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開工那天，即1909年12月10日，詹天祐在宜昌主持萬人典禮，六千多中國員工齊刷刷威武肅立，被中外官民稱為中國大地上前所未見的奇觀。當時就有外國報紙驚呼：「川路不借貸外款，不僱傭外國技術，現在居然開工了！中國前途叵測，環球列強均當留意！」云云。
幾年來，英、法、美、德四強，重又彈起京張鐵路開工時的老調子，說「川漢鐵路若無外國專家和財政資助，絕難望其成就」，並多次向清廷施加壓力，到處宣講「國家將設立鐵路之權歸於各省自辦，是政府一大錯誤」。反反覆覆，一個目的，就是要威逼晚清再蹈屈辱，出讓這條路的承辦主權，鳩佔鵲巢。
弱國外交無強勢，悲劇再度重演於紅牆內外：1911年5月20日，清政府不顧川、鄂、湘、粵民眾最強烈保路呼聲，委派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加上新任川漢、粵漢鐵路大臣端方，用兩雙焦枯之手，與英、法、美、德四國公使，又一次簽署了一份泣血合同。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七十年間，種種不平等條約，到底簽署了多少回？
現在，清政府不得不被動地向列強借錢。當年3月向日本借款上千萬元，4月，載灃又向四國銀行借款高達5000萬元。這一次，又借得1600萬英鎊，算是走到了盡頭。皇家能忍，百姓不容，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這合同名為《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粵漢鐵路、湖北境內川漢鐵路借款合同》，其主要內容，直接侵害了川、鄂、湘、粵億萬百姓和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借得1600萬英鎊巨款，怎麼還？——兩條鐵路的歸屬權便是抵押！這所謂的「收歸國有」，實質就是強買強賣，政府出賣了鐵路主權。老百姓此前的投資，便即刻化為烏有。
須知籌路之初，四川總督錫良推行一系列融資集股辦法，涉及到各階層人民利益：廣大鄉紳農戶，凡谷十石以上者，強行提取三成精糧折銀入股，就是說，你想當股東也得當，不想當也當了；第二種針對大大小小資本家，不管你是老牌還是「新興」，反正你搞實業總要選項投資，那你就掏錢，認購入股鐵路公司吧；第三種才是「官股」，即指國庫調撥而言，折五十兩為一股。在以上三種不同性質的資金股份中，比重最大的是頭一種。據開工前統計，頭一種鄉紳農戶用糧食換來的「租股」資金，聚少成多，佔到了川漢鐵路首期投資近千萬大洋的78%強。川蜀境內，凡有一畝田以上者，全部入了「租股」。換句話說，這川漢鐵路公司最大主權，是屬於四川絕大多數老百姓的！為了國家強盛，更為了「要想富，先修路」的家園，咱不論豪紳還是小戶，啥子都不說了——「每週年四厘行息」，也教人有些盼頭；至於大小資本家們紛紛投資入股，那更是「沒有利營，不起五更」，斤斤計較實乃商家本分，何況巨額血本呢。
到如今，上頭無視川民利益，搞了「國有官辦」，一紙賣路合同，路權歸了洋人，勢必激起眾怒，釀發民變。一頭駱駝不堪重負時，加一根稻草它即會倒斃；如今把人民逼到這步田地，老駱駝還能站得住嗎？
湖南方面首先發動保路事變。信號入川，蜀人沸騰，殺聲漸起。恰在此刻，更不可容忍的消息再度傳來：盛宣懷和端方於該年6月1日密電川督王人文，命王將川內築路餘款，全部換成國家公有鐵路股票。與此同時，那位與詹天祐同事的宜萬鐵路總理大人李稷勳，居然未經眾議，奉命將所餘700萬兩築路白銀，轉交端、盛二人，果真化為「國有」了！
可歎中國現代化之初，一頭「暴力怒獅」咆哮而出，它那血盆大口，要吞噬一切成果，它將阻斷人們前行的道路，讓你過不去這陰霾山岡。你繞道，你走彎路，一繞就是上百年。這血腥這暴力，我們卻沒有躲開。
川漢路之宜萬段，款項撤空了，工程停止了，路工憤怒了，騷亂發生了！以一腔熱血報效祖國的詹天祐、顏德慶和大批工程技術人員們，唯余仰天長嘯，痛心疾首。
