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知道這個小鎮的名字如果翻譯成漢語，應該叫「渥好思」還是「威德豪斯」？我對這小鎮有太多的懷想，總想讓她有一個富於詩意的漢名。我猜想，最初把佛羅倫薩譯做翡冷翠，把悉尼譯做雪梨的人肯定是對這兩個城市寄托了更多的浪漫。我選擇在這裡落腳很偶然。起初是聽一位朋友說這裡新開了一個免稅區，裡面的東西大多是從中國來，既便宜又實用，商店裡還有很多中國女孩，說著漢語應酬顧客，偶爾淺笑著跟你說國內流行的段子，於是就來找一找感覺。掃興的是，一到免稅區外就看見了兩個類似移民局官員似的人在那兒轉悠，我於是趕快溜之大吉。那時候我的身份還沒解決，看見任何一個警察之類的人都會心驚膽戰。在美國，你會更加體會到恩格斯關於自由的論述是多麼精闢，「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很抱歉，現在我沒法告訴你出處了。它是我從父親的一本小冊子裡看到的。父親用紅鉛筆把它圈起來，下面加了注重號，把它當作送給青年朋友的座右銘。這是他離休後到各個學校去作報告時經常引用的經典名句。
父親年輕時崇拜裴多菲，他說那時他對自由的認識其實很膚淺，是恩格斯這句名言給了他啟發，讓他對自由的認識有了一次飛躍。「自由不是為所欲為，想怎麼就怎麼。自由是對現實的認識和適應。」——這就是父親對恩氏名言的詮釋，是他對自己一生經歷的感悟。）這個國家的自由，靠的是浩如煙海的法律管出來的。像我們這樣從農耕時代走來、沒受過太多法律約束的人，沒有律師，在這兒簡直就是沒頭蒼蠅，不知道哪兒是玻璃哪兒是牆（他們的法律真叫庸人自擾，還不如我們的人治省事。誰是領導，說句話得了，何必這麼麻煩）。這樣就來到了Wildhorse。這小鎮的名字一下子觸動了我。按字意理解，它是「野馬」的意思。當年父親在「留學歐美預備班」（那是「河南大學」的前身，後來是「河南大學」的一個班）讀書的時候，我二舅林春生就經常叫他豪斯（horse），雖然從八歲起，我就不再姓馬（現在我在移民局登記的名字是曾安），然而我是馬家的後代，這是毋庸置疑的。馬家人遇到了野馬鎮，而且還碰到了一個河南老鄉——他一開口說話，我就說，你是南陽人吧！想想看，難道這小鎮不是和我有緣？
張公（他本名叫張祚榮），是從台灣過來的，他也是先來黑著，過了將近十年見不得天日的日子，才弄到「指標」，得以「轉綠」，又過了將近十年，考試了幾次，才「轉正」成美國人。比我當年做知青從磨坊井招工到東風廠，受的煎熬多多了。在海外漂泊過的人，對人生都看得更透徹，待人也更敦厚。看我帶著提琴，他說，你喜歡音樂？帶你去個地兒，聽聽這兒的音樂。他帶我去的酒吧，正是我進入美國後一直夢寐以求的地方。沒想到在這兒能聽到最地道的藍調民謠。於是我給自己起了一個英文名字布魯斯·曾，這像是摹仿李小龍。我不知道李小龍緣何叫布魯斯，我的「布魯斯」是藍調的意思，我最崇拜的音樂！最適合我的音樂！它是這個小鎮送給我的最寶貴的禮物。
