽，不願者撥與附近空閒捨余種納，還量定地利厚薄以定則例，依頃畝糧數以立案冊」。
半年以後，吳世忠提出另一項建議「東勝、興州等衛所屯田，多佔種盜賣者，田租拖欠終年，積弊已久，若一一置之於法，人情未免不堪。除官豪占種及知情典買不首者依律究問外，其餘情不得已者量為處分，田仍給主，價亦免追。若本主無力，另給附近軍民屯種。如買主不系官豪，情願納糧者聽。惟在租稅不失原數耳。」2提出這一更為靈活、變通的規定，顯然是考慮到韓福在遼東「所行過刻」，以致激起兵變的教訓。
以「溢額為功」，是對清丈的最常見的批評。劉瑾清丈亦遭此議，如說周東清丈寧夏屯田，「希瑾意」，以五十畝為一頃。此外，還有人批評劉瑾以清丈為名斂銀收賄。也是這個周東，「畝斂銀為瑾賄」。但這些都不足以說明劉瑾清丈的性質。劉瑾清丈，特別是清丈屯田，是朝廷和官豪人家爭奪土地的鬥爭，以官豪為主要的打擊對象。劉瑾清丈形成了很大的聲勢，可以說，它是張居正度田以前最重要的一次清丈活動，意義重大。以宦官而主持這一重大舉動，尤為難得。
凌遲處死正德五年（50）四月，寧夏發生了安化王朱寘璠反叛事件。朱寘鐇原認為，「若推我為主，以誅瑾為名，必成大事」2。他以反劉瑾起兵，得到許多武臣的擁戴。事變產生的第一個結果，是朝廷停止了清丈屯田等行動，將各處原差丈量地土官員撤回。這實際上宣佈了劉瑾政策的失敗。
寘鐇之變也最後決定了劉瑾的命運。五月，朝廷以涇陽伯神英為總兵，右都御史楊一清為提督，太監張永總督軍務，率兵討寘鐇。師方出，寘鐇已被擒。回師路上，楊一清要張永利用奏捷的機會，揭發劉瑾的奸惡，張永本來與劉瑾有矛盾，聽了楊一清的鼓動，奮然曰「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哉！」3八月甲午日（9月3日），劉瑾安排這天給他的哥哥、都督劉景祥出喪，而把張永獻俘安排在第二天。但張永甲午日便入宮，待劉瑾退後，張永取出寘鐇起兵的檄文獻上，並陳奏劉瑾不法事。太監馬永成亦出言相助。武宗有所悟，即日行動，親自逮拿劉瑾。兩人相見，「武宗罵曰『奴欲反耶？』拳之、蹴之，永成等佯勸解，遂謀送內獄。」武宗開始沒有殺劉瑾的念頭，《明武宗實錄》卷五五，正德四年閏九月戊戌。
2《明武宗實錄》卷六一，正德五年三月丁丑。
《明武宗實錄》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庚寅。
2《明武宗實錄》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庚寅。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二六《史乘考誤七》。
只是把他降為奉御，謫居鳳陽。對瑾也安然處之，說「猶不失富太監也。」2直到武宗親自到了劉瑾宅府，抄沒金銀寶貨不可勝計，另有偽穿宮牙牌、衣甲丁弩及玉璽等違禁物品，確信劉瑾確有反狀，才下決心處死劉瑾。
大臣於午門外會審，劉瑾尚有餘威，刑部尚書畏懼，噤不能出一語。其他公卿旁列，亦稍稍退卻。劉瑾聲稱「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3駙馬蔡震說「震國戚，何賴於汝！」命官校上前批劉瑾頰，邊批邊問他為什麼私藏甲冑，劉瑾回答「以衛上。」蔡震又問，為什麼藏之私宅，劉瑾語塞。
劉瑾被處以極刑，凌遲三日而死。按照規定，要剮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第一日先剮三百五十七刀，每下一刀吆喝一聲4，可說極為殘酷，仇家於行刑之日，以一錢易一臠，得則生食之。5這一年，劉瑾剛好六十歲。
2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三《劉瑾用事》。
3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三《劉瑾用事》。
4張子麟《端儼公年譜》，見《借月山房匯鈔》第六集。
5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九五《中官考六》。
第二十章王守仁王守仁（472—529），字伯安，紹興余姚（今屬浙江）人。以曾隱居講學陽明洞，自號陽明子，世稱陽明先生。明代著名政治家和哲學家。
第一節心憂天下，「格物窮理」
王守仁先世山東瑯琊人，為東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後裔。父王華，字德輝，成化十七年（48）中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少詹事，禮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書等職。守仁初名雲，五歲時改名守仁。十一歲隨父入北京。其間，他曾出遊居庸關、山海關，目睹北方少數民族對京師的威脅，同時又聽到京畿地區石英、王勇以及陝西石和尚、劉千斤農民起義的消息，這些都深深地引起了他的憂慮，數次欲獻策於朝廷，被其父斥為「狂」而止。二十一歲時中舉人。弘治十二年（499），二十八歲登進士，入工部實習。時西北邊境少數民族不斷騷擾，有長驅直入之勢。王守仁面對形勢，「不勝為國惓惓之至」，就上邊務八事「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捨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翌年，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官秩正六品。尋出南直隸淮安等府審決重囚、主持山東鄉試。弘治十七年九月，補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這一時期為王守仁的青少年時代，興趣廣泛，思想變化不定。中舉人以前，已仰慕「聖學」。二十一歲中舉人以後，他在北京開始探求宋代大儒朱熹「格物窮理」之學。朱熹謂一草一木，皆涵「天理」。守仁即取他父親官署中的竹子「格」之，希望能由此一件一件地「格」「理」，最後成為「聖賢」。然而，他從早「格」到晚，一直堅持了七天，不但未得其「理」，反而害了一場大病。此後，他開始懷疑、放棄朱熹的「格物」之學，隨世俗習辭章，並結詩社於余姚龍泉山寺，以文會友，研討詩賦和古文。又性好言兵，善騎射，處處留心武事，凡兵家秘籍，「無不精究」。已而，攻佛、老之學，同道士談養生，向和尚問禪機，隱居紹興陽明洞靜坐修道，「遂有遺世入山之意」。這時王守仁所接受的佛、道思想，特別是佛教禪宗的主觀唯心論，對他後來創立「心學」有著重要的影響。
《陳言邊務疏》，《王陽明全集》卷九，上海世界書局93年版。
第二節龍場徹悟，「理在心中」
封建統治者內部無休止的權力之爭，往往不可避免地把一些人捲入鬥爭的漩渦，以致身不由己。王守仁也吃過這個苦頭。
弘治十八年（505）五月，明孝宗病死，長子朱厚照嗣位，是為武宗，以次年為正德元年。武宗朱厚照是明朝歷史上有名的「風流天子」，奢侈腐化，四出巡幸，不理朝政。宦官劉瑾、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等八人，恃寵操柄弄權，分佈要害，無惡不作，人稱「八虎」，而劉瑾尤為狡狠。正德元年冬，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徽等二十一人，上疏要求懲辦劉瑾一夥，以件旨罪被逮下詔獄。十二月，王守仁冒死上書申救，稱「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為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懇求皇帝「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這一事引起劉瑾發怒，把王守仁下錦衣衛獄，矯詔杖五十。死而復甦，謫貴州龍場（今修文）當驛丞。王守仁一下子變成了流徒，這是他政治生涯中一次重大的逆轉。
王守仁既謫，劉瑾仍不罷休，「使人伺之途，將置之死」。正德二年（507）夏，王守仁赴謫行至錢塘江，度不免死於途，於是急中生智，乘夜佯為投江，浮冠履水上，遺詩曰「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江濤泣子胥。」浙江官府皆信之，家人亦成服。守仁遂隱姓名，逃入福建武夷山。他慮罪及其父，乃出武夷，入江西，經湖南，赴貴州。劉瑾果然移恨於其父，免去王華南京吏部尚書，勒令致仕還鄉。2正德三年春，王守仁至龍場驛。龍場，在貴州西北部萬山叢中，為少數民族雜居的荒僻之地，人煙稀少，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自然條件十分艱苦。他到驛之初，無屋棲身，就穴而居。他原為官正六品，貶為驛丞，沒有品級，地位低下，任務只是「典郵傳遞送之事」3。這種艱苦環境和地位，如他後來自己說「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橫逆之加，無月無有」，吃盡了苦頭。當年他才三十七歲，正年富力強，而鬱鬱不得志。置身窮荒之地，又無書可讀，不免深感惆悵，精神空虛，只有尋找寄托，以安慰自己，才能解脫內心的痛苦。因此，他謫居龍場兩年2，除了應付差事和做些因俗化導、開辦書院、教人讀書的事情之外，主要精力是修心忍性，體驗「聖人之道」。為得此「道」，他日夜端居靜坐，超脫於「得失榮辱」之外。據說，忽然在一天夜裡，體驗到「格物致知」的道理，高興得手舞足蹈，大叫起來「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也。
「道」，就在自己的心中完滿自足地存在著，不必到事物的外部去尋找，以往「格」竹求「理」的做法是錯誤的。為了證實自己的體驗是否完全正確，他還以所記憶的《詩》、《書》、《禮》、《易》、《春秋》等五部儒家經《乞有言官去權奸以章聖德疏》，《王陽明全集》卷九。
2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三《劉瑾用事》。
3《明史》卷七五《職官·驛》。
分別見《王陽明全集》卷四《與王純甫》、《寄希淵》。