四川「保路同志會」代表全川父老意願，堅決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歸還路權，先派代表赴京請願，長跪地安門，橫遭驅逐。繼而，政府新命四川總督趙爾豐，別名「趙屠戶」，從康藏地區乘威入川。趙赴任之始，即秉承京都意願，對請願川民開槍開炮，無情彈壓，造成慘死26人之「成都血案」。矛盾進一步激化，一場官民大戰不可避免地爆發了！「保路同志會」調動全川槍炮大刀，與趙爾豐官軍殊死決戰，血染巴山蜀水。湖南湖北即以殺聲回應。
特別要指出的是，全川烈火燎原，清政府緊急調動湖北駐軍，由端方統帥，入川增援，以致武昌空虛，為辛亥革命一舉成功造成契機。史載，清軍駐鄂共有1.7萬人槍，裝備精良，此刻端方匆匆調走主力9000兵馬赴川參戰。其結果，官民大戰夏秋兩季，「保路同志會」武裝集團全面圍攻成都，又有陶澤焜團長率敢死隊衝殺總督府，生擒趙爾豐——這位皇家軍政大員即被新政權宣判死刑，梟首示眾；清廷鐵路大臣端方，亦被反正的鄂軍所殺，血祭保路戰旗。
乘此大勢，10月10日，武昌革命黨人發動起義，湖南黃興大軍裡應外合，攻佔武漢三鎮，與成都遙相呼應，同時奏響凱歌，雙雙宣告獨立。很快，上海陳其美，山西閻錫山，戰鼓風雷，振聾發聵，紛紛宣告自治。整個中國遍舉義旗，大清王朝土崩瓦解。
以保路運動為開端，未出半年，辛亥革命即告成功，千百年封建帝國轟然破碎。保路運動的火把，從川、鄂、湘燒到武昌，又迅猛燎原於整個南方北方，竟然那麼快，迅雷不及掩耳。
一場保路運動，川漢鐵路宜萬段，成為整個燎原革命的炮捻子，書面語言叫導火索，其實質本是經濟領域出了問題。
孫中山，在外飄零十六載，終得凱旋。他盛讚保路運動，推動了時代大革命。
毛澤東，便是在這一年，第一次公開發表了他的文告《救國圖存論》。他正是在保路運動那一片殺聲中，揮臂削掉頭頂長辮的！毛澤東甩掉辮子，拿起了漢陽造步槍，參加了響應革命的長沙新軍第25混戰旅第50團第一營左隊，成為一名列兵。他領取了軍中月餉七塊大洋，正式參加了「砸爛一個舊世界」的血腥作戰。從一條鐵路的興廢鬥爭中，引領出了一位更加震動天地的人物。
這就是歷史。與其說辛亥革命是一場這樣那樣的民主革命，不如說這是一場由於新經濟與舊政體之間的尖銳矛盾衝突而引發的軍民大造反。與其說大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所推翻，不如說，這王朝是清政府自己把自己推翻的。
鴉片戰爭以來，大災大難，八國聯軍，慈禧西逃，都從未撼動過這座鐵打江山，而一場不大不小的鐵路主權糾紛，便教山河破碎，王朝傾倒。不值得回味嗎？
所謂階級衝突，民族矛盾，也需要重新分析，具體判斷。且看這場保路運動，川中父老同心同德，各階級分明是一個團結戰鬥在一起的大整體。因此毛澤東直至晚年還在焦慮地告說天下：「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是一個巨人在讀懂了中國之後，最深切的體會與表達。什麼主義？什麼革命？老百姓只要造反，便是歷史的客觀存在；至於這造反叫什麼名堂，則很不好說。
中國，為什麼總是通過造反通過激進通過破壞，才能前進？
晚清時代，也搞過包括立憲在內的種種探索，可惜太遲了太慢了。一切志士仁人的改良，終被暴力「革命」所撲倒，連同限制改良的皇家，一起告別往昔歲月。
只剩下半條幽暗的洞
宜萬鐵路工地上，早已一片狼藉。詹天祐憂煩失望已到極點：「一俟我得到自由，我就要另謀他職或者改行。所有這些難題落在我和我的工程司以及學員身上，尤其是我所處的位置，我須承擔一切！」
他最後致信宜萬鐵路上他的戰友，表現了一位愛國知識分子的極大義憤：「顏，督辦新任命的總辦是誰？……四川鐵路的未來，可以肯定的是，美國人將予接管，而對於中國人來說，則無任何希望！因此，我們如果再花費心思，那將如修築空中樓閣，毫無意義了！……所有的好命運均已離開中國人而去！而我們必須甘心居於此等地位——二等地位嗎？不！比這還壞。是的，我想我們必須另謀他職——廣州現在處於一種激憤的形勢中，我希望不會有嚴重後果，但是我想，恐將導致一場前所未有的巨大悔恨！」
