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特牧師和他同代的非裔美國人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他們於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時候成年，當時這片土地仍舊實行種族隔離政策，他們能獲得的機會在制度上受到了限制。然而，值得注意的並不是有多少人在種族歧視壓力面前失敗，而是有多少人克服了重重困難，在毫無出路的絕境中努力為像我這樣的後來人開闢出一條道路來。
然而，縱使有一些人通過摸爬滾打最終小小成就了自己那份美國夢，可還有多少人無法實現自己的夢想，他們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被種族歧視完全打敗。失敗的傳統遺留給後代——年輕的男子和越來越多的青年女子，或閒立街角，或在獄中消磨著自己的意志，對未來不抱任何希望和憧憬。即使是那些成功的黑人，他們的世界觀依然從根本上被種族和種族歧視問題所主導。對賴特牧師那一代男女而言，屈辱、懷疑和恐懼的記憶並未從他們腦海中消散，那段歲月裡的憤怒和辛酸也仍舊難以忘卻。他們也許不會在公開場合表達這種憤怒，也不會在白人同事或白人朋友面前宣洩。但在理髮店裡或餐桌旁，這種情感便找到了發洩的渠道。曾多少次，他們的這種憤怒被政客們加以利用，沿著種族界線來撈取選票，或用來掩蓋政客自己的失敗。
有時，我們還會在週日清晨的教堂禮拜上、講壇上和做禮拜的人群中聽到類似情感的宣洩。很多人在聽到賴特牧師布道辭中的憤怒之聲後大感驚訝，這件事讓我們容易地記起一條古老的真理，那就是在美國人的生活中，種族隔離最嚴重的時刻便是週日早晨這段時間。這種憤怒經常毫無成效，這常常將我們的注意力從解決實際問題上轉移開來，它讓我們一直未能正視我們自己對此境況應負的責任，並妨礙了非裔美國人群體組成一個能帶來真正變革的聯盟。但是，這種憤怒之情是實際存在的，也是強烈的；僅僅希望它自行消失，或在未認清其根源之前對其加以譴責，只會不斷拉大種族間誤解的鴻溝。
事實上，類似的憤怒也存在於白人群體之中。勞工階層和中產階級中的很多美國白人都覺得自己並沒有因種族而獲得特權。他們的經歷就是移民的經歷，對他們而言，從未有人贈與過他們任何東西，他們靠的完全是白手起家。一生勤奮耕耘的他們，常常眼見工作機會流向海外或一生辛苦勞碌後的養老金縮水。他們為未來焦慮不已，感到夢想也正悄然遠離；在這個薪酬停滯、全球競爭的時代，所謂機會也成了一場零和博弈，你的成功必然以我的失敗為代價。所以，當他們被告知自己的孩子必須坐著公交車穿越城鎮去上學；當他們聽說非裔美國人在找工作或上大學時享受優待，原因是這些非裔美國人在歷史上受過不公正的對待，而這種不公正卻非現代白人之過；當他們得知自己對城區犯罪的憂慮有種族偏見之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心中便產生了怨憤。
與黑人的憤怒一樣，這些怨恨一般不在有禮貌的交往中顯露出來，但它卻塑造了延續至少一代人時間的美國政治形勢。對福利政策和平權措施的不滿催生出了「裡根聯盟」。政客們照慣例利用人們對犯罪活動的憂懼來撈取選票。脫口秀主持人和保守的時政評論員將揭露種族歧視的虛偽言論視為畢生事業，卻認為關於種族不公平和不平等問題的合理討論只不過是政治正確或逆向歧視的表現。
正如黑人宣洩憤怒卻常常適得其反一樣，白人的這些怨恨也讓他們忽視了導致中產階級困境的罪魁禍首：充斥著內幕交易、令人生疑的財務行為和追求短期利益的貪婪行為的企業文化，被政治說客和特殊利益集團主導的華盛頓，還有偏向少數人利益的經濟政策。然而，祈求美國白人的怨恨自行消失或給他們貼上受人誤導或種族主義者的標籤，而未認識到他們合理的憂慮，這同樣也會擴大種族隔閡，阻礙種族間達成相互理解。
