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永樂九年（4）六月，解縉的仕宦生涯結束了，從此開始了他長達三年半的獄囚生活。
解縉初入獄時曾遭到嚴刑拷打，因而輾轉牽連到大理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暘，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及李至剛等人，都被逮入獄。王偁、王汝玉、李貫、朱紘、蕭引高、高得暘等人先後瘐死獄中。
掌錦衣衛詔獄的都指揮僉事紀綱是個凶殘的酷吏，但他是諸生出身，頗好風雅，對解縉的才學久有所聞，漸漸與他熟識起來，解縉在獄中便不再多吃苦頭。按照解縉的性格，這獄中三年應該有不少詩文之作，但文集中卻鮮有所見，只有一篇《翰林藍君日省墓志銘》，從行文中可知作於永樂十一年（43），正是他在詔獄中時。另有一首題為《憂患中寄友》的詩寫道“手扶日月歸真主，淚灑乾坤望掖庭。身死願為陵下草，春風常護萬年青。”2可能也是獄中之作。
永樂十三年（45）正月十五日，朱棣在午門與群臣觀燈時發生火災，都督馬旺被燒死。幾天後，朱棣照例下令蠲赦修省。大概紀綱認為這是解縉獲釋的機會，在上錦衣衛囚籍時，將他的名字一起送上。
“縉猶在耶？”朱棣不僅沒有赦免之意，而且明顯是要置解縉於死地。
紀綱也無能為力了。他回去後設酒與解縉對飲，並為之泣下。解縉一切都明白了，而像他那樣一個個性極強的才子，是不會惜戀獄囚生活的。解縉開懷暢飲，仿佛不知道這便是最後的晚餐，直到醉得不省人事。酒醉後的解縉被埋到積雪中，默默地結束了他的一生。這一年他僅四十七歲。
發生在封建皇權極端專制機構錦衣衛詔獄中的這一幕悲劇，記寫了一個不能按照封建專制模式改造自己的知識分子的《解文毅公集》卷十三《翰林藍君日省墓志銘》。
2《解文毅會集》卷六《憂患中寄友》。
第六章姚廣孝夏原吉第一節姚廣孝姚廣孝（335—48），明初以僧人身份參加政治活動。
姚廣孝幼名天禧，字斯道。出家後法名道衍。明成祖即位後，賜名姚廣孝。祖籍河南汴梁（今開封），曾祖父隨宋室南渡時的難民逃到江南，落腳在長洲相城（今屬蘇州）。祖父、父親都是鄉間郎中，生活雖清苦，但祖輩事佛積善，很受鄉裡敬重。姚廣孝十四歲時，當父親給他講授醫藥知識時，他鼓起勇氣對父親說道我不想學醫，我願意讀書，將來掙得一官半職，干一番榮宗耀祖的大事。
盡管姚家祖輩事佛，但是當有子孫真正要出家為僧時，還是引起了一番爭議。他的伯父姚震之，說道“為學有成則仕於朝，榮顯父母，不則就學佛，為方外之樂。”父母聽後送他於裡中妙智庵，取法名道衍。從此開始了出家人的生活。
姚廣孝出家後不僅學佛，而且讀書工詩，“事道士席應真，得其陰陽術數之學”，並研治兵法。他雲游四方，廣交名士，博通佛、道、儒諸家之學。了解他的友人說他“有當世才，雖自匿，欲有所用之。”2姚廣孝則在勤奮學習中成為了當時頗有名氣的高僧。他自己也說“余少為浮屠而耆於文，凡昔浮屠之號能文者之文，無不遍求而博覽也。”3吳中富庶，也是人才薈萃之地。姚廣孝好友高啟、楊基、張羽、徐賁號稱四傑，比之於唐代詩人王、楊、盧、駱。其中徐賁家居望齋門外，故號北郭生4。比鄰而居的高啟5、王行、宋克等十人，號稱“北郭十友”，均與姚廣孝結為詩文好友。但當他們勸姚廣孝棄佛歸儒時，被他用無言長笑拒絕了。姚廣孝並非“陽釋陰儒”。大約至正二十三年，他從遇庵和尚於徑山習禪，潛心於內外典籍之學，開始了佛、儒二家的對比與選擇。在學佛訪友、詩文酬和中，他的政治思想逐漸成熟。
叩缽吟詩，高談闊論，確實不像個安分的出家人，倒像個胸懷大志的書生。在元末亂世中，姚廣孝雖有逃禪之心，卻並未真正成為“方外之人”。這在至正二十五年（35），他寫的一篇帶有濃郁政治色彩的《斥牟文》中得到充分反映“至正乙巳夏六月，余行垅上視苗之長否，有老農泣於旁。余問其故，曰夫蟲牟食苗之根，苗概死矣”他借田間蟲牟以指斥人間蟲牟，他一刻都不曾脫離現實社會。在那群雄輩出的時代，寒微的家世，器宇恢弘、性懷沖淡的天資，豐富的生活經歷，這一切都為姚廣孝投身政治舞台提供了有利條件。《明史》記其“嘗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見之曰‘是王鴻緒《明史稿》卷一三四《姚廣孝傳》。
《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下引本傳者不另作注。
2劉鳳《續吳先賢贊》卷一《姚廣孝》。
3姚廣孝《逃虛類稿》卷八《讀至天隱文集》。
4萬歷《長洲縣志》卷十三。
5高啟《高太史大全集》卷五《答衍師見贈》。
姚廣孝《逃虛類稿》卷六《斥牟文》。
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道衍大喜。”他也曾為此寫詩道“岸幘風流閃電眸，相形何似相心優？凌煙閣上丹青裡，未必人人盡虎頭。”他渴望走元初怪僧劉秉忠之路輔佐明君，成就帝王之業。但是，誰曾想到，他竟在這條道路上摸索了十五年。
洪武四年（37），朱元璋詔取高僧，姚廣孝因一場大病失去應詔機會。從他的詩文中可知，他臥床不起，直至次年正月初六。當他大病初愈起身試步，與友人同到簷下小憩時，一只五色雀飛鳴於庭院，引起眾人注意。友人們對廣孝說道“此雀五色，文明之象，子病起而遇之，異日文章當有大進矣。”但姚廣孝所思非僅如此，他在當即所賦詩中，用“野田飽粟縱高飛，他年佇看棲瓊樹”的詩句抒發了自己的鴻圖大志2。
洪武八年，姚廣孝以通儒被召留京師天界寺。這一次他雖未得官，而於次年春“賜還吳門”，但這次赴京使他進一步交結官宦、高僧，並增強了成就事業的雄心。歸經北固山時，他吟出了《京口覽古》的寄情詩“譙櫨年來戰血干，煙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3同行僧宗泐窺知其詩意道“此豈釋子語耶？”廣孝報之以一笑。
洪武九年，姚廣孝回到蘇州西山海雲院，辟一小室曰“蓮花室”，“蓋期當來極樂國中蓮花生也”。從此他在海雲院禪居四年之久，過著“無過客則終日危坐澄想”的生活。洪武十三年秋，他再次出游，次年“揚帆於浙江之上”2。這時四十七歲的姚廣孝已經倚杖而行了。正當他感到“死期將至，故痛自鞭策”時，因宗泐薦，於洪武十五年（382）再次被選高僧赴京，這才成其畢生事業的開端。明人劉鳳說“時運方遘，則異才出焉。”3姚廣孝這個兼通佛、道、儒的怪傑，在明初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終於得到發揮其才能的機會。
姚廣孝一生中最突出的政治活動，是策劃發動“靖難”之役。《明史》說他“首贊密謀，發機決策”，“論功以為第一”。
姚廣孝到北平慶壽寺後，經常出入燕王府，“跡甚密，時時屏人語。”
這些密談內容當與“靖難”奪位有關。在姚廣孝的思想深處，是對朱元璋“為政嚴猛”懷有反抗情緒的。他的故舊，幾乎都成了洪武嚴政下的冤鬼。現實生活中的悲劇，對姚廣孝產生了強烈的刺激。
在燕王朱棣“靖難”起兵的關鍵時刻，姚廣孝是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的人物，明人盛傳當時姚廣孝曾以對聯、占卜等方式促使燕王起兵4。為增強燕王朱棣起兵決心，姚廣孝還曾推薦著名相士袁珙，相稱燕王為“異日太平天子”。“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5姚廣孝與袁珙不同於那種空口欺人的術士，他們用意在於促使燕王起兵。姚廣孝曾對姚廣孝《逃虛子詩集》卷九《贈相士袁廷玉》。
2姚廣孝《逃虛子詩集》卷三《五色雀並序》。
3《明詩紀事》乙簽卷三《京口覽古》。
姚廣孝《逃虛類稿》卷五《蓮花室銘序》、《紫竹杖銘並序》。
2姚廣孝《逃虛類稿》卷四《送芳上人游甬東序》。
3劉鳳《續吳先賢贊》卷一《姚廣孝》。
4唐樞《國琛集》卷上；高岱《鴻猷錄》卷七《靖難師起》。
5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當時形勢有過一段極精辟的分析主上（建文帝）猜間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士伍，蓋五王矣。
雖未及燕，燕可覬幸免耶？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棗栗，悉雄薊屬。郡之材官良家子，彀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淮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為抗御。大王即不，南機或先發，欲高臥得耶？且旦暮匹夫耳。從“靖難”之役的過程看，他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他又幫助燕王朱棣作了軍事准備。“王意益決，與道衍選將練兵，收召材勇異能之士。”2燕王府以其獨具的條件，保持元官舊制，殿院深邃。“道衍練兵後苑中。穴地作重屋，繚以厚垣，密甃瓴甋瓶缶，日夜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
建文元年（399年）六月，燕府護衛百戶倪諒叛燕上變，朝廷命逮燕府官屬。與此同時，北平都指揮使張信叛朝廷密入燕府告急。燕王聞報“戄然起立”3，召姚廣孝、張玉、朱能等定計起兵，一場醞釀已久的奪位戰爭終於爆發。姚廣孝在指揮這場戰爭中，也發揮了較大作用。朱棣曾說“朕靖難之初，卿侍左右，謀謨弼贊，裨益良多。”4《明太宗實錄》中亦稱“上每出師，命侍世子居守，嚴固備御，撫綏兵民，與贊謀策。”5其具體記述，主要有如下五事.“靖難”起兵誓師時，“適大風雨至，簷瓦墮地，成祖色變。道衍曰‘祥也。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墮，將易黃也。’”當時確有天氣之變，《奉天靖難記》卷一亦記“俄，陰晦，咫尺不相見。少焉，東方雲開，露青天僅尺許，有光燭地，洞徹上下。”姚廣孝隨機應變，以固軍心，表現了過人之智。
2.“靖難”出師後，“留世子守北平，僧道衍、郭資、內使賽因帖木兒等輔之。”“其年十月，成祖襲大寧，李景隆乘間圍北平。道衍守御甚固，擊卻攻者。夜縋壯士擊傷南兵。援師至，內外合擊，斬首無算。”
3.建文二年六至八月，“成祖圍濟南三月，不克。道衍馳書曰‘師老矣，請班師。’乃還。”這是燕師首次失利。九月九日重陽是在戰敗氣氛中度過的。姚廣孝當日寫道“八月中秋不玩月，九月九日不登山。可憐時節夢中過，誰對黃華有笑顏。”2他已不僅是風雅飄逸的高僧，而且是肩負戰爭重任的主角。
4.東昌之戰，主將張玉陣亡，燕師大潰，退守北平，士氣大挫。據傳出師前，姚廣孝曾稱“師且捷，費兩日耳。”東昌戰敗後，他又稱“臣固已言之，昌於文兩日也。此後全勝矣。”3這不是一般的詭辯，而是穩定軍心的措施。當時燕王欲稍休息，“道衍力趣之”，在他的安排下，為東昌陣亡將士的祭奠，成了再次出征的誓師。
王世貞《名卿績紀》卷三《姚廣孝傳》。
2夏燮《明通鑒》卷十一，太祖洪武三十一年。
3《明史》卷一四六《張信傳》。
4《明太宗實錄》卷三○，永樂二年四月壬申。
5《明太宗實錄》卷一九八，永樂十六年三月戊寅。
談遷《國榷》卷十一，惠宗建文元年七月壬申。
2姚廣孝《逃虛子詩集》卷九《九日感懷洪武三十三年作》。
3談遷《國榷》卷十一，惠宗建文二年十二月乙卯。
5.燕師直搗南京，亦出自姚廣孝之謀。他力主“毋下城邑，疾趨京師。
京師單弱，勢必舉”。燕王“從之。逆連敗諸將於淝河、靈璧，渡江入京師”。姚廣孝的活動貫穿了戰爭全過程。史料的缺乏，並未能掩蓋其重要作用。這已為歷代史家所公認。清人趙翼評論《明史》編纂時說“姚廣孝非武臣，而以其為永樂功臣之首，則與張玉、朱能等同卷。”這是對其在“靖難”奪位中所起作用的最概括的肯定。
對於姚廣孝晚年的傳統說法，認為他功成身退了。這種說法出於對其特殊身份的推測。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攻入南京，奪得皇位。同年十月，姚廣孝奉旨離北平南下，回到闊別二十年的南京。此時他已是六十八歲高齡。“金陵戰罷燕都定，仍是癯然老衲師。”2功勳卓著的姚廣孝並未脫去袈裟，並因此辭官不受。但是由此而得出功成身退的結論，則值得商榷。
建文四年十月，姚廣孝受官僧錄司左善世，這個秩僅六品的僧官位置，對於“靖難”首功的姚廣孝雖顯不宜，然就其和尚身份來說，卻又是必任之職。當初這個佛教最高職位原由溥洽擔任。“太宗即位，召斯道衍公於北京，命主教事，公（溥洽）以左善世遜衍，而己居右。”3永樂二年（404）四月，姚廣孝再受太子少師之職，成為當時文臣最高秩（正二品）。這與一般官吏升遷不同，因此被附會了一些傳說。尹守衡《明史竊》稱姚廣孝因左善世品秩過低，朝班立階下，面露不豫之色，為太宗朱棣所察，即授太子少師。焦竑《國朝獻征錄》則記其屢辭官不受，朱棣“令人潛以冠服披體，亟命宣謝，不得已，受命”。傳說雖有不同，但認為姚廣孝理應得官這一點則是一致的。
