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普惠的權利救濟，早已是一種急迫的需要。但事實上，即便在對蟻族的觀察中，政府所見往往只有社會穩定這種執政價值，而在「80後」觀察「80後」的紀實作品中，也往往難以擺脫大學生群體的本位視角。兩者事實上都未能擺正公民權利缺失這一基本的社會事實在這些議題中的位置。不得不指出，在宏大的穩定觀和虛擬的群體意識之中，權利的個體境遇實際都未能得到應有和充分的重視。權利生來就是一種個體主義的實踐，沒有一種關照個體生存的價值秉持，權利始終顯得凌空蹈虛。
鑒於大學生群體在中國體制語境中的獨特性和敏感性，蟻族現象有可能調動政府關注這種政治稀缺資源，進而推動一系列問題在政策層面的改善。但這也只是一種假想，既然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等社會問題存在已久，至今仍在路上，蟻族現象的存在也未必就能達到立竿見影的諫政效果，這完全取決於執政者的價值判斷和問題排序。
（節選自《南方都市報》2009年12月13日《閱讀週刊》）
5.《蟻族》：給「80後」一個準確的定義
海傑
海傑，詩人、大眾文化批評家、專欄作家、跨界媒體人。擔任國內某中文影像生活門戶網站影像頻道主編，策劃和編輯《白美國，黑美國》等書，主編《報告，我熱》一書，出版街頭文化書籍《單車炫影》。
小月河、唐家嶺……我寧願把這些地方納入到詩意的敘述範疇，一如我們對於記憶的典藏與奠念，未經修飾，過目不忘。但，生活本來面目已容不得我們來半點兒浪漫，那很容易被稱做矯情。
無疑地，這些地名只是一群群處在社會邊緣的大學生的臨時巢穴，充滿動盪，遍佈歷練，收藏苦悶與無助，毀滅愛情和激情。
可以說，閱讀《蟻族》經歷了一次這樣的過程：繁雜的數據讓人幾乎垂頭喪氣，味同嚼蠟，本著對社會學調查分析的尊重與期待，終於看見數據背後那些田野取樣的個案和生活圖景。顯然，它讓我感覺到沉重而又暴烈的生活本質和裸露的社會結構分層，這也一再地反駁了我們對地域的語言學狂歡和文化臆想，以及對於都市的烏托邦嚮往，就如同我對我曾經居住過的北京六郎莊的想像一樣。
難得廉思去做這樣一個題目：「80後」大學生的就業與生存困境。這個看上去並不十分討好，關注度不夠高，問題的定性不夠明確，又被輿論妖魔化的群體的問題，很容易被那些相貌嚴肅的批評者佔領道德高地。
我向來不喜歡用「象牙塔」這個詞來表達大學生涯和學習場所，因為它意味著社會對大學生的「斷奶」臆想，事實上，這種「斷奶」前的「供奶」行為壓根兒就是一相情願。因此，在他們走向社會之後，他們如影隨形地被妖魔化。
《蟻族》這本書的珍貴之處在於，「80後」自己開始書寫他們的生活史和奮鬥史，儘管我們對於書中行文的冷靜和客觀有待考察和深究，對群體認同的傾向性表述也有點微詞，但不可阻擋地，他們在表達著自己的困境和迷茫，甚至包括那些讓某些人談之色變的性。
而項目的主持人廉思同樣作為一個「80後」，這就保證了敘述的「在場感」。他將這樣一個群體命名為「蟻族」，觸及了生活生存中的叢林法則，因而也就摒棄了那些主觀命名方式，諸如媒體上不斷出現的「奧運一代」、「鳥巢一代」、「汶川一代」……這些瞬間即逝的字眼是建立在主流和官方語境的政治化表達上，而非從社會發展的層面去做學術定義，它一再大而全地充滿煽情式地將一個獨特群體的命運裝飾成美夢，用集體和國家儀式加以格式化。而廉思的「蟻族」將這種命名拉回到話題本身。
這個群體的遭遇不為人所共知的原因在於，它在所有的問題群體中，始終是處於最理想化、最受文化和知識的表象面具拘囿的夾心層。
曾經和香港戲劇導演林奕華聊過關於「生活與生存」的界定問題，他理解的「生活」，就是「花8個小時去買菜，然後做一頓飯」，而「生存」，則是「花8分鐘，買一包方便麵吃掉」。
也就是說，廉思在《蟻族》一書中呈現給讀者的不僅不是「生活」著的那群人，而且就連「生存」也是站在邊緣的那群讀過書的人。
很用心的一點是，這本書選擇了一個中國具有人文關懷和責任擔當的出版社出版。
而不足之處在於，這本書完全可以選擇用更多的影像去表現他們，那樣的一些場景和人，有時候還是文字無法到達的地方。
而最後的心情沒法輕鬆。冬天來了，更多的唐家嶺是否有暖氣可以溫存？何處才是理想的家園和精神的故鄉？幸福何時降落，並帶人入夢？那些不為人重視，卻又堅強地活著，並試圖要過好每一天的，在社會鏈條銜接處的你們，還好麼？
