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說說我那個『省』的情況吧：三峽區域地處大巴山和武陵山脈腹地，江漢平原的邊緣地帶，85％的面積是山區和丘陵，是標準的老少邊窮地區。30個縣（市）中24個是國家級貧困縣（市），每年拿國家財政補貼3個多億。我這裡有筆賬：三峽區域1984年人均工業產值僅510元，居全國第25位，農業人均產值228元，居全國第28位。尤其嚴重的是全三峽區內有30％到40％的農民還處在不能溫飽的地步。相當多的農村人均年收入在100元以下。農民趙壽合一家，只有一口爛鐵鍋和一隻爛木箱，作價不過5塊錢，這是一個農民家庭的全部財產啊，同志們！」
李伯寧說到這裡已經激動得有些不能自控了，「同志們哪，你們知道我在三峽庫區看到我們的人民是在怎樣一種情形下生活嗎？」這時，只見他從口袋裡掏出厚厚的一份材料，前幾頁李伯寧刷刷刷地翻過了，然後在其中的一頁上停下，「以彭水縣為例，1984年該縣農村人均收入在80元以下的有43500多戶、21萬人，分別佔全縣總戶數和總人口的39.7％和43％。因家庭貧困找不到對象的30歲至40歲的未婚男子達4300多人。該縣有個小廠鄉，全鄉總收入人均50元至100元，有70％的農民欠國家貸款，30％的農戶人跟牲口同居一室或者住在巖洞裡，50％的人冬天無棉衣，30％的戶無棉被。有的冬天來了只能鑽在玉米皮中過夜……同志們哪！這些都是我親眼所見哪！同志們！」
此時的會場上靜得能聽見李伯寧這位年近七旬的老部長的心跳聲。
「再說說三峽地區由於地質和生態環境原因造成的地方病給百姓們帶來的苦難情況，」李伯寧將材料又刷刷刷地快速往後翻了幾頁，繼續說道，「在三峽庫區已發現的地方病有慢性氟中毒、血絲蟲病、鉤蟲病、血吸蟲病、甲狀腺腫大、克山病等9種，其中以慢性氟中毒、甲狀腺腫大、血絲蟲和克山病最為嚴重。仍以彭水縣為例，該縣因地方病造成的癱瘓者達1000多人，他們生活不能自理，多半是『床上挖個孔，床下放只桶，吃飯要人喂，解便不用手』，屎尿都在床上。農民劉煥雲一家8口，7人得了氟中毒。女兒劉明碧今年15歲，身高只有85厘米，腳呈畸形，背彎頸硬，頭不能左右擺動。孩子只要一見生人，就哭喊著救救她……那情景誰見了誰都會流淚。同志們哪！這就是我們三峽地區人民的生活狀況！整個庫區僅地方病患者就達100萬人之多！他們為什麼這麼窮？為什麼有病得不到治療？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裡的經濟上不去，幾十年沒啥變化。可這兒的人民和各級政府也都努力了，但就是因為三峽工程從20世紀50年代一直到現在總說上上上，就是不上！國家無法在這兒投入，解放30多年，三峽庫區的投資人均不到80元！這能幹什麼？能富得起來嗎？同志們！」
李伯寧赤子般的聲聲疾呼，像串串響雷，久久迴盪在金色大廳裡……
參加會議的省委書記們啞口默然，他們都因李伯寧第一手材料所反映的情況而震驚。田紀雲等中央領導同志得知李伯寧在會議上有個發言，也紛紛過來聆聽。
李伯寧干其他事一身粗氣，但為參加這次會議他做了充分細緻的準備工作，為了有說服力，他事先特意製作了一盤從三峽庫區拍攝的錄像帶，叫做《三峽在呼喚》，播放給代表們看，並且通過各種渠道給幾十位中央領導每人送了一份。這盤現場錄製的帶子，是李伯寧走了三峽庫區幾個月的最重要的收穫，他自己錄製編輯，親自撰稿寫詞。
《三峽在呼喚》在中央領導們中間產生了強烈的衝擊波。時任國務委員的陳俊生同志感慨萬千地說：「真是不看不知道，看了觸目驚心，睡不著覺。」
國家副主席王震當即讓秘書告訴李伯寧：「我是《三峽在呼喚》的熱烈擁護者。」
「看了《三峽在呼喚》，我睡不著覺啊！」老將軍在給鄧小平、胡耀邦等領導的信中感慨萬千。
李伯寧的「三峽在呼喚」這一吼，著實讓中國的高層領導者感到上不上三峽工程已遠非是個工程問題、技術問題，也非資金問題，它關係到幾千萬人民生存與發展的根本問題。
自從中央和鄧小平著意想給三峽工程上馬增加一些熱度以來，圍繞三峽上與不上的爭議也隨之熱浪滾滾。
每每此時，李伯寧是最著急的一個人。他絕不是擔心自己這個「三峽省」省長的位子泡湯，而是著急能給國家經濟騰飛、能使三峽區域人民脫貧的偉大工程要泡湯。
李伯寧的心思連同自己的政治前途一起押在了三峽庫區的人民身上，押在了三峽移民身上。
「不錯，我是因三峽移民而當上三峽省籌備組組長的。既然這是為三峽移民肩負起重任，我不為移民們著想，還要我做什麼呢？」十幾年後的今天，李伯寧依然如此說。
1985年，在三峽工程還是連個影子都沒有的時候，我們的「三峽省省長」卻幹得正起勁。他在自己的一首詩中這樣抒發著當時的情懷：
魂牽夢繞系三峽，