這就是我們目前的處境，一個我們深陷其中多年的種族僵局。與一些批評我的人——無論黑人還是白人——所持觀點相反的是，我從未如此天真地認為，因為一次選舉或因為一個候選人，尤其是像我這樣一個並不完美的候選人，我們就能使種族問題迎刃而解。但是，我已堅定地表達了我的不渝信念——它植根於我對上帝的信仰和對美國人民的信心中——那就是攜起手來，我們就能治癒種族問題的一些痼疾，事實上，若想在完善聯邦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我們已別無選擇。
對非裔美國人而言，這條道路意味著去坦然接受歷史的包袱，而不要成為歷史的受害者；還意味著要在美國生活的各個方面繼續堅持實現全面公正。但這同樣也意味著要將我們特有的委屈與不滿（如要求更好的醫療衛生條件、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工作）與全體美國人——欲努力打破職場限制的白人婦女、失業的白人男子和為養家餬口而打拼的移民——更大的追求結合在一起；意味著我們要對自己的生活負責——要求做父親的盡更多的義務，花更多時間與孩子相處，給他們讀書，教導他們在面對挑戰和歧視時，絕不要屈服於絕境或憤世嫉俗，必須永遠堅信自己可以書寫自己的命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自立自助這個美國經典、保守的信條，也常常在賴特牧師的布道中體現出來。但我的前牧師往往忽略了一點，自立自助必須建立在這樣一個信念之上，那就是相信社會可以變革。賴特布道中最深層次的錯誤，不是他談論了我們社會中的種族歧視，而是他談論的方式，好像我們這個社會是停滯不前的，沒有取得過任何進步；好像這個國家——一個能夠讓其教眾之一競選這片土地上的最高公職，並建立一個由白人和黑人、拉美裔人和亞裔人以及貧富老幼組成的聯邦國家——注定無法走出悲劇的過去。但我們所知道並目睹的是，美國可以改變。這才是這個國家的真正本質。我們已經取得的成就賦予我們希望以及敢於希望的勇氣，去成就我們將來有能力成就並且必須成就的事業。
對白人而言，塑造一個更加完美的合眾國意味著要承認困擾著非裔美國人的那些問題並非他們自行臆造；種族歧視的傳統和當前發生的歧視事件，雖然不像以前那樣明顯，卻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必須得到解決。要解決它不能僅僅停留在口頭上，而要實際行動起來：加大對學校和社區的投入；嚴格執行民權法律，確保刑事司法體系的公正；向這一代人提供更多前人所無法企及的發展機會。要讓所有美國人都意識到，你的成功並不一定要建立在我的失敗之上；意識到對健康、福利，以及黑色、棕色和白色人種的兒童教育問題上做出的投資，最終都將促進美國的繁榮昌盛。
最終我們所呼籲的，不多不少，正是世界上所有偉大宗教要求的那樣：你們願意別人怎樣對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對待別人。《聖經》教導我們要成為同胞兄弟的守護者，同胞姐妹的守護者，讓我們尋找彼此間的共同利益，並將該精神貫徹到我們的政治生活中去。
我們國家面臨著選擇。我們可以接受一種滋長分裂、衝突和憤世嫉俗態度的政治。我們可以將種族問題處理成一場如辛普森案那樣的鬧劇，或在悲劇發生後再來亡羊補牢，正如卡特裡娜颶風來襲之後我們做的，又或者使之成為夜間新聞的談資。我們可以在每個頻道、每天都播放賴特牧師的布道，一直糾纏於他所講的字字句句直至選舉結束，使此次競選活動只存在唯一一個話題，即美國人是否認為我對賴特極具冒犯性的言論有那麼些認同或支持。我們可以對希拉裡的某個支持者的失態大做文章，並由此指責她在打種族牌。或者，我們還可以猜測是不是全體白人男性選民都會不顧其具體政策而在大選中將票投給約翰·麥凱恩。
我們可以這麼做。
倘若我們這麼做了，我可以告訴你，下次選舉中，我們又會開始討論一些旁枝末節、無關緊要的問題，如此一而再、再而三，而一切都得不到改變。
