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斯·菲爾德先生退休的時候已經積攢了一大筆錢，然而這時他又突發奇想，想在大西洋的海底鋪設一條連接歐洲和美國的電纜。隨後，他就全身心地開始推動這項事業。前期基礎性的工作包括建造一條一千英里長、從紐約到紐芬蘭聖約翰的電報線路。紐芬蘭四百英里長的電報線路要從人跡罕至的森林中穿過，所以，要完成這項工作不僅需要建造一條電報線路，還需建造同樣長度的一條公路。此外，還包括穿越佈雷頓角島共四百四十英里長的線路，再加上鋪設跨越聖勞倫斯海峽的電纜，整個工程十分浩大。菲爾德使盡渾身解數，總算從英國政府那裡得到了資助。然而，他的方案在議會遭到了強烈的反對，在上院僅以一票優勢多數通過。隨後，菲爾德的鋪設工作就開始了。電纜一頭擱在停泊於塞巴斯托波爾港的英國旗艦「阿伽門農」號上，另一頭放在美國海軍新造的豪華護衛艦「尼亞加拉」號上，不過，就在電纜鋪設到五英里的時候，它突然捲到了機器裡面，被弄斷了。菲爾德不甘心，進行了第二次試驗。
在這次試驗中，在鋪到二百英里長的時候，電流突然中斷了，船上的人們在甲板上焦急地踱來踱去，好像死神就要降臨一樣。就在菲爾德先生即將命令割斷電纜、放棄這次試驗時，電流突然又神奇地出現，一如它神奇地消失一樣。夜間，船以每小時四英里的速度緩緩航行，電纜的鋪設也以每小時四英里的速度進行。這時，輪船突然發生了一次嚴重傾斜，制動器緊急制動，不巧又割斷了電纜。但菲爾德並不是一個輕易放棄的人。他又訂購了七百英里的電纜，而且還聘請了一個專家，請他設計一台更好的機器，以完成這麼長的鋪設任務。後來，英美兩國的發明天才聯手才把機器趕製出來，最終，兩艘軍艦在大西洋上會合了，電纜也接上了頭。隨後，兩艘船繼續航行，一艘駛向愛爾蘭，另一艘駛向紐芬蘭，結果它們都把電線用完了。兩船分開不到三英里，電纜又斷開了。再次接上後，兩船繼續航行，到了相隔八英里的時候，電流又沒有了。電纜第三次接上後，鋪了兩百英里，在距離「阿伽門農」號二十英尺處又斷開了，兩艘船最後不得不返回到愛爾蘭海岸。
參與此事的很多人一個個都洩了氣，公眾輿論也對此流露出懷疑的態度，投資者也對這一項目沒有了信心，不願再投資。這時候，如果不是菲爾德先生，如果不是他百折不撓的精神和天才的說服力，這一項目很可能就此終結了。菲爾德繼續為此日夜操勞，甚至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他絕不甘心失敗。於是，第三次嘗試又開始了，這次總算一切順利，全部電纜鋪設完畢，而沒有任何中斷，幾條消息也通過這條漫長的海底電纜發送了出去，一切似乎就要大功告成了，但突然電流又中斷了。
這時候，除了菲爾德和一兩個朋友外，幾乎沒有人不感到絕望的。但他們始終抱有信心，正是由於這種堅持不懈的毅力，他們最終又找到了投資人，開始了新的一次嘗試。他們買來了質量更好的電纜，這次執行鋪設任務的是「大東方」號，它緩緩駛向大洋，一路把電纜鋪設了下去。一切都很順利，但最後在鋪設橫跨紐芬蘭的六百英里電纜線路時，電纜突然又折斷了，掉入了海底。他們打撈了幾次，但都沒有成功。於是，這項工作就耽擱了下來，而且一擱就是一年。
好一個菲爾德，所有這一切困難都沒有嚇倒他。他又組建了一個新的公司，繼續從事這項工作，而且製造出了一種性能遠優於普通電纜的新型電纜。1866年7月13日，新一次試驗又開始了，並順利接通、發出了第一份橫跨大西洋的電報！電報內容是：「7月27日。我們晚上九點達到目的地，一切順利。感謝上帝！電纜都鋪好了，運行完全正常。希拉斯·菲爾德。」不久以後，原先那條落入海底的電纜又被打撈上來了，重新接上，一直連到紐芬蘭。現在，這兩條電纜線路仍然在使用，而且再用幾十年也不成問題。
由此可見，成功更多依賴的是人的恆心與忍耐力，而不是他的天賦或朋友的支持，以及各種有利條件的配合。最終，天才的力量總比不上勤奮工作含辛茹苦的力量。才華固然是我們所渴望的，但恆心與忍耐力更讓我們感動。
「你用了多長時間學琴？」一位青年問著名小提琴家格拉迪尼。「二十年，每天十二個小時。」他回答。也有人問基督教長老會著名牧師利曼·比徹類似的問題：他為了那篇關於「神的政府」的著名道詞，準備了多長時間？他回答說：「大約四十年。」