2王守仁自云「謫貴州三年」，其實，他自來龍場，到赴江西廬陵任知縣，前後僅兩年。典之言證之，結果「莫不吻合」3。於是「日坐石穴中，默記舊牘，輒為訓釋」，寫了一部書，名曰《五經億說》4。朱熹主張理和氣不能相分離，「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理在先，氣在後」。王守仁則認為「理」在心中，心外無物。「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5這是他們哲學思想的主要區別。王守仁所說的「理在心中」，是從與泉熹同時代的陸九淵那裡繼承過來的。陸九淵提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心」和「理」都是永遠不變的。
在龍場驛丞任上，王守仁在應聘任貴陽書院主講時，還提出「知行合一」說。他認為有人把知與行看成是兩回事，是由於「被私慾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其實兩者是一回事，「知是行之主意，行實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他不僅認為知是行的悠悠，又是行的歸宿，而且對行作了唯心主義的解釋，把行歸結於知，最後強調的是知。知與行是兩個不同的範疇，若混為一談，模糊了兩者之間的關係與差別，在理論上是錯誤的。但是，他第一次提出「知行合一」的觀點，突破了長期以來把知與行兩者互相割裂、絕對對立的形而上學觀點，肯定了知對行的指導意義，這對於哲學理性思維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可是，王陽明在反對朱熹「理在心外」的過程中，滑向了陸九淵「理在心中」一邊，從客觀唯心論轉向了主觀唯心論。3錢德洪《王陽明年譜》正德三年條。見《王陽明全集》卷三二。
4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王守仁》，浙江古籍出版社98年版。5《傳習錄·答顧東橋書》，《王陽明全集》卷二。
《傳習錄》，《王陽明全集》卷一。
第三節鎮壓農民起義明朝在宣德以後開始走下坡路，至正德年間，明代政治危機頻頻發生，北部邊防形勢緊張，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嚴重。正德五年（50）初，劉瑾與張永等人之間的權力之爭逐漸白熱化，結果劉瑾失寵被誅。劉瑾死後，王守仁的政治地位步步上升。先是離開貴州龍場，內調江西，三月任吉安府廬陵縣知縣。在縣僅七個月，便於十一月入京朝覲。十二月，遷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六年正月，為吏部尚書楊一清所賞識，調入北京任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二月為會試同考試官。十月，升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七年三月，晉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十二月，命為南京太僕寺少卿，赴南直隸滁州督馬政。九年四月，改南京鴻臚寺少卿。十一年（5）九月，因閩、贛等省農民起義勢不可當，兵部尚書王瓊特舉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成了掌管一方軍政大權的高官。
就在王守仁謫居貴州時，農民起義已此伏彼起。龍場驛附近也發生過少數民族起義。正德三年以後，先後爆發了江西王浩八起義，四川藍廷瑞起義，河北劉六、劉七兄弟起義。這些起義雖然很快遭到鎮壓，但為時不久，在贛、閩、湘、粵交界的深山險谷地區，又掀起了規模更大的農民起義。正德十一年（5），江西謝志珊稱「南征王」，聚眾起義，佔領橫水、左溪、桶岡等地。與謝軍相呼應的，有池仲溶稱「金龍霸王」，據廣東浰頭三寨；福建大帽山詹師富起義；江西大庾陳曰能起義等。
王守仁這次出任南贛、汀、漳等處巡撫的任務，就是鎮壓以上各地的農民起義。
接到任命之後，方「抱病請告」在家的王守仁，為報效朝廷之恩，不顧一切急忙上道，日夜水陸兼程，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趕到江西贛南，開府上任。他認為過去之所以鎮壓不力，「機宜屢失」，不斷失敗，主要是由於從外省調動軍隊，不能經久駐紮彈壓。因此，他一到任即改變做法，採取挑選贛、閩、湘、粵四省精兵和召募鄉兵相結合的辦法，選「能將」督練，整肅軍紀，對農民起義軍進行血腥鎮壓。是月底，他首先集中力量進攻福建大帽山詹師富起義軍。初戰長富村，雖獲小勝，但至象湖山一戰，便損兵折將，明軍指揮覃桓等戰死。為扭轉敗局，王守仁使用計謀，率兵退屯上杭，以退為進，密令各地哨所佯言收兵，「俟秋後再舉」，以此麻痺農民起義軍。二月中，乘夜間漆黑一片，突然命將分三路對像湖山發動進攻，詹師富等七千餘人被俘。四月回師上杭。這時，王守仁進一步提出贛、閩、湘、粵四省交界處山嶺相連，而地分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托，只設巡撫一員，「責任不專」，「軍伍無制」，以致「盜賊」「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為加強軍權，請求朝廷給旗牌，提督軍務，便宜行事。兵部尚書王瓊再次「使從其請」2。
五月，王守仁未得正式任命，即著手改革兵制，立兵符節制以二十五人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為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為一哨，哨有長，有協哨二人佐之；四百人為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佐之；一千二百人為見《欽奉敕諭提督軍務新命通行各屬》，《王陽明全集》卷十六。
2《明史》卷一九八《王瓊傳》。
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為一軍，軍有副將。各級可「遞相罰治」。「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眾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3這年七月，王守仁統兵進攻大庾。時江西農民起義軍主要分佈在橫水、左溪、桶岡三處。議者紛紛皆以為必須先攻桶岡，王守仁所見與眾不同。他認為三處起義軍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為咽喉，而橫水、左溪為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為腹心，而桶岡為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者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只有先攻橫水、左溪二處，再移兵桶岡，方能成破竹之勢4。最後按照王守仁的主張於十月出兵圍攻橫水、左溪。農民起義軍英勇還擊，終因寡不敵眾，謝志珊等數千人被俘。王守仁又分兵合擊桶岡起義軍。十三年（58）正月，移兵攻廣東龍川浰頭等地。至三月，大規模的武力鎮壓暫告結束。據不完全的統計，在前後一年左右的時間內，王守仁統率的軍隊在大帽山和大庾等地，殘酷殺害農民起義軍一萬八千餘人，並對當地農民群眾實行野蠻的燒殺掠奪政策。
為了加強明皇朝在這些地區的政權控制，在進行軍事征剿的同時，王守仁相繼奏請朝廷添設福建平和、江西崇義、廣東和平等縣。他一到達江西，就立刻推行「十家牌法」，企圖從根本上孤立農民起義軍，斷絕農民群眾與他們的聯繫，鞏固封建統治秩序。其法編十家為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動靜，遇有面目生疏之人，形跡可疑之事，馬上報告官府究治明白。如有隱匿不報，十家連坐。在鎮壓農民起義以後，又在贛州等地制立「鄉約」，推行保甲之法。同時，以「民風不善，由於教化未明」，在其所到之處興建社學，延師教子，為統治階級培養人材。但在兒童教育方面，卻有其可取之處。他認為「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戲而憚拘檢，如草木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不能使童子「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矣。」2由於王守仁鎮壓農民起義有功，正德十三年（58）六月被升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官晉爵，成為一個正三品大臣，蔭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再進副千戶。得到朝廷的深恩，王守仁感激不盡。十四年（59）正月，在江西疏謝升蔭，並表示要急流勇退，乞請致仕，但沒有得到批准。從此，他就更加忠心耿耿地為維護明朝統治效勞了。
3《兵符節制》，《王陽明全集》卷十六。
4《橫水桶岡捷音疏》，《王陽明全集》卷十。
《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王陽明全集》卷十六。
2《王陽明年譜》，正德十三年四月條，《王陽明全集》卷三二。
第四節平寧王之亂，無功反遭妒明代藩王起兵反叛朝廷，是明太祖朱元璋種下的苦果。立國之初，廣封諸王，賦予各王軍政大權，最後成為朝廷的肇禍之基礎。從建文朝起，雖經多次削藩，但藩王反叛朝廷的現象，仍時有發生。僅在正德一朝，繼正德五年（50）四月安化王朱寘鐇反叛後，十四年（59）六月正當王守仁奉命前往福建處理福州三衛軍人謀叛事件時，在南昌又爆發寧王朱宸濠舉兵反叛朝廷的嚴重鬥爭。
哀濠（477—520），為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權的後代孫，為第五代寧王。寧王封地原在大寧，自永樂二年（404）改封南昌之後，對朝廷始終懷有不滿情緒，「早蓄異志」。弘治十一年宸濠嗣位，矛盾日益激化，正德二年（507）以後進一步發展為勢不兩立。朝廷對宸濠早存戒心，宸濠則暗中策劃起兵。正德十四年五月，朝廷遣使到南昌，欲革其護衛，歸還所奪官民田土。宸濠知陰謀敗露，破釜沉舟。六月十三日為宸濠生日，十四日乘司府州縣各級要員前來慶賀謝酒之機，稱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監國，發動反叛，凡不從命者殺，收繳各衙門印信，釋重囚，開府庫，設丞相，封官爵。隨後，「集兵號十萬」，出南昌，陷南康，略九江。沿途發佈檄文，指斥朝廷，「不用正德年號，止稱大明己卯」，聲言直取南京，登帝位，改號「順德」，並分兵北上。江西各界一時上下為之震動。