當然，長年出家為僧，對姚廣孝不無影響。他在出仕與退隱問題上確曾有過矛盾心理。他在《題江行風浪圖》一詩中，借長江風疾浪高船行艱險，比喻人世。“世人知險是風波，那識人心險更多。”他對於人心難測，“一笑殺人頃刻間”的官場爭斗感到厭倦，認為“貧賤安居良不惡，名利奔馳有何樂。”他用“老年無事不江行”的詩句，表達自己的退隱之心。他把千秋功業，視如黃粱夢斷，想往著歸依青山的生活。
成功後的姚廣孝與前有所不同。他不再以劉秉忠自命，並一再稱自己“不是高陽酒徒（酈食其）”，“不入非熊（姜子牙）夢”2。他將自己比作“既倦終宵巡甕下”的老病之貓，並為“誰念前功能保愛”而深感不安3。洪武功臣的悲慘下場給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何況此時他已不再是滿懷抱負步入禪門的青年，而是已近暮年的老人。談遷曾說“當公貴顯，年殆七秩，桑榆垂盡，何論婚宦哉。”4但在姚廣孝思想中，也有“料得人生皆有命，休言名利不如閒”的一面5。當他以功臣身份與皇帝同在京師正月十五觀燈時，事業成功的喜悅，對知遇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三一《明史》。
2王鏊《姚少師像》，見劉侗，於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一。
3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壬集《南洲法師洽公》。
姚廣孝《逃虛集·題江行風浪圖》。
2姚廣孝《逃虛子詩集》卷八《題獨釣圖》。
3姚廣孝《逃虛集·詠病貓》。
4談遷《國榷》卷十六，成祖永樂十六年三月戊寅。
5姚廣孝《逃虛集·送范生過古北口》。
之恩的感激，又使他躊躇滿志。
暮年的姚廣孝雖未任七卿要職，然所任太子少師卻是實職，與後來此職不同。“時上狩北京，廣孝留輔太子。自是以後，東宮師、傅終明世皆虛銜，於太子輔導之職無與也。”永樂二年六月，在受官太子少師後兩個月，姚廣孝又以欽差身份前往蘇湖賑濟。這是一種特殊榮譽。離別故鄉二十余年後，他終於衣錦還鄉了。這次還鄉的興奮中，也伴隨著悵然之感。他的父母均已去世，“垅墓既無，祖業何在？歲時祭掃，曾不可得。”他將父母靈位放進了少時出家的妙智庵。他並未退隱，回京後畜養一只雄雞，每晨聞雞而起，壯心未已地度過了一生最後十數個年頭。他因忙於清理教務，常負友人之邀；他又輔導太子居守京師，並為太孫講讀華蓋殿。而他晚年最有成效的工作，則是先後主持了《永樂大典》和《明太祖實錄》兩部大書的編修。
原主持編修《永樂大典》的解縉並未理解皇帝指令編修這部巨帙的宗旨。永樂二年二月書成上呈，定名《文獻大成》。“既而上覽其書，更多未備，復命姚廣孝等重修。”永樂五年，這部包羅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二萬多卷巨帙的類書，在姚廣孝主持下完成，定名為《永樂大典》2。
永樂九年，七十七歲的姚廣孝再次受任監修官，主持《明太祖實錄》的重新編修。從此直至他去世，大約六年多時間，他兢兢業業地完成了此項工作。他在晚年寫給夏原吉信中說“僕衰老區區所念《太祖實錄》，萬世法則，此是國家至重之事爾蒙意實錄中，最難書者，發跡定鼎征伐等項。且喜稿完呈進了當凡事訪問稽考，從實修纂，補遺、潤色，次第成書，以副上意。如或延緩歲月寖久，亦非所宜，惟閣下諒察。”他顯然不是掛名監修，而是名副其實的組織者。這次修成的《明太祖實錄》就是今天所見三修本。這是一次真正重修，所用時間和全書內容都大大超過了前兩次修纂。但是當永樂十六年（48）五月書成，朱棣設宴賞賜有關人員時，為此耗盡余生的姚廣孝卻已在兩月前與世長辭了。
永樂十六年（48）三月，八十四歲高齡的姚廣孝奉詔由南京北上，到北京大慶寺後就病倒了，臨終無一語及私。但卻提出了釋放建文帝僧人溥洽的請求。這大概不僅出於與溥洽同為出家之人的相憐，而且是一種尋求解決朱棣奪位後與建文帝及其諸臣關系的暗示。他始終不能脫離政治家的本色，然而他畢竟帶有出家人的修養與淡泊。三月二十八日，姚廣孝死於寺中，他希望能夠按照出家人的方式來安葬自己。朱棣同意，他被依僧制安葬在京西盧溝河畔。三十日，鎮遠侯顧興祖奉旨祭靈，並宣讀了明成祖朱棣親撰的祭文。祭文追憶他輔成“靖難”的功績，並說“朕統承天位，圖任舊人，特授卿以官僚之位，朝夕啟沃，資益良深自昔以來，如卿者，豈易得哉！”2誠然如此，像姚廣孝這樣雙重性格、雙重身份的成功人物，是明朝的唯一，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少見的。
姚廣孝《逃虛子詩集》卷八《永樂七年正月十五夜喜晴京都放燈甚感賦近賦二首》。龍文彬《明會要》卷二九《職官·東宮六傅》引《弇山集》。
2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補編》卷一《秘書告成》。
《明經世文編》卷十三《與夏尚書》。
2民國《相城小志》卷二《姚少師祠堂記》。
第二節夏原吉夏原吉（3—430），字維喆，祖籍江西德興。其父夏時敏在湖南湘陰任教諭，於是定居湘陰。他前後主管戶部二十九年，對明初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夏原吉幼時，父親去世，孤兒寡母，生活非常艱難。他發奮學習，獲得良好的社會聲望，洪武中被舉薦到太學學習。朱元璋選太學生充實朝廷，夏原吉被選中，分工抄寫朝廷有關的文件。同去的太學生不以為然，嬉笑喧鬧，而夏原吉則一絲不苟，正襟危坐，其舉動受到朱元璋的賞識，被提升為戶部主事。夏原吉到戶部任職後，兢兢業業，把復雜的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受到尚書郁新的關注，在戶部站穩了腳跟。建文帝時期，他順利地升遷為戶部右侍郎。
朱棣即位後，夏原吉又被提升為戶部左侍郎。有人向朱棣挑撥離間，說夏原吉在建文中用事，不可信用。朱棣置之不理，派他赴江南浙西治水，委以重任。夏原吉到浙西後，疏浚吳淞江下流，上接太湖，並因地建閘，用來蓄水或洩水。治水期間，夏原吉布衣徒步、日夜操勞，既使是在盛暑烈日之下，也不令僕人張蓋遮陽，真正做到了與民同甘共苦。永樂三年（405），戶部尚書郁新死後，朱棣將夏原吉召回朝廷主管戶部，主掌國家的財政大權。夏原吉從全國的財政狀況出發，提出“裁冗食，平賦役，嚴鹽法、錢鈔之禁，清倉場，廣屯種，以給邊蘇民，且便商賈”的建議，朱棣欣然采納。夏原吉盡職盡責，努力熟悉財政業務，將戶口、府庫、田賦等數字都寫成小條，帶在懷中，隨時檢閱。據說有一次朱棣向他問起天下錢谷數字，他的回答既迅速又准確具體，朱棣感到非常吃驚。《明史》中評論夏原吉說“當是時，兵革初定，論‘靖難’功臣封賞，分封諸藩，增設武衛百司。已，又發卒八十萬問罪安南，中官造巨艦通海外諸國，大起北都官闕，供億轉輸以巨萬之計，皆取給戶曹。原吉悉心應之，國用不絀。”同時，夏原吉能夠堅持從國家的財政實際狀況出發，反對不正確的決策，不惜觸怒朱棣。遷都北京的永樂十九年（42）秋天，朱棣決定組織第三次親征，向夏原吉詢問邊儲情況。夏原吉據實相告“比前出師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廢。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迄遣將往征，勿勞車駕。”朱棣一意孤行，將夏原吉逮捕下獄，幸虧楊榮等人出面勸說才幸免於難。直至仁宗朱高熾即位，才復官職。
夏原吉被逮下獄後，家被抄沒，家中除皇帝的賜鈔外，只有幾件布衣、瓦器。
夏原吉對明初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本人卻廉潔自守，生活非常儉樸。他的弟弟到北京看望他，臨走時，夏原吉只送給弟弟二石米。朱棣見到東西太少，覺得奇怪，夏原吉回答說“臣所遺俸已寄之，無以為贈。”朱棣過意不去，又賞賜了幾匹好布。宣宗朱瞻基率軍北巡，夏原吉隨行，朱瞻基拿出夏原吉的干糧品嘗，結果難以下咽，朱瞻基過意不去，賞賜給他一些為高官們特制的食品。
《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傳》，下引本傳者不另作注。
張萱《西園聞見錄》卷十三。
夏原吉還是一個難得的識大體顧大局的人物。朱棣在位期間，他經常被秘密召見，討論國家大事，但對於討論的實際情況他絕不外傳。一次他和幾個同事雪夜飲酒後回家，路過禁門，有人主張直接通過，夏原吉認為不可，即使沒人監督也要依禮而行。朱棣遷都北京，贊成與反對者形成對立的陣營，鬧得不可開交。夏原吉深感不安，為保證遷都之初的政治穩定，他主動承擔責任，使矛盾緩和下來。朱瞻基即位之初，漢王朱高煦發動叛亂，夏原吉和楊榮等人力主皇帝御駕親征，結果叛亂很快被平定。夏原吉為人還非常大度，有雅量，“同列有善，即采納之。或有小過，必為之掩覆”。平江伯陳瑄非常討厭他，他卻極力贊賞其才能。禮部尚書呂震曾在背後誣陷他，但當呂震為自己的兒子討官時，夏原吉卻為之力爭。他的僕人不小心污損了皇帝所賜的金織衣服，他告訴僕人，髒了可洗不必害怕，有時僕人不小心污損了朝廷的文件，請求賜死，夏原吉卻主動承擔責任向皇帝請罪。山東唐賽兒領導的起義被鎮壓後，三千多人被俘，夏原吉卻請求朱棣寬恕他們，結果沒被殺害。史稱其“有古大臣風烈”。
宣德五年（430），夏原吉去世，朱瞻基封他為太師，謚號忠靖。此後，人們為了懷念他，還建祠立祭。著作有《萬乘肇基集》、《東歸稿》、《夏忠靖集》等。
第七章鄭和第一節哈只世家鄭和（37—434），雲南昆陽（今晉寧）人。原姓馬，小名三保，人稱三保（寶）太監。曾祖父叫拜顏，娶馬氏；祖父稱哈只，娶溫氏；父親稱馬哈只，也娶溫氏。祖父和父親都曾前往麥加朝覲，故有“哈只”之稱，受到鄉裡的敬重。鄭和弟兄二人，哥哥叫文銘（或作文明），還有四個姐妹，其事跡不詳。
洪武十五年（382），鄭和十二歲時父親病故，他投靠燕王朱棣，做了宦官。在燕王藩邸裡，鄭和的聰明才干受到賞識。建文元年（399），他二十九歲，從燕王舉兵，出入陣戰，多建奇功。燕王稱帝後，因功擢內官監太監，主管宮室陵墓的建造，采辦宮廷婚喪禮儀所需珍寶、香料及珍奇異物等事宜。永樂二年（404）正月初一，被賜姓“鄭”。
鄭和經事成祖、仁宗、宣宗三朝，七次奉使遠航，歷南海及印度洋沿岸三十余國，行程十萬余裡，時近三十年。仁宗時，曾任南京守備太監。宣德九年（434）病逝於古裡。終年六十四歲，賜葬於南京的牛首山。鄭和死後，至今南洋各國人民仍舊奉他為神，立廟祭祀，香火不衰。
本文系采自《回族人物志》第二冊第2卷《鄭和》。本文所引資料，主要依據《明史·鄭和傳》，《明太宗實錄》卷一六八、一七○、一八二；《天妃之神靈應記》、《通番事跡碑》；並參考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第十章《鄭和之下西洋》。關於鄭和墓，據明天順元年（457）佚名氏所撰《非幻庵香火聖像記》記載，認為鄭和是第七次下西洋歸國途中，於宜德八年四月初逝於古裡；同治《上江兩縣志》也記載，卒於古裡，賜葬牛首山。按此兩說，鄭和亡於古裡，葬在國外。
第二節七下西洋鄭和七次出使西洋，聲勢最盛、影響最大的是永樂三年（405）、永樂五年、永樂七年和永樂十一年。
西洋，在明代是指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洋諸地，約當於今之印度洋2。明成祖即位後，疑惑建文帝逃到海外，又欲向海外炫耀中國的富強，決定派人出使西洋。鄭和因“有智略，知兵習戰，姿貌才知，內侍中無與比者”，被任為正使。
永樂三年（405）六月，鄭和與太監王景弘開始奉命出使南洋群島及印度洋一帶。他率領一支有六十二艘船的船隊，載有將士二萬七千八百余人和大量金、帛、貨物。據史載，鄭和的寶船，船身最大者有四十四丈四尺之長，寬十八丈；中者有三十七丈之長，寬十五丈。船隊從蘇州劉家河出海，先到福建，再從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hampa），再歷經爪哇（java）、蘇門答剌（samu-dra）、南巫裡（lambri，又稱南渤利），至印度古裡（aliut）返航，於永樂五年（407）秋回國。此次出航，所歷之地遠至印度西岸。南洋各邦國使者隨鄭和前來朝見者甚多，明成祖非常高興，加賜爵位俸祿不等。永樂五年九月，鄭和復奉命出使西洋。他率領有二百四十九艘的船隊，沿著首次開辟的航線，先後到達了爪哇、古裡、柯枝（ohi）、暹羅（siam，今泰國）、錫蘭（eyla，今斯裡蘭卡）等國。鄭和每到一處，頒布明朝皇帝詔書，立碑文。服者，賜給金帛，不服者，則以武力懾服之。在離開錫蘭後，鄭和船隊滿載著各國貢獻的珍奇異寶返航，於永樂七年（409）九月上旬回到南京。
永樂七年九月下旬，鄭和奉命第三次出航，所率船只四十八艘，官兵二萬七千余人，從劉家河出發。此次出航，是要鞏固明朝同南洋已通好國家的關系。船隊所到之地，有古裡、滿剌加（malaa）、蘇門答剌、阿魯（ru）、加異勒（ayal）、爪哇、暹羅、占城、柯枝、阿撥把丹、小柯蘭、南巫裡、甘巴裡等國，這些國家對明朝的態度和好如初。永樂九年（4）船隊回京，隨同前來朝賀者有十九國，當時的朝廷“萬使雲集”。
