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此數年，日本政府屢曾提議，吾人顧慮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國之軍事及內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顧慮，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與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既聲明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即徹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並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制度。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制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第三點，為經濟提攜。此亦數年以來，日本政府屢曾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尚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佔，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贊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為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
日本政府１１月３日之聲明，已改變１月１６日聲明之態度，如國民政府根據以上三點，為和平之談判，則交涉之途徑已開。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餘，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以上三點，為和平之原則，至其條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此為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瞭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為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同時吾人對於太平之安寧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與關係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也。謹引提議，伏祈採納！汪兆銘，艷。」
1939年5月，汪精衛等赴日，與日本當權者直接進行賣國交易。回國後於8月在上海秘密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宣佈「反共睦鄰」的基本政策。12月，與日本特務機關簽訂《日華新關係調整綱要》，以出賣國家的領土主權為代價，換取日本對其成立偽政權的支持。
1940年3月30日，醞釀了一年零三個月的汪偽中央政權終於成立了。原來的國民政府的建築在淪陷中被日軍搗毀，故此時成立的「國民政府」，遷入了戰前考試院的舊址。有個靈谷老人利用「國民政府」成立的機會，送給汪精衛一副祝賀的對聯：
昔具蓋世（該死）之德
今有罕見（漢奸）之才
革命家不結婚
1908年３月汪精衛在馬來西亞結識了華僑巨富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陳耕基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經常為孫中山捐錢捐物，孫中山則定期向陳耕基贈送《民報》等革命刊物。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非常愛讀《民報》，在孫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影響下，陳璧君決心以實際行動投身革命。汪精衛到檳城演講時，台下聽講的陳璧君對汪精衛的風度和才識十分欽服。汪精衛因為革命的公事不時走訪陳耕基家，所以也經常見到陳璧君。但每次陳璧君與汪精衛只是見面而已，沒有單獨談過話。
當時只是同志關係，並不是戀人。而且當時汪精衛和陳璧君都已經和別人訂婚。根據中國門當戶對的傳統觀念，陳璧君的父親陳耕基為陳璧君選了一個華僑巨商的兒子訂了婚，而且準備在近期內就讓陳璧君結婚。陳璧君受到西方個人主義思潮影響，思想發生了根本轉變，憧憬擁有自由選擇配偶的權利。她的未婚夫思想十分保守，對於革命的事情一無所知，兩人思想差距很大，這也是陳璧君最後終於選擇退婚的根本原因。陳耕基開始不同意退婚，但無奈陳璧君態度堅決，只好同意讓陳璧君退婚。
這時的汪精衛也已經訂婚，有長兄汪兆鏞在家為他選擇了配偶。汪精衛參加革命後，汪兆鏞來信訓斥汪精衛忘恩負義，拿了朝廷的公費出國，到國外卻干背叛朝廷的反叛之事。信上，汪兆鏞要汪精衛懸崖勒馬，放棄革命，報效朝廷。後來，清政府發出捉拿汪精衛的通緝令後，汪精衛向汪兆鏞表示斷絕與家庭的關係，解除婚約。汪精衛在信中說：「罪人兆銘在日本從事革命之事，已被朝廷發覺，謹自絕於家庭，以免相累……吾為革命流血，志矢不渝，謹請諒鑒。罪人與劉氏由家庭作主，曾有婚約，但既與家庭斷絕，則此關係亦當隨之斷絕。請自今日始，解除婚約。」
汪精衛解除婚約與陳璧君退婚後，倔強的陳璧君要求到日本參加革命，陳耕基只好同意。在日本，年輕富有的陳璧君成了眾人追捧的對象，而陳璧君也逐漸傾心於汪精衛。