王守仁於六月初九日自贛州起程前往福建，六月十五日抵達豐城縣聞宸濠反，忠憤至極，沒有接到朝廷的命令，就自己決定緊急逆流返舟趨吉安。值南風急，舟不能前，乃於舟中焚香密禱，「誓死報國」。須臾，北帆盡起。宸濠遣兵追之。王守仁張疑設計，易服潛行，連續三晝夜沒有休息，於十八日趕到吉安城。次日，他一面派專人火速繼疏赴京告變，並在疏中說明停止南下福建的因由，謂「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為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旬月之間，必且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捨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2一面，與吉安知府伍文定等人密商大計，制定方略，傳檄四方，披露宸濠罪狀，集兵籌餉，並佯奉朝廷密旨，號召各地起兵勤王。七月初二日，宸濠留兵萬餘人守南昌，自己帥舟師順江東下，進攻安慶。時眾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王守仁綜觀全局，根據雙方力量對比，力排眾議，認為必須攻取南昌「九江、南康皆已為寧王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眾，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鬥，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明史》卷一一七《寧王傳》雲弘治十年朱覲均死，「子上高王宸濠嗣」。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三二《寧王傳》謂弘治十二年嗣。謝蕡《後鑒錄》作弘治十一年。今從謝說。謝蕡《後鑒錄》。
2《飛報寧王謀反疏》，《王陽明全集》卷十二。
《擒獲宸濠捷音疏》，《王陽明全集》卷十二。
果然不出所料，宸濠攻安慶不能克，聞王守仁將兵南昌，恐破其巢穴，遂於七月十七日棄安慶，遣兵二萬倉皇回師援江西。七月二十日王守仁統兵攻南昌，逆擊寧王回師之兵。南昌破，宸濠不能入城。二十四日，雙方戰於鄱陽湖。守仁師用火炮猛攻宸濠之舟，大敗之，宸濠退保樵捨，而其妃嬪皆赴水死，將士焚溺死者三萬餘人。七月二十六日，宸濠方晨朝群臣，責不用命者，議未決而王守仁兵突至，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儀賓等俱被活捉。為時四十三天的宸濠之叛，至此平息。七月三十日，王守仁連上《江西捷音疏》、《擒獲宸濠捷音疏》。其中，後一疏寫道寧王「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議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眾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為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2。王守仁上疏的用意是希望得到朝廷的讚賞。可是，王守仁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以武宗為代表的一些人，為了爭奪這份戰利品，把平宸濠的功勞掛到自己頭上，不僅不承認王守仁的功勞，反而千方百計要把他打成宸濠同黨，使他差一點與之同歸於盡。
昏庸腐朽的武宗，早在這年春天就想到南方「巡遊」，搶奪民女，遊山玩水，由於廷臣勸阻而未能成行。宸濠反叛終於為他找到了機會，可以借「征討」之名，行南遊之實。八月，當宸濠已被擒在手，他卻在北京下詔親征，自稱「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他身邊的一批太監人等也紛紛謀欲奪功，宦官張忠、張永，邊將江彬、劉暉，武宗的乾兒子許泰等人俱稱「將軍」，帶兵數萬人，前呼後擁開出京城。至良鄉，接到王守仁八月十八日的《請止親征疏》。疏謂宸濠已擒，逆黨已獲，從賊已掃，閩、廣赴調軍隊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帖，不必「親征」了。又說「平賊獻俘，固國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職分。」他恐沿途發生意外，將於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把宸濠及其他情重人犯解赴闕門。因為武宗意在南遊，故疏入而「屢檄止之，令以俘候車駕至。大學士梁儲、蔣冕屢請迴鑾，不聽」2，繼續率眾南下，不讓守仁北上獻俘。九月，武宗至南京。王守仁自南昌發檻車北上，再次要求「獻俘闕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時張忠、江彬、許泰等人卻說當將宸濠放回鄱陽湖，待他們一夥擁著武宗親自與之「戰」，重新活捉這只死虎，而後再「奏凱論功」。並為此屢次派人到江西廣信阻止王守仁入南京獻俘。張忠等人的用意，除了要一筆勾銷王守仁平宸濠的功勞之外，還有更險惡的目的。宸濠在起兵以前，曾以「尊師重道」、欲從王守仁「講明聖學」為名，派人前去探詢王的態度。王守仁則派他的門生、湖廣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季元亨）到宸濠處講學，「以探其誠否」。因此，當王守仁俘獲宸濠之後，張永等人為奪平宸濠之功，就上言皇帝，說王守仁始同宸濠謀反，後知事必敗，2見《王陽明全集》卷十二。
見《王陽明全集》卷十二。
2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
黃綰《陽明先生行狀》，《王陽明全集》卷三七。
轉而擒宸濠脫罪、攘功2。又稱「守仁宸濠黨」，「遲早必反」3。為找到王守仁的「罪證」，他們還將冀元亨逮捕下獄，酷刑逼供，結果雖「無片語阿順」4，但他們的言行卻使王守仁受到武宗的猜忌，處境十分危險。在紹興，已經有人察看王守仁的家產，準備抄家。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王守仁為了保全身家性命，避免家破人亡，到達廣信之後不顧他們的阻擋，連夜械送宸濠，取道入杭州，將之交給張永。
張永與張忠一夥本有矛盾。他返南京覆命，備言王守仁忠誠及張忠等人叵測之心。張忠之流再生一計，說王守仁不到南京，是目無君上。當王守仁應召奔至龍江，他們又從中阻撓，不讓他見皇上。王守仁憤而綸巾野服入九華山5。張永聞知，再次進言王守仁是忠臣，武宗之疑忌始釋，使王守仁「危而不死」，並受命兼任江西巡撫。十一月，張忠一夥又借口「討宸濠餘黨」，不顧江西生民塗炭，統領南下京邊軍萬餘人入南昌大肆騷擾，同時唆使部下散佈流言蜚語，攻擊辱罵王守仁，故意挑釁。王守仁忍讓不為所動，一一致以主客禮。張忠還強迫王守仁與之比武射擊，王守仁三發三中。張忠最後無隙可尋，才不樂而罷。但是事情還是沒有結束。十二月，宸濠等人被解赴南京，武宗欲自以為功，竟與張忠、江彬等人戎服，飭軍容，出城數十里，列俘於前，為凱旋狀。至正德十五年七月，武宗以大將軍鈞帖命令巡撫王守仁重上擒濠捷音。王守仁無可奈何把這次平叛的勝利，首先歸功於皇帝的「威德」和「指示方略」，並將張忠、江彬、許泰等人作為平叛的「功臣」，一一寫入奏書，滿足了他們奪功的慾望。於是，疏入即議「班師」回京。王守仁這才釋去心頭重負，轉危為安。
2謝蕡《後鑒錄》。
3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王守仁》。
4《王陽明年譜》，正德十五年八月條。
5此事，《王陽明年譜》繫於正德十五年正月條。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作九月。
第五節建書院，「致良知之教」
在王守仁的一生中，為封建地主階級及其文臣武將所津津樂道並樹為楷模的，主要有兩件事一是他的「武功」，包括鎮壓農民起義和平息寧王之叛；二是他的「文治」，即他提出的以「去人欲」、「存天理」為核心的「心學」說，即「陽明學說」。正德年間，既是王守仁施展「武功」的重要時期，也是他思想體系最終形成和確立的關鍵階段。
湛若水是與王守仁共倡「聖學」的好朋友，他在談到王守仁學術思想的轉變時說守仁「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正德元年）始歸於聖賢之學」2。王守仁的門生黃綰認為正德九年以後，其師「始專以良知訓學者」3。這些評價是符合實際的。當時，隨著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矛盾的激化和統治階級內部衝突的發展，使王守仁進一步認識到思想意識在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正德十二年底，在統領官軍殘酷鎮壓農民起義的時候，王守仁在給他的門生薛侃的信中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認為對農民起義軍可以用武力鎮壓，對付農民階級反抗封建壓迫的思想精神，單純依靠武力是難以做到的，只有用「正人心」的辦法才能解決。為破「心中賊」，他在出任南贛、汀、漳等處巡撫、提督軍務和兼任江西巡撫的近六年間，一方面利用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做「正人心」的功夫。此時他發佈大量的「告諭」，制訂「鄉約」，不遺餘力地提倡封建倫理道德，鼓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和順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心要平恕，事貴含忍，講信修睦，溫良遜讓，息訟罷爭，善相勸勉，惡相告誡，毋以眾暴寡，毋以強凌弱，為政者撫輯下民，為民者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總之，人人要去惡從善，永為良善之人2。另一方面，在戎馬倥傯之中，進一步完善自己的思想理論體系。