「只要功夫深，鐵棒也能磨成針」，說的是唐代的大詩人李白，因為一連串的失敗，幾乎想放棄學業，這時候，他看到一位老太太拿了一根鐵棒，要在石頭上磨出針來。這種恆心一下子讓他受了啟發，決心繼續鑽研自己的學業。他最終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文學家之一。
著名歌唱家瑪麗布蘭曾經說：「如果一天不練習，我自己就能感到差距；如果兩天不練，朋友們就會看出來；如果是一個星期，那麼全世界都會感覺到了。」對她來說，堅持不懈的奮鬥正是她為成功所付出的代價。
本傑明·富蘭克林的恆心與毅力真是讓人咋舌。最早的時候，他在費城做印刷業的工作，每天都是自己推著手推車，穿大街走小巷，運送那些材料。他租了一間小房子，既當工作室，也當臥室用。在同一個城市，富蘭克林有一個有力的競爭對手，他特意把那人邀請到自己的家裡來，然後，指著自己剛剛當當做午飯吃剩的一小塊麵包說：「除非你也能過這樣的日子，否則你不可能把我擠垮。」
卡萊爾寫作《法國革命史》時的不幸遭遇，已經廣為人知。他把手稿的第一卷借給了鄰居，讓他先睹為快。這位鄰居看了以後隨手一放，結果被女僕拿去引火用了。這是個很大的打擊，但卡萊爾卻並不洩氣，他花費了幾個月的心血，將這份已經被付之一炬的手稿又重寫了一遍。
博物學家奧杜邦帶著他的槍支和筆記本，用了兩年時間在美洲叢林裡搜尋各種鳥類，畫下它們的形狀。這一切完成後，他把資料都封存在一個看來很安全的箱子裡，就去度假。度假結束，他回到家中後，打開箱子一看，發現裡面居然成了鼠窩，他辛辛苦苦畫的圖畫被破壞殆盡。真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然而奧杜邦二話不說，拿起槍支和筆記，第二次進了叢林，重新一張一張地畫，甚至比第一次畫得還好。
有一次，人們邀請狄更斯當眾朗讀他作品的某個選段，狄更斯連忙推辭，說他時間不夠。原來，他養成了一個習慣，每次要當眾閱讀作品之前，他自己會提前六個月做準備，直到爛熟於胸為止。
一個行動果斷、百折不撓的人總能得到大家的欽佩。馬爾庫斯·默頓一生六次競選馬薩諸塞州州長一職，最終他的反對者也因為欽佩他的勇氣與忍耐力而投了他的票，而他正是以一票的優勢當選的！堅持再堅持，永不放棄，這就是贏得勝利的全部秘訣。
美國政治家韋伯斯特在菲利普·伊塞克特學校就讀時，始終不敢在全校學生的面前演講。私下在房間裡時，他也曾一遍一遍地練習演說，然而，每次一聽到喊他的名字，看到大家眼睛齊刷刷都轉向他，他的大腦會馬上一片模糊，已經熟悉的東西都不知道忘到哪裡去了。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最後卻成為美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演說家。甚至韋伯斯特所崇拜的雅典演說家德謨斯提尼本人，也未必能夠作出像韋伯斯特在參議院反駁海恩時那樣精彩的演說。
韋伯斯特有著驚人的記憶力，從他讀書時的一件小事上可見一斑。一次，他用彈弓射鴿子，被校長撞見了，於是被罰背誦一百行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的詩歌。韋伯斯特知道校長當天下午就要乘火車外出，於是馬上回到自己的屋子，一口氣背了七百行。就在火車快開的時候，他找到了校長，一句一句背了起來。一百句過去了，韋伯斯特沒有停的意思，接著背到了二百句。校長不停地看著手錶，有些不耐煩，然而韋伯斯特視而不見，只顧往下背。校長終於忍不住打斷了他，問他還可以背誦多少行。「大概還可以背五百行。」韋伯斯特一邊回答，一邊不停地接著背。「現在你可以愛怎麼玩，就怎麼玩了。」校長沒有辦法，只好這樣對他說。
一切偉大作家之所以能夠成名，都有賴於他們的堅忍不拔。他們的作品並不是任憑天才的靈感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精心細緻的雕琢，直到最後把一切不完美的痕跡都除掉，才能夠表現出那樣的高貴典雅。