鄭和回京後，修整一年，於永樂十一年（43）冬，又奉命開始第四次遠航。明成祖以印度洋沿岸以東更遠一些的國家尚未臣服通好，特命鄭和等繼敕前往。據史書記載，這次出使所歷之地，不僅遠至忽魯謨斯（ormuz，在今伊朗波斯灣口），而且抵達了非洲東岸麻林（melide）、木骨都刺（mogedoxu）、不喇哇（brawa）等國。鄭和於永樂十三年回國，史書載“永樂十四年十一月戊子，古裡、爪哇、滿剌加、占城、蘇門答剌、南巫裡、沙裡灣泥、彭亨（aha）、錫蘭山（eyla）、木骨都剌、溜山喇哇、阿丹（de）、麻林、剌撒、忽魯謨斯、柯枝諸國及舊港（alembag）宣慰司，各遣使貢馬及犀象方物。”
從永樂三年至永樂十一年的四次出航，鄭和為明朝開辟了向海上發展的新紀元。
2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序例》中記“今之所謂南洋，包括明代之東西洋而言，東西洋之稱，似首見《島夷志略》著錄，然至明代始盛行。大致以馬來半島與蘇門答剌以西，質言之，今之印度洋為西洋，以東為東洋。”
永樂十五年（47）十二月，鄭和奉命護送前來朝貢的各國使者回國，並攜有贈送各國國君的禮品，作第五次遠航。這時的明朝，威震海外，它同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也發展起來，互市通商者，絡繹不絕。明朝贈予和交換物品大多為絲綢、珠寶、瓷器等，換回大量的琥珀、珊瑚、珍珠、瑪瑙、藥材等，多數是供朝廷享用的奢侈品。十七年七月（49）前來朝貢者中，有諸國的王子、王叔或王弟，所獻禮品也為各國珍奇異獸，如獅子、金錢豹、大西馬、麒麟、長角馬哈獸、千裡駱駝、駝雞、麋裡羔獸等等。
永樂十九年（42）春，鄭和率大■寶船出發，第六次遠航，於二十年八月回到南京，隨來的各國貢使總數達一千二百余人。鄭和此次航行，據載曾遠至非洲東岸。
宣德六年（43），鄭和最後一次奉詔出使西洋。明成祖去世後，仁宗繼位不到一年便也故去。宣宗繼位後，海外諸國前來朝賀者漸少，宣宗決定重振國威，再行通好。是年閏十二月，鄭和始行。這次遠航距第六次的航行歸來，已間隔九年之久了。這時的鄭和，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行至古裡時，已是宣德八年（433）三月了。鄭和船隊的分■則奉命前去天方，得各種珍奇和天堂圖真本於宣德九年回京。
鄭和前後七次出使西洋，航程最遠者到達非洲東岸，他率領的船隊的分■遠至紅海和麥加。在出使過程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明成祖對海外各國采取的是恩威並施的招徠政策。鄭和在第一次航海途中，經舊港，其酋陳祖義，甚豪橫，稱霸海上，劫掠過往商旅。欲謀鄭和，被鄭和縛回南京，詔戮於都市，除掉了阻礙海上交通的一大障礙。鄭和第二次出使西洋，錫蘭國王亞烈苦奈兒獨持不恭態度，派兵五萬余，欲劫和舟。鄭和趁其國內空虛，親破其城，擒亞烈苦奈兒及其家眷官屬，帶回南京。明成祖為了向海外諸國表示聖明，放他歸國，又另立了錫蘭國君。來中國朝貢者日益增多。鄭和第四次出航，途經蘇門答剌。蘇門答剌原國王受那孤兒（batta）國花面王侵擾，作戰時中藥箭而死。當時有一漁翁率眾殺死花面王，收復失土，替國王報了仇。王後如約，奉漁翁為國王。原國王嫡子長成後，欲奪回王位，謀殺漁翁，趕走其子蘇斡剌。鄭和來到後，將王位賜給原國王之子，追擒蘇斡剌於南渤利（即南巫裡），回朝後，誅蘇斡剌。新王立，感明朝威德，朝貢不絕。鄭和在航海過程中擒王摧敵，數建奇勳。
自宣德九年（434）歸來後，明朝雖然也間或有船隊出洋，但規模之大，歷時之久，影響之深都遠不及鄭和，明朝在海外的聲譽也大不如前了。前來朝貢的海外使者、通商客旅，比起永樂年間，就十分稀落了。
第三節歷史影響鄭和遠涉重洋，排除險阻，為明朝跟海外各國的通商和友好往來作出了重大貢獻。他航海紀錄的最終完成，比哥倫布（ol-ubus）於492年發現美洲、達·伽馬（vasodagama）於498年到達好望角要早半個多世紀。鄭和下西洋航程繪制的航海圖，即《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簡稱《鄭和航海圖》，記有航向、方位、航程、停泊地點、暗礁淺灘、港口等，是我國最早的一份遠洋航海圖，為後世航行西洋提供了重要依據。鄭和率領的船隊規模之大、歷時之久、在造船工藝上的成就，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史無前例的。
第八章宗喀巴第一節幼年出家湟水發源於青海湖東北的日月山，東流五百裡而入黃河，兩岸形成了一片水土肥美的草原。藏文曾將整個湟水流域稱為“宗喀”，而地處湟水中流重鎮西寧西南五十余裡的湟中城，更是這片草原上的一顆珍珠。元朝時這裡屬甘肅行省西寧州。
這裡的達魯花赤名叫魯布木格，他與妻子馨薩阿其是一對虔誠的佛教徒，他們篤信佛教已經達到驚人的程度。
至正十六年（35）歲末之夜，魯布木格在睡夢中見到了曼殊佛，那佛以諸花鬘為莊嚴法衣，以叨利樹葉為裙，形如黃絹，背負著經卷，自稱從五台山來，要借宿於此。說罷徑自上樓到佛堂中去了。此後他又夢到一金杵，光明耀目，不知從何處飛來，直入其妻懷中。恰巧這時他妻子懷了孕，於是這些夢幻中的東西便被附會成了佛的轉世之類傳說。
至正十七年（357）十月，馨薩阿其生下一個男孩，取名羅桑扎巴。這便是後來被尊稱為“宗喀巴”的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創始人。也有尊稱他為傑仁波且，藏語的意思是寶貝佛爺。宗喀巴的家族是當地的望族，全都信奉佛教，也出了不少有名望的高僧。在這種家庭環境中誕生成長起來的宗喀巴，他的命運自然也就同佛教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而且也因為他出生前父母曾有那許多夢幻的緣故，宗喀巴從幼年起便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宗教色彩，這都成為他後來創立佛教格魯派（黃教），而且最終成為藏區佛教領袖的有利條件。
宗喀巴出生的第三年，噶瑪噶舉派（黑帽系）四世活佛乳必多吉應元順帝之請，由西藏前往大都（今北京），途經湟中，被宗喀巴的父母請到家中，見到了年僅三歲的宗喀巴。乳必多吉很喜歡他，勸他父親將來送他入藏，並且特為他授近世戒（戒殺、戒盜、戒淫、戒妄語、戒酒）。乳必多吉走後不久，他們便請來噶當派大喇嘛頓珠仁欽，讓宗喀巴拜他為師。從此，三歲的宗喀巴便離家隨頓珠仁欽而去，開始了他的宗教生涯。
同所有幼年出家的孩子一樣，宗喀巴從佛門童子功習起，在修習入怖畏金剛、勝安樂輪、歡喜金剛、金剛手之後，又受持一切密乘律義諸三昧，並開始誦讀佛經。他十分聰敏，不用費力便將經文誦讀如流。不久，頓珠仁欽又開始傳授他瑜伽功和曼殊心咒五字明。宗喀巴七歲時，便已經熟知佛經顯密律法和各種修行之功了。
長期的佛教教育使這個年僅七歲的孩子完全失去了兒童應有的天真，他幾乎只知道佛經和佛。即使在睡夢中，夢到的也常常是噶當派始祖阿底峽。他並不知道這位印度高僧的真正相貌，只能從常見到的佛像去臆想，這當然同寺院中的佛塑和壁畫不會有很大出入，因此後來他入藏見到阿底峽像時，自然也就覺得如同夢中所見。
至正二十三年（33），七歲的宗喀巴正式受沙彌十戒（戒殺生、戒偷法尊《宗喀巴大師傳》卷一，第二章《別明現世跡》第一節《大師之誕生》。王輔仁《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983年版，第90頁。盜、戒淫、戒妄語、戒飲酒、戒塗飾香鬘、戒視聽歌舞、戒坐高廣大床、戒非時食、戒蓄金銀財寶），取法號賢慧，名吉祥，到西寧南邊黃河北岸的一個小寺甲瓊寺出家。他在這裡繼續師從頓珠仁欽，直到十六歲，這十年成為他一生宗教活動的奠基時期。
頓珠仁欽是一位學識廣博的高僧，他本人曾多次入藏，鑽研顯密教法，有很深的造詣，他對宗喀巴生活學習關懷備至，使宗喀巴受益極多。後來宗喀巴談到這些事情時常說“義成大師（按即頓珠仁欽）恩德最深，雖父母之慈愛，亦不過如是而已。”2王森《宗喀巴傳論》。
2《宗喀巴大師傳》第二章第二節。
第二節入藏求學明洪武五年（372），十六歲的宗喀巴感到在家鄉從學已經不能滿足，他希望能前往當時佛教盛行的西藏去深造，去接觸更多更廣泛的佛教流派。當他把這些想法告訴師傅頓珠仁欽時，立即得到師傅的和鼓勵，並為他准備了充足的資糧。
與宗喀巴同行的還有前藏止公寺喇嘛等人。宗喀巴的兩個舅父也決定同他一起入藏。頓珠仁欽贈給宗喀巴一段很長的偈語，為他作好入藏後的學習安排，還特地陳設壇場，祭告諸佛聖眾。
這一年秋天，十六歲的宗喀巴滿懷理想，告別師父和父母家人，踏上了入藏的路程，此後他再也沒能回到故鄉來。入藏的路途是極其艱苦的，宗喀巴一行系繞南路而行，取道應昌，跋涉三千余裡，翻山越嶺，經過一年時間，於洪武六年（373）秋天抵達必力公。宗喀巴在必力公的時間不長，就聽受了大乘發心儀軌和大印五法，還閱讀了寺中喇嘛的著述和拿■六法等較深的佛教經論，他開始對這些經論入迷了。他本想立即前往極樂寺，學習更多更廣泛的經論，但是同伴們都勸他先往公塘，從師一位名醫學習醫術和梵藏注譯，他拗不過同伴的相勸，勉強應允了。這次赴公塘習醫，後來居然對他有極大的好處，只是他當時尚未感覺。他在公塘幾個月後便來到了位於拉薩西南的第瓦巾寺。
第瓦巾寺是當時烏思藏著名的噶當派寺院，也是宗喀巴啟蒙師傅頓珠仁欽的母寺。住持善滿，大善知識德海，大阿闍黎■錦巴都是當時名僧。在他們的指教下，宗喀巴接觸到了更為廣泛的佛教經論。
大師們很快便對宗喀巴的聰敏好學感到驚訝了。他只用了十八天，便將一部《現觀莊嚴論之本釋》讀得精熟；他還去聽鄰近的僧人講大乘《莊嚴經論》；聽說薩迦教主福幢在法城寺，他立即前往禮見，從學曼殊五字明和其他的佛法。在第瓦巾寺的兩年中，他學到了看到了意想不到的東西。
最初的學習生活對宗喀巴來說也是極其艱苦的。驟然間來到這樣一個廣闊無垠的佛教天地之間，年輕的宗喀巴如饑似渴地學習，恨不得一下子都學到手，而佛家的經法又是如此之多，如此之難。在聽絳嘉釋時，有很多引文十分難懂，這一切使他感到有些力不從心。對宗喀巴的另一個困擾是水土不服，他經常病倒，在公塘學習的醫術幫了他的忙，加上他本人堅強的毅力，終於克服了重重困難。兩年的艱苦學習為他以後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據《宗喀巴大師傳》記頓珠仁欽曾於祭壇上手握青稞一束，青稞粒粒發光，是為成熟之青稞，故知當時約在七至九月間。
第三節雲游和立宗洪武八年（375），十九歲的宗喀巴開始雲游諸寺院的生活，這可以算是他事業的開端，他一面繼續學習，一面於各寺院立宗，名聲漸著。
所謂立宗，就是在寺院中立辯場，同寺院中的僧人辯論。宗喀巴先後到過桑樸、仰思多（今江孜）、沙魯、薩加、拉孜、覺摩囊、那哩當等地。他並且在那哩當寺中結識了仁達瓦大師。仁達瓦是噶當派高僧，他講論佛法時，不是依照原文直釋其義，而是將全論要義前後配合說明。這對宗喀巴教益甚大，他當初在第瓦巾寺中百思不解的許多疑難，都漸漸明了。他還經常向仁達瓦提出疑難問題，請他講論，直到弄清楚為止。仁達瓦曾高興地對他說“為汝講授，實須慎也。”這一年秋天，宗喀巴聽說一位號菩提頂的高僧將在布達拉冬季法會上講解集論。他久聞菩提頂大師是藏中集論的一代之主，豈肯坐失良機，連忙趕赴烏思藏聽講。可是當他趕到時，菩提頂大師卻因年邁，未及講論，已經回後藏去了。宗喀巴並不失望，他追隨不捨，來到法城寺，終於見到高僧，並向他討教了不少東西。
冬天，宗喀巴到黨摩隴寺院中從學於羅賽瓦，受持毗奈耶廣釋，每天聽講之余，受持根本經廣釋十七大頁，每日不斷。這樣過度的勞累使他不久便病倒了。背上疼痛難熬，無法再坐禪聽講，只好到朵隴求醫，經過診治也不見好轉，人們把他送回第瓦巾寺養病。誰知寺中矛盾重重，多生口舌，師生厭離，宗喀巴在寺中住不下去，拖著病體，冒著高原的嚴寒前往薩加。當他來到內寧寺時，再也走不動了，內寧寺留他住下來，直到第二年春天。
洪武九年（37），春天，宗喀巴回到薩加，在那裡養好病後，又前往拉兌絳囊仁寺，較為安定地度過了一個春夏。
正當他逐漸習慣了西藏寺院生活，並且名聲漸著之時，一封家信又險些給他的生活帶來巨大變化。洪武十一年（378）秋天，有人將他的一封家信送到前藏。宗喀巴趕往前藏去取到了這封信，信是母親寫的，離家已經六載的宗喀巴看著書信，觸動了思念之情。同伴們也都勸他回，他於是開始動手收拾行裝。行裝快要准備好了，宗喀巴卻處於極度猶豫之中。事業未竟就這樣回去，難道就這樣前功盡棄麼？他隱隱感到，這思鄉之情正是自己俗念未絕的表現，他終於改變主意，決定不回家鄉去。
此後母親又頻頻寄來書信，並且在信中夾帶了一縷白發，表示了思念兒子之情。看著慈母的白發，宗喀巴百感交集，他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慢慢平靜下來。他在給母親的回信中畫了一幅自畫像，畫中的宗喀巴仿佛正在呼喚著母親。母親也終於理解了兒子，她默默地為兒子祝福。