當然，那只是我們的一個選項。又或者，我們可以在此時此刻的選舉中走到一起來，向世人宣告「這次再也不能這樣了」。這一次，我們要談談破爛不堪的學校，它們正在搶奪黑人、白人、亞裔人、拉美裔人以及美洲土著居民的孩子的未來。這一次，我們要摒棄那種厭世嘲諷的態度，拋卻那些認為這些孩子不可教、那些非我族裔的孩子是別人的問題的想法。美國的孩子們不是「那些孩子」，他們是我們的孩子，我們不能讓他們在21世紀新經濟中落伍。這一次，再不能這樣。
這一次，我們要談談擁擠在急診室裡的白人、黑人和拉美裔人，他們沒有醫療保險，僅憑自己的力量也無法與華盛頓特殊利益集團抗衡。但如若我們同心協力，便能與之好好較量一番。
這一次，我們要談談關閉的工廠，它們曾一度讓各種族的勞動者過上了體面的生活；還有那些抵押待售的房屋，曾經它們屬於來自各宗教、各地區和各行各業的美國民眾。這一次，我們要談談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真正的問題不是那些與你相貌不同的人可能搶走你的飯碗，而是你所工作的公司把工作機會轉移到海外，而其目的不過是追求利潤而已。
這一次，我們要談談那些膚色不同、信仰各異的男女，他們在同一面令人驕傲的旗幟下，一起服役，一起戰鬥，一起流血。我們要談談怎樣才能讓他們從一場本不該批准和發動的戰爭中回家，我們還要談談怎樣通過關愛他們和他們的家人，以及給予他們應得的待遇，來體現我們的愛國主義。
若非完全相信這是大多數美國人對這個國家發出的心聲，我便不會參加此次總統競選。這個聯邦可能永遠無法完美，但一代接一代人證明了它總能獲得改善。如今，每當我對這種可能性表示懷疑或不屑的時候，年輕的一代人給了我最多的希望，他們的態度、信念和對變革的包容已經在這次選舉中創造了歷史。
今天，我想給大家帶來一個特別的故事，在馬丁·路德·金博士誕辰那天，我有幸在其生前主持的亞特蘭大埃比尼澤浸禮會教堂講過這個故事。
有一位23歲的年輕白人女士，名叫阿什利·拜亞，她負責組織我們在南卡羅來納州弗洛倫斯市的競選活動。從競選一開始，她便一直致力於將一個非裔美國人為主的社區組織起來。一天，她參加了一個圓桌討論會，每一位與會者都輪流講述了他們各自的經歷以及他們到這裡（參加助選）的原因。
阿什利說，她9歲那年，媽媽患上了癌症，因此很多天沒能上班，結果被僱主開除，醫療保險也就此化為泡影。她們一家只能申請破產，而正是在這個時候，阿什利決定要幫自己的媽媽做些事情。
她知道全家在食物方面開銷最大，於是阿什利讓媽媽相信，她真正喜歡吃的、最想吃的就是芥末泡菜三明治，因為這樣吃最便宜。
阿什利就這麼吃了一年，直至媽媽身體見好。她告訴參加討論的每一個人，她之所以加入我們的助選活動，是因為她能通過這種方式來為這個國家許許多多想要並需要幫父母做點事情的孩子們提供幫助。
阿什利本可以做出一個不同的選擇。也許有人曾不斷告訴她，她母親的問題源於那些靠福利維生、懶惰而不願勞作的黑人，或是非法入境的拉美裔人。但阿什利並沒有聽信這些，而是選擇與大家聯合起來，與不公正現象做鬥爭。
阿什利講完了她的故事之後，又挨個兒問房間裡每一個人支持競選的原因。大家都有不同的故事和理由，很多人都談到了具體的事情。最後，輪到了一位黑人老者，他一直默默坐在一旁，沒有什麼言語。阿什利問他為什麼來這兒，他沒有講述什麼具體的故事，沒有說到醫保或經濟方面的原因，沒談起教育或戰爭問題，也不是因為巴拉克·奧巴馬。他只是告訴在場的每一個人：「我來這兒是因為阿什利。」
「我來這兒是因為阿什利。」單就這句話而言，這個年輕白人姑娘和一個年長的黑人男子之間那一刻達成的認同還無法改變什麼，它還不足以為病弱者解決醫保問題，為失業者找到工作，或為孩子們提供教育機會。
但它卻是我們的起點，是我們這個聯邦日益強大的起點。正如自從一群愛國志士在費城簽署了那份宣言起一代又一代美國人在這221年的歷程中逐漸意識到的那樣：這，就是走向完善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