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老夫子辦事持重、老成，卻特別欣賞青春活潑的賀怡，像大哥哥一樣關心、幫助她。那時，賀怡的父母因留居青原山不安全，被黨組織安排在一個村鎮擺小攤子維持生活。劉士奇得知後，囑咐特委後勤人員給予周濟，並多次前往看望二老。在一次特委會上，他提出，特委缺一名文書，可叫國文功底紮實的賀煥文擔任。
此議一出，立即遭到反對，有人提出：賀煥文出身不好，成份不好，政治上不可靠……
賀怡的父親賀煥文，祖籍江西永新縣煙閣鄉黃竹嶺村，世代務農，到了他祖父這一輩，成了永新旺族，家產豐厚，買下了二百來畝茶林和二十畝土地。家中富裕起來，賀煥文就上了私塾，成了讀書人。
那時，花錢可以買官。賀煥文捐了個舉人，當過安福縣縣長。但事與願違，他官運不通，當縣長時間不長，便被罷免，折身回到永新，在永新街門當了個「刑門師爺」，不久被一場官司牽連，啷當入獄。為贖他出獄，家產幾乎賣盡，從此家道中落。
出獄後的賀煥文，看透爾虞我詐的官場。淡出仕途，改行經商。
當時，劉士奇對大家分析說：「賀煥文雖做過官，經過商，卻一直受到官僚地主的排擠、壓迫。大革命中，他支持子女參加革命，5個子女有4個現在革命隊伍，一個小女兒被敵人挖掉雙眼，生死不明。他的親友也受到牽連，被抓被殺了幾十人，他與國民黨有血海深仇呀！」持不同意見者，被說服了。
擔任特委機關文書後，賀煥文、溫吐秀夫婦和賀怡住在一起，生活安定。劉士奇抽空常到她家走走，噓寒問暖，幫助解決一些生活上的困難，贏得了三人的好感。
隨著時間的推移，劉士奇對賀怡的感情日愈增長。有一天，二人單獨在一起時，劉士奇忍耐不住，終於吐露了自己的心跡：「……我很喜歡你，我們的關係，能否在同志關係上再進一步發展呢？」他火辣辣的眼睛，直勾勾地望著她，透射出無限愛意。
對視他渴望的眼睛，賀怡嚇了一跳，像只受驚的小白兔，怯怯地望著他，不知如何是好。以前，她把他當導師、長者、領導工作層面的人。不是愛不愛，而是她情竇未開，還不懂得愛。
這個天性活潑、嘻嘻哈哈、風風火火、敢怒敢罵的姑娘突然啞了。猝不及防，她面對著一個向來嚴肅認真的人，遇到了一個不能嘻嘻哈哈的問題。猶如一個犯規被老師逮個正著的學生，她面紅心顫、手足無措，許久許久，她才輕輕說：「秘書長，我還從未想過這個問題哩。」「喔，是這樣，那你回去想想吧，不要勉強。」劉士奇經過「漫長」而艱難的等待，亦是尷尬不已，怏怏而去。
賀怡楚在那裡，果真「想」了起來。愛情，是一種自然的真情流露。若要硬去「想」，那本身就已勉強了。想，對於一個沒有愛情體驗的人，是很難想出什麼結果。她陷入了莫名的煩惱中。
知女莫如母。女兒的心事，逃不過母親的眼睛。當晚，在母親的盤問下，賀怡將事情經過告訴了二位老人。按農村規矩，這種事情原本就該父母操心。於是，二位老人承攬此事，開始幫助她「想」。
「劉秘書長是個好人。」這句話定了個基調，嫁好人沒錯，你不可能要嫁壞人吧。溫吐秀想了想又說：「就是年紀大一些，顯得老氣。」她怕扯遠了，趕緊倒回來：「老氣並不是老，相差也不算太大，還配得來。」賀煥文在一旁早就忍不住，立即接口，說：「你們年青人，什麼愛呀戀的，哪有那麼多名堂。我跟你媽媽成親前，連人都不認識，現在不是很好嗎？我們避難在這裡，處境艱難，也指望有個靠山。你能找個靠得住的人，我們就放心。」這幾番話雖然沒有什麼道理，卻是現身說法，來得很實在。按「實在」和「革命」的標準，劉士奇倒也很「標準」：首先，他是好人；第二，他靠得住；第三他也當得靠山。
賀怡說不出什麼反對意見。
此後不久，贛西特委書記唐在剛，親自上門為劉士奇提親做媒，賀煥文夫婦便一口應允。沒有愛情的婚姻，就此罩在賀怡身上。
十幾年後，賀怡在延安寫的自傳中，重新審視了這段婚姻：「1929年4月，我在父母支配下與劉士奇結婚，婚後生活並不愉快。」豈止「並不愉快」，其實是頗為痛苦。由於性格上的巨大差異，婚後的賀怡與劉士奇保持著上下級間的禮貌、客氣和距離。
也許，隨著時間的推移，賀怡與劉士奇在共同的戰鬥生活中，會加深瞭解，建立真正的愛情，成就一樁美滿婚姻。然而，歷史，沒有為其提供那種機會，反而早早地把他們拆散了。
1930年2月，劉士奇擔任了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賀怡也當選特委委員，任特委婦女部部長。