這一年的冬季法會後，宗喀巴又住到了第瓦巾寺。不久，他收到新嗣位的北元脫古思帖木兒的書信和禮物，他回致了書信以表示酬謝。這是宗喀巴同朝廷往來的開始。但是這時候的北元已經無力外顧。幾年後，隨著明軍進占雲南，北元對烏思藏的控制便逐漸被明廷所代替。
這時候，二十余歲的宗喀巴已在後藏至前藏諸大辯場立釋量、集論、俱捨、戒律四部之宗，“慧辯鋒芒，理教淵深，釋難則勢如破竹，酬問則語同扣應”。這時他已經達到“格西”的地位。
法尊《宗喀巴大師傳》卷一，第二章《別明現世跡》第三節《大師入藏學法》。第四節宗教改革洪武十八年（385），宗喀巴二十九歲時，在雅壟的南結拉康寺拜楚臣仁欽為師，受比丘戒。2大約也就從這時起，宗喀巴開始戴上黃帽，這是藏中佛教徒中興佛法弘揚戒律的標志。宗喀巴的目的也正在於此，他深感當時藏區喇嘛教的腐敗，決心針對這種狀況進行改革，提倡嚴守戒律。
宗喀巴開始在各地講論因明、中觀、入中論等。幾年以後，洪武二十一年（388），三十二歲的宗喀巴完成了十年前立宗答辯訖的《現觀莊嚴論》，他在佛教理論上更趨成熟。
一個冬天的夜晚，宗喀巴和寺中僧人們圍火而坐，有人說到過去曾有一位高僧，在一次法會上，同時講論十一種經論，成為講論最著的高僧。於是幾位僧人便請宗喀巴也同時講授多種經論。宗喀巴想了想說道“若稍勵力，或亦能之。”於是應允二十天以後，於初一日開講。
同時講解多種經論，並非一件容易之事，在講解過程中，各種經論互通互異，每講一種，須取多種之注釋，但又不能紊亂，這就需要對佛經有深入研究。宗喀巴在應允講授多種經論後，閉關作了認真准備。
消息很快傳了出去，各寺僧人聞訊爭相來聽，有些惟恐來不及趕到，紛紛寫來書信，請求將開講日期後延數日。
宗喀巴雖然沒有改換日程，但為照顧遠道後至的僧人們，他先講了四天諸經散論，直到第五天，才開始正式講授，那一天，他同時開講十五種經論，後又增至十七種，包括慈尊五論，中觀五論和集論、俱捨論、戒律、因明、入中、入行、四百論。
法會共進行了三個月，這對宗喀巴後來在噶當派基礎上創立格魯派奠定了基礎。從此以後，他又逐漸增加講論種類和內容，最多時一次同時講論二十九部大論，成為佛教法會史上絕無而僅有者。
從洪武十八年（385）宗喀巴受比丘戒以來，大約七年左右的時間，他已經完成了密法的學習，也就從這一年（洪武二十五年）起，三十六歲的宗喀巴開始收徒。開始是八大弟子，後增至十三人，又增到三十余人。他雖是游僧，卻總有數十名弟子相隨，逐漸成為一支在西藏佛教界頗有影響的勢力。這些弟子中最著名的是洪武二十九年（39）宗喀巴四十歲時收得的甲曹節。甲曹節當時已是後藏的名僧，他到前藏立宗辯論時聽到宗喀巴的名聲，不服氣，找上門來尋釁。這時宗喀巴正在為僧眾講經，甲曹節直闖了進來，連戴的帽子也不摘，徑直來到法座前。宗喀巴知道對方尋事，不與他相爭，從高座上下來，到小座坐下，繼續講論。甲曹節毫不在意地在高座坐了下來。但是隨著宗喀巴繼續講論，甲曹節聽著聽著，漸漸地感到不自在了。宗喀巴所講的經論，竟然都是他聞所未聞的，他不由肅然起敬，從高座上站起來，摘下僧帽，走到聽講眾僧徒之中。從此他便甘心從師宗喀巴，到宗喀巴死後，成為繼承其事業的最主要的弟子之一。
洪武三十年，宗喀巴在娘地的惹種寺創辦講經法會，調解了當地四個頭人的不合，宗教活動與政權統治的關系加強了。宗喀巴的傳教活動和宗教改2牙含章《達賴喇嘛傳》，第3頁。
法尊《宗喀巴大師傳》卷二，第二章《別明現世跡》第四節《受具及遍學密法》。革主張得到了西藏帕竹第悉明封灌頂國師札巴堅參的。建文元年秋天，內鄔宗本南喀桑布和桑樸寺堪布袞卻粗墀，請宗喀巴到布達拉為桑樸、第瓦巾、公塘、噶瓦棟、覺摩垅等寺院僧人數百人講經，這種集合各寺僧人來聽講經的事，以前是很少見的。這也說明宗喀巴在西藏政教界地位逐漸穩固，實行宗教改革的條件形成了。
建文三年（40）春天，宗喀巴與仁達瓦及賈喬貝桑會於囊孜頂寺，進行了教規整頓。寺中六百余名僧侶都被命“悔已往之違犯，防未來之過■。罪辨重輕，境分多寡，出罪必道名種，捨墮定離犯物。覆本意喜出罪作法，下至加持衣缽、房捨、臥具、漉水、觀蟲、折草、掘地，莫不一一如律而行”。當時的西藏因襲了元朝以來的政教合一體制，喇嘛僧侶生活極端腐化，他們與封建領主互相勾結，把持寺院，貪婪成性，淫蕩自恣，不僅酗酒耽食，而且納妻生子，甚至藉口修密宗之術，強取民女以供**，藉口法事之需，挖取活人心肝作為供品。人們對這種做法日益懷疑不滿，這對政教合一的體制十分不利，宗教改革已勢在必行。當時許多有名望的高僧，大都囿於原教派的教義，難於更改，正因為如此，宗教改革的任務便落到外來僧人身上，而宗喀巴便是其中最合適的人選。在帕竹第悉札巴堅參的下，宗喀巴以原噶當派教義為立說之本，進行了改革。
這一年宗喀巴回到熱振寺後開始撰寫《菩提道次第廣論》，於次年撰成全論，兩年後又作《密宗道次第廣論》三十卷，成為他所創建的格魯派的經典之作。
永樂五年（407），五十一歲的宗喀巴又來到前藏，居住於色拉卻頂。
這時名僧克主節也來到前藏，立十部論宗，游諸辯場。他參見了宗喀巴，被收為弟子。克主節後來成為宗喀巴最著名的兩大弟子之一，即班禪一世。第二年，宗喀巴在一個夜晚，趁眾人不覺察時，只帶了兩名弟子，來到喀山巖洞中閉關修行，他實際上是想尋個安靜去處完成自己宗教改革的理論。在那裡他著成“辯了不了義論”，定名為《善說藏》。但是他的名聲使他無法尋求清靜了，明成祖派遣的使臣找到他，帶來了皇帝的書信，要迎請他前往京師。這是給藏區宗教領袖的最高榮譽。宗喀巴卻不能離開，他的改革正處於關鍵時刻。他給明成祖寫了復信，指派弟子釋迦也失隨使臣而去。永樂七年（409）藏歷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宗喀巴在帕竹第悉明封闡化王札巴堅參下，在拉薩主持大祈願會，這是他一生宗教活動最光輝的時刻。全藏各教派前來參加大會的僧眾多達萬余人，趕來觀光的俗人則更有幾萬人。這個大會的成功使宗喀巴理所當然地成為整個西藏喇嘛教界的第一號人物。2王森《宗喀巴傳論》。
法尊《宗喀巴大師傳》卷三，第二章《別明現世事跡》第十一節《廣宏聖教》。於道泉《譯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紀事及宗喀巴復成祖書》。
2王森《宗喀巴傳論》。
第五節創立格魯派這次大會後，宗喀巴所創立的新噶當派（格魯派）也就開始形成了。
但是，直到這時為止，宗喀巴還沒有自己的寺院，要創建一個新的教派，首先必須有自己的寺院。大祈願會後不久，宗喀巴在帕竹集團貴族仁欽貝、仁欽倫布等的財力下，在拉薩東五十裡的旺古爾山創建了甘丹寺，這個寺院成為格魯派的主寺。
在宗喀巴創建新教派新寺院的同時，原來的噶當派則正感到沒有出路。
他們雖然寺院眾多，僧人雲集，但是組織渙散，缺乏有權威的大師。於是這一年歲末，宗喀巴作隱語詩，公開宣布直承噶當派創始人阿底峽之傳。他在詩中宣稱，永樂七年（409）十二月初三之夜，見到了文殊菩薩十九尊之曼陀羅。文殊手執瓶水，對宗喀巴說道“此瓶之水，是阿底峽住那哩當水邊時與文殊慈尊抉擇一身（法報化）二身（法色）法義和合之水。從阿底峽至今三百余年，未有所付，今當付汝也。”很明顯，既然阿底峽三派傳承法義全部授予宗喀巴，宗喀巴自然便成為了噶當派的領袖。其結果也只能是噶當派寺院逐漸改宗格魯派。
甘丹寺的建設由於帕竹貴族大力布施而進展極快，一年後便建起了七十余院，定基百余處。宗喀巴這時卻感到身體不適，他帶了數十名弟子去閉關“息災”。但他終於還是病倒了。永樂十年（42）十一月閉關修行時病情漸加重，最重時二十余日不能安眠，他自己也相信這是魔劫之至。直到永樂十二年（44）六月初五日宗喀巴始病體痊愈，這時他已經五十八歲。這一年多閉關養病並未影響到宗喀巴名聲日著。永樂十二年明成祖第二次派遣使臣迎請他入京，因而使他聲望更有所提高。遺憾的是這一次他因大病初愈，不勝勞累，又未能成行，他再次派弟子釋迦也失隨同使臣入京。這次入朝，《明史》中有所記述大慈法王，名釋迦也失，亦烏思藏僧稱為尚師者也。永樂中，既封二法王（按即大寶法王、大乘法王），其徒爭欲見天子邀恩寵，於是來者趾相接。釋迦也失亦以十二年入朝，禮亞大乘法王。明年命為妙覺圓通慈慧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賜之印誥。十四年辭歸，賜佛經、佛像、法仗、僧衣、綺帛、金銀器，且御制贊詞賜之，其徒益以為榮。釋迦也失在京師（南京）受封西天佛子大國師的同一年，宗喀巴受札巴堅參之請，在聞地的札希垛喀為丹薩替寺、節塘寺和烈伍棟僧官僧眾講經，並且為丹薩替寺京俄（闡化王札巴堅參胞弟，帕竹教派最高首領）授比丘戒。雖然明廷並未直接授予宗喀巴封號，但他作為明封西天佛子大國師之師，同時也是藏區最受推崇的至高無尚的宗教領袖。
宗喀巴的晚年是極其忙碌的。隨著格魯派勢力的不斷擴大，永樂十四年（4）宗喀巴命弟子絳央卻傑在拉薩西郊又建起一座新的寺院哲蚌寺，宗喀巴親臨其地，為寺院加持地基。兩年後，又命釋迦也失在拉薩北郊建立色拉寺。這兩座寺院與原建甘丹寺被稱為拉薩三大寺，奠定了黃教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法尊《宗喀巴大師傳》卷三，第二章《別明現世事跡》第十六節《根本道場》。《明史》卷三三一《大慈法王傳》。
永樂十七年（49）秋天，宗喀巴應徒眾之請，往朵垅溫泉沐浴。但他只是在那裡略濯其足便轉往哲蚌寺，為兩千多僧俗聽眾講論《菩提道次第》，他過去從來不傳此經於俗人的，這一次卻例外了。這是哲蚌寺修密法之殿竣工的日子，僧眾請宗喀巴講經以為開光。但是宗喀巴未及講完，便因故返回拉薩去了。不久，又受釋迦也失之請，往色拉寺講經。宗喀巴大約已經感到自己壽命不會長久，他是在勉力而為。不論何處之請，凡無二次者，他全都應許下來，他要利用自己不多的時間，去力爭多傳此教法。
直到這一年入冬後十月二十日，年邁多病的宗喀巴才回到甘丹寺，回到他自己的住室中，他感到安心了。
當天夜晚，宗喀巴病情發作。三天後，他留下遺囑魔童傳奇燃文，由達瑪仁欽繼承住持寺院事務。二十四日夜，重病中的宗喀巴仍在竭力修持，他要用佛家的絕對虔誠走完一生的最後一段路程。二十五日清晨，宗喀巴逝世，享年六十二歲。
第九章唐賽兒第一節救民於困厄的“佛母”
明永樂十八年（420），山東蒲台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這場發生於明成祖遷都北京前夕的起義，又在距離北京較近的山東一帶，給明初政治或多或少蒙上了一層陰影。這場在明初規模相對較大的農民起義的領導者，便是後來被民間演義為傳奇式的女英雄唐賽兒。
山東蒲台在元朝末年曾經是紅巾軍控制的地區，早在至正十七年（357）劉福通便派毛貴攻破膠州、萊州、益都、濱州等地，從此這一帶在紅巾軍控制下，明教也從此深入到民間，直到明初，明教作為一種民間傳播的秘密宗教，在當地保持了很大的影響。
唐賽兒從小生活在這樣一個民間宗教傳播的環境中，自幼便開始誦讀佛經，並以“佛母”自稱。她的丈夫林三，也是明教成員，而且很可能是當地明教的領導者，只是較早去世，於是當地明教的秘密傳播便由唐賽兒承擔起來。唐賽兒的傳教范圍不僅僅在蒲台，到她發動起義的前夕，除蒲台之外，益都、諸城、安州、莒州、即墨、壽光等州縣，都發展了大量教眾。一個傳奇色彩極濃的故事說，唐賽兒一次祭奠丈夫歸來時，在山麓見到石罅中露出一個石匣角，挖出來看，匣中有天書、寶劍等物，從此她便通曉法術，運用神劍，剪紙人馬作戰，完全成為了一個真正為教眾們所信奉的“佛母”。但這顯然只是唐賽兒為傳播明教的宣傳，而實際上她之所以能夠得到民眾的，是因為她能夠真正有助於那些失去生計的貧民。所以就連為明朝統治者歌功頌德的史家們在論及此事時，也不得不說唐賽兒“以其教施裡門間悉驗，細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物，隨所須以求運至”。因此，在百姓們的心目中，只有唐賽兒才是能夠救民於困厄的“佛母”，也就不足為怪了。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三《平山東盜》。
第二節山東饑荒與唐賽兒起義元朝末年，山東是紅巾軍與元朝軍隊爭奪最為激烈的地區，戰後的經濟破壞相當嚴重，明初雖然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但是直到洪武後期，對於流民的安置，生產的恢復，仍然一直是令朝廷感到困難的問題。太祖死後，燕王朱棣從北平（今北京）起兵奪位，發動了“靖難”之役。山東一帶又成為重要戰場，尚未完全恢復的生產重遭破壞。朱棣即位之初的山東一帶，大部分地區百姓困頓，商賈不通，滿目瘡痍。對於這種情況朝廷是十分清楚的，朱棣曾經說過“今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調理之，庶幾可安。不然，病將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2對於在“靖難”中“供給特勞”的北平及永平、保定一帶“順民”，朱棣奪位後還能夠想到給予一些特殊的優免，然而山東地區卻不在此列。所以永樂間，當山東饑民需要賑濟時，許多地方已是倉無儲粟，不得不“於近旁軍衛有司所儲給賑之”。
