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傳 第19章 京華歲月 (4)
    清華西洋文學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學計劃,必修課規定得有條有理,非常完整,給選修課留下的時間,也是很富餘的。除了選修課以外,還可以去旁聽甚至是偷聽自己感興趣的課。教師不以為忤,學生也各得其樂。季羨林旁聽朱自清、俞平伯、鄭振鐸等先生的課,都是非常順利的,且還和鄭先生建立了終生的友誼。但也有不順利的時候,是他同一群學生去聽冰心先生的課。當時冰心先生極年輕,但已名滿天下。她是燕京大學教授,在清華兼課。冰心先生滿臉莊嚴,不苟言笑,看到課堂上這麼多學生,知道有「詐」,便威儀儼然地下「逐客令」:「凡非選修此課者,下一堂不許再來!」季羨林他們悚然而聽,憬然而退,從此不敢再進她的講堂。[《回憶陳寅恪先生》,《懷舊集》第19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想不到40多年後,她由怒目金剛而變為慈眉菩薩,季羨林和她談起此事,她一笑了之。對於這些選修課,季羨林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外,我還旁聽了或偷聽了很多外系的課,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謝婉瑩(冰心)、鄭振鐸等先生的課,我都聽過,時間長短不等。在這種旁聽活動中,我有成功,也有失敗。最失敗的一次,是同許多男同學,被冰心先生婉言趕出了課堂。最成功的是旁聽鄭西諦(振鐸)先生的課。西諦先生豁達大度,待人以誠,沒有教授架子,沒有行幫意識。我們幾個年輕大學生——吳組緗、林庚、李長之,還有我自己——由聽課而同他有了個人來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編大型的《文學季刊》是當時轟動文壇的大事。他也有意讓我們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充當《季刊》的編委或特約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雜誌的封面上,對我們來說這實在是無尚的光榮。結果我們同西諦先生成了忘年交,終生維持著友誼,一直到1958年他在飛機失事中遇難。到了今天,我們一想到鄭先生還不禁悲從中來。[《我的心是一面鏡子》,《東方》1994年第4期。]

    季羨林覺得這些先生們的課,水平都很高,至今讓他憶念難忘。他自認在清華期間,真正獲益的,不是必修課的那些「正課」,而是這些選修課和旁聽課。

    5.廣泛的興趣

    季羨林在清華大學的四年間,學習興趣相當廣泛,語言、文學、歷史、宗教,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各個方面,幾乎都涉及到了。

    在專業課方面,季羨林是德語專門化,德語學了整四年,但是,最後本科生的畢業論文系裡要求的不是用德語寫,而是要求用英語寫。季羨林的畢業論文是《TheEarlyPoemsofH?lderlin》,指導教師是艾克(Ecke)。他本人當時認為這篇畢業論文的水平是不高的,內容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

    在大學四年期間,季羨林繼續寫作散文。他相繼寫成《枸杞樹》、《黃昏》、《回憶》、《年》、《兔子》、《母與子》、《紅》、《寂寞》等多篇散文,發表在當時頗有權威的報刊上,《年》發表在由葉公超主編的《學文》上。本來已經準備編成一個集子,定名為《因夢集》,鄭振鐸先生準備編入由他主編的一個叢書之中。後來因為忙於辦理出國手續,沒來得及編成。這些散文中有幾篇,後來編入《季羨林散文集》。

    除了散文創作,季羨林還從事翻譯。他先後翻譯的作品有德萊塞的《舊世紀還在新的時候》、屠格涅夫的《玫瑰是多麼美麗,多麼新鮮呵……》、史密斯的《薔薇》,傑克遜(H.Jackson)的《代替一篇春歌》、馬奎斯(D.Marquis)的《守財奴自傳序》,索洛古勃(Sologub)的一些作品,薛德林的一些詩,其中《玫瑰是多麼美麗,多麼新鮮呵……》、《代替一篇春歌》、《薔薇》等幾篇正式發表了,尚有一些沒有發表。季羨林在清華時的興趣還表現在對西方的所謂「純詩」上,但他與西方的「純詩」觀有一定的分歧。