具體有創辦書院，招集子弟，日夜講學，形成自己的學派，「雖軍旅擾擾，四方從游日眾，而講學不廢」3；出版著作，擴大影響。正德十三年七月，出版古本《大學》和《朱子晚年定論》。八月，刊刻《傳習錄》。九月，建贛州濂溪書院。《傳習錄》是他一生講學的記錄稿，由門人整理而成，也是王守仁最主要的哲學著作。正德中，在江西初刻時凡三卷。嘉靖初，在浙江續刻時增為五卷。全書共九萬餘言，系統地闡述了他的「心學」思想「心生萬物」說、「知行合一」論和「致良知之教」。其中，「致良知」一說是正德十六年正月在江西南昌開始正式提出來的。它是王守仁「心學」理論的核心與根本，「所謂守仁學以致良知為本」2湛若水《陽明先生墓誌銘》，《王陽明全集》卷三七。
3黃綰《陽明先生行狀》，《王陽明全集》卷三七。
《與楊仕德薛尚謙》，《王陽明全集》卷四。
2綜合《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告諭各府父老子弟》、《告諭新民》、《告諭》，《王陽明全集》卷十六；《南贛鄉約》，同前書，卷十七。
3黃綰《陽明先生行狀》，《王陽明全集》卷三七……他日日講，反反覆覆講了一二十年。
所謂「致良知」，其要點大體有三。第一，「始揭致良知之教」的背景。正德朝政治敗壞，時局動盪。這種尖銳的社會矛盾，不僅要求統治者在政治上重新調整權力分配，使封建國家機器得以繼續運轉，而且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向思想家們提出了「更新觀念，改進儒學，為協調人際關係、穩定社會秩序提供思想武器和哲學根據的任務」2。王守仁「致良知」說的產生，正是適應了這一需要，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當時，王守仁統領的官軍殺害了數以萬計的農民群眾，而他自己在平息寧王叛亂中也受到張忠、許泰一夥的誣陷。農民群眾的正義鬥爭和寧王反叛、張忠一夥的爭權奪利，本是性質截然相反的兩回事，而王守仁卻不加區別，統統認為是人心「不正」、「私慾」作祟的結果。因此，他主張要用所謂「良知」去代替「私慾」。他說「經今變後，始有良知之說。」又說「自經宸濠、忠（張忠）、泰（許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自今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見」3。
第二，「致良知」的淵源與內容。「亞聖」孟子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王守仁的「致良知」就是在孟子的思想上發展起來的。他前前後後說了許多，在不同的時間和場合提法亦有所不同，但都是指人的自我意識。或云「吾心之良知，即天理。」或云「天即良知也」，「良知即天也」；「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2。或云「自知之明，便是良知。」3比如說，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及羞惡、是非之心等等，都是生來就有的，「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這些都叫「良知」。可見，王守仁所說的「良知」，歸根到底也就是指封建「三綱」「五常」、倫理觀念和人的道德修養。一句話，就是要發現「良心」。
第三，「致良知」的方法和目的。他認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4。只要恢復人的本性，就可以「致良知」。而恢復本性的根本方法便是「去人欲，存天理」5。「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為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即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聖人」之所以能成為「聖人」，沒有惡的一閃念，是由於他去掉了「私慾」，存了「天理」，故其「心與天地一體」，「與天地同流」，對天下之人無分內外遠近。「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慾之蔽。」不要「有我之私」，不要求「物慾」，不要「相矜以知，相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王守仁》。
2張顯清《試論陽明心學的歷史作用》，載《孔子研究》990年第2期。3《王陽明年譜》，正德十六年正月條，《王陽明全集》卷三三。
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羅欽順》。
2《傳習錄》，《王陽明全集》卷二三。
3《與王公弼》，《王陽明全集》卷五。
4《傳習錄》，《王陽明全集》卷一、卷二。
5《傳習錄》，《王陽明全集》卷一、卷二。
《南贛鄉約》，《王陽明全集》卷十七。
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就能做到致良知7。「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賢相傳一點滴血骨」，是「從百死千難中得來」的「孔門正法眼藏」，一旦人人自致其良知，天下就實現「大同」了2。王學雖然和朱學在如何看待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的關係上存在著分歧，但在「存天理，去人欲以為本」，維護封建剝削制度這個最主要的問題上卻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主張要性善，不要有「惡」的念頭，不要有「私心」。
第四，所謂「致良知」的實質，就是用封建的倫理道德觀念，作為人們的行動準則和規範，禁錮人們的思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主要是要求勞動人民放棄為生存而鬥爭，安於現狀，永遠忍受被剝削被壓迫的命運，通過「去私慾」，達到保存封建剝削制度之目的。
總而言之，王守仁的「致良知」，同他的「心生萬物」或「心與天地一體」，是一脈相承的，都是顛倒物質與精神、存在與意識的關係。這種世界觀、認識論從根本上說是謬誤的，是先驗論的表現，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在明中葉各種社會矛盾尖銳的時候，陽明心學的產生，不僅具有歷史的必然性，而且也含有某些合理性、積極因素。它強調「心」的作用，強調專做「正人心」的功夫，即是強調人的自我意識，強調它是世界的本原、本體、主宰。「強調主體意志，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重視人的價值，重視人類自身在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這是對中國古代人本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不僅如此，陽明心學『開發』、『開大』等特點還改變了朱門後學支離繁瑣、帖括拘泥的學風，活躍了學界的哲理思維，提高了學人的思維能力和理論水準，把宋明理學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在中國思想史上開闢一個新的時期。」同時，在政治上也有助於緩和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以及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使社會秩序暫時得以相對穩定。所以，它一經提出就能產生巨大影響，並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佔據主導地位，成為儒學的主流。
7《傳習錄》，《王陽明全集》卷二。
《與楊仕鳴》，《王陽明全集》卷五。
2《傳習錄》，《王陽明全集》卷二。
張顯清《試論陽明心學的歷史作用》，載《孔子研究》990年第3期。第六節身居閒職，講學不輟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逝世。四月，憲宗之孫朱厚熜入立，更號嘉靖。
王守仁因鎮壓農民起義和平息寧王之叛，「安靜地方」有功，嘉靖皇帝本欲委以重任。六月二十日，他奉敕旨由南昌起程馳驛赴京。可是，由於當時朝廷為「大禮議」之爭鬧得不可開交，最高統治集團鬥爭的結局對他也不利，故銜王守仁的費宏再度得勢入閣，而過去積極他的兵部尚書王瓊則因坐結交宦官罪被發往綏德充軍，加之時論對他以「致良知」為主旨的「心學」毀譽不一，因此，讒邪構煽，禍變莫測。就在王守仁奉旨出發之時，費宏等人潛諷科道官建言朝廷新政伊始，武宗喪事未畢，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遂下令止守仁於浙江錢塘道上，命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王守仁不赴任，以多年征戰在外，家中「親老多病」為辭，就地上疏懇乞順道回裡省親，獲准。
自永樂朝國都北遷之後，南京改為留都，與北京一樣設有一整套官僚機構，品秩亦同。但不掌握實權，沒有什麼大事可幹，全都是閒散職務。王守仁的兵部尚書也是如此。