（轉載自《讀書》2010年第2期）
6.誰造就了這一代人的焦慮？
周志強
周志強，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中華美學會審美文化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南開大學語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文藝美學、中國大眾文化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一直以來，「80後」是大家經常談論的一個文化話題，似乎「80後」的行為是一種與此前的生活截然不同的社會現象。無論是「80後」作家還是「80後」富豪，只要扣上「80後」這頂帽子，就具有了格外不同的含義。這一回，「80後」集體焦慮，也就同樣格外引人關注。而在《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一書自序中，作者廉思這樣說道：「這本書講述的『蟻族』，並不是一種昆蟲族群，而是『80後』一個鮮為人知的龐大群體——『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我們之所以將該群體名之為『蟻族』，是因為這個群體和螞蟻有許多相類似的特點：高智、弱小、群居。」
廉思一下子把一代人的生存困窘與精神困頓，以「蟻族」這個概念呈現了出來。從來沒有一個時期，一代人充滿焦慮地生存，以至於「蟻族」不僅僅只是指稱一群人，而是一代人。而恰恰是這本書的暢銷，也弔詭地顯示了這一代人獨有的「騷緒悲情」——似乎「80後」一代人最為焦躁不安，最能夠「悲天憫己」。
也正是在這裡，我在《蟻族》這本書中感受到了「80後」這一代人的集體焦慮。
這種「80後」的集體焦慮，還可以從近期以來，網絡、報刊等等媒體中出現的、諸多以「80後」的身份表達生存處境的尷尬與彷徨的帖子或報道中見出。《蟻族》一書忽然讓我們感受到，一時之間，「80後」長大了，到了開始擔當各種現實壓力的歷史時刻了；較為優越的生長環境與激烈競爭的生存環境，構成了「80後」巨大的心理落差，這構成了這一代人牢騷的社會心理基礎。
然而，「80後」的焦慮感背後，還有極其深刻的社會與歷史的原因。
在一則名為《史記「80後」傳》的帖子裡面，我們看到這樣的悲歎：「夫『80後』者，初從文，未及義務教育之免費，不見高等學校之分配，適值擴招，過五關，斬六將，本碩相繼，寒窗數載，二十六乃成，負債十萬。覓生計，背井離鄉，東渡蘇浙，南下湖廣，西上志願，北漂京都，披星戴月，秉燭達旦，十年無休，蓄十萬。樓市暴漲，無棲處，購房金不足首付，遂投股市，翌年縮至萬餘，遂抑鬱成疾，入院一周，傾其所有，病無果，因欠費被逐院門。尋醫保，不合大病之規，拒付，帶病還。友憐之，送三鹿奶粉，飲之，卒。」
這個帖子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將「80後」的生存遭遇與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的歷史境遇緊密結合在一起，也就把這一代人的焦慮，變成了一種共和國的焦慮。從這個帖子所描繪的場景來看，「80後」的焦慮，恰好是共和國在社會轉型時期焦慮的一種體現。
也就是說，「80後」之所以成為一個被關注的現象，其中一個原因至少是，這是作為中國社會改革與轉型產物的一代人，他們的生活遭遇與生存境況，無形中體現了這種改革和轉型的特殊代價。
年少時期，「80後」一代人的父母擺脫了「文革」政治桎梏，以一種美學和浪漫的激情主義精神，憧憬新生活。「80後」一代，也就成為凝聚80年代激情四溢的浪漫美學衝動的一代。在城市中，這代人被父母養育為鋼琴王子或者小提琴公主，被賦予了藝術家的心理幻境。
20世紀90年代中國所面臨的社會文化狀況，則是社會主義烏托邦政治逐漸熄滅和商品大潮中功利主義甚至市儈主義的崛起。這個時期，80年代知識精英主義的文化理想已經破碎，傳統紅色政治的信念逐漸空殼化，而校園裡面的創業衝動和產業化熱情，讓處於成長時期的「80後」一代不得不重整其青春認同。中國社會激烈動盪的大轉變，造就了整體價值生產體系的去政治化和非道德化。於是，作為一種代價，「80後」一代放棄了父輩們的激情政治衝動和審美道德規範，也相應失去了抗壓和奮爭的信念支持。而到了21世紀初，「80後」們開始走出象牙塔，走向油鹽醬醋茶的現實人生。這個時候，現實的壓力紛至沓來，種種改革的不良後果，幾乎都由「80後」這一代來承擔。
