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常識，認為物理世界是由一些在某一段時間內持續，而且在空間中運動的「東西」組成的。哲學和物理學把「東西」概念發展成「物質實體」概念，而把物質實體看成是由一些粒子構成的，每個粒子都非常小，並且都永久存留。愛因斯坦以事素代替了粒子；各事素和其他各事素之間有一種叫「間隔」的關係，可以按不同方式把這種關係分解成一個時間因素和一個空間因素。這些不同方式的選擇是任意的，其中哪一種方式在理論上也不比其他任何方式更為可取。設在不同的區域內已知兩個事素A和B，那麼滿可能是這種情況：按照一種約定，兩者是同時的，按照另一種約定，A比B早，再按照另外一種約定，B比A早。並沒有任何物理事實和這些不同的約定相當。從這一切似乎可以推斷，事素應當是物理學的「素材」，而粒子不是。向來認為的粒子，總得認為是一系列事素。代替粒子的這種事素系列具有某些重要的物理性質，因此要求我們予以注意；但是它並不比我們可能任意選出的其他任何事素系列具有更多的實體性。因而「物質」不是世界的基本材料的一部分，只是把種種事素集合成束的一個便利方式。量子論也補證了這個結論，但是量子論在哲學上的重要意義主要在於把物理現象看成可能是不連續的。
量子論指出，在一個原子內，某種事態持續一段時間，然後突然換成一種有限不同的事態。已往一貫假定的運動連續性，似乎自來不過是一種偏見。可是，量子論特有的哲學還沒有充分發展起來。我想量子論恐怕比相對論會要求更根本地背離傳統的空間時間學說。物理學一直在使物質的物質性減弱，而心理學則一直在使精神的精神性減弱。在前面一章中，我們曾有機會把觀念聯合與條件反射作了比較。後者的生理學色彩顯然重得多，它已經代替了前者。因此，物理學和心理學一直在從兩端彼此靠攏，使得威廉·詹姆士對「意識」的批判中所暗示的「中性一元論」之說更有可能成立了。精神與物質的區別是從宗教轉到哲學中來的，儘管在過去一段長時間內這種區別似乎還有確實的理由。應當承認，有些單獨的事素只屬於物質組，但是另外一些事素屬於兩種組，因此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質的。這個學說使我們對於世界構造的描繪有了重大簡化。近代物理學和生理學提出了有助於說明知覺這個古老問題的新事實。
假若要有什麼可以稱做「知覺」的東西，知覺在某種程度上總要是所知覺的對象的效果，而且知覺假若要可能是關於對象的知識來源，總要或多或少跟對像相似。只有存在著與世界其餘部分多少有些無關的因果連環，頭一個必要條件才能得到滿足。根據物理學，這種連環是存在的。光波從太陽走到地球上，這件事遵守光波自己的定律。這話只是大體上正確。愛因斯坦已證明光線受重力的影響。當光線到達我們的大氣層時要遭受折射，有些光線比其他光線分散得厲害。當光線到達人眼時，發生了在別的地方不會發生的各種各樣的事情，結局就是我們所說的「看見太陽」。但是，我們視覺經驗中的太陽雖然和天文學家的太陽大不一樣，卻仍然是關於後者的一個知識來源，因為「看見太陽」與「看見月亮」的不同點，和天文學家的太陽與天文學家的月亮的不同有因果關聯。
可是，關於物理對像我們這樣所能認識的，不過是某些抽像的結構性質。我們能夠知道太陽按某種意義講是圓的，固然不完全是按我們所看見的情況是圓的這種意義來講；但是我們沒有理由假定太陽是亮的或暖的，因為不假定它如此，物理學也能說明為什麼它似乎如此。所以，我們關於物理世界的知識只是抽像的數學性知識。現代分析經驗主義和體系締造者們的各派哲學比起來，有利條件是能夠一次一個地處理問題，而不必一舉就創造關於全宇宙的一整套理論。在這點上，它的方法和科學的方法相似。我毫不懷疑，只要可能有哲學知識，哲學知識非靠這樣的方法來探求不可；不過，仍舊有一個傳統上包括在哲學內的廣闊領域，在那裡科學方法是不夠的。這個領域包括關於價值的種種根本問題，例如，單憑科學不能證明以對人殘忍為樂是壞事。凡是能夠知道的事，通過科學都能夠知道；但是那些理當算是感情問題的事情卻是在科學的範圍以外。哲學在其全部歷史中一直是由兩個不調和地混雜在一起的部分構成的：一方面是關於世界本性的理論，另一方面是關於最佳生活方式的倫理學說或政治學說。這兩部分未能充分劃分清楚，自來是大量混亂想法的一個根源。
從柏拉圖到威廉·詹姆士，哲學家們都讓自己的關於宇宙構成的見解受到了希求道德教化的心思的影響：他們自以為知道哪些信念會使人有道德，於是編造了一些往往非常詭辯性的理由，證明這些信念是真的。從道德上講，一個哲學家除了大公無私地探求真理而外，若利用他的專業能力做其他任何事情，便算是犯了一種變節罪。如果他在進行研究以前先假定某些信念不拘真假總歸是那種促進良好行為的信念，他就是限制了哲學思辨的範圍，從而使哲學成為瑣碎無聊的東西；真正的哲學家準備審查一切先入之見。
假如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給追求真理這件事加上什麼限制，哲學便由於恐懼而癱瘓，為政府懲罰吐露「危險思想」的人的檢查制度鋪平道路——事實上，哲學家已經對自己的研究工作加上了這樣的檢查制度。從理智上講，錯誤的道德考慮對哲學的影響自來就是大大地妨礙了進步。自從柏拉圖以來，大多數哲學家都把提出關於永生和神存在的「證明」看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任務。他們指責了前人的證明，但是他們都提出了自己的新證明。為了使自己的證明顯得有根據，他們曾不得不曲解邏輯、使數學神秘化、冒稱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見是天賜的直覺。所有的這一切都被那些把邏輯分析當做哲學的主要任務的哲學家否定了。他們坦率地承認，人的理智無法給許多對人類極為重要的問題找出最後的答案，但是他們不肯相信有某種「高級的」認識方法，使我們能夠發現科學和理智所見不到的真理。他們因為否認這一點而得到的報償是，已發現有許多從前被形而上學迷霧所蒙蔽的問題可以精確地解答，而且是靠除求知慾而外絲毫不牽涉哲學家個人氣質的客觀方法來解答。
拿這樣一些問題來說：數是什麼？空間和時間是什麼？精神是什麼，物質又是什麼？我並不說我們在此時此地能夠給所有這些古來的問題提出確定的答案，但是我確實說已經發現了一個像在科學裡那樣能夠逐步逼近真理的方法，其中每一個新階段都是由改良以前的階段產生的，而不是由否定以前的階段產生的。在混亂紛紜的各種對立的狂熱見解當中，少數起協調統一作用的力量中有一個就是科學的實事求是。我們這裡所說的科學的實事求是，是指把我們的信念建立在人所可能做到的不帶個人色彩、免除地域性及氣質性偏見的觀察和推論之上的習慣。我隸屬的哲學派別一向堅持把這種美德引入哲學，創始了一種能使哲學富於成果的有力方法，這些乃是此派的主要功績。在實踐這種哲學方法當中所養成的細心求實的習慣，可以推廣到人的全部活動範圍，結果在凡是有這種習慣存在的地方都使狂熱減弱，而同情與相互瞭解的能力則隨之增強。哲學放棄了一部分武斷的浮誇奢求，卻仍繼續提示啟發一種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