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美麗和林解放，已經有很多年沒有一起出來逛街、買東西、辦事情了，但是辦離婚手續和辦結婚手續一樣，是必須兩個人一同在場的。早晨從家裡出來的時候，林解放開著車，康美麗坐在副駕駛的位置。發動汽車的時候，林解放探詢似的看了她一眼，那意思是問：非如此不可？但康美麗並沒有理會，只是在他們並排走進婚姻登記處大樓的時候，她感覺到了一剎那的恍然，很多年前出雙入對的情形電閃般地亮了一下，隨即又消失了。辦完手續出來的時候，她的腳步有些沉重，她胳膊上挎著的包裡，那印著領袖語錄的紅色塑料皮的結婚證現在已經換成了綠皮的離婚證，坐在裡面辦手續的時候她還是堅定的，而這會兒她卻在心裡問自己：真的非如此不可嗎？像平時一樣，她聽到林解放說，「我去公司了。」但她內心的感覺卻完全不一樣了。她緩慢地走著，腳步異常沉重，心裡空蕩蕩的。
非如此不可？無論是被迫還是主動，都應該被細加掂量，即便做不到深思熟慮，也不能出於衝動而決斷。離婚的念頭是在一瞬間從康美麗腦子裡蹦出來的，離婚的決定是否就是一時衝動？因雕像的意外發現所喚起的遙遠記憶，見到雕像時所產生的奇特的身體快感，以及由此而來的紛亂的夢魘對她的折磨，都只是她的身體與觀念的衝突，內心深處的掙扎帶來的結果就是不再接受林解放的身體，但她仍然可以深藏著這個秘密讓自己留在婚姻裡面。在夫妻關係中，無論是事實上的身體走私還是幻象與觀念的身體走私，都不必然導致離婚。也就是說，離婚在這種狀況裡並不是「非如此不可」的事情，康美麗只要自己有力量把這個秘密守住即可。但是接下來的消息，突破了康美麗內心裡的道德邊界，雖然只是幻象與意念的而非真實的身體走私，但那對像從陶純變成了林解放的父親也就是她的公公的時候，和林解放的婚姻關係就已經成了她的身心都無法承受的一個刀刃，無論她是否有力量與勇氣，都得死死的把守住內心的秘密並且即刻做出離婚的決定。康美麗不是一個能夠做到若無其事渾然不覺的女人，所以，非如此不可！
「被迫」「主動」地逃離婚姻，卻不能說出真實的原因，這就是康美麗的處境。即便是現在已經逃到了婚姻之外，她仍然得守著內心裡的秘密，腳步沉重地走在路上。
09
陶純的一生，似乎都和逃跑脫不了干係。
少年時代，陶純從一心想讓他學習經商繼承家業的父親那裡逃到了上海學習藝術。因為參加進步********被追捕，又從上海逃回了家鄉。那時候母親已經為他訂下了一門親事，因為父親的病逝，母親就把早先訂下的那個女孩子接過門來「成孝」，陶純一回到家鄉，母親就軟硬兼施地逼他完婚。陶純迫於無奈，只好答應結婚，但是陶純覺得他自己根本不可能和一個毫無感情可言的陌生女人生活，於是在新婚之夜，連洞房都沒進就從家裡逃出來去了成都。他打算在成都繼續自己的藝術學業，然而社會動盪民不聊生的國統區，並不是一個進步青年學術藝術的地方，於是他又隻身北上，從成都逃到了延安。
逃和跑，是陶純青少年時代的生活主調，中間的二十來年似乎安定平靜，但是進入中年以後，他又陷入了無盡的逃跑之中。
1966年入冬，還在住院治病的陶純，感覺到了氣氛的異樣。好心的醫生為了保護他，怕他的身體經受不住無休止的批鬥，建議他轉院到北京去治療，以便躲過暫時的政治運動。在北京的醫院裡，陶純很快就感覺到了政治中心的不安定，他跟醫生假稱是要回單位參加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卻悄悄地潛回古城郊區他自己的陶藝工作室。這裡是他為了創作和研究陶藝技法而設的一個工作間，知道的人很少，他以為避居鄉村是會安全的，誰知沒過多久，就被紅衛兵發現了，他預感到形勢不妙。前來批鬥他的那一撥學生們走了之後，有一天夜裡，他偷偷地回城打探情況，才聽說藝術研究院的院長已經被關起來了，研究院裡到處都貼著大字報，他自己的門上也貼滿了，他看到有一個標題是「無論陶純逃到哪裡，也要把他揪出來」，而且他的名字上被打著紅叉，他預感到後面可能會有更大的風暴。他不敢多做停留，連夜回到了鄉下的工作間。
那時候陶純正在做那個女裸體的雕像，他知道留給他的時間可能不多了，很快就會有人來揪他回去，所以他沒日沒夜地在工作。配料、和泥、做坯、塑形，投入創作的陶純，在那些日子似乎忘記了世事也忘記了自己，像個瘋子一樣的忙著。當他的作品經過窯變而成為一件讓他自己也感到吃驚的美人的時候，抑制不住的狂喜讓他嗷嗷嗷地叫了起來。他看了又看，摸了又摸，他甚至試圖抱著她跳舞。他決定回到鎮子裡，他要買點酒菜自己慶祝一番。就在他獨自在喜悅中深深醉去的那個晚上，一場前所未有的暴雨開始了。連續七天七夜的暴雨剛剛停下，他就迫不及待地從鎮子裡跑向他的工作間。但是，他再也找不到它們了，他的工作間，他的窯場，他的作品，它們全都消失了。在暴雨中垮塌的土崖把它埋掉了，他的眼前是望不到頭的漫漫黃泥，他連一點痕跡的找不到了。他嘶喊著，發瘋一般在漫漫無邊的黃泥地上狂奔起來……
自此，陶純變成了傳說，後來的消息撲朔迷離。
一說是陶純在古城北郊的一片菜地裡被尋找他的造反派抓住了，當時他正躺在菜農的庵棚裡，蓬頭垢面，臉有菜色，不省人事；一說是在西郊的小火車站，陶純試圖混上一趟開往成都的火車時被揪回來了。但是不久，他就從關他的牛棚裡消失了。多年之後，有人說他在大巴山區跟著一個和尚輾轉於鄉間寺廟以朔泥胎維生，又有人說是在鄉間做了游醫；還有人說是在陝南的一個小縣城裡給人畫像；更有人說在川陝交界的某一個小鎮上常年會看到一個瘋子，那人很像是陶純……以後就不知所終了。
在林茵搜集到的關於陶純的資料中，有一本沒有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藝術家詞典》，其中關於陶純的詞條這樣寫道：陶純，1927年生於四川某縣，先後在上海、成都等地學習西方繪畫、雕塑和陶瓷藝術，並參加進步********。抗日戰爭後期進入延安，從事美術教育和美術活動，新中國成立之後，在古城藝術研究院專注於陶瓷藝術的研究與創作。通過對陶瓷的工藝與材料的革新，融合西方雕塑藝術與中國陶瓷藝術，其陶瓷作品獨具藝術魅力。文革中遭遇批判與迫害，抄家中作品全部被毀，致精神分裂，失蹤。卒年不詳。（作品不存而人亦不知所終，尚需要繼續補充資料；或可另設一目，列為藝術史上的失蹤者？——《詞典》作者注）
逃避，逃跑，逃亡，逃逸。然後，成為一個缺席者：一個不在場但卻參與活動的人。在這本關於身體的故事裡，陶純正是這樣的一個缺席者。他早已失蹤，但卻無處不在；這樣的逃跑，或者可以被理解為對藝術宿命的另一種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