顯然，對於「80後」這一代人來說，其生存環境已經與其生長環境如此大不同。這就是「社會轉型」。在今天，這種轉型的一個結果就是，中國社會的資源格局處在定型期：各種既得利益群體已經基本分化完成，大型資本的社會控制基本趨於固化，社會所能夠創造的所謂「機會」，相對於這個社會所能提供的慾望來說，少得可憐。於是，「80後」突然發現，當他們走向社會的時候，社會的利益整合已經趨於完成，留給他們的已經無多。
簡單地說，一方面，中國社會的歷史轉型，造成了這一代人意識形態價值體系的空殼化，從而讓他們失去了煥發強大意志力的社會信念基礎；另一方面，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國強民弱的狀況，又讓「80後」成為「無權感」的一代。
顯然，這一代人的焦慮，深深植根於歷史轉型之後中國社會目前所處的矛盾糾結之中。國家越是強大，人們的渺小感就越是強烈。這種反差，造就了剛剛成長起來的「80後」的悲歎與牢騷。由於大量大型資本被國家權力系統所控制，人們不僅不具有國家資本管理的有效途徑，還常常被國家資本所左右，甚至會遭遇犧牲個人利益、服從國家資本的窘境。一方面，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進，生成了不斷進步的言說環境；另一方面，僅僅依賴網絡和報刊的言說，並不能改變人們的「無權感」，在這種文化矛盾的縫隙之中，我們才聽到了「80後」一代人的焦慮聲音。
在《蟻族》的長篇紀實作品中，我們可以讀到這樣的一種狀況：「80後」是目前中國各代族群中，受教育程度和高度最好的族群，卻又是最沒有生存保障和依賴的族群。一切應該由或者曾經由國家政府提供的保障型福利，他們都是只聽過沒見過；而一切城市中從來沒有發生過的蟻族群居現象，他們卻正在面對。相對而言，他們處在這個社會比較有發展前途的各類工作位置上——好的如記者、編輯，較差的如助手、秘書，但是，他們卻處在最沒有價值感的歷史的路口。
正因如此，不妨說，這一代人的焦慮，既是特殊的也是公共的。特殊，在於中國社會最為痛苦的轉型歷史養育了他們的集體感受；公共則在於，這種焦慮，不是由這一代人所獨有，也不是這一代人的牢騷所能解決。
（轉載自《中國圖書評論》2010年第7期）
7.日文版《蟻族》譯者解讀
【日】關根謙
關根謙，日本慶應大學文學部部長，教授，日本中國學會會員，中國文學研究家、翻譯家。著作有《中國教科書中的日本和日本人》、《自然與文學——從環境論的視角》；譯著有梅志的《回憶胡風》，阿垅的《南京血祭》，史鐵生的《邊緣》，格非的《相遇》、《打鞦韆》等。
現在在中國出現了這樣一群「螞蟻」般的人——他們雖然擁有高學歷，但作為個體卻極為弱小，只能成群結隊地生活在某些特定區域。本書的編著者廉思將這一社會新階層命名為「蟻族」，在北京、上海、廣州、西安、重慶等大城市的郊外，居住著數萬名這樣的群體。現在在中國，「蟻族」不僅已成為一個固定的專有名詞，對於「蟻族現象」背後所隱含的危機研究也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課題。
我親自去過北京郊外的新興聚集地，那是些年輕藝術家們作為工作室兼住宅的時髦地方。日本觀光客經常光顧的「798」也在那附近。雖然和「蟻族」居住的情況有本質不同，但在將農村用地用於住宅用地，踏在法律邊緣不斷修建違章建築這一點上應該是一致的。現在在中國大城市的近郊，到處都在以驚人的速度建造著住宅。我的畫家朋友也面臨著被當地「地痞」強行徵收保護費的困境，不得不在自己工作室的門口設置了尖銳的木障用來防衛。他家所在的村子一到晚上就寒風直灌，這和本書所描述的大城市郊外的嚴冬之景真是完全一致。只是「蟻族」們所面臨的狀況，比起這些藝術家來說，不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都更加嚴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