九月，王守仁回到余姚老家。十二月，朝廷對參加平叛寧王的各官員論功行賞，名義上封王守仁為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曾祖、祖、父三代並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但實際上，不予誥券，不給歲祿，徒有虛名。其同事有功者，亦多名為示遷，而陰多絀之，廢斥幾無存者，只有吉安知府伍文定等個別人得到加官晉級。王守仁聞之，憤甚。嘉靖元年（522）二月，父王華死，王守仁居家守孝，屢次疏辭封爵，並建議起用平宸濠有功諸臣，鹹不報。同年，御史程啟充、給事中毛玉等秉承費宏之意，倡議論劾王守仁，反對「心學」。官僚章僑、梁世驃等人也上書，謂三代以下「正學唯朱熹」，現在有人以「異學」號召天下，取陸九淵之簡便，誣朱熹為支離，應下令天下嚴行禁革。此事得到皇帝的同意。不久，即請朱熹的後裔朱墅充「五經博士」。在科舉考試中，也有人暗示要否定陸、王之「心學」。還有人再次提出王守仁為寧王宸濠同黨的問題。嘉靖四年四月，王守仁免喪服，例應起復，不召。禮部尚書席書、御史石金、光祿寺少卿黃綰等交章論薦，因費宏阻撓，仍不召用。有人屢推王守仁為「兵部尚書、三邊總督、提督團營，皆弗果用」2。一直在家閒住了六年。面對逆境，王守仁一方面公開表示要做一個「志存古人」的「狂者」，不再做遮遮掩掩的「鄉願」。他說無論別人如何忌嫉他勢位隆盛，非議他與朱熹爭異同，攻擊他門徒日眾，他都要「只依良知行」，把謗議置於一邊。並聲稱除了「致良知」之外，一切所謂學問都是邪妄和異端，世界上的知識除「良知」之外沒有可講的。後來還將他最得意的「四句教」「無善無惡是心之本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2，傳授給他的門生。另一方據楊天石《王守仁》，中華書局972年版，第3頁。
2《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傳》。
《王陽明年譜》，嘉靖二年二月條。
2《傳習錄》，《王陽明全集》衝霄帖吧卷三。
面，繼續講學不輟，先後在紹興創辦稽山書院和陽明書院，招集紹府八縣及湖廣、廣東、南直隸、江西等省子弟，僅在稽山書院者即多達三百餘人。嘉靖六年初，廣西思恩、田州地區爆發了瑤、僮各族人民起義。當地少數民族領袖人物盧蘇、王受等人，由於明皇朝準備改土司為流官，進行直接統治，觸犯了他們的切身利益，也乘機脅眾煽亂，總督姚鏌集四省之兵仍不能定，弄得朝廷無計可施，最後才不得不同意兵部左侍郎張璁等人的意見起召王守仁。五月，詔王守仁以原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3。守仁聞命，因「痰疾增劇」而上疏請辭。不允，並遣使敦促上道。九月初一日，他扶病自紹興老家起程。十二月初一日至廣西梧州，上疏謝恩，同時條陳軍政大事，一曰思、田地處邊陲，不宜改土（司）為流（官），必須仍存土官，才能「藉其兵以為中土屏蔽」。二曰當前所應憂慮者是各族人民起義，不是一二個上層人物的叛亂，對他們不必大動干戈，應當予以招撫，以便共同鎮壓各族人民起義4。是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
嘉靖七年二月，在王守仁招撫政策的威迫下，盧蘇、王受率眾一萬七千餘人到廣西南寧接受投降，並請馬上帶兵殺「賊」，立功贖罪。王守仁稱他此次出征是「不戮一卒」，而思、田平定。為了明理學，正人心，振風教，王守仁於同年四月建思田府學，六月立南寧學校。七月，在朝廷沒有降旨的情況下，他以「思、田既平，蘇、受新附」，故伎重演，採用「罷湖廣兵永不再用」，利用撤兵麻痺起義軍，命將分道圍剿廣西八寨、斷籐峽等處義軍，遍搜山洞，殺害四千餘人，血腥鎮壓了轟轟烈烈的斷籐峽農民大起義。是月十二日，他上經略疏，亟言在這些地區必須改立衛所，開設縣治，從根本上切斷農民起義軍的脈絡和咽喉。「若失今不為，則數年之間，賊以復漸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十月初十日，上《八寨斷籐峽捷音疏》。同日，又上《乞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疏入，未報，即自行取道回家。十一月二十五日，王守仁行至江西南安縣，病勢危亟，彌留之際，仍問門生近來進學如何？念念不忘他的「心學」。門生問何遺言？王守仁微哂曰「此心光明，亦何復言」。十一月二十九日（529年月9日）辰時氣絕死，終年五十七歲2。
王守仁既卒，吏部尚書桂萼等人好喜功名，甚怨王守仁，遂奏其擅離職守，又言處置思、田事宜失當，學術不端，詆毀朱熹，招集門徒，互相倡和。雖平「賊」、擒宸濠有功，亦「宜免追奪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乃詔奪爵，停恤典。子不得嗣封。直到隆慶元年（57）五月，因「廷臣多頌其功」，才追為新建侯，謚文成。二年，子正億嗣世伯爵。萬曆十二年（584），以大學士申時行等人之請，准入孔廟從祀。「終明之世，從祀者止守仁等四人」。
《明史》贊曰有明一代，「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其實，在政治上他並不值得稱道。在學術上，雖然他的「心學」是集歷代主觀唯心論之大成，但是畢竟自成體系，又敢於公開非議朱熹，打破了程朱理學僵化3《明史》本傳作「總督兩廣兼巡撫」，有誤。兼巡撫，時在十二月。
4《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王陽明全集》卷十四。
《處置八寨斷籐峽以圖永安疏》，《王陽明全集》卷十五。
2《罪惟錄》等書作「年五十有八」。
《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傳》。
的教條，具有活躍人們思想的作用。尤其是他第一次提出「知行合一」，對明後期和清代的思想界具有啟迪的作用。他的學說對日本、朝鮮等國也有一定的影響。他足跡所至，注重興學校，辦書院，招徒講學，「弟子盈天下」，在教育上也有可取之處。
第二十一章王艮第一節從灶丁到學者王艮（483—54），是泰州學派創始者。初名銀，字汝止，號心齋，人稱心齋先生。南直隸揚州府泰州安豐場（今江蘇東台）人。出生於一個世代灶戶家庭。
泰州安豐場，為明代淮南鹽場之一。鹽場有團有灶，灶有戶有丁，數皆額設，役為永充。灶丁煎辦之苦，甚於耕鑿之民，而寬恤之惠獨無一分之及。他們既要向封建國家交納一定數量的鹽品，又要承擔各種雜役。因此，絕大多數的灶戶都是極端貧困的，王艮的家庭也是如此。他七歲「始受書鄉塾」，至十一歲即因家境清寒，不能繼續上學，「辭塾師，就理家政」，參加勞動，備受艱難困苦。但是，他聰明好學。「心齋本一灶丁也，目不識一丁，聞人讀書，便自悟性。」2王艮自十九歲起，奉父親之命經商，開始販運私鹽，從中牟利，由此結束了灶丁生活，擺脫了貧困，「家道日裕」。其時，他以山東為孔子故鄉所在，逕趁其地，入曲阜，謁孔廟，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自是「奮然有任道之志」。回家刻苦攻讀《孝經》、《論語》、《大學》三書。他學無師承，信中談說，逢人求教，以頑強的精神自學儒家經典著作，遂從經商轉向治學。二十六歲時，曾替父親到官府服徭役。
王艮，不但「經理財用，人多異其措置得宜，人莫能及」，善於經商理財，而且善於學習和思考。「講說經書，多發明自得，不泥傳注。或執傳辯難者，即為解說明白」，不拘泥儒家經典的釋義和宋儒朱熹的章句之學。二十七歲時，他「默坐體道，有所未悟，則閉關靜思，夜以繼日，寒暑無間，務期於有得，自是必有為聖賢之志」，欲為天下萬世師。二十九歲時，「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獨奮臂托天而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衣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體同徹，萬物一體，宇宙在我之念益真切不容已。自此，行在語默皆在覺中」。於是毅然以先覺為己任，欲救斯民於水火。開始在家鄉講學。其學主「格物」，「以悟性為宗，以反己為要，以孝弟為實，以樂學為門，以太虛為宅，以古今為旦暮，以明學啟後為重任，以九二見龍為正位，以孔氏為家法」2。
正德十五年（520），江西吉安人、塾師黃文剛聞王艮講解《論語》，頗似王守仁的「致良知」，乃詫曰何類王守仁語也。王艮大悅，遂於同年九月坐船至南昌。及入城，他一身道人打扮，頭戴自製紙帽，身著稀奇古衣，手執笏板。「觀者環繞市道」，人多怪之。起初，王守仁對他有些鄙視，王艮對王守仁的觀點亦不完全同意。經過多次究竟疑義，反覆論難，最後王艮才自愧他的「格物」不如王守仁的「致良知」之高深，心服口服地拜其為師，從此在王門達八年之久。王艮原名銀，這時王守仁改銀為艮，字汝止。
分別見《明儒王心齋先生全集》（以下簡稱《全集》）卷三《年譜》七歲和十一歲條，922年印行。2李贄《焚書》卷二《為黃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民國年間陝西教育圖書社鉛印本。以上皆見《全集》卷三《年譜》。
2《全集》卷五《疏傳合編上·吳甡從祀奏疏》。
第二節師生之間「艮本狂士」。在政治思想上，由於家庭出身和個人經歷不同，尤其是所處的階級地位不同，王艮和其師王守仁之間始終存在著明顯的意見分歧。在學術觀點上，王艮有反對儒家正統思想的一面。在治學態度上，又具有頑強的獨立思考精神。因此，他入學王門之後，經常在各種問題上與王守仁發生矛盾和衝突。「時時不滿其師說」2，甚至「往往駕師說上之，持論益高遠」3。嘉靖二年（523），王艮為了傳播自己的學說，拯救民眾，自製一駕蒲輪車，帶著兩個僕人，北上京師。一路之上，他聚眾講學，「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啟發愚蒙」，面向社會，面向普通群眾，公開宣傳自己的觀點和主張。這次北行講學活動，無論是講學形式還是講學內容，皆有悖於王學正宗，具有鮮明的「異端」色彩，從而受到社會各階層的極大注意，「男女奔忙」，「聚觀如堵」，「都人以怪魁目之」，轟動一時。自然也引起王守仁的強烈不滿，特地遣人令他作速南歸。王艮回到紹興，欲見王守仁，王守仁以其「意氣太高，行事太奇」，嚴厲裁抑，「及門三日不得見」。直到王艮長久跪地求情，承認錯誤，始予寬恕。
嘉靖三年以後，王艮主要在紹興及南直隸廣德州、泰州、南京等處從事講學活動，結交各地官僚和著名學者。同時進行著述，撰寫《復初記》、《天理良知說》諸書，多數是承襲師說，重複王守仁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觀點。但也有所發揮，提出「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主張，顯示出不同於王學的獨立見解。
嘉靖七年十一月，王守仁卒。翌年十一月，在紹興舉行會葬。王艮乃「大會同志，聚講於書院，訂盟以歸」。自此開始創立泰州學派。
《明史》卷二八三《王畿傳附王艮傳》。
