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飯時，沈先生要解開一個用麻繩捆得緊緊的什麼東西。季羨林覺得只需用剪刀或小刀輕輕地一剪一割，輕而易舉就能打開。但沈從文卻從季羨林手裡一把搶過去，硬是用牙把麻繩咬斷。季羨林非常吃驚，接著是感慨：
這一小小的舉動，有點粗勁，有點蠻勁，有點野勁，有點土勁，並不高雅，並不優美。然而，它卻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個性。在達官貴人、高等華人眼中，這簡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賞的卻正是這一種勁頭。我自己也許就是這樣一個「土包子」，雖然同那一些只會吃西餐、穿西裝、半句洋話也不會講偏又自認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來，我並不覺得低他們一等。不是有一些人也認為沈先生是「土包子」嗎？[《悼念沈從文先生》，《季羨林小品》第271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能印證沈從文先生這種「土包子」性格的，還有一件小事。他們倆有一次去中山公園遊逛，口渴便要了一壺茶。茶攤夥計端來沏好茶的茶壺，季羨林正要拿起茶壺來給沈先生斟茶，沈先生又是一把搶了過去。他先斟滿了一杯，但並不喝，而是又把它倒入壺中，他告訴季羨林，只有這樣才能把味調得均勻。這樣一件小事，雖微不足道，但在瑣細中，也能看到沈先生的精神。
而後，季羨林和沈先生共同迎來了北京的解放。在這前後，沈先生擔任北大教職之外，還擔任天津《益世報》、北京《經世報》、《大公報》等報的文學副刊編輯。只是他覺得自己的思想、生活和工作方式，都越來越落後於社會現實，所以創作逐漸減少。[《沈從文散文選集》周文彬《序言》第4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解放時，沈先生的心情是激動的，然而他並不故做革命狀以達到某種目的，他仍然是樸素如常。
沒過多久，一位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在香港的一家進步文藝刊物上，發表了一篇長文《文壇一瞥》，用他特別發達的嗅覺和視覺，看出了文壇上的許多顏色。他這「一瞥」，便把沈先生「瞥」成了粉紅色的小生。沈先生當頭挨了棒，從此被「瞥」下了文壇，銷聲匿跡，再也不寫小說了。[《悼念沈從文先生》，《季羨林小品》第272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這一場歷史的誤解之後，沈從文被分配到歷史博物館工作，在絲綢、陶瓷、漆、玉、工藝美術圖案中轉來轉去，什麼古紙、古代刺繡、古代衣飾等等，他都研究，出版了一部專講中國服飾史的專著，一時洛陽紙貴，受到國內外一致的高度讚揚，他也成了這方面的權威。沈先生還自己寫章草，成了一個書法家。
後來，季羨林和沈從文在會議上，在公共汽車上，偶爾相遇在一起，他們之間都感到非常親切。沈先生依然是那麼溫良、淳樸，時代的風風雨雨在他身上，似乎沒有留下什麼傷痕。他一談到中國古代科技、藝術等等，便喜形於色，眉飛色舞，娓娓而談，如數家珍，天真得竟像個大孩子，這就更增加了季羨林對他的敬意。[《悼念沈從文先生》，《季羨林小品》第274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5．忠厚長者曹靖華和抒情詩人馮至
季羨林在清華讀書時讀過曹靖華的翻譯作品，1946年回國在上海臧克家處，聽到國民黨警察在南京下關車站毒打曹靖華等人的消息，從此他對曹靖華十分敬佩。
季羨林到北京大學工作之後，曹先生在俄語系工作，他們行當不同，接觸並不多，但見面的機會還是有的，季羨林對他形成了一個初步印象：
他留給我的印象是非常好的，他長我十四歲，論資排輩，他應該算是我的老師。他為人淳樸無華，待人接物，誠摯有加，彬彬有禮，給人以忠厚長者的印象。他不愧是中國舊文化精華的一個代表人物，同他交往，使人如坐春風化雨中。
但是，這只是他性格的一個方面。在另一方面，他卻如金剛怒目，對反動派決不妥協。他通過翻譯蘇聯的革命文學，哺育了一代代的革命新人。他的功績將永遠為中國人民所記憶。而他自己也以身作則。早年他冒風險同魯迅先生交往，支持人民的正義鬥爭，堅貞不屈，數十年如一日，終於經歷了嚴霜烈日，走過了不知多少獨木小橋，迎來了次第春風。他真正做到了「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悼念曹老》，《懷舊集》第5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解放後，季羨林同曹靖華同在《世界文學》任職，曹靖華任主編，季羨林當編委，開編委會時，他們放言高論，其樂融融。季羨林不喜歡文山會海，不是「開會迷」，但《世界文學》的會，他非常希望參加，與曹靖華見面，成為他的一大樂事。