    西方的純詩觀主張廢棄韻律,季羨林主張詩歌必須有韻律,否則的話,叫任何什麼名稱都行,就是不能叫作「詩」。即使印度泰戈爾主張廢除韻律的觀點,也沒能說服他。當時,他最喜歡的西方詩人,是法國的魏爾蘭、馬拉梅和比利時的維爾哈倫等人。魏爾蘭對於「純詩」的主張是:首先是音樂,其次是明朗與朦朧相結合。這種觀點符合季羨林當時的口味,只是後來他反對現在的所謂「朦朧詩」,懷疑現代的「艨朧詩」是「英雄欺人」,是以艱深文飾淺陋。因為文學藝術是要人瞭解的,如果只有作者一個人瞭解,或者連作者自己也不見得瞭解,那麼文學藝術還有何用?除了所謂「純詩」,他還喜歡英國詩人的所謂「形而上學詩」。

    對於中國文學,季羨林仍喜歡六朝駢文,唐代李義山、李賀,宋代姜白石、吳文英,這些都是唯美主義的,講求辭藻的華麗,這些詩作和駢文,至今仍在影響著季羨林,唯美仍然是他的嗜好。

    他感興趣的另一個領域,是梵文。由於旁聽了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更加深了他對梵文的興趣。但是陳寅恪先生當時不開設梵文課,也沒有其他人教梵文課,所以此時是空有興趣,而沒能開始學習梵文。這個願望後來到德國留學期間實現了。

    由於學習的興趣提高了,小學、中學貪玩的興趣減弱了。四年大學期間,北京那麼多的古跡,那麼多好玩的地方,盡有許多機會可以作賞花的韻事,但他卻很少去光顧了。四年中,他只到中山公園去看過芍葯,到頤和園去看過一次玉蘭。有一次,好不容易騰出點時間,與一位老朋友在大毒日頭下,跑過許多條窄窄的灰土街道,到祟效寺去看過一次牡丹,因為已經錯過機會,到了以後看到的只是滿地殘英,這對於特別喜歡賞花的季羨林來說,太過於殘酷了。尤其是,季羨林在濟南時那麼喜歡海棠花,在北京卻很少能看到,連因海棠而出名的寺院似乎都沒有聽說過。北京的春天非常短,短得幾乎沒有春天,最初還是殘冬,可接連吹上幾天大風,再一看,樹木已經長出了嫩綠的葉芽,天氣陡然暖起來,春天沒來就進了夏天了。

    6.政治活動

    季羨林曾多次強調,中國知識分子有源遠流長的愛國主義傳統,是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也不能望其項背的。而且申明:「我生平優點不多,但自謂愛國不敢後人,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還是愛國的。」[《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收穫》1995年第5期。]

    季羨林在清華大學期間,雖然發憤讀書,興趣全在各種知識的獲取,但他並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他不是置國難當頭於不顧的人。

    當然,季羨林對政治活動的認識,有一個逐步加深的過程。

    起初,剛入大學的時候,季羨林並沒有很清楚地認識到安靜的清華園內,國共兩黨在學生中的勢力也有激烈的鬥爭。與季羨林同年考入清華的胡喬木(當時叫胡鼎新),一邊在歷史系讀書,一邊參加學生的社會活動,於1930年底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胡喬木在黨團組織的領導下,更加積極地投入革命活動。胡喬木和吳組緗等幾個同學一起,在學校裡辦了一所工人子弟夜校,以便宣傳革命。胡喬木本人進行革命宣傳鼓動活動,也不怎麼隱蔽。每天早晨,在學生洗臉盆裡塞上傳單,就是出自於他之手。這是一個盡人皆知的秘密。一天深夜,胡喬木去西洋文學系找到季羨林,動員他也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當時,季羨林還沒有意識到革命就等於愛國,加上膽小怕事,他沒敢答應。只答應到由胡喬木主辦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課,算是助一臂之力,稍報知遇之恩。