2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二《泰州學派·王艮傳》。
3《明史》卷二八三《王畿傳附王艮傳》。
《全集》卷三《年譜》四十七歲條。
第三節創立泰州學派嘉靖九年，王艮赴南京會見王門同學鄒守益等人，聚講於雞鳴寺。
十年，居家講學。是時四面八方的學者以及傭工、樵夫、農民、商人等普通平民百姓，紛紛入門定師弟禮，門徒日眾。艮「相與發揮百姓日用之學，甚悉」。並由此陸續寫成一批著作，如《格物要旨》、《勉仁方》、《與南都諸友書》、《均分草蕩議》、《王道論》、《大成歌》等，進一步闡述自己的政治、學術觀點。其中，《格物要旨》和《勉仁方》兩書，被譽為是「百世不可易」之作。
十四年，泰州大饑，「族家子至除夕多不舉火」。艮命長子王衣以所食粟賑之，並勸鄉里富者共濟饑民。
十五年，會王畿於金山，訪唐順之於武進。又入南京泛交各界官僚。御史洪垣訪艮，且為其構東淘精舍數十楹。
十六年春、冬，按淮陽之御史吳悌兩次至泰州造訪王艮。是年，艮「玩《大學》，因悟格物之旨」。時，有不諒艮者，謂其自立門戶。王艮聞而歎曰「某於先師受罔極恩，學術所繫，敢不究心以報。」
十七年，以安豐場灶產不均，貧者多失業，奏請攤平，幾十年不決。會運佐王公、州守陳公共理其事，遂謀於王艮。艮竭心經畫，二公喜得良策，「一均之而事定」。
從十八年起，王艮時時患病，而四方入學者日益眾。艮「據榻講論，不少厭倦」。
總觀這一時期王艮的活動，一在與王門同學和各界官紳廣泛接觸交遊，以不斷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二為注意社會現實問題，關心民眾的切身利益，為民請命，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三是在此基礎上，以家鄉安豐場為基地，繼承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廣收門徒，聚眾講學，著書立說，建立自己的學派，傳播自己的學說。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54年月4日），王艮以病不治，卒於家，終年五十八歲。有子五，長王衣，字宗乾，號東堧；次王襞，字宗順，號東堧，「皆能承其家學，不習舉業」2。
王艮因出身貧寒，「自少不事文義」，文化水平較低，所以「鮮少著述」。今傳《明儒王心齋先生全集》（五卷）內所載之語錄、論文、詩，多系經過其子和門人收集整理而成。其著述之少，在儒家各學派的創始人中亦屬少見。以上參閱《全集》卷三《年譜》有關各條。
2袁承業《明儒王東堧東隅東日天真四先生殘稿序》，見《明儒王心齋先生全集》。第四節王艮的叛逆精神及對後世的影響王艮開創的泰州學派，是明代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學派，也是明末具有強烈「異端」色彩的思想派別。這個學派與王守仁的「良知」說關係很深，基本上以陸王心學作為它的道德倫理思想和社會政治學說的理論基礎，是從王學演變分化出來的。但是它又有別於王學，自成體系，獨樹一幟，具有明顯的叛逆精神。李贄曰「當時陽明先生門徒遍天下，獨有心齋為最英靈。」王艮泰州學派的主要學說有二一曰「百姓日用之學」。這是泰州學派的主要宗旨。泰州學派產生、形成於明中葉正德、嘉靖年間，實質上是當時社會階級矛盾日趨尖銳的產物。這時明皇朝已經走向衰落，政治腐敗，賦役日增，農民起義接連不斷，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也日益激烈，整個社會動盪不安。為了挽救封建統治危機，王守仁不但奉命督師圍剿「山中賊」，殘酷鎮壓農民起義，而且為了破「心中賊」，從思想上消滅農民起義，提出了一劑救世「良方」，即以「致良知」為主要宗旨的主觀唯心主義心學，主張恢復人的本性，去惡從善，「去人欲，存天理」，放棄追求物質利益，正人心，去邪念，做聖賢。王艮，雖曾在中年拜王守仁為師，入王門多年，在哲學思想上深受王守仁的影響。但他畢竟出身於世代受壓迫的貧苦灶戶家庭，本人又當過灶丁，對勞動人民所受的剝削有著真切的體會，因此他和王守仁勢必存在著分歧。這種分歧，首先反映在他提出的「百姓日用之學」（或稱「百姓日用之道」或「百姓日用即道」）。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從思想淵源和理論形式看，雖然與古代儒家的傳統思想和王守仁的「良知」說有關，但是在實際內容上卻有著重大的區別。「日用」的本意，原是指實在事物，即「本體」。王艮認為，「日用」就是「本體」。他所說的「百姓」，不僅是指受壓迫的下層群眾，而且包括廣大士、農、工、商；「道」，亦非傳統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之道」，而是指百姓日用常行之道，即人的自然本能和生命價值，人們的吃飯、穿衣等日常物質生活需要。他說「聖人經世，只是家常事」；「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會失」。「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便是道」。十分明確地把解決人們日常的物質生活需要作為「道」的中心內容和檢驗「道」的標準。又曰「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聖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如果不能保障百姓的物質生活需要，使他們喪失生存權利，挨饑受凍，那就不是「聖人之學」了。這同王守仁所鼓吹的「去人欲，存天理」的禁慾主義思想，顯然是格格不入，互為對立的。不僅如此，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還包含著平民百姓的文化生活需要，強調發展平民教育。這是王艮泰州學派與王學的又一個區別，也是泰州學派的另一個重要特色。王守仁說「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李贄《焚書》卷二《為黃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
以上引文均見《全集》卷一《語錄》。
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竭力讚美唐虞三代「五倫之學」。王艮則不同。他是一個平民出身的學者，而且始終與下層群眾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所以他敢於衝破封建統治階級對文化教育的壟斷，提倡發展平民教育，力圖把高深的儒學改造為士、農、工、商「人人共明共同之學」，用「愚夫俗子」的「日用之學」去取代經生文士的正宗儒學。這一點，在王艮所招收的門徒中表現得最為突出。他的學生，固然有官僚士大夫，但更多的則是布衣平民。他最早的學生林春出身傭工，朱恕系樵夫，韓貞是陶匠。在泰州後學中，還有不少是農夫和手工業者等。
二曰「格物」（亦稱為「淮南格物」）。王艮的「格物」論，在他入學王門之前已有所得，所謂「王公論良知，某談格物」是也。泰州學派的「格物」，也同樣有別於王學。不僅不讚**為的道德修養功夫，以為「凡涉人為，皆是作偽」，而且涉及到人生哲學和倫理學問題，即「安身立本」之說。王艮訓「格」為「格式」之格，而其「物」則指「身與天下國家」。他說「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格物，知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齊，安身以安國而國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不知安身便去幹天下國家事，是之謂失本也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很清楚，只有「安身立本」，而後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安身」，首先要滿足人們吃、穿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同時要維護人的尊嚴，保障人身不受侵犯，享有個人的獨立意志，做到不以利祿害身，不為己而害人，人己平等相待，人人相愛，實現「人人君子」的社會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王艮還針對明中葉所存在的尖銳的現實問題，提出了改革封建政治、經濟、文化的要求，主張行「仁政」、「務本而節儉」、重視平民教育。
泰州學派的上述主張，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勞動人民要求擺脫貧困、渴望平等自由，具有否定封建等級和封建特權的積極意義。但是在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嚴重對立的封建社會，只能成為一種幻想，是永遠不能實現的。王艮本人作為早期啟蒙思想的先驅者，也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他的學說在不少方面未能擺脫王守仁心學的影響。尤其在他晚年過分強調孝弟，上書嘉靖皇帝，陳言「盡孝道而安天下之心」，要求通天下以孝為教，時時、日日、月月大講孝道2。為了倡導新說，他甚至製造了一些悟道、夢兆之類的神話，表現出一種宗教式的狂想，最終流於空疏。
然而，王艮的歷史功績是必須肯定的。他所開創的泰州學派，在明中葉以後得到廣泛的傳播，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其門牆之盛，影響之大，皆在王門各派之上。《明史》曰「泰州王艮亦受業守仁，門徒之盛與畿相埒。」又雲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氣勢，艮以布衣抗其間，聲名反出諸弟子之上」3。據不完全統計，泰州學派自王艮至五傳弟子共計四百八十七人，內屬江西省籍者三十五人，安徽二十三人，福建九人，浙江十人，湖南、山東各七人，湖北十一人，四川三人，河北、河南、陝西、廣東各一人，江蘇本省百數十人，弟子中為廣西、雲南、甘肅三省之官者甚夥。他們當中，《王陽明全集》卷二《答顧東橋書》。
《全集》卷一《答問補遺》。