巴特勒主教二十年的時間和心血都傾注在他的《論類比》一書上，然而，儘管這樣，最後他仍然不滿意，想把作品銷毀掉。盧梭認為，自己那種流暢典雅的寫作風格主要得益於不斷的修改和潤色。維吉爾的《埃涅伊特》是用了十一年時間才完成。霍桑、愛默生這些大作家的筆記，確實可以讓我們一窺偉大作品背後的艱苦勞動，他們準備一本書要用上幾年心血，而我們不用一個小時就可以把它讀完。孟德斯鳩寫作《論法的精神》用了二十五年，而我們一個小時就可以把它讀完。亞當·斯密寫作《國富論》用了十年。古代雅典悲劇作家歐裡庇德斯曾經受到對手的嘲笑，說他三天只能寫出三行字，而那人卻能寫幾百行。「你三天寫的幾百行是不會被人記住的，而我的三行卻永久流傳。」歐裡庇德斯回答道。
意大利詩人阿里奧斯托嘗試了十六種不同的形式寫作他的《暴風雨》，而寫作《瘋狂的奧蘭多》用了他整整十年時間，儘管這本定價僅為十五便士的書只賣出了一百本。柏克的《與一位貴族的通信》算得上是文學史上最恢弘莊嚴的一部作品。在校樣的時候，柏克做了十分認真細緻的修改，以至於最後稿樣到出版商手裡時，已經有點面目全非了，印刷工人甚至拒絕校正，於是全部重新排版印刷。亞當·塔克為了寫作他的那部名著《自然之光》，也用去了十八年時間。梭羅創作的新英格蘭牧歌《康科德河和梅裡馬克河上的一星期》完全沒有引起別人的注意。雖然總共才印了一千冊，最後卻有七百冊退還給了作者。梭羅在日記裡寫道：「我的圖書館藏書一共有九百本，其中七百本是我自己寫的。」雖然這樣，他卻依然筆耕不輟，銳氣不減。
很久以前，兩個沒有任何教育背景、默默無聞的年輕人在波士頓一個條件很差的公寓裡見了面，他們決心要對這個社會中一種根深蒂固的制度——黑奴制度發起挑戰。然而，對兩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來說，他們的想法無異於以卵擊石。在世俗的眼光中，他們的行為是那麼的愚蠢可笑。要知道，他們所面對的是多麼強大的敵人——這種制度牢牢地根植於我們國家最深層的政治土壤中，而且還與所有其他的社會機制和既得利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不論是學者、政客、教會人士還是有權有勢者，也不管他們各自的信條或政見有著多麼大的分歧，都一致地擁護這一制度。
那麼，這兩個年輕人又能憑借什麼來對抗整個社會、整個國家的偏見和狹隘呢？儘管前進的路途中充滿了艱難險阻，儘管目標是如此的遙不可及，但是，在他們的靈魂中卻熊熊燃燒著神聖崇高的信仰之火，他們對於自己所追求的事業無比虔敬、執著。
這兩個年輕人中的一個——本傑明·倫迪——很早就在俄亥俄州創辦了一份《普遍自由精神報》。他每個月都要跋涉二十英里，從印刷所把所有的報紙馱回家。為了增加報紙的征訂戶數，他不辭辛苦地徒步穿越四百英里到田納西州作宣傳。這真是一個有著非凡毅力的年輕人。
在威廉姆·加裡森的幫助下，他在巴爾的摩更積極地開展了工作。在當時，這個城市的主要街道上到處都是關押奴隸的圍欄；那些被裝在運奴船上的不幸者淒涼地離開家鄉和親人，被送往南方的港口；奴隸拍賣市場上的情景更是令人心碎、慘不忍睹；而且經常會發生暴力捕捉奴隸的事件，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所有這一切都給加裡森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由於家庭貧困，加裡森的母親無法供他上學，但是，早在幼年時期，母親就諄諄教導他要反對專制和壓迫。這個年輕人決定要為爭取這些可憐的不幸者的自由而進行不屈的鬥爭，甚至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
在他們的第一期報紙中，加裡森大聲疾呼應該立即解放奴隸，廢除奴隸制度，結果招致了整個社會的反對與責罵，侮辱和謾罵排山倒海般地向他壓過來。而後，他被逮捕並送進了監獄。他在北方的一位高尚正直的朋友約翰·惠蒂埃深深地被這個消息觸動了，但是，由於他本人的經濟狀況無法為他交罰金。於是，惠蒂埃轉而寫信給亨利·克萊，請求後者為加裡森交罰金，把他解救出來。在四十九天的牢獄生活後，加裡森得以重見天日。
溫德爾·菲利普斯在談到加裡森時說：「他在二十四歲時就因為自己所持的觀點而被監禁。他還是正當青春年華時就對整個國家的罪惡提出了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