永樂四年（40），山東濟南府發生蝗旱災害。饑民中疫癘流行。同年青州府樂安等州一次上報的戶絕田地便多達七十一萬三千八百四十畝。（《明太宗實錄》卷五八，永樂四年八月己亥；卷六二，永樂四年十二月乙酉）永樂七年（409）朱棣開始准備對北元的北征，並且加快了對於北京的經營，於是地近京畿的山東又一次成為征發的主要地區。那些被征發挽運糧粟的民運戶得到的只是當年田租的優免。兩年以後，會通河工程開始，山東大批民戶應役，雖然免去了應役者的其他徭役和當年田租，但是對於處境維艱的農民來說，他們所需要的不僅是恩免，而且是賑濟。第二年春饑之後，當朝廷不得不給予山東饑民賑濟時，一次所需的賑濟糧便多達六十萬石，幾乎是永樂初年給予江南大水災後十余萬戶災民賑濟的四倍。事實上，永樂中幾次數額大的賑濟幾乎全都發生在山東。到永樂十二年（44），隨著朱棣第二次北征的准備，山東再次成為征發的對象。兩年後，根據官方統計的數字，山東與北京、河南的饑民共達百萬戶，數百萬人，饑民數字超過了當時全國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一，賑濟饑民的糧食一次超過一百萬石。可以說從元朝末年直到唐賽兒起義的前夕，山東幾乎一直未曾平定下來。
沉重的賦役和連年的災荒給山東地區民間宗教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尋找生路的農民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到了對宗教的信仰上面，唐賽兒所發展的教眾很快便多達數萬人，從而令地方官府感到畏懼與束手無策。
當時的山東右市政使儲埏是個歲貢出身的官吏，歷官年久，辦事老成。
他在洪武間曾游齊魯，深知這一帶民間宗教的傳播影響，也學了一些教中的訣語，自以為掌握了破教的辦法。永樂十一年（43）他任山東右布政使後，看到當地習教民風未息，加上連年災荒，民情洶洶，恐限制過嚴反而激起變亂，只得采取了撫綏的辦法。永樂十四年（4）的大規模賑濟，很可能便出於這種撫綏政策。
但是，撫綏賑濟所能夠解決的只是饑民的一時生計，卻無法改變山東的賦役負擔。所以沒有多久，唐賽兒部下的董彥杲、劉峻（一作俊）、賓鴻等率眾二干余人，占據益都卸石柵（一作棚）寨，以紅白旗為號，聲勢日盛。2《明太宗實錄》卷五三，永樂四年四月丁卯。
《明太宗實錄》卷十八，永樂元年三月甲午。
對此，山東布政司儲埏等人依然采取了鎮壓與撫綏並行的辦法。永樂十七年（49）由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鎮壓，結果被義軍擊潰，高鳳被殺。其後又遣莒州千戶孫恭前往招撫，但結果也被義軍拒絕，前往招撫的官軍也被殺掉。但是這些事件都被地方官員隱瞞未報，他們似乎還在寄希望於撫綏，但是實際上對於地方官府來說最令他們感到擔心的還不止是這二千余人的起義隊伍，而是山東各地的數萬名明教教眾，乃至更多的尋求生計的饑民。
關於唐賽兒起義的情況是由直隸沂州衛上報的，時間是在永樂十八年（420）二月初十日。這時候唐賽兒的教眾起事已經有幾個月時間了。盡管奏疏中說到起義教眾僅二千人，但是朝廷仍然不敢大意，山東畢竟是漕運的要道，是供給京師的基礎。朱棣一方面接受了高鳳失敗的教訓，同時也可能是出於對山東衛所的不信任，他決定派出安遠侯柳升和都指揮使劉忠率京軍前往鎮壓。
三月十三日，柳升率領的官軍到達益都，包圍了義軍的山寨。面對強敵，義軍采取了詐降之計，聲稱食盡無水，欲趨東門汲道。待到官軍放松警惕，義軍乘夜偷襲官軍軍營，殺都指揮劉忠，突圍而去。
這時唐賽兒的部下董彥杲已經率領義軍攻克莒州、即墨，並且包圍了安丘。據有些史書中的記述，當時攻打安丘的義軍多達萬人，成為這場起義的高潮。但是圍攻安丘的義軍卻在沒有防備的情況下遭到了備倭都指揮使衛青所率官軍的突然襲擊。安丘戰敗，使唐賽兒的義軍受到很大損失，無力再與力量強大的官軍作戰。不久，另一支義軍在諸城與官軍作戰中再次失利，起義被鎮壓了下去。
第三節唐賽兒失蹤之謎這場由民間宗教傳播多年而組織的起義，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被鎮壓下去，這就不能不引起人們的一些思考。在義軍占據山寨以至其後與官軍作戰的過程中，始終沒有看到過唐賽兒出現，但她卻被認定為這場起義的領導者。這很可能因為她始終只是保持著民間宗教領袖的身份，而董彥杲等人的聚眾山寨，則只是當時明教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一部分教眾的行為，而並非全體教眾在唐賽兒領導下的行為，所以只有兩千人參加了占據山寨的起事。待到義軍攻打安丘時，這場起義的影響已經達到了高潮，參加起事的人數也驟然增多。但是占據山寨也好，攻打安丘也好，唐賽兒作為當時的宗教領袖，都很可能並未直接參加，正因為是這樣的情況，所以起義的整個行動顯得缺乏統一領導指揮，更缺乏民間宗教背景下起義的嚴密組織特點。但是這場起義的秘密宗教的特色，在起義失敗後卻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起義被鎮壓的同月，朝廷下達了追捕唐賽兒的詔令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發為尼，或混**道士中，遂令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女道士，悉逮至京師詰。（《明太宗實錄》卷二二三，永樂十八年三月戊戌）
兩個月後，一無所獲的朱棣將追捕的范圍擴大到了全國上懲妖婦唐賽兒通經扇亂，遂命在外有司，凡軍民婦女出家為尼及道姑者，悉送京師。（《明太宗實錄》卷二二五，永樂十八年五月丁丑）
因這兩道命令而遭逮捕的婦女不下幾萬人，成為當時事佛婦女的一大厄難。但是唐賽兒卻始終未能捕獲。而關於唐賽兒的傳聞卻愈發神奇了起來。既而捕得之，將伏法，恬然不懼，裸而縛之詣市，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鈕系足，俄皆自解脫，竟遁去。（祝允明《野記》卷二）
獲賽兒暨劉峻等男婦百余人。賽兒坐檻車，語解者曰“今死矣！
幸畀我一杯水以止渴。”護解者哀之，不知其詐，比水至，而賽兒遽遁矣。（《存硯樓二集》卷二四《秦五公傳》）
在這些記述中，唐賽兒成為了一個通曉妖術的“妖婦”，但許多人把她當作了一個傳奇的英雄人物。明朝人大都對唐賽兒未被捕獲而感到驚異，認為她一定會有神人相助。這所謂的神人相助，其實便是民間宗教力量的體現。中國歷史上的極端封建專制統治，一向以強大嚴密而著稱，但是在那些信仰著依靠民間宗教精神改變命運的民眾面前，卻虛弱無用到了這樣的地步，一切官府、巡檢司、關隘、軍隊乃至特務機構，都無濟於事。唐賽兒的下落永遠是一個謎，她謎一般消失在民間。
第十章明仁宗第一節仁厚之君永樂二十二年（424）秋七月，明成祖病逝於北征回師途中的榆木川。
皇太子朱高熾繼承皇位，是為明仁宗。這一年他四十七歲。
八月十五日，一個不同尋常的中秋節。隆重的登極大典在北京紫禁城中舉行。因身體過胖而步履艱難的朱高熾，在人攙扶下登上了奉天殿寶座。略顯疲憊的神色掩飾不住一絲成功的興奮，在監國多年之後，他終於登上了皇位。但他依然是那麼仁厚謙和。他讓一名太監出來，傳旨鴻臚寺，免去了原已安排好的百官表賀之儀。文武百官入殿行過五拜三叩頭禮之後，便往承天門外，依照文東武西的儀制分列，等候著開讀《登極詔》。
朕惟上天生民爰立之君主，仁育兆庶，鹹底於太和，御統華夷，同躋於熙皞。詔書開首不外這類慣用的溢美之辭，但是群臣卻感到一種孕於無形的變化。這固然因為詔書中明確改革了永樂朝的諸項“弊政”“罷西洋寶船、迤西市馬及雲南交阯采辦。”同時這也是出於他們對朱高熾本人的了解。肅穆靜聽這作為施政宣言的《登極詔》，仿佛在群臣面前展開了一幅治世藍圖。這位生性仁厚的新皇帝，要用仁政來統馭“華夷”了。”
“仁政”對於明初的士大夫們來說，實在有些顯得陌生。自從明太祖朱元璋登極稱帝，實行的便是“嚴猛之治”。那些曾將功臣宿將誅殺殆盡的大案冤獄，人們還當記憶猶新。明太祖死後，建文帝朱允炆登極，這位近於懦弱的青年皇帝也曾想實施“仁治”，但卻被燕王朱棣發動的奪位戰爭所替代。當朱棣從朱允炆手中奪得皇位之後，那些追求“仁政”的士大夫們遭到了空前殘酷的迫害，恐怖政治代替了理想中的“仁政”。
出生於洪武十一年（378）的朱高熾，幾乎親眼目睹了這一切，而他本人的坎坷經歷更加使他感到了“仁治”的可貴。洪武二十八年（395），作為燕王長子的朱高熾被冊立為燕世子。這時已是明太祖的晚年。太祖死後，燕王起兵奪位，與父親性格迥異的朱高熾也被卷進了這場戰爭之中。
朱高熾雖然生性仁厚，卻並不懦弱。他奉命居守北平（今北京），曾經抵擋住朝廷方面數十萬大軍的進攻。雖然上有母親徐氏，下有道衍（姚廣孝）、顧成等人相助，但僅以萬人堅守孤城，也確實不易，可見其絕非庸懦之輩。史書中說朱高熾“善拊士卒”，而且擅射好學，“發無不中”2，頗有些文武兼才的味道。但是朱棣卻不大喜歡他。朝廷方面曾想利用他們父子間的矛盾，致函給朱高熾。朱高熾不啟封，命人徑送給朱棣，使朝廷離間之計落空。朱高熾的胞弟朱高煦則是個悍勇無賴之徒。朱棣起兵奪位，他一直隨同在軍中作戰。白溝河、東昌諸戰役中，他拼死狠斗，史書中說他“成祖屢瀕於危而轉敗為攻者，高煦力為多”。朱棣認為朱高煦勇武之氣像自己，危急《明仁宗實錄》卷一上。
《明史》卷八《仁宗紀》。
2《明史》卷八《仁宗紀》。
《明史》卷一一八《漢王朱高煦傳》。
之中，得其出力，心裡自然喜歡，相比之下，便不大喜歡朱高熾身上的仁儒之氣，有時竟會撫著朱高煦的肩鼓勵道“勉之，世子多病。”2朱高煦自然也便會意，這是許他日後為嫡的暗示。
2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第二節奪嫡之爭待到燕師攻入南京，朱棣從侄兒朱允炆手中奪得皇位後，真的要考慮選立太子的時候，卻又有些拿不定主意了。他因此沒有立即冊立太子。君臣對此多有覺察，於是紛紛上言，請求建儲。不少勳臣貴戚都立朱高煦為太子，理由不外其“靖難有功”，文臣則大都朱高熾，其代表人物是兵部尚書金忠和內閣學士解縉。金忠在朱棣面前列舉歷代立嫡故事，勸他冊立嫡長子朱高熾。朱棣再去問解縉，解縉說“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朱棣聽罷低頭不語，解縉知道朱棣平素最喜愛長孫朱瞻基，於是頓首道“好聖孫。”3朱棣終於點了點頭。實際上這些文臣們所堅持的還不僅是立嫡長的舊制，更重要的還是他們對皇帝的選擇。文臣們渴望一個像朱高熾那樣“好學問，從儒臣講論不輟”4的仁君。
文臣們不失時機地朱高熾，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據說一天朱棣命諸臣為一幅《虎彪圖》題詩。解縉看到圖中大虎與小虎，作諷諭詩吟道“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隆平侯張信是勳臣中為數不多的明確朱高熾的一個代表人物。朱棣曾直接向他談到欲立朱高煦為太子。張信怫然道“事干天常，豈易為耶？”2因此激怒朱棣，被砍傷牙齒。
迫於壓力，朱棣不得不於永樂二年（404）四月初四正式冊立朱高熾為太子，同一天，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被封為漢王和趙王。然而這場立儲之爭卻並未因此結束，不僅漢王朱高煦一直圖謀奪嫡，趙王朱高燧也在宦官黃儼等人下暗中活動，而在這場立儲之爭中的受害者主要還是那些太子朱高熾的文臣們。
冊立太子後，朱棣便不願再有人議論此事。解縉是個恃才自傲少有顧忌的人，看到漢王朱高煦有奪嫡陰謀而寵遇日隆，忍不住進諫道“是啟爭也，不可。”3一下戳到朱棣痛處，大罵解縉“離間骨肉”。朱高煦恨透了解縉，也趁機譖告解縉洩露禁中密語，於是解縉成為了這場奪嫡之爭中的第一個犧牲品。
事情發生在太子朱高熾第一次監國期間。永樂七年（409），朱棣前往北京籌備北征事宜，朱高熾留南京監國。所謂監國，就是代理皇帝問政。但是對於朱高熾來說，這實在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他根本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圖去處理政務，因為與其說這次監國是朱棣對他的培養鍛煉，不如說是對他的考驗。
永樂八年，解縉已被貶官交阯（今越南北部）布政司參議，入京奏事，恰值朱棣前往北京，於是入見過監國的太子後便離京南去。朱高煦抓住這個機會奏告解縉“伺上外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朱棣果然大怒，3《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
4《明史》卷八《仁宗紀》。
陳沂《畜德錄》。
2陳沂《畜德錄》。
3《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