2《全集》卷二《與南都諸友書》。
3《明史》卷二八三《王畿傳》和《王畿傳附王艮傳》。
以進士為達官者三十六人，以舉人為官者十八人，以貢仕為官者二十三人，以樵陶農吏為賢士入祀典者各一人，余以士庶入鄉賢祠者不乏其人。弟子中載入《明史》一書者二十餘人，編入《明儒學案》者三十餘人。總之，「上自師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農吏，幾無輩無之」。於此可見，泰州學派人物之興旺，同時也說明它既以商品經濟發達、市民階級勢力較為強大的東南為其主要傳播地區，但又決不是囿於一隅的地方學派。「陽明學派，以龍溪、心齋為得其宗。」2王艮的泰州學派，為王門兩大學派之一。然而，它在歷史上所留下的巨大影響，並不是由於它宣傳王學，恰恰相反，是因為它在明中葉以後封建自然經濟的統治地位日趨動搖、資本主義萌芽開始出現的年代，敢於衝破封建專制制度的樊籬，否定傳統價值觀念，強調人的自然本能與生命價值，提出「百姓日用之學」和「淮南格物」等違背儒家正統、有別於王守仁心學的「異端」思想，反映出平民的思想覺醒，具有「掀翻天地」、「赤手以搏龍蛇」、反抗封建統治階級的英勇氣概，具有「非名教之所能羈絡」3、敢於破除名教的無所忌憚的叛逆精神。這是王艮泰州學派的本質，是它與王學的根本區別，也是它最可貴的精神所在。這種精神，在泰州後學的代表人物何心隱和李贄等人的身上，表現得更為明顯。何心隱（57—579），原名梁汝元，字柱乾，號夫山，江西吉州永豐人，「家世饒財者也」。他自三十歲中舉人之後，即放棄功名，從師顏鈞（山農）學「心齋立本之旨」，從事講學活動。東起杭州，西至重慶，南止福建，北到京師，都留下了他講學的足跡，是泰州學派中一位反封建的鬥士。何心隱與王艮一樣反對王守仁「去人欲，存天理」的禁慾主義思想，主張「與百姓同欲」，肯定人類物質慾望的合理性，認為廣大勞動人民同樣有要求滿足生活需要的權利，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橫徵暴斂。他的另一個主要觀點，是在社會組織方面敢於衝破封建倫理綱常的束縛。李贄曰「人倫有五，公捨其四，而獨置身於師友賢聖之道。」何心隱主張擯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四倫，把朋友和師弟關係置於其他一切關係之上，並用一種組織形式聯繫起來，建立一種「會」，以「盡道」、「盡學」。他還按照自己的設想，在家鄉試行過「合族」的集體生活的計劃，試圖實現「老安少懷」的理想社會。最後因為堅決維護講學自由，反對封建專制主義，遭受內閣首輔張居正的迫害，被封建統治階級誣為「妖逆」，於萬曆七年（579）九月在武昌為湖廣巡撫王之恆杖殺。「時武昌上下人幾數萬」，「無不知公之冤也」2。「心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一代高似一代」3。
袁承業《明儒王心齋先生弟子師承表序》，見《明儒王心齋先生全集》。2《明史》卷二八三《王畿傳》。
3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二《泰州學派·序》。
李贄《焚書》卷二《何心隱論》。
2李贄《焚書》卷二《何心隱論》。
3《焚書》卷二《為黃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
第二十二章明世宗明世宗朱厚熜（507—5）正德十六年（52）以藩王入繼帝位，年號嘉靖。他的父親是興獻王朱祐杬，與孝宗朱祐樘是親兄弟。因武宗朱厚照無子嗣，朱厚熜入繼大統。由於這種特殊因素，造成了他的特殊心理，也給嘉靖朝的政治塗上一種特殊色彩。
第一節議禮皇帝正德十六年（52）三月丙寅（4月20日），武宗因溺水得病而亡。剛襲封興王的朱厚熜入繼大統。四月，當朱厚熜與迎駕的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太監谷大用等一行從安陸駐地到達京師附近時，突然被擋了駕。原來是朝中主事的大臣們要朱厚熜由東安門入文華殿，待百官三上箋勸進，再即帝位。這是皇太子即位禮。然而，朱厚熜並不是一個任人擺佈的人，他以武宗遺詔上「繼統得人」和「兄終弟及」的話為據，聲明自己是來當皇帝，不是來當太子的。他自己確定了由大明門至奉天殿的入宮路線，登上皇帝寶座。
首輔楊廷和原想藉擁立之功控制這個年輕的皇帝。在武宗死後，楊廷和曾用計擒獲擁有重兵的武臣江彬。朱厚熜入宮前，他已總理朝政幾十日。在他看來，以自己的功勞和朝中實力制約皇帝沒有問題。誰知第一個回合就遭到失敗，這也預示著一大批正德朝老臣的失敗。
世宗即位伊始，又在議興獻王封號的問題上與楊廷和展開了第二個回合的較量。初，禮臣議孝宗皇帝為皇考，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為皇叔母興獻大王妃。世宗不允，要臣僚們再議，他明確對楊廷和說「至親莫如父母，卿等宜體朕意。」七月，四十七歲的新科進士張璁上疏「繼統不繼嗣，請尊崇所生。」2這正合世宗之意。世宗立刻將張璁的奏疏頒下，命廷臣再議。楊廷和等抗疏力爭，世宗皆不聽。楊廷和只得退一步，在起草給禮部的敕書中稱，奉聖母慈太后懿旨，世宗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蔣氏宜稱興獻後，祖母邵氏稱皇太后。
嘉靖元年（522）正月，楊廷和等利用宮中火災製造輿論，迫使世宗稱孝宗為皇考，興獻帝和興獻後為本生父母。
然而，世宗也並非是孤立的，除張璁之外，一批中下層官僚，如主事桂萼、霍韜，同知馬時中，員外郎方獻夫，給事中熊浹，郎中黃宗明，經歷黃綰等，以及個別上層官僚，如前朝老臣楊一清，湖廣巡撫席書等，贊同和發展了「繼統不繼嗣」的理論，形成了相當大的聲勢。
接著，世宗又把張璁、桂萼從南京召入朝廷，准許楊廷和致仕，還責備他「因辭加咎，非大臣道」。嘉靖三年，皇考之爭幾經周折，最後，終於改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獻皇帝為皇考，章聖皇太后為聖母。遂了世宗的心願。
為了爭取保留「本生」二字，也就是爭取孝宗—武宗系統的延續，二百多名官僚聚集在左順門跪伏哭諫。有人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表示強烈的抗議。這使世宗非常惱火，在勸諭無效之後，將二百多人逮系入獄，為首八人編伍，其餘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杖責，有十七人先後受杖而死。這是世宗對反對派官僚的第一次重大報復行動。
另一次重大報復行動是興李福達之獄。山西人張寅通曉燒煉術，與武定《明世宗實錄》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甲子。
2《明史》卷十七《世宗紀一》。
《明史》卷一九○《楊廷和傳》。
侯郭勳交往。官府懷疑他是參與謀反的白蓮教徒李福達。郭勳為他辯護，受到大臣彈劾。張璁、桂萼認為，這是藉故誣陷議禮的郭勳，欲圖波及議禮諸臣。世宗有意保護議禮諸臣，於嘉靖六年（527），命桂萼攝刑部事，張璁攝都察院事，方獻夫攝大理寺事，重新審理此案。張、桂等完全推翻舊案，有關官員被懲治，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謫戍邊衛者七人，罷官為民者十一人，革職閒住者十七人，張寅獲釋，告發者被處死。後來有事實證明，張寅的確是李福達。不過，這無關緊要，世宗通過李福達獄達到了目的。
嘉靖七年（528）六月，完成《明倫大典》的纂修，對議禮作出權威性的總結，並定議禮大臣之罪楊廷和為罪之魁，革職為民；毛澄病故，削生前官職；前閣臣蔣冕、毛紀，前吏部尚書喬宇，前禮部尚書汪俊俱已致仕，各予革職，冠帶閒住；前刑部尚書林俊革去生前職銜；前吏部侍郎何孟春、前吏部文選郎中夏良勝發原籍為民，等等。
興獻王稱帝，需要立廟奉祀。嘉靖四年（525），在太廟旁立世廟，後改獻皇帝廟。到嘉靖十七年（538），才奉興獻帝入太廟，稱睿宗。為了將睿宗配享上帝，把太宗朱棣的廟號改為成祖。另外，在嘉靖九年（530）還發起了天地分祭或合祭的討論。將近四百名官員發表了意見。給事中夏言主張分祭，與世宗意見相合，成為定論，於是在京師分設天壇、地壇。
世宗對議禮似乎有特殊的嗜好，議禮成了嘉靖朝政治的一大特點。楊廷和等奉迎世宗之初，想到外朝完全不能限制武宗，因而希望通過登基儀、議皇考等一系列事件來加以制約皇帝。結果卻適得其反，一批議禮的下層官僚很快取代前朝老臣，成為決策人物，張璁、桂萼、方獻夫以及夏言先後入閣，熊浹、黃綰、席書、霍韜、黃宗明等升任尚書、都御史或侍郎。在這個意義上說，議禮不僅僅是對封建禮法的爭論，而且是權力的爭奪和重新分配。第二節「嘉靖新政」
所謂「嘉靖新政」，指嘉靖前期整頓朝綱的措施。這應當從楊廷和主持朝政時說起。他在幾十天的時間裡，不但消除了江彬這一隱患，還革除了專為皇帝私人開設的店舖，遣散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樂人、四方進獻女子，停止京師不急工務，把武宗行宮中金銀收歸內庫，裁汰錦衣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減少漕糧，罷斥恩幸得官者。僅裁革冒濫職員十四萬多人一項，每年就省太倉粟二百五十萬石。連世宗後來也承認「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楊廷和被除，卻沒有否定他採取的一些措施，甚至還擴大了整頓的範圍。張璁、桂萼、霍韜等人就整肅朝政發表過一些更為深刻的意見。
世宗從正德朝接受的最主要的教訓就是防止宦官權力的膨脹。他撤回天下鎮守內臣，基本不曾再設；宦官犯罪，則鞭撻至死，陳屍示戒。這並不是說宦官在政治舞台上喪失了作用。在某些問題上，甚至於對輔臣的評價，世宗都仍受到宦官的影響。嚴嵩與夏言的鬥爭，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宦官所進之言決定勝負的。
世宗也比較注意以人品和才幹選拔官員。他多次降旨，要兩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撫按官詢訪賢才，「若有才識優異堪以任重者，不拘資格，從公舉薦，吏部遇缺，酌量請簡用，不許避嫌推托」2。多年以後，世宗懊喪地對徐階說「君知人惟堯舜與我太祖耳。若（嚴）嵩者，朕所自簡，不才若此。」3應當說，世宗是努力按照他的賢能的標準去任用人才的。