也在那年8月。賀怡生了一個男孩，取名劉子毅，當時，東固的局勢並不很穩定，劉士奇決定讓賀怡到贛南老區去生育。護送人則選擇了她的親戚，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毛澤覃陪賀怡來到興國，誰知興國也不安寧，在進行戰爭準備，108按李立三批示，正沸沸揚揚說要攻打南昌、贛州，會師武昌……經組織研究，由地下黨員蔡福蘭將賀怡秘密帶往田村寶華寺一帶生育。
毛澤覃心裡不太高興。路上，曾悄悄地對蔡福蘭說：「她自己才拳頭大，就要生孩子了。」尷尬的毛澤覃隨後返回，由一姓曾的村民帶路，經崇賢返回東固。臨別，毛澤覃送一把七星劍給曾作留念（現陳列於興國縣革命歷史紀念館）。蔡福蘭將賀怡安排在一個可靠的農戶家裡，自己在寶華寺旁開了一家裁縫店，負責掩護工作。一直待到賀怡生育、滿月後，蔡福蘭又一路送她回東固，前後有3個月之久。
也就是在那年8月，中共贛西南特委召開了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貫徹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路線，指責劉士奇反對中央「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戰略方針，劉士奇受到嚴厲處理：撤銷特委書記職務，責成其去上海（中央）受教育。
一夜之間，劉士奇由好人變成壞人，由靠得住而靠不住，由「靠山」變為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此事也殃及賀怡。抱子剛回的賀怡，不但被停止工作，也停止了過組織生活。連她的父親賀煥文，也被解除了特委機關的文書工作，調到一所小學教書……
劉士奇這一去，就意味著妻離子散。平日，劉士奇一心撲在工作上，很少顧家。他眼蓄著淚水遠行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淚水打濕了枕頭，打濕了愛子的襁褓……劉士奇離開贛西南後，再也沒有回來過。後來，他先後擔任過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紅二十七軍軍長等職，1935年在戰鬥中英勇犧牲。
經考察，新任贛西南特委書記李文林，認為賀怡並無犯錯，恢復了她的工作。不久，調其任永（豐）吉（安）泰（和）特委委員、保衛局長兼婦女部長。
1931年6月，毛澤覃調任永吉泰特委書記，兼獨立五師政委。兩人原本熟悉，加上工作聯繫、合作，交往十分密切。他們一塊擴紅，一塊肅反，一塊擁軍支前。有時，二人分頭下到鄉村發動群眾，等到夜裡賀怡還不回來，毛澤覃就步行十幾里去接她。賀怡在生活上對毛澤覃細心照料，體貼關懷。兩人年齡相鄰，性格相近，志趣相投，情感日愈加深，誰也離不開誰了。
有一天晚飯後，二人登上了特委所在地旁邊的山崗，漫步高大的杉木林間，微風徐來，雙方突然一言不發，氣氛顯得有點異樣。
「賀怡，有一句話我想了很久。」賀怡的心一陣劇烈跳動，眼看著他：「那你就說出來吧。」「賀怡，你是個好同志。」毛澤覃的聲音有點發抖，「我們從相知到相識，相處得一直是那麼融洽，我想，我們能不能進一步成為伴侶呢？」一陣暈眩，滿面緋紅，賀怡低首不語。毛澤覃有點著急：「說話呀，你一向直來直去，有么子話就說嘛。」賀怡抬起頭平靜地說：「我和劉士奇的那段婚姻，你知道，我們還有一個孩子……」「我知道，你和劉士奇已經解除了婚姻關係。孩子是革命的後代，我們都有撫養的責任，這個你放心。你知道，過去我也有過婚戀，也都脫離了婚姻關係。
我們的命運相同，情趣相同，真心相愛，多麼有意思呀……」經組織批准，1931年７月20日，毛澤覃、賀怡結婚，距毛澤覃調入永吉泰特委任書記僅一月。婚後，二人心心相印，互敬互愛，感情甚篤。
隨著紅軍的迅猛發展，紅區也在不斷擴大。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動議，經四次延期，終於確定了時間表。10月下旬，毛澤覃、賀怡率「一蘇大會」代表團，雙雙來到瑞金。此時，二哥毛澤民、二嫂錢希鈞也來到瑞金，參加「一蘇大會」。
分別多年的毛家三兄弟，不期而遇，與賀家三兄妹在「紅都」瑞金大團圓，聚首沙洲壩，暢談國事、家事。
這次，賀煥文、溫吐秀也搬遷到瑞金，住在縣城西南的塔下寺。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定都瑞金。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大會結束後，毛澤覃、賀怡高興地返回吉安。