《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
將解縉下獄。這個立儲之爭中的大案牽連到大理寺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暘，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李至剛等人。少詹事鄒濟也因此積憂成疾，不久病死。李貫、朱紘、蕭引高、高得暘先後瘐死獄中，解縉在關押五年後被處死。
永樂十二年（44），朱棣北征回師，監國的太子朱高熾遣使迎駕稍遲，朱高煦再次乘機進譖，結果東宮官屬幾乎全部入獄。其中黃淮、楊溥等人系獄達十年之久，直到朱高熾登極，才被釋出獄。
文臣們在這場立儲之爭中受禍匪淺，而他們也確實起到了保護太子的作用。永樂九年（4），朱棣回師南京時，曾向閣臣楊士奇詢問太子的情況。“太子孝敬。”楊士奇抓住了朱高熾最突出的優點，這也是朱棣對其唯一滿意之處，朱高煦等無法與之相比。朱棣於是讓他再說具體些。
“凡有事宗廟，祭物祭器皆親閱。”楊士奇舉例說道“去年將時享（祭祀），頭風作（感冒），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蒞祭。’左右請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遍體，勿藥病自愈。”2永樂十五年（47），梁潛、周冕等人侍從太子朱高熾監國南京，當時有個姓陳的千戶因擅取民財被謫貶交阯，後又念其軍功，改為輸粟貸罪。宦官黃儼謀立趙王，於是誣告“上所謫罪人，太子曲宥。”朱棣一怒之下，殺掉陳千戶，將梁潛、周冕下獄，不久也一同處死。刑前朱棣曾親自訊問過梁潛，明知事情真相，並對近臣楊榮、呂震說過“事豈由潛！”但仍行肆戮，顯然是出於對太子的責怪。牽連於此案中的還有徐善述、王汝玉、馬京等人。事後朱棣命胡■出巡江、浙、湖、湘諸府，實際上是讓他去監視太子朱高熾。臨行前密諭道“人言東宮多失，南京可多住幾日，試觀如何。”2胡■果然到南京住下不走。楊士奇對此有所懷疑，直截了當促其亟行。胡■以“冬衣未完”為辭，掩飾過去。待他離南京行至安慶，才將有關太子的情況寫成密報，疏奏太子監國七事，稱太子誠敬孝謹，朱棣看到後才決心不再易儲。
十多年後，當年幼的明英宗登極時，仁宗的皇後張氏已是太皇太後。她在便殿中召楊士奇、楊榮、楊溥、張輔和胡■等人，讓他們同心協力，輔佐幼帝。她又特別對楊溥說道“先帝每念卿忠，屢形愁歎，不謂今日復得見卿。”楊溥伏地而泣，太皇太後也忍不住落下淚來，左右皆悲愴無言。史書中記“蓋先是永樂中，上巡幸北京，太子居守，以讒故，官僚大臣輒下詔獄，陳善、解縉相繼死，而溥及黃淮一系十年。仁宗每與後言，輒慘然泣下，以故太皇太後為言。”3《明史》卷一五二《梁潛傳》，並參見黃雲眉《明史考證》同傳。
2郎瑛《七修類稿》卷十二《仁宗立》。
第三節九個月的仁宗之治朱高熾與文臣們這種不同尋常的關系與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他登極後的政策。
朱高熾與建文帝朱允炆同屬朱明建國後的第三代。他們既不同於祖父朱元璋，也不同於他們的父輩朱標、朱棣，他們在君主獨裁和統治集團內相對民主化的選擇中，更傾向於後者。
朱高熾即位後所推行的仁治，實質上就是一種寬松政治。這也正代表了當時文人士大夫們的利益與追求。
早在洪武時代，當時作為皇太孫的朱允炆和作為燕世子的朱高熾這堂兄弟身上便已明顯表現了這種趨勢。太祖最初讓太子朱標省決章奏，朱標對刑獄多有減省。朱標死後，皇太孫處理此類事務，更加寬大，“嘗請於太祖，遍孝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條，天下莫不頌德焉”。幾乎與之同時，燕世子朱高熾與秦、晉、周諸世子受命分閱軍士，朱高熾歸來最晚，問其緣故，回答說“旦寒甚，俟朝食而後閱，故後。”2當他奉命分閱章奏時，只取那些關切於軍民利病的內容上奏，有些章奏中出現文字謬誤，則不予挑剔上聞。太祖閱讀時發現，指著那些謬誤之處問“兒忽之耶？”朱高熾回答道“不敢忽，顧小過不足瀆天聽。”再問他“堯、湯時水旱，百姓奚恃？”回答說“恃聖人有恤民之政。”3恤民之政者，仁政耳。這堂兄弟二人，何其相似乃爾。他們在推行仁政方面，也同樣不順利。朱高熾僅僅登極一年，便不幸病故，他們推行仁政計劃均未及展開。
嚴格算來，朱高熾在位時間尚不足九個月。短短九個月，他能做些什麼而使後世頌之為一代治世呢？
除去在他登極詔中所說的罷西洋寶船，停止迤西市馬和雲南、交阯采辦外，他還施行了一系列善政以及致治的措施。多年監國豐富了他的政治經驗，他在監國時無法推行的政治主張如今能夠付諸實施了。
朱高熾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對那些儒臣委以重任。
夏原吉被釋放復官，他是因為反對永樂十九年（42）的北征而入獄的。系獄多年的黃淮、楊溥也被釋出獄，黃淮被授官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被授官翰林學士。楊士奇被授官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寺卿，金幼孜為戶部侍郎，均兼大學士如故。
這一切都是在朱高熾即位後三天之內完成的。足見其對此早已有所考慮了。
這一年九月，即朱高熾即位的第二個月，吏部尚書蹇義及內閣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都得賜“繩愆糾繆”銀章，“諭以協心贊務，凡有缺失當言者，用印密封以聞。”此時的楊士奇、楊榮等人已經兼職侍郎、太常卿，不再僅僅以翰林入直內閣，地位發生明顯變化。十一月，夏原吉也得賜“繩愆糾繆”銀章。一個以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和內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明史》卷四《恭閔帝傳》。
2《明史》卷八《仁宗紀》。
3《明史》卷八《仁宗紀》。
《明史》卷八《仁宗紀》。
金幼孜等人為核心的文臣執政班子基本形成了。這個班子在洪熙、宣德兩朝起了相當重大的作用，這便是儒臣治國。
朱高熾即位後的另一驚人之舉是為建文遺臣平反。所謂建文遺臣，指的是那些忠於建文帝朱允炆，不肯迎附燕王朱棣的官員，這實際上是圍繞在建文帝朱允炆身邊的文臣集團。他們在朱棣奪位後遭到亙古未見的迫害屠殺，並被榜列為“奸臣”。
如果認為朱高熾身邊的文臣集團是朱棣扶植起來的新的集團，而與建文朝臣無關的話，顯然不符合事實。且不說夏原吉這樣的建文要臣曾險些名列“奸黨”，便是當初迎附的諸臣，對於自己同僚那觸目驚心的慘禍，也實難無動於衷。
朱棣在對建文遺臣及親屬追治殺戮十余年後，於永樂十一年（43）“敕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但這只是稍有緩和而已，追治“奸黨”並未停止。永樂十四年（4）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奔母喪自江西還朝，朱棣向他詢問地方上的情況，問到“百姓安居”時，胡廣說道“安。但郡縣窮治建文時奸黨，株及支親，為民厲。”2朱棣聽後，傳旨停止追治“奸黨”。不過實際上此後依然經常發生與所謂“奸黨”相關的株連，沒有人敢出來為建文遺臣們講話。第一個出來為建文遺臣講話的就是朱高熾。
“方孝孺輩皆忠臣。”3朱高熾曾不止一次對廷臣這樣談及建文遺臣。史書上看不到當時諸臣的言論，但在這一年十一月，這種寬宥終於以正式詔書下發了。朱高熾在御札中寫道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並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凡前為言事失當謫充軍者，亦宥為民。這雖然是寫給禮部尚書呂震的御札，但是作為一個重大歷史問題的重新定論，朱高熾不可能不征求近臣之議。到十二月初二，“上聞建文奸臣齊、黃等外親全調戍邊者，有田在鄉，悉荒廢。令兵部每家存一丁於戍所，余放歸為民。”2仁宗之所以能夠聞知建文諸臣外親的情況，顯然有人向他談及。此即史書所稱，永樂末詔禮部尚書呂震，盡赦諸臣家屬，給還田產，“於是稍稍有敢言建文時事者。”3這裡所說的“永樂末”，系指成祖死後，仁宗即位尚未改元洪熙之時，並非成祖晚年。雖然還在口口聲聲稱之為“奸臣”，但個中的變化，人人都已感覺到了。
登極之初的幾個月，就這樣在忙碌中匆匆而過，轉瞬便是洪熙元年（425）正月。正月初一，改元的正旦大朝，朱高熾御奉天門受朝，但不舉樂，以示孝儉。然後是敕內外群臣修舉職業，再後是建弘文閣，命儒臣入直，楊溥掌閣事。朱高熾親手把印授給楊溥，對他說道“朕命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即有建白，封識以進。”4與此同時，加黃淮兼李贄《續藏書》卷五《遜國名臣記》。
2《明史》卷一四七《胡廣傳》。
3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明仁宗實錄》卷四上，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壬申。
2《明仁宗實錄》卷五上，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癸卯。
3錢士升《皇明表忠記》卷首。
4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官少保戶部尚書，楊士奇兼兵部尚書，金幼孜兼禮部尚書，都再次得以晉官。朱高熾按照既定的方針一步步地前進，不久發生了這樣兩件事。
兵部尚書李慶因考慮民間養牧官馬蕃育，分送軍伍後尚余數千匹，於是奏請“令朝覲官領之，太僕苑馬，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楊士奇認為這有悖於求賢養士的原則，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此名於天下，“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李慶對楊士奇的反對感到忿然，不肯采納。朱高熾起初答應罷止，但此後便無消息。次日上朝，楊士奇又言及此事。朱高熾答曰“偶忘之。”過了些時候，朱高熾在思善閣召見了楊士奇，對他說道“內批豈真忘之！朕聞呂震、李慶等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為眾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說罷，取出一份奏章，是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的上疏，讓楊士奇以此為題草敕罷止官員養馬。“陛下知臣，臣不孤矣。”楊士奇頓首說道。“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呂震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2朱高熾對楊士奇表示了最大的信賴。
其實朱高熾這個評語有欠公允。李慶其人“清介有執”為列卿之良者。3呂震雖為人“佞諛傾險”，但“有精力，能強記，才足以濟其為人”4。凡有事陳奏，千端萬緒，背誦如流。據說有一次他隨成祖北征，見沙磧中立有一碑，與諸從臣讀過。一年後，成祖與諸臣語及此碑，欲派人往錄。呂震稱無須遣使，當即筆書全文。事後成祖命人拓來碑文相對，無一字脫誤。這樣的才干確是難能可貴。
顯而易見，李慶、呂震均屬於干吏之列，而不同於那種典型的儒臣。干吏乃治世中必不可缺者，紛雜事務主要依賴於他們。不久發生的弋謙言事之事，更說明李慶亦頗識大體。
弋謙是永樂朝的御史，因言事忤旨，貶為知縣，又被免官歸鄉。朱高熾即位後，知道他是骨鯁敢諫之士，召授大理少卿。但不久弋謙便又因直言，詞語太激召致朱高熾的不快。呂震、吳中、吳廷用、虞謙等人紛紛彈劾弋謙“誣罔”。都御史劉觀讓眾御史合疏糾劾弋謙。一時間形成眾臣聲討的局面。大臣中只有李慶和夏原吉一無所言。
朱高熾召見楊士奇等人詢及此事。楊士奇勸道“謙不諳大體，然心感超擢恩，欲圖報耳。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優容之。”
弋謙因此沒有獲罪，但朱高熾每見到他，總是詞色甚厲。楊士奇看在眼裡，找機會進諫道“陛下詔求直言，謙言不當，觸怒。外廷悚惕，以言為戒。今四方朝覲之臣皆集闕下，見謙如此，將謂陛下能容直言。”
“此固朕不能容，亦呂震輩迎合，以益朕過，自今當置之。”朱高熾像是明白了點。傳旨免去弋謙每日朝見，讓他專門管理大理寺事。