整頓朝綱還包括整頓朝儀。某御史彈劾某官員在奏事時咳嗽失儀，世宗認為，此人並非故意不敬，可以不追究。同時，他又說了「近屢旨禁肅朝儀，廷臣多故違以唾者」。4禁城內不許吐唾，明初有規定。世宗把這一條提到禁肅朝儀的高度。
土地失額在嘉靖朝已十分嚴重。明初土地總額是八百五十萬餘頃，弘治年間是四百二十二萬餘頃（一作六百二十二萬餘頃）。從弘治到正德，間或有人提到土地失額的嚴重性，但尚未引起普遍的注意和討論。嘉靖八年（529），霍韜奉命修會典。他指出，從洪武到弘治，天下田畝已減強半，「若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二十三萬，失額一百九十七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田畝之失，或撥給於王府，或欺隱於滑民，或委棄於寇賊」。
丈量土地是朝廷解決土地失額的最主要手段。嘉靖初年，丈量土地的輿論相當強烈。但世宗皇帝不同意通行丈量，理由是「恐紛擾」。這或是因為他對土地失額的嚴重性尚無充分的認識，或是因為他缺乏同豪勢家族作一番較量的勇氣和魄力。後來產生重大影響的「一條鞭（編）」法，嘉靖時期已逐漸在各個地區實施，這對於解決土地失額問題是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明史》卷一九○《楊廷和傳》。
2《明世宗實錄》卷一○四，嘉靖八年八月戊辰。
3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卷二《言語下》。
4《明世宗實錄》卷一一九，嘉靖九年十一月辛卯。
霍韜《修書陳言疏》，見《明經世文編》卷一八七。
「嘉靖新政」很快成為泡影。到嘉靖後期，社會問題更加嚴重。
第三節道長皇帝明代皇帝有別號自武宗始。世宗的別號很多，都離不開真人、真君、帝君之類，短者如「雷軒」，長者如「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三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可見其對道教的迷信。
世宗曾與大臣們討論宗教問題。霍韜說，僧道盛者，王道之衰。方獻夫說，尼僧道姑，有傷風化，應將現在者發回改嫁，以廣生家。世宗認為他們的意見都很正確，也發過「天下僧道無度牒者，其令有司盡為查革」的詔令2。但他不是要取消道教，而是要把道教變成更皇家化、更貴族化的宗教。
世宗入宮後不久，便與道教結緣。嘉靖二年（523），太監崔文等在欽安殿修設醮供，請世宗拜奏青詞。接著，召江西龍虎山上清宮道士邵元節入京，專事禱祀，封為真人，統轄朝天、顯靈、靈濟三宮，總領道教。並給邵元節的最高禮節是拜禮部尚書，賜一品服。另一個真人陶仲文則加少師兼少保、少傅，位登三孤。
嘉靖二十一年（542），即壬寅年，宮中發生事變。十月，世宗宿曹端妃宮中，險些被宮女楊金英等合謀勒死。史稱世宗「性卞，待宮人多不測。」3此後，世宗移居西苑永壽宮，「不復視朝，惟日夕事齋醮」4，一心一意追求長壽去了。時章奏有前朝、後朝之說。前朝所入者，諸司衙門的章奏，方士雜流有所陳請，則從後朝入。
由於沉湎於齋醮之中，以「清心寡慾」戒，世宗對后妃的感情淡漠。元配陳皇后，孕中逢世宗震怒，驚嚇而死。第二任皇后張氏以「不順不敬不遜」廢。第三任皇后方氏，在處置「壬寅宮變」時，不但殺了與事宮女楊金英等，還殺了世宗所寵愛的端妃曹氏和寧嬪王氏。世宗對此一直記恨在心。嘉靖二十六年（547），宮中失火，方皇后被燒死。
世宗因迷信道教對諸子也日益疏遠。莊敬太子死後，他把成婚的裕王朱載垕、景王朱載圳都遷到宮外居住，並且遲遲不肯再立太子。到了晚年，「諱言儲貳，有涉一字者死」，「惑於二龍不相見之說，凡裕邸喜慶，一切不得上聞」2。朱載垕生皇孫不敢奏聞，不敢剪髮。「一日，有宮女最幸者乘間以聞，上怒而譴之。宮中股慄，莫知所為」。3因世宗崇信道教，嘉靖朝有相當一批官員投其所好，並藉此晉陞。做醮事要撰青詞。所謂青詞，沒有實在的內容，要求形式的工整和文字的華麗、吉祥。如宮中有一隻貓最得世宗喜愛，死後葬於萬歲山畔，碑名虯龍塚，大臣的悼詞中稱作「化獅作龍」4。青詞內容大抵如此。下面的長聯被視作青詞的代表作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六《天子別號》。
2余繼登《典故紀聞》卷十七。
3毛奇齡《彤史拾遺記》。
4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西內》。
於慎行《穀山筆麈》卷二。
2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聖主命名》。
3於慎行《穀山筆麈》卷二。
4《明史》卷一九三《袁煒傳》。
洛水玄龜初獻瑞，陰數九，陽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通乎道，首合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丹鳳雙呈祥，雄鳴六，雌鳴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於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5撰者袁煒是嘉靖末年的閣臣。第一個由於撰寫青詞受知於世宗的閣臣，是弘治十八年（505）乙丑科狀元顧鼎臣。他在嘉靖十七年（538）入閣。袁煒在嘉靖四十年（5）入閣，嚴訥和李春芳在嘉靖四十四年（55）入閣，郭璞在嘉靖四十五年（5）入閣。他們被人譏為「青詞宰相」。李春芳主持過制定「宗藩條例」，這是明代處置宗室問題的一個重要文獻，較有才學，但他們因青詞寫得漂亮，又合皇帝心意而入閣，也是事實。另外，嚴嵩嘉靖二十一年（542）入閣，徐階嘉靖三十一年（552）入閣，有更為複雜的原因，但他們也都善撰青詞，這對他們在權力鬥爭中取得世宗的信任，鞏固他們的權勢地位，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從夏言到嚴嵩似乎可以看作一種象徵以議禮決定取捨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道教開始在政治生活中起更重要的作用。
齋醮造成財力的浪費是很驚人的。例如，齋壇匾額要用赤金書寫「時每一舉醮，無論他費，即赤金亦至數千兩。」「其操筆中書官，預備大管，泚筆令滿。故為不堪波畫狀，則袖之，又出一管。凡訖一對，或易數十管，則袖中金亦不下數十銖矣。」有的中書官因善書寫而升卿貳，有一中書官因善揩油而致富，有一中書官既升了官又發了財。2世宗迷信方士，從嘉靖中葉以後開始大量服用丹藥。丹藥或取婦女月經，或取「生兒未啼時口中血」3，嘉靖三十一年（552）選八歲至十四歲女子三百人入宮，嘉靖三十四年（555）選十歲以下女子一百六十人入宮，都為煉藥用。王世貞《宮詞》中說「只緣身作延年藥」4，真是很形象的說明。5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嘉靖青詞》。
《明史》卷一九三《袁煒傳》。
2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嘉靖青詞》。
3《萬曆野獲編》卷四《徽王世封真人》。
4朱彝尊《日下舊聞》卷一六○《雜綴》。
第四節君臣之間嘉靖朝是內閣權勢發展的重要時期，從張璁、桂萼開始，閣臣打擊異己，傲視七卿、科道諸臣，控制朝政，超過了前朝，但他們大都不得善終。這與世宗權勢欲極強，猜忌心很重有很大關係，史載他「威福必自己出」。張璁、桂萼在議禮之爭中立有大功，又都有才幹。但張璁在八年的時間裡，一次罷官，三次致仕，原因是他為人剛強，在改革朝政方面有自己的主張。嘉靖十一年（532）八月張璁去官，就是因為有彗星出現，世宗懷疑大臣擅政。桂萼在嘉靖八年（529）一年內就兩次致仕，也受到世宗的猜疑。
夏言的命運也幾經反覆。嘉靖十五年（53）閏十二月入閣，嘉靖十七年（538）十二月成為首輔，次年五月致仕，未行復職，嘉靖二十年（54）八月落職致仕，十月復職，嘉靖二十一年（542）七月革職閒住，嘉靖二十四年（545）十二月復職起用，二十七年正月削保傅銜致仕。他失寵以及最後被殺，一方面是因為碰到了像嚴嵩這樣善於利用各種機會的厲害對手，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太無所顧忌，按世宗所羅列「郭勳已下獄，猶千羅百織。言官為朝廷耳目，專聽言主使。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視等戲玩。」2另外，夏言還做了一些傷害世宗個人感情的事情，如世宗賜給入值大臣香葉巾等道家服飾，夏言密揭謂非人臣所服，不敢當。這對世宗是一個很大的刺激，他必欲置夏言於死地。
即使對於嚴嵩，世宗也保持著很高的警覺，雖然對官僚們的彈劾往往不以為然。嘉靖二十四年（545）九月的一天，已成為首輔的嚴嵩和吏部尚書熊浹被召至西苑。「上謂嵩、浹曰『朕得一句，曰閣老心高高似閣，可對之。』嵩、浹聞命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視。上曰『若不能對，朕代對曰天官膽大大如天。』嵩、浹惶悚益甚，伏不能起。」當面說閣臣「心高高似閣」，吏部尚書「膽大大如天」，這無疑是一種警告了。
世宗的猜忌心極重，亦可從嘉靖朝官吏的頻頻罷官得見一斑。從嘉靖二十年（54）到嘉靖四十年（5）並沒有發生什麼大案，七卿中卻有二十五人次被罷官。
嘉靖二十年，都御史王廷相為民；二十一年，刑部尚書吳山削職；二十三年，兵部尚書毛伯溫為民；二十四年，吏部尚書熊浹為民，兵部尚書戴金免；二十五年，吏部尚書唐龍謫為民，兵部尚書路迎免；二十六年，戶部尚書王杲謫戍；二十八年，禮部尚書孫承恩、兵部尚書趙廷瑞免；二十九年，戶部尚書李士翱閒住，兵部尚書丁汝夔棄市；三十年，兵部尚書王邦瑞革職，刑部尚書顧應祥降調；三十一年，吏部尚書李默、刑部尚書應大猷閒住，兵部尚書趙錦謫戍；三十二年，吏部尚書萬鏜為民；三十四年，兵部尚書聶豹閒住；三十五年，起用不到三年的吏部尚書李默下獄死；三十六年，工部尚書趙文華為民；三十七年，兵部尚書許論革職；三十九年，戶部尚書馬坤閒住，刑部尚書鄭曉閒住；四十年，禮部尚書吳山閒住，刑部尚書馮天馭閒住。其中還不包括疏辭不肯就任而被罷免的官員。
徐學謨《世廟識余錄》卷七。
2《明史》卷一九六《夏言傳》。
張合《宙載》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