季羨林不大喜歡拜訪人，沒去過曹靖華的家。他們平常在校園中見了面，總要問寒問暖，說上一陣子話，彼此之間又欣慰又興奮。在外面開會時碰在一起，更要促膝長談。他們之間的交往，正是那種高層次的交往：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情誼卻是永存的。
馮至先生長季羨林六歲。季羨林在清華念大學的時候，讀過他的抒情詩，對其中的一些形神俱臻絕妙的詩句，無限嚮往，無比喜愛，因此覺得魯迅先生讚譽他為中國的最優秀抒情詩人，真是至理名言。對這樣一位著名的抒情詩人，季羨林可以說是心儀已久了。
到1946年季羨林到北大任教之時，與馮至見面的機會很多。馮先生在西語系，西語系與東語系的辦公室同在沙灘北樓，緊挨著，幾乎天天可以見面。
但是，季羨林對馮至先生形成深刻印象，不是在北大，而是在中德學會所在地。這是一所三進或四進的大四合院，房屋建築是典型北京式的四合院，古色古香。所以雖然沒有曲徑通幽之處，但迴廊重門，也足以讓人產生奇趣。庭院深深，正像宋歐陽修《蝶戀花》所描寫的：
庭院深深深幾許，
楊柳堆煙，
簾幕無重數。
這樣的大院，把喧雜鬧攘的市聲都阻擋在大門外面。院子裡靜如古廟古寺，一走進去，就讓人覺得幽寂怡性。季羨林經常在這裡與馮至、畢華德、張星烺、袁同禮、向達等人開會，討論中德之間的學術文化交流和其他學術問題。
解放軍進駐北京之際，馮至先生沒跟胡適先生撤離北京。季羨林也沒有走，他們共同度過一段歡喜、激動、興奮、甜美的日子。
在上世紀50年代初的一次會上，周揚開玩笑說：「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馮至先生接著套用了李後主李煜《虞美人》詞，說：「春花秋月何時了？開會知多少！」話並沒有惡意，但都屬於「怪話」，在這方面，季羨林與馮至先生可以說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也可以說是「伯仲之間見伊呂」。不願開會，也不善交際，是他們的共性。但由於他們學術的地位，解放後集會結社，名目繁多，所以，越不願意開會，不願意交際，反而要多次開會，多方交際，最後幾乎成為「國際活動家」、「社會活動家」。
對於季羨林來說，與馮至先生的交往，每次回憶起來，幾乎每一件事都像一首耐人尋味的抒情詩，歌頌著他們之間的長期交往形成的友誼。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友誼中，我們雖為朋友，我心中始終把他當老師來看待。借用先師陳寅恪先生的一句詩，就是「風義平生師友間」。經過這樣長時間的親身感受，我發現馮先生是一個非常可愛，非常可親近的人。他淳樸、誠懇，不會說謊，不會虛偽，不會吹牛，不會拍馬，待人以誠，同他相處，使人如坐春風中。我從來沒有見他發過脾氣。[《哭馮至先生》，《懷舊集》第12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6．畫家吳作人和佛學家湯用彤
季羨林與畫家吳作人的友誼，開始於1948年為泰戈爾辦畫展，他們在無言中成了朋友。
這之後，大概是在解放初期，季羨林一下子對藏畫發生了興趣。在藏畫方面，他雖然是初出茅廬，但「野心」挺大：不收齊白石以下的作品。他於是就請吳作人代他買幾張白石翁的畫作。吳作人便以內行的身份問他：「有人名的行不行？」解放初在收藏家中形成一種偏見，如果畫上寫著受贈者的名字，則不如沒有寫名字的值錢。季羨林覺得這種看法十分可笑，立刻回答：「我不在乎。」過了沒幾天，吳作人就告訴季羨林，畫已經買到。季羨林清楚，吳作人是行家，又認識白石翁，買的畫絕對不會是贗品。於是，他連忙到吳作人在建國門內離古觀象台不遠的老房子裡去取畫。從那時起，季羨林開始收藏書畫，但那次他只用了相當於人民幣30元錢的價錢，便買下了當時最著名畫家的四五張畫。
後來，在赴印緬途中，季羨林與吳作人有長達幾個月的相處。
那是在印度科欽市。這是一個西海岸上的著名港口，中國古書上稱為柯枝，古代就與中國有過來往。明朝鄭和航海到過這裡。城市不大，但到處是中國的影子，房屋建築的山牆是中國式的，捕魚的網是從中國來的，博物館裡擺著中國明代青花瓷盤和瓷碗，閃著青白色的光輝，召喚著中國遊人發出思古之幽情。