1932年9月，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世了。
在重重打擊下，賀怡努力工作被評為瑞金縣的一面紅旗1932年10月，毛澤覃、賀怡奉調瑞金。毛澤覃任蘇區中央局秘書長。
賀怡生育不久，將剛剛滿月的孩子交給母親撫養，擔任了中共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這個孩子，後來在戰鬥中失散。
不料，與當主席的大哥在一起，他們並沒有得到預期的歡樂，反而遭受一連串無情打擊、迫害。
那時候，蘇區中央局寧都小源會議剛剛開過，解除了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前敵委員會書記的職務。初當主席的毛澤東，正在瑞金坐冷板凳，處於挨整的地位。
隨即，博古率上海中央局來到蘇區瑞金，矛頭更是直接指向毛澤東。
投鼠忌器，當時的「左傾」領導人博古，要大整根深蒂固的毛澤東，也不那麼簡單。於是，敲山震虎，他尋隙先在福建搞了個「羅明路線」，大批特批，繼而，又將毛澤覃等人打成了「鄧、毛、謝、古」反黨小集團，作為江西「羅明路線」的代表來批判。
其時，被打成「鄧、毛、謝、古」小集團的幾人，罷免了職務，解除了武裝，並下放到艱苦的環境中去勞動、工作，類似「文革」期間的「監督勞動」。
毛澤東是個性情中人，十分注重親情。而在所有的親人當中，他最疼愛聰明過人，敢作敢為的小弟毛澤覃。但是，人在厄運中，一切都無能為力。
此事，賀怡多次到毛澤東處哭訴。毛澤東亦無可奈何，曾對賀怡、賀子珍說：「王明他們已經擺開架勢，要往死裡整我了。」又道：「他們整你們，是因為我，你們是受了我的牽累呀！」一場聲勢浩大，反對以鄧、毛、謝、古為代表的所謂「江西羅明路線」的鬥爭，逐步深入，又連累了另一些人，連累的連累，在一串串地進行。
賀怡的哥哥賀敏學，紅24師代師長的職務被撤消，送進紅軍大學接受審查。賀子珍與曾碧漪一直為總前委管理機要文件，後又兼管蘇維埃政府文件。這時，連文件也不要她們管了。賀怡亦被撤職，送到中央黨校洗腦子。
「鄧毛謝古」反黨小集團是先定性，後整材料。首先要求賀怡提供揭發材料，遭到嚴拒。賀怡則被指責為「鄧毛謝古」的骨幹，「幫助了小組織形成」，「參加反黨小組活動」。成為中央黨校的重點鬥爭對象，連續鬥爭達一個多月。
倔強的賀怡暗中以淚洗面，面對面卻更倔強，不屈服、不畏縮，不承認參加「反黨小組活動」，不寫揭發材料，不寫檢查。她表現得十分潑辣，硬硬地頂撞，有時，甚至高喊起來：「毛澤覃是個好同志，不是什麼反黨派別、小組織的領袖。我沒有看到他同其他人，搞過什麼反黨活動，更不可能擔任什麼領袖。他幹的是革命，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我們之間沒有什麼界線要劃清。」其時，賀怡身懷重孕，不久便要生育，一些人對她的鬥爭只好草草結束。期間，她不能和毛澤覃見面。賀怡知道做爸爸的多麼想看看自己的孩子啊！生下孩子之後，一天夜裡，她避過耳目，偷偷地把孩子抱了出來，給毛澤覃看。毛澤覃凝視妻子：產後的面孔十分蒼白，孩子也因缺乏營養而顯消瘦，眼睛不由一陣酸澀。
中央黨校校長博古，對賀怡的態度十分惱怒，下令開除其黨籍。恰巧，出外巡視的副校長董必武返校，立即出面干涉，不同意開除賀怡黨籍，並親自擔保，以半年時間對她進行考察。後來，以黨內警告處分了結此事，保住了她的黨籍。
身心受到這樣的打擊，賀怡當然想不通，向毛澤覃傾訴委屈。不意，年輕氣盛的毛澤覃，在經受一系列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後，成熟多了，不但沒有發火，反而勸導她：「革命道路是坎坷曲折的，一個真正的革命者身處逆境，更要堅強些，要榮辱不驚，經受得住一切打擊，繼續做好工作。」賀怡默默點頭，覺得毛澤覃說得對。
後來，賀怡回憶這段往事，曾說：「好得董副校長及時回來，保住了我的政治生命，如果董老晚回來一天，我也完蛋了。」1934年春，賀怡被「發配」到夏肖區，她帶著一個小組在沙洲壩搞查田。
一天，柏樹下村一個廖姓農民來哭訴：「我兩個兒子是紅軍，一個女兒是少先隊員，一個是兒童團員，我也參加過打土豪分田地。現在，林金生怎麼偏要把我劃成地主……」說著說著，他就要下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