風風火火貶與誇。
有幸古稀不近視，
拼將餘暉獻中華。
喜盼三斗彩虹出，
願作小草綠太陽。
有關部門早期對三峽移民確定的方針是「就地後靠，就近安置」。如前所言，三峽庫區多為峽江丘陵地帶，移民們原先住的地方都是一些沿江的好地方，土地比較肥沃，宜於種植，也容易解決基本的生計問題。而三峽大壩蓄水後，原來百姓們住的地方都淹了，後靠的概念就是水庫淹沒線下面的百姓往後面地勢高的山上靠。恰恰往後靠的山嶺山地都是未開發的，能不能開發都難說。所以「就地後靠，就地安置」首先帶來的問題是那些地方適宜不適宜移民們生存。
著名的「李伯寧工程」便是在這種情況和問題下誕生的。
「就地後靠，靠到哪兒去？自然是要靠到有地種有果樹植的地方！沒地種、沒果樹植的地方，不是讓移民們挨餓嘛！那樣就談不上『就地安置』！」1986年，李伯寧來到湖北秭歸的李家坡。在這裡他代表國家給該村投下了14萬元作為移民「後靠」開發試點。當地農民從幾公里遠的地方背來石子砌成坎子，又從更遠的地方運來泥土填窩子，更是用汗珠子在荒地上改造出了水平梯田159畝。後來農民們又在這些梯田里種上了柑橘樹。農民們高興極了：他們依靠國家的支持，每畝投入僅1636元，在第二年第三年就全部收回本錢，之後每年柑橘畝產收入都在幾千元甚至超萬元。
「李家坡的經驗說明了什麼？說明了今天的三峽移民不能光靠國家給點補償費就完事了，只有開發性移民才是出路，才能解決過去移民遷得出安不住家的老大難問題！我們一定要在『就地後靠，就地安置』後面再加幾個字：『開發性移民』，這才是我們三峽移民的原則方向！」李伯寧對李家坡的成功經驗給予了高度肯定，並迅速在庫區移民工作會議上向其他地區大力推廣。
李家坡從此在三峽庫區名聲大震。這個三峽移民試點村的成功經驗，如星星之火，點燃了三峽開發性移民的燎原烽火。李鵬、朱鎔基等國家領導人多次到過李家坡，「李伯寧工程」也就這樣傳開了。
千萬別小看了「開發性移民」這五個字，它包含的積極意義絕不是我們非從事移民工作的人所能理解得了的。
它的全部意義是：既要「移」，更要「安」，讓移民們能遷得出，安得住，逐步能致富。這是多麼富有時代特色的實踐活動啊！
新灘。長江三峽北岸的一個小鎮，這個在縣級地圖上也不易找到的地名，卻在長江三峽一帶有很高的名聲，幾乎無人不曉。新灘的名聲是與它所處的險要地段有關。它處於著名的兵書寶劍峽，上距秭歸舊縣城15公里，下距已建的葛洲壩和正在建設的三峽工程壩址分別為70公里和26公里。它是萬里長江最令人生畏的江段，又是川江航道的咽喉險灘，由上中下三灘組成，僅一公里的江面落差就達10米。遙相對望的南岸是赩色的鍵子崖，北岸是懸崖峭壁，臨江屹立，三灘對峙，緊扼川江。早有《歸州志》稱：「楚蜀諸灘，首險新灘。」據當地人介紹，別看新灘在長江三峽如此險要地段上，險得連猿猴都不敢鳴，但它卻是峽江上一直比較富裕和繁榮的地方。為什麼？就因為它險，過往船隻到此一般都不敢貿然前進，所以便在江岸停靠。久而久之，這兒有了商店和客棧。本地人利用險灘，吃著險灘，因為他們熟悉兵書寶劍峽的險情，所以過往的船老闆們都請當地人引航，收入自然豐足。新灘人靠灘吃灘，卻也飽受另一種災難的懲罰，那就是它的滑坡之險。據地質考察，新灘整個地段是塊巨大無比的斷裂滑坡岩層，隨時可能發生天崩地裂。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一場滑坡災難降臨，新灘鎮「人畜所剩無幾」，就連這地段的江面也斷流整整82天，這是大江歷史上最恥辱的記錄。新灘新灘，就是因為幾乎過百年就要來一次徹底的消亡和重建，這個險灘因而也總是推「陳」出「新」。
新灘的險情自古被歷朝歷代所重視。新中國成立後，新灘的險情幾次呈上毛主席周總理的案頭。
1985年，就在李伯寧視察三峽不幾日，新灘來了一次「隆重」的「歡迎」：
6月8日，新灘人突然感覺腳下的大地出現「扭動」。不好，災神又來了！新灘人萬分緊張。當地政府立即動員百姓撤離，省政府的命令通過無線電傳遍了全鎮每個角落，可是百姓們不肯走。「我活了68歲沒離開過這個家，這房子是祖上傳下來的，我不走！」楊啟中老漢抱著門檻死活不走。
李伯寧得知此事後，命令部隊：「傳我的命令：所有拒絕撤離的人，不管是誰，統統都給我拖出來！」
部隊和民警迅速出動，終於連拖帶拉地把不願走的人全部強行地帶上了車，楊啟中老漢和眾人在哭喊聲中離開了新灘。
等全鎮1371人全部撤出，5分鐘後，即6月10日凌晨4時15分，六七萬方巖土由山頂直瀉而下，掀開了震驚世界的長江又一次斷流的序幕。
山體在滑動，房屋在墜毀，整個新灘鎮已經到了可以用肉眼看出的速度向幾百米之下的滔滔長江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