城小，很快就參觀完。一天早晨，印度主人安排訪問團乘小輪遊覽海港。
那一天旭日初升，海波不興。季羨林與吳作人坐在一艘船上，小船向大海駛去，真有點「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的氣勢。小船在海灣裡兜著圈子，季羨林他們心潮澎湃，意氣風發，情不自禁地唱起「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嘹亮」！大家沉浸在剛解放的歡騰裡，激動的人心，回還往復的旋律，就像眼前海中的波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連綿起伏，永無止境。此時此刻，情與景會，歌聲逐浪高。水天汪洋，大海茫茫，他們彷彿成了主宰沉浮的宇宙之主了。這時候，季羨林發現，吳作人唱歌聲音有點低沉，便好奇地問了他一聲。他說這是二重唱的合音。
還有一次，他們在緬甸東枝訪問。這裡與科欽迥異其趣，既無大海，也無大山，卻有秀美的林泉，扶疏的花木，大地上到處是一片濃碧，偶爾發現一點黃色，那是萬綠叢中的桔園中懸掛在枝頭的柑桔。東枝有一個茵萊湖，是一個長達百里的狹長淡水湖，湖面上漂浮著人工製造而成的「浮島」，能夠活動。在大的浮島上，人們修建成木樓，木樓相接而成水村。村村相連，形成水城。居民往來都坐船，船夫划船的姿勢是絕無僅有的：他站在船頭，用一隻腳划船，行駛卻很快。這裡的居民很少登陸，死後就拋屍水中，所以這裡的居民不吃魚，因為魚是吃死屍長大的。季羨林感到，這好像是一個神話世界。
在這樣童話王國般的環境裡，我們參觀任務不重，悠閒自在，遺世而獨立，頗多聊天的機會。我和作人常常坐對桔園，信口閒聊，上天下地，海闊天空。沒有主題，而興趣盎然。[《壽作人》，《懷舊集》第12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回國後，行當不同，人各一方。後來他們同時出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在五年任期中每兩個月能見一次面，但已無暇晤對閒聊。吳作人曾到季羨林家，送給他一冊影印的同夫人蕭淑芳女士的畫冊。他們的友誼，就像這本畫冊，是永存的。
湯用彤是著名佛學家，在季羨林回國之時，他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是他和胡適校長、傅斯年代校長聯合聘任季羨林為北大教授的。他1947年夏天去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講學，1948年9月回北大。北京解放後，他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1951年任副校長。
季羨林與湯用彤的來往很多，始終把湯先生作為自己的長輩和師長。有關佛教、佛學的許多問題，他經常向湯先生請教。但觀點有時會不一致。工作上，他是系主任，要向文學院長湯先生匯報，請示工作。
季羨林在寫作《浮屠與佛》這篇學術論文時，湯先生指出，《魏書·釋老志》說：「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浮屠之教。」這最後一句，是魏收臆測之辭，理由是《後漢書·西域傳》說：「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而季羨林則認為，張騫大概沒有聞浮屠之教。魏收處置史料的方法是：只要原來史料裡用「浮屠」，他就用「浮屠」；原來是「佛」，他也用「佛」；自序則純用「佛」。根據這一原則，他認為倘若是魏收臆測之辭，他不應該用「浮屠」兩字，而應該用「佛」。所以，雖然不能知道魏收根據的是什麼材料，但他一定有所本。[《季羨林學術論著自選集》第16頁注４，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年。]季羨林採取的是一種嚴謹的科學態度，即使是權威學者的觀點，他也絕不盲從。對湯用彤是這樣，對美國、德國的一些權威學者，也是這樣。
但是，季羨林非常尊重湯先生，寫成的許多有關佛學的論文，都請湯先生過目，如《與佛典》初稿，就先送湯先生審閱，湯先生提了許多寶貴的意見。當時湯用彤在開設魏晉玄學的課，他徵得湯先生的同意，每節課都去聽，筆記記了厚厚的一大本。一個教授去完整地聽另外一個教授的課，這在北大的校史上是沒有先例的。
顯然，季羨林與湯用彤的交往，多是學術上的。他們在學術上相互切磋，促進了他們之間的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