我在東風廠宣傳隊的時候，很多宣傳節目都是用我們家鄉的大調曲子、三弦書來表演，我對我們鄉土的民歌、曲藝、小調非常熟悉，後來我從東風廠調入群眾藝術館（這要托小吳的福。是母親讓我和吳方結了婚，我才從山裡調回到母親身邊。現在小吳當然有理由怨恨我，我則真的沒臉向她表示一點歉意。——我利用了她，還讓她為我生了一個孩子，後來卻把她甩了），主要任務就是收集整理地方民歌。像那首有名的河南民歌《編花籃》，就是由南陽民謠《九蓮燈》改編的。我把我帶來的大調曲子、三弦書、旱船調這些南陽民謠放給張公聽。「新春佳——節喜盈盈嗯哼——」那樣奇突跳宕的音程把我們鄉音的華美、婉轉、起伏、悠揚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的境界，八角鼓撲稜稜地響，夾雜著銅錢的嘩啦啦的聲音，張公感動得如癡如醉，不斷拉出手絹來擦眼窩。
這座小鎮所以牽動我的情感，還因為它那僻靜的彎彎的小街讓我想起故鄉的縣城，我曾經在那裡生活的那座臨街的小樓。在明朗的月夜，坐在張公家後廊的椅子裡，能望見一條閃光如帶的河在黑沉沉的田野裡流淌。平靜，安詳，含情脈脈，就像我故鄉的河。當張公告訴我它就是科羅拉多的時候，我簡直不敢相信，如此溫婉的河水竟能創造出大峽谷那樣震撼人心的景觀。月夜裡的科羅拉多，就如曾經給我初戀、初吻的女孩，純淨、清新、自然，流動著蓬勃的活力。她扣動著我和張公無限的鄉愁，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父親、母親，想起了我娘。
想起我的兒子（不管吳方是否原諒我，不管在兒子面前她把我說得如何壞，不管兒子是否恨我，我還是情不自禁地思念那個可愛的臉龐、調皮的眼睛、機靈的身影）。我拿出那個「磚頭」錄放機（它是我在中央音樂學院進修時買的，雖然笨了些，可它是我的第一個錄音設備，我一直把它當作寶貝），把幾個親人的講述播放給張公聽。現在我非常慶幸，在那個暑假突發奇想，對娘說，要不，你把從前的事兒講給我聽聽，我給你錄一錄。其實那時父親和娘都還不算很老，還不到錄音傳舊的年紀。這些錄音我並沒從國內帶過來，是前不久母親寄來的。她還替我錄製了此後的一些段落。當時我在想，母親為什麼會想起把這些磁帶寄過來？又過了些日子，收到她的來信，我才知道，父親不在了。母親把這些磁帶寄過來，也許是為了表達對父親的哀思吧？
父親的身體很好，六十七歲，年齡也不算大，為什麼會突然去世呢？父親的晚年心情開朗，和藹謙恭，除了作報告，還經常練書法，每到一處，難免被人索要墨寶，常把「曾經滄海難為水」、「澹泊寧靜」、「厚德載物」這樣的句子書贈別人，他還會有什麼不平之氣呢？
聽這些磁帶和我的解說，成為張公每天晚上的最大樂事。他聽得很入神，偶爾還會插上幾聲歎息。那時候的人，就是這樣過來的呀。我到台灣的時候，才十八歲！當時我從老家古渡橋（它離你們縣城四十五里）鄉下到鞏縣山溝裡的一個兵工廠（我想像和我曾經待過的東風廠差不多吧？）去投靠我三叔學手藝，後來隨著兵工廠一直南遷，一直……一直……連做夢也沒想到最後落到這兒來了。華人在外面受欺負啊，能發財的生意都讓鬼佬們做了，你只能開個中餐館呀什麼的，轉眼一輩子就過去了。
本來我沒打算把父母一代人的恩怨情仇公諸於世。這畢竟是我的家族隱私，是我的家庭秘史。可是我也正在一天天老去，身在大洋彼岸，想要保留家族歷史的願望愈來愈強烈。我想在書前寫上：謹以此書，獻給我的父親、母親和……這顯得很褊狹。其實我不過是在獻給自己，讓自己在述說中得到安慰，平撫一下我對家人、對故土的歉疚和思念。
至於我為什麼出來？我是怎樣出來的？當然有一段驚心動魄的故事，只是現在我還不想告訴你。等我更老一些吧。到那時也許我會再寫一本書。但願那時候你還不怎麼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