事情似乎就這樣過去了，但朱高熾很快便感到言事的人愈來愈少了。他再次召來楊士奇，說道“朕怒謙矯激過實耳。朝臣遂月余無言。爾語諸臣，白朕心。”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2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3《明史》卷一五○“贊曰”。
4《明史》卷一五一《呂震傳》。
楊士奇卻認為此事不應由自己轉達。“臣空言不足信，乞親降璽書。”朱高熾於是在榻前寫下了一份引過自責的敕書。
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政務之繁，殆難獨理，是以數詔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即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聽納。言之而當，即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譴。群臣所共知也。間大理寺少卿弋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概之於心，而群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賣直，請置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今謙就職，但兌朝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為默默歟？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可言，而為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為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文武解（群）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掠其嘉謀猷，凡於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乃政令有未當者，鹹直言之，勿以前事為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議，弋謙朝參如故。說是自責，其實也是一種自詡，朱高熾力圖使自己保持一個仁德聖明皇帝的形象。他認為自己在這方面是當之無愧的。也正因為如此，有時過激的否定上言，便會招致他無法遏制的惱怒。中年多病，又使他一改寬謹的性格而時常顯得躁怒。他雖以自責求直言，只是在表示君主的大度。可是偏偏會有一兩個迂腐的儒臣不識時務，終於導致了第二次直言事件。
這一年五月，翰林院侍讀李時勉再次上疏言事，他以過激的言詞批評朱高熾“土木遂興，重勞民力”，用宦官“折辱郡縣，棰楚小民”。“大孝尚未終，正宮尚未冊”便選取侍女，驚動遠近，“恐乖風化之原”。如今天下並非大安，“飛蝗蔽天，民食寡乏”，不能像太祖高皇帝那樣未嘗見日而臨朝，“或旭日已旦，朝儀方肅”。非勤政之君。並引程子之言，勸朱高熾加深涵養，務正學，求帝王經世之要、古人治亂之由，除逸樂無益之事、佛老異端之說。疏入，朱高熾勃然大怒，將李時勉召到便殿質問，李時勉卻倔強不屈。
朱高熾命武士用金瓜撲打，李時勉被打折三根肋骨，曳出後險些喪命。罰他為交阯道御史，每天問一囚犯，上言一事，三天後逮入錦衣衛獄。
經過這場風波，朱高熾也氣得病倒了，他臨終前對身邊的夏原吉說“時勉廷辱我。”2說罷忿然不可遏，當天夜裡病發而死。短短九個月的帝位就這樣結束了。盡管他在位時的一些事情的結果似乎有悖於仁治之道，但後人卻給予了他過高評價，所謂“在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使天假之年，涵濡休養，德化之盛，豈不與文、景比隆哉”。這雖然只是假設，但卻不曾有人提出異議。因為朱高熾確實在推行一套治世的計劃，只不過未及展開。而明朝政治脫離君主獨裁的軌道，真正形成文官治國制度，這一切到宣宗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明史》卷一六四《弋謙傳》。
《明仁宗實錄》卷八上，洪熙元年三月辛未。
夏燮《明通鑒》卷十八，仁宗洪熙元年五月。
2《明史》卷一六三《李時勉傳》。
第十一章明宣宗仁宗朱高熾的治國，不到一年時間便因突然病故而結束。這給明初守成治國的過程帶來了一些必然的變化，本來很可能出現的“洪熙之治”，卻不得不延長到了宣德時代。
第一節宣德初政宣宗朱瞻基（398—435）登極之初，立足未穩的文官政治面臨著一次考驗。朱瞻基酷似其祖父朱棣，而且從他少年時起，便得到了朱棣特殊的寵愛和培養。
永樂七年（409）春天，朱棣奪位後第一次返回舊藩北京，年僅十二三歲的朱瞻基即受命從行。次年朱棣親自率師北征，朱瞻基又受命留守北京，儼然有些監國的樣子。永樂九年（4），朱瞻基被立為皇太孫，從而確立了他的儲君地位。
朱棣對於這個長孫確是獨有所鍾。永樂十一年（43）的端午節宮中射柳時，朱瞻基也再次給祖父臉上增了不少光彩。他不僅屢射屢中，而且當祖父當眾說了上聯“萬方玉帛風雲會”時，便立即叩頭對道“一統山河日月明。”他既有著祖父的英武，又具備了父親的睿智，難怪朱棣每每對人說“此他日太平天子也。”2所謂的“太平天子”，絕非仁宗那樣的仁德之君，他對仁宗那種儒生氣甚至感到厭惡，因此幾乎釀成漢王奪嫡。在這關頭倒是朱瞻基幫了父親的忙。他對叔父覬覦儲位的企圖，從來都是針鋒相對。一次謁陵途中，當時身為太子的朱高熾因身體肥胖，行走不便，靠著兩名內侍攙扶，還是滑了一跤。漢王朱高煦在旁說道“前人把滑，後人知警。”話音未落，身後有人應道“更有後人知警。”3說這話的便是皇太孫朱瞻基，漢王高煦不由回顧失色。朱瞻基並未把勇悍善斗的叔父放在眼裡。永樂十二年（44），成祖第二次親自率師北征時，朱瞻基便隨同出征了。在忽蘭忽失溫激戰中，他在宦官李謙引導下追敵至九龍口，遭到瓦剌騎兵圍攻，幾乎發生危險。在朱瞻基成長過程中，不僅有寵愛與驕縱，同時也有鍛煉與拼爭。這一切當然都出自成祖的安排，他一心想把皇太孫培養成同自己一樣的追求文治武功的開拓之君。
洪熙元年（425）五月，明仁宗突然病故時，太子朱瞻基還在南京，他是因為南京屢次發生地震而受命前往居守的。六月中，得到仁宗病故的消息，朱瞻基火速趕回北京。漢王朱高煦本來圖謀於途中設伏邀擊，因為朱瞻基行動迅速而未得逞。他們叔侄之間的斗爭從此便真正拉開了序幕。
這場斗爭給文官們幫了不小的忙。漢王朱高煦所依靠的是當初參與“靖難”的軍人集團。這種歷史造成的結果使得朱瞻基從登極之初便不得不去依靠當初仁宗身邊的一批文臣。
歷史有時往往就這樣巧妙而奇特，這一切都仿佛在重現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幕，那時候是朱棣依靠軍人集團從侄兒朱允炆手中奪得皇位，此刻輪到了漢王朱高煦和侄兒朱瞻基。朱高煦終於決心仿效父親來第二次“靖難”。朱瞻基是洪熙元年（425）六月登極的。七月，朱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這實際上是對朝廷的試探。盡管所陳並非如意，朱瞻基還是曲徇其意，付有司施行。
“永樂中，皇祖常諭皇考及朕，謂此叔有異志，宜備之。然皇考待之極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補遺》卷一《宣宗擊射》。
2《明史》卷九《宣宗紀》。
3葉盛《水東日記》卷七《後人把滑》。
厚。如今日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朱瞻基顧謂群臣的這番話不無弦外之音，既有警示，亦有安撫。但身處局內的朱高煦卻毫無所悟。
次年改元宣德，正月裡漢王朱高煦派人入京進獻元宵燈。有人告訴朱瞻基“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瞰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為名。”2朱瞻基對此豈無所知，他不過采取後發制人之策，表面上推誠以待而靜觀其變。他在這方面的克制力達到了令人驚歎的程度。漢王府索要駱駝，立即與之四十，索馬與之百二十，還有袍服等等，皆遂其意。這些做法與朱瞻基性格頗有些不符，顯然是他周圍文臣們起了作用。一個比較成熟的文官集團已經在永樂、洪熙乃至宣德三朝皇帝身邊逐漸形成了。
朱高煦的准備則極不順利。八月初，他命親信枚青秘密入京，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結果反被張輔執送朝廷。再約山東都指揮使靳榮於濟南反叛相應，又被山東布、按二司官覺察預防，謀不得發。朝中舊功臣既無人內應，地方官員又不肯從亂，朱高煦陷於孤立之中。在樂安家中居喪的御史李浚，得知朱高煦相招，連忙換裝改名，間道入京告變。
倘若朱高煦稍有頭腦，他應該明顯感覺到形勢對於自己的不利，但他卻不顧一切地舉起了反叛的旗幟。八月初一，朱高煦在樂安授官命將，建立五軍。五天後，便遣百戶陳剛入京進疏，並且致書諸公侯大臣，指斥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給文臣誥敕封贈，並指夏原吉等為“奸臣”，終於重演“靖難”舊劇。
直到這時候朱瞻基才臨朝宣布命將出征，他確實做到了仁至義盡。起初決定派陽武侯薛祿將兵征討，但是第二天夜裡召集群臣計議時，大學士楊榮卻提出了反對意見。
“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他一句話把人們引到了二十多年前那場奪位的災難之中。“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2楊榮十分明確地提出要朱瞻基親征。朱瞻基沒有說話，沉默片刻後，他用征詢的眼光看了看夏原吉。“往事可鑒，不可失也。”3夏原吉猜到了皇帝的心思，“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色變，臨事可知矣。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策善。”4楊榮和夏原吉都親身經歷了二十多年前的那場“靖難”之役。盡管此刻與當初形勢截然不同，他們還是希望萬無一失，而惟恐重現那幕歷史慘劇。這也代表了大多數文臣的主張。
文臣們的勸說使朱瞻基終於下定了親征的決心。武臣中的張輔曾經主動請命出征，應該說這也是武臣所必表之態。這場斗爭最終是以朱瞻基親征與朱高煦的失敗宣告結束。這是仁宗之治的勝利，也是文臣治國的勝利。師還，楊榮以決策功，受到賞賜，得賜銀章五，褒獎甚至。夏原吉也被賚予加等，得賜閽者三人。另一位內閣大學士楊士奇則因在這次出征時反對襲執趙王，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2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2《明史》卷一四八《楊榮傳》。
3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4《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傳》。
使朱瞻基得到保全叔父之名，徹底孤立了漢王朱高煦，楊士奇因此更得到信用及賞賜。
仁宗身邊那批有為的文官，重又聚集於朱瞻基的周圍並為其所倚靠。
這一年十月，曾因氣死仁宗而入獄的翰林侍讀李時勉被復官。史書記述了這有趣的一幕。
當時有人對朱瞻基說起李時勉得罪先帝的情況，朱瞻基不由大怒，命令使者“縛以來，朕親鞫，必殺之。”使者去後，他愈想愈氣，又令王指揮前去將李時勉綁赴西市斬首，不必入見。王指揮出端西旁門時，使者正巧帶李時勉由端東門入，沒有碰上。朱瞻基見到李時勉，罵道“爾小臣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李時勉叩頭道“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聽了這兩件事，朱瞻基怒氣稍解。李時勉說了六事便說不下去了。讓他接著說完，他回答說“臣惶懼不能悉記。”這時朱瞻基已怒氣全消。“是第難言耳。草安在？”他甚至想再看一遍那份疏草。“焚之矣。”李時勉答道。朱瞻基不由歎息一番，在他的心目中，李時勉已經完全是一位忠臣了。等到王指揮去獄中提人不到回來復命時，李時勉已冠帶立於階前。李時勉的復職表現了朱瞻基的寬容大度。李時她雖然不屬於當時文官集團中的代表人物，但卻是當時較有影響的儒臣，朱瞻基的做法自然會得到文臣的普遍歡迎。