一場現代化建設，終於轉化為一場燎原戰火。詹天祐先生不得不選擇了放棄。
宜萬鐵路蒼涼敗落，三萬員工揮淚返鄉。他們沒有拿到工錢，轉而分化開來，一部分人轉變為動亂因素，侵鄉成匪；一部分人轉變為革命因素，先協助義軍光復宜昌，然後從工棚搬到軍營，扛槍抬炮加盟了宜昌新軍。當新軍攻打荊州時，有一千名路工成為敢死隊員，攻堅最烈。
這段辛酸往事，留下歌謠至今：「辛亥滅滿至宜昌，鐵路公司光又光，光了也難回家鄉！」
川漢鐵路宜萬段，至此偃旗息鼓。
詹天祐、顏德慶、李稷勳主持修建的晚清宜萬鐵路，已有一定成績。這些工程包括：宜昌新碼頭至小溪塔，建成12公里鐵道並鋪軌通車；第一標段宜昌至秭歸，路基基本完工；還建成了宜昌工程局、第一車站、材料廠、機車庫和機務段等基地，已具備機車一台，公務車一台。沿路各標段多處路基、橋樑、隧道、御水大堤，亦具規模。許多新地名，如鐵路壩、車站村、鐵路小學等，沿用至今。在距離鐵路壩二十餘公里處，今夷陵區黃花鄉一處山坳中，我們尚可探尋到那座昔日隧道工程的遺跡——上風埡隧洞。不知為何，這裡不曾被闢為一個旅遊點，或曰「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在這裡，我們赫然看到洞口弧拱頂上，刻有斑駁大字：「上風埡山洞·秀山李稷勳題·宣統二年六月」——這位出生於四川秀山的李大官人，在1910年所題寫的這些字，是中國早期鐵路建設的滄桑見證。
湖北作家王敬東先生，懷著細細揣摸的心情，深情描繪這項未竟工程：
「走進山坳，遠遠就看到了昔日宜萬鐵路的遺址。隧道雖歷經百年風雨洗滌，但還是那樣牢固。長滿青苔的壘壁上，不時可以看到殘存著的半圓形的鋼釬炮眼的痕跡。在洞口的弧拱頂上，還有著一堵高牆，阻擋著它身後的塵埃。塵埃上雜生著多種植物。我們從一條濕潤的小徑下到洞口，看到一條伸向遠方的完好的隧道，比我們想像中的洞，要高大、氣派。這裡的每一個磚塊，每一方石頭，以及磚石之間勾縫的白水泥，是那麼清晰可見，輪廓分明，似乎還在意志堅定地等待著什麼。有一刻，我們甚至判定它就是處在施工中的模樣。再往深看，地面上的淤泥，被人們從洞壁的牆根翻起來，堆在中間，形成一道堤，上面還有人走過的痕跡。它們又分明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廢棄的隧道。順著泥堤走向洞的深處，天地一下一下地變得沉浮陰暗起來。深處傳出隱隱的滴水聲，越來越大，最終響徹了整個洞宇。我們發現，自己走到了堤的盡頭。可是，幽暗的隧洞似乎沒有止境。我們蹲在堤上，往洞內探望，可是什麼也看不見。只有從洞頂落下的水滴敲擊聲，好像在訴說著久遠的故事，那歷史的滄桑。」
這種「五四」以來白話散文筆法，也是古漢語歷經新文學運動的結果，清明而溫婉，還有些小資，兼備了翻譯作品風味。
總之，一百年前的宜萬鐵路半途而廢，其直接經濟損失為650萬兩至1000萬兩白銀，間接損失無算。前面說了，資金主要來源，是四川鄉紳農戶以及新老資本家。到1913年6月，即民國二年，工程上所剩餘的大批鋼軌、枕木和設備，被拆卸搬運到武漢去了，留給湖北人慢慢用吧，川民蜀老，早已在血火中傷透了丹心。
在本章即將結束時，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提示，就是保路運動中人民所一直反對的「鐵路幹線收歸國有」問題。如今的年輕人會說：經濟糾紛難免，鐵路基礎設施理應國有，清政府強行收回有何不妥？而當時以盛宣懷為尚書的郵傳部大臣也正是這樣稟奏的。奏折稱：「然欲造路，縱橫四達，則非國家出以全力，斷難辦到。」——要回應此議，還需人民。請看四川「保路同志會」上書駁斥，是怎樣說的：「果政府有錢，政府自造，不以路權抵借外款，不受外人干涉，真正是國家全力經營，又何嘗不好？此次以路抵款，是政府以全力奪百姓而送與外人！將來縱橫四達之鐵路雖能辦到，特所謂全力者，非吾國之全力，乃外人之全力耳！」——人民並不反對真正的鐵路國有，真相是朝廷出賣主權，剝奪國民物權，這就無怪乎億萬人民要奮起反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