可以說，陳璧君之所以傾心於汪精衛，不僅因為汪精衛的才能，還因為他嚴肅的生活作風。不少人嫖妓賭博酗酒，而汪精衛卻像清教徒一樣生活，被人稱為「道學先生」。最讓陳璧君感動的是汪精衛「革命家不結婚」的信念。
汪精衛對陳璧君說，革命家生活無著落，生命無保證，革命家結婚必然陷妻子於不幸之中，讓自己所愛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過。汪精衛發誓說：「革命不成功就不結婚。」汪精衛越說不結婚，陳璧君反而越愛汪精衛，但汪精衛卻從來沒有碰過陳璧君一個指頭。後來汪精衛說，正因為他太愛陳璧君，他才沒有碰陳璧君一下，他不想毀了陳璧君一生的幸福。汪精衛後來真的實踐了他的諾言，在辛亥革命成功後，汪精衛才和陳璧君結婚。汪精衛和陳璧君曾有過一段令人羨慕的幸福歲月，但此後他們卻沒有與時俱進，順應歷史潮流，反而逆歷史而動，追求一己之私從反清志士的激情戀曲墮為政客的婚姻悲歌。
「鯰拐子」嚴怪愚
最早披露汪精衛叛國行徑的是被人們譽為「八大名記者」之一的嚴怪愚。嚴怪愚先生不畏強權、忠直敢言、獨來獨往的膽色與人品，一直為人所仰慕和欽佩。抗戰期間，他是第一個在全國揭露汪精衛叛國投敵的新聞記者。1946年冬，范長江陪著嚴怪愚到南京梅園中共代表團駐地拜望周恩來。周恩來對嚴怪愚稱讚道：「《力報》確實是一張不簡單的報紙，是一張堅決抗日的報紙，嚴怪愚先生確實是一位有勇氣的記者。」
嚴怪愚本名嚴正，湖南人。早年上大學時，常用「嚴怪魚」為筆名發表抨擊時弊的文章。此名來自他家鄉產的一種鯰魚，此魚習性古怪刁鑽，故當地人常用「鯰魚拐事」或「鯰拐子」來形容性情怪僻之人。嚴正取其諧音而用之。後來，有人指責他又怪又愚蠢。於是他索性以「嚴怪愚」為名了。
1938年底，嚴怪愚正在家中趕寫抗日前線的採訪報道。其好友、著名記者范長江來到他的住處，告訴他汪精衛叛國的消息。此時汪精衛已於1938年12月18日逃出重慶去了越南河內。並於12月29日發表了「艷電」，公開叛國投敵，勸降蔣介石。蔣介石得知消息，非常緊張，下令嚴密封鎖消息。重慶報界雖對內幕略知一二，但不敢見諸報端。范長江對嚴怪愚說：「你主辦的《力報》遠在湖南，天高皇帝遠，是不是可以冒險搶先發表？」然後，將他得到的材料給了嚴怪愚。嚴怪愚激憤地說：「汪精衛一貫兩面三刀，欺世盜名，必須盡快向國人揭露他的真面目。」於是，他連夜趕寫了《汪精衛叛國投敵前後》的報道，用加急電報發回湖南。第二天《力報》就在頭版頭條刊登出來。全國民間報紙紛紛轉載，消息很快就傳遍了全國。
消息傳出後，重慶當局十分尷尬。當時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大罵嚴怪愚膽大妄為，造謠造到汪副主席頭上了，要把他拉回湖南槍斃。後來，還登報說「嚴怪愚造謠惑眾，誣陷黨國，已在重慶捉拿歸案，槍斃了」。
後來汪精衛在香港發表《舉一個例》，抖出抗戰初期德國大使陶德曼暗中誘和之事，蔣介石這才下令各大報紙刊登汪精衛叛國之事，並宣佈將汪開除出國民黨。這樣一來，嚴怪愚才倖免於難。
偽黨偽國偽公之宏願
「銜石成癡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鷗浮。奼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粼光不滅，夜夜照燕台。」汪精衛的獄中詩《被逮口占》。
抗戰前兩年，蔡元培到南京，那時候汪精衛還是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蔡先生苦勸他放棄親日的行為，立定嚴正態度，以推進抗戰的國策，但是汪精衛一句都沒有聽進去。
抗日戰爭爆發後，汪精衛淪為漢奸，成為萬民唾棄的「賣國賊」。某地曾修建一座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立於大街旁。這年春節，照例又在街頭塑判官及秦檜夫婦像準備焚燒，忽然有一位在抗戰中負傷的士兵大聲建議道：「為什麼不塑上漢奸汪精衛夫婦的像，讓他們跪在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前」眾人高聲叫好，遂塑二像，男跪碑左，額上刻「汪精衛」三字，面敷白灰，以表其奸；女跪碑右，額上刻「陳壁君」三字，面施脂粉，更現其賤。
於是點火通宵焚燒，來往行人或指其額，或唾其面。當時的中衛名流劉佩黻路過見此狀，大笑道：「這真是社會教化的最佳劇作。」立即索紙筆書成一聯：「姦夫心肝太冷，內燃爐炭方能熱；賤妾臉皮過厚，外抹脂粉更現醜。」
一九四一年除夕，汪精衛參拜了日寇駐南京總顧問影佐禎昭和日寇駐華大使本多雄太郎之後，驅車回到自己的寓所——頤和路34號。他躊躇滿志要寫春聯，秘書為他準備了筆墨。汪精衛走到書案前，提起筆來卻又想不起好詞兒，他的妻子陳璧君看到丈夫為難的樣子，便提醒說：「為了繼承總統遺志，你就寫點兒關於三民主義的話吧。」汪精衛按照陳璧君的意思，提筆在紅紙上寫了這樣一幅春聯：
立民族民權民生之宏願
開為黨為國為公之大業
哪知春聯帖好後，當天晚上就被人做了手腳，第二天大年初一早晨這幅春聯變成了這樣：
立泯族泯權泯生之宏願
開偽黨偽國偽公之大業
第二天早晨汪精衛的家門口擠滿了人，無不拍手稱快，汪精衛得報後，一看大驚失色，一面驅散群眾，一面命令衛兵馬上擦洗乾淨，從此汪精衛再也不敢在家門口貼對聯。
抗戰時期，偽國府主席汪精衛在日本人的羽翼下，可他一直心緒不寧，防人暗算，於是換上便服逛街散心。他看見路旁有一個測字攤，寫著「字有三解，可知一生」八個大字，他就隨手抽一個「哥」字，請測字先生給他占算。測字先生說：「哥者，兩『可』相連，第一解：可父可師；第二解：可敬可佩。」汪精衛聽後覺得自己地位顯赫，確實「可父可師」，又想起少年時曾有行刺清攝政王的壯舉，也的確「可敬可佩」，認為測字先生確實有水平。於是便急不可耐地向測字者追問「哥」字的第三解，測字先生只說事涉天機，拒絕透露，汪精衛也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便怏怏而去。
第二天，汪精衛再次到測字攤前，已不見測字者的蹤影，只見地上用白粉寫著八個字：「哥字三解，可殺可剮。」汪精衛如當頭挨了巨棒，腦袋快要炸開，就慌亂如喪家之犬，匆匆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