    稍後,國內政局更為緊張,國民黨蔣介石在拚命「安內」,日本侵略者已兵臨古北口,在東北興風作浪。終於在1931年9月18日,爆發了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武裝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突然炮擊瀋陽,同時在吉林、黑龍江也發動大規模進攻。而蔣介石集中力量反共,對日本侵略軍採取了賣國政策,命令東北軍「絕對不可抵抗」,並撤至山海關內,致使日軍在9月19日即侵佔瀋陽,接著又分兵侵佔了吉林和黑龍江等省。

    國民黨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包括清華大學師生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強烈憤慨,清華師生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組成了學生赴南京請願團。季羨林讀高中時就對國民黨官員沒有好感,更加上國民黨殺害了他的老師胡也頻先生,他對國民黨群魔亂舞的統治十分痛恨。此時,新仇舊恨一併爆發,季羨林便毫不猶豫地隨清華同學,先是在前門火車站臥軌、絕食,而後赴南京請願,要求蔣介石出兵抗日。在南京,季羨林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蔣介石。沒想到,學生們滿腔愛國熱情,結果卻被滿口謊言的蔣介石捉弄,最後是鎩羽而歸。

    對於清華當時的政治分野,季羨林回憶說:

    學生中國共兩派的鬥爭是激烈的,詳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間偏左的逍遙派,不介入,也沒有興趣介入這種鬥爭。不過據我的觀察,兩派學生也有聯合行動,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帶農村中去向農民宣傳抗日。我參加過幾次,記憶中好像也有傾向國民黨的學生參加。原因大概是,儘管蔣介石不抗日,青年學生還是愛國的多。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愛國主義的傳統是源遠流長的,根深蒂固的。[《我的心是一面鏡子》,《東方》1994年第4期。]

    當時清華大學校長,是後來曾出任國民黨行政院長、總統府秘書長的翁文灝,這時他的思想還算開明,手裡拿著左派學生的名單,一個個叫來談話。翁文灝叫來積極組織學生活動的胡喬木,對他說:「清華園好比一座大戲台,生旦淨末丑,各種角色都可以登台表演。要是大戲台塌了,就誰也演不成戲了。你演的戲太危險了,會把戲台搞塌的。作為校長,我希望你今後不再參加此類活動。」[曹俊傑編著:《中國二喬——胡喬木、喬冠華傳略》第12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翁文灝的話,並沒有起作用,胡喬木在1931年8月便被調到共青團北平市委擔任市委委員、宣傳部長,雖然離開了僅讀了一年書的清華這座戲台,但到社會上更大的戲台去擔任角色了。其他同學,自然也並沒有因此而停止自己的愛國政治活動。這正如季羨林後來所說的:

    幾千年的歷史可以證明,中國知識分子最關心時事,最關心政治、最愛國。這最後一點,是由中國歷史環境所造成的。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一天沒有虎視眈眈伺機入侵的外敵。歷史上許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敵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說了。存在決定意識,反映到知識分子頭腦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愛國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管這句話的原形是什麼樣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達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在別的國家是沒有這種情況的。[《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收穫》1995年第5期。]

    可以說,季羨林在清華時期的政治活動,基本上是以愛國為主線,談不上是積極參加革命。正如他自己所說,高中時期他曾為「革命」所動,寫過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文章《現代文藝的使命》,是一篇充滿了革命義憤和口號的文章,本來準備在胡也頻主辦的刊物上發表,但「文章還沒有來得及刊出,國民黨通緝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二年後就被國民黨殺害。我的革命夢像肥皂泡似的破滅了,從此再也沒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我的心是一面鏡子》,《東方》1994年第4期。]。

    三、師與生

    1.師生之間

    清華大學的門檻很高,有一批全國知名的教授。當時教授與學生之間有一條鴻溝,不可逾越。教授每月薪金高達三四百元大洋,可以購買麵粉二百多袋,雞蛋三四萬個。教授的社會地位極高,往往目空一切,自視高人一等。學生接近他們比較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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