四個月以後，有五名文臣在文華殿得到皇帝賜予的范銀圖書。他們是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蹇義得到的是“忠厚寬弘”，夏原吉為“含弘貞靖”，楊士奇“清方貞靖”，楊榮“方正剛直”，胡■“清和恭靖”。後來又有一位內閣學士楊溥。這便是史稱的“蹇、夏”、“三楊”。這是一個十分難得的經歷了長期政務鍛煉的文官群體。蹇義掌吏部，夏原吉掌戶部，“三楊”掌內閣，胡■掌禮部。他們在繼承和推行洪熙、宣德兩朝仁政方面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這也便是“宣德之治”的基礎。
永樂後期，由於皇權專制過於強化以及成祖本人不顧客觀條件，一意孤行，好大喜功所造成的各種社會問題，在仁宗短暫的一年間根本無法解決，這任務也便落到宣宗頭上。當時主要問題是財政的困難。北征、遷都、營建、下西洋寶船、朝貢使臣的接待以及安南內屬後的交阯布政使司，這一切都花費了大量資財。為了這樣龐大的支出，只有加重賦役征輸，結果又造成對生產的破壞，社會進入了一種惡性循環狀態之中。
仁宗即位後，停止了北征、營建和西洋寶船。這些緊縮開支的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宣宗即位後，在解決了漢王對皇位的威脅後，繼續推行了這種緊縮開支的政策。其最重大的舉動便是放棄交阯。
自永樂五年（407）安南內屬改設為交阯布政使司後，幾乎沒有過一天平靜。出征安南的明軍撤離僅一年，當地便發生了動亂。永樂六年（408）八月，簡定、鄧悉、阮帥等出攻盤灘、鹹子關，扼三江府往來之路，慈廉、威蠻、上洪、大堂、應平、石室諸州縣皆起響應。當地明軍鎮壓不力，只得調發雲、貴、川三都司及成都三護衛軍，由西平侯沐晟掛征夷將軍印率師征討。但是同年十二月，沐晟兵敗生厥江，參贊軍務的兵部尚書劉俊突圍不成，自經而死，交阯都司呂毅、參政劉顯同時戰死。次年二月，成祖只得再次啟用當初平定安南的主帥張輔。十一月，張輔擒獲簡定報捷，隨後即受命班師。當時成祖正著力於北征，交阯不再成為重點。因此當退據乂安的陳季擴派人入朝求封時，成祖援例詔陳季擴為交阯布政使，並分授其部屬都指揮、參政、副使等官。這與陳季擴求封安南國王的願望大相徑庭，結果一紙詔書反而成為交阯新戰亂的導火線。永樂九年（4），成祖不得不第三次命張輔率軍前往交阯。張輔到達交阯後，形勢開始發生變化，明軍逐漸控制了局面，但是陳季擴仍然堅持了兩年多，直至永樂十二年（44）初，阮帥被擒，陳季擴敗退老撾，於蒙冊被明軍俘獲，交阯重新平定。
成祖憑藉武力征服對交阯進行的統治，很難穩定持久。永樂十六年（48）正月，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起兵於蘭山，交阯再次動亂起來。史書往往將交阯的動亂原因歸咎於官吏的苛政和宦官馬騏的過失。當初甚至成祖也曾這樣認為，因此在鎮壓之後，他便注意實行撫綏安輯。但是，不管是武力還是撫治，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直到成祖病故，交阯的動亂始終未曾平息。
征服安南是成祖決策的一大失誤，他自己也明明知道經營的重點應放在北方，卻沒有決心從交阯撤足。永樂十四年（4）以後，他已決定北遷國都，對交阯更無暇顧及，只能被動維持，交阯成為明朝的一大包袱。
當這個包袱落到仁宗身上的時候，他曾經進一步采取撫綏之策，甚至授予黎利清化知府，但是仍然毫無作用，黎利拒絕受官，交阯戰事再起。所以到洪熙元年（425）二月，朝廷只好命榮昌伯陳智為征彝副將軍，征討黎利。這種反復撫綏、征剿，征剿、撫綏，沒有任何解決問題的希望，也不知何時是個盡頭。對此幾乎人人皆知，卻無一人敢於出來進言。當初解縉因為反對用兵交阯觸怒成祖而被讒殺，人們記憶猶新。
陳智出征失利的敗報送到朝中時，已經是宣德元年（42）。朱瞻基只好再命成山侯王通佩印出征，而與此同時，他似乎已經開始重新考慮如何處理交阯問題了。
最先知道皇帝心思的是內閣大學士楊士奇和楊榮。宣宗諭旨督責陳智等人兵敗的第二天，便在文華殿中秘密召見了二楊。“昨諭榮昌伯等敕已行，朕有一言，獨與卿二人知之。”宣宗略帶含混地說道“昔在南京，皇考曾與朕言‘太祖定天下，安南最先歸化。黎氏篡陳，法所必討，求陳氏之後不得，故郡縣其地。若陳氏尚有後，立之，猶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靜。’此語藏之朕心未嘗忘。”
“永樂三年初征黎賊，凡誥敕皆臣等親承面命。聖志惓惓，在於興滅繼絕。”二楊回答得可謂婉轉得體，放棄交阯，復立安南，不僅是太祖、仁宗之心，也是成祖的惓惓聖志。
“其時朕雖髫年，尚記一二聖語，亦如卿等所言。”宣宗立即表示附合，“卿二人意與朕合，三二年內，朕必行之。”這次談話便是宣宗放棄交阯的前奏。這次談話後不久，一天退罷朝，宣宗又在文華殿召見了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四人。他首次直接談到了放棄交阯“太祖皇帝祖訓有雲‘四方諸彝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力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吾子孫毋倚富強要戰功。’後因黎氏弒主虐民，太宗皇帝有吊伐之師，蓋興滅繼絕盛心也。而陳氏子孫為季犛殺戮已盡，不得已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自是以來，交阯無歲不用兵，皇考念之，深為惻然。昨遣將出師，朕及復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為何如？”這一次又談到了《祖訓》，可見宣宗確實反復考慮了，因為他不僅要說服群臣，而且要首先說服自己。但是對於蹇義和夏原吉來說，這實在太突然了，他們一時還無法接受這一現實。
“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於一旦，臣等以為非是。”這大約並未出乎宣宗意料，他看了看楊士奇和楊榮，問道“卿兩人雲何？”“交阯，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為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珠崖反，發兵擊之，賈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行仁義，況陛下父母天下，與此豺豕較得失耶！”2宣宗點了點頭。這番對話目的在於說服蹇、夏二人。像放棄交阯這樣的大事必須得到蹇、夏為首的主要大臣的，這當然還需要時間。但是事情發展得比宣宗預料要快些，就在宣德二年（427）即發生了王通與黎利私下立壇為盟之事。王通初至交阯，曾大敗黎利，但不久黎利勢力復興，朝廷再命安遠侯柳升、黔國公沐晟調軍征討。柳升勇而寡謀，沐晟怯而無能。明軍於倒馬坡中伏，沐晟坐視不救，柳升全軍覆沒。王通得知柳升敗報，更無心再戰，遂與黎利立壇為盟，宣布退師。
十月，黎利遣使入朝上表，而這次上表人的名義卻不是黎利，而是一個所謂的安南國王陳氏三世嫡孫陳暠。陳表中寫道安南國先臣陳日煃三世嫡孫陳暠惶恐頓首上言，曩被賊臣黎季犛父子篡國，弒戮臣族殆盡，臣暠奔竄老撾，以延殘息，今二十年。近者國人聞臣尚在，逼臣還國。眾雲天兵初平黎賊，即有詔旨訪求王子陳立之，一時訪求未得，乃建郡縣。今皆欲臣陳情請命，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表中所言頗令人感到蹊蹺。宣宗看過後，交給英國公張輔。
“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張輔是當年平定安南的主帥，自然依舊主戰，“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2蹇義、夏原吉張輔建議，反對放棄交阯。自永樂中黎利反叛朝廷，二十年間未聞有陳氏後人之說，此時突然冒出陳暠，當然是黎利詭妄之談，但是楊士奇和楊榮卻寧願以假作真，趁機放棄交阯。
“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勤之以兵，臣不忍聞。”
談到了國家狀況及其當務之策“且求立陳氏後者，太宗（成祖）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叛亂相尋，至深廑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便。漢棄珠崖，前史榮之，安在為示弱乎？”這是二楊與宣宗多次談話的總結，是考慮已久的計劃，宣宗認為沒有必要再作討論。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第二天，向群臣出示交阯奏表的同時，宣布息兵養民，放棄交阯。
明宣宗終於邁出了這艱難而關鍵的一步，經過仁宗、宣宗兩代人的努力，明朝開始擺脫了開國以來，特別是永樂以來形成的種種財賦重負，真正走上了息兵養民的道路。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2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2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第二節寬松與務實宣德三年（428）暮春三月，明宣宗在宮苑中召見了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八位要臣，但這並非議政，而是一欽賜的春游。群臣們隨從宣宗乘馬登山周覽，又泛舟於太液池水之上，望著四周一片盎然春色，君臣們賦詩賡和，融融之意，似乎也如這春色一般，由儒臣們的心頭延展開去。上有勵精圖治之君，下有同心輔政之臣，一片祥和寬松，使人感到太平盛世之將臨，同時人們也不得不對宣宗的治民方針感到驚異。像放棄交阯這樣的大事，天下多有辱沒之感，他卻在楊士奇、楊榮等人下辦到了。史書中說“自交阯內屬者二十余年，前後用兵數十萬，饋餉至百余萬，轉輸之費不預焉。至是棄去，官吏軍民還者八萬六千余人，其陷於賊及為賊所殺者不可勝計。天下舉疾通（王通）棄地殃民，而上不怒也。”2這在太祖、成祖時是不可想象的，而仁宗又似乏此膽量。宣宗之所以能夠放棄交阯，顯然是放棄了那種專制君主的尊嚴，轉而追求一種安定太平和官民的稱頌，這一棄一求，也就成為宣德中寬松政治的基點。如果將其與仁宗的仁治相比較的話，宣德之治在文官治國制度上比洪熙時更為突出，政出內閣已經成為無法改變的現實。
宣德五年（430）的清明節，宣宗奉皇太後謁祭了天壽山的長、獻二陵。這位年輕的皇帝沒有乘坐御輦，他英姿勃勃地騎在馬上，親自為皇太後的鳳輦開道。這一次人們都瞻仰到了皇帝的風采。經過清河橋的時候，宣宗又下馬為太後扶輦，道路兩旁跪滿了黎民百姓，叩拜山呼，聲震郊野。太後望著宣宗說道“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這種現實中的說教，更容易打動宣宗的心，他切實感到了安民的重要。謁陵返回途中，他饒有興致地來到田間，向春耕的農夫詢問起稼穡之事，並且取過犁來試著推了幾下。盡管只是幾下，宣宗卻已經感到十分吃力了。他回顧侍臣們說道“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恆言勞苦莫如農，信矣。”2這件事對宣宗的觸動頗大，回宮後他再次對身邊大臣談及此事“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之艱難，吏治之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3宣宗果然將與農人的談話記錄成文，題名曰《耕夫記》。
庚戌春暮，謁二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不輟以休，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朕聞其言，嘉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睹，惟知賈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於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遷去久矣。蓋至於今民思2夏燮《明通鑒》卷十九，宣宗宣德二年十二月。
《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誠孝張皇後傳》。
2余繼登《典故紀聞》卷十。
3余繼登《典故紀聞》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