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閻錫山在山西採取的是休養生息的政策。1930年前後，他提出「造產救國」的口號，成立經濟建設委員會，制訂了山西省政10年建設計劃，組建了山西人民公營事業董事會，大力投資創辦公營企業，如山西銀行、兵工廠、煉鋼廠、機器廠等。他還組建了一家西北實業公司，自任總經理，近10年中改造及創建企業33個，擁有員工2萬人，成了一個涉足多個產業的「工業托拉斯」。其平均資本是全國2800多家最重要工廠均值的6倍，其機器廠工人佔全國機器工人總數的40%，煉鋼廠可產48種合金鋼，技術和產能在全國首屈一指。到1937年，山西形成一個龐大的國營資本體系，資產達到2億元，成為一個穩定、繁榮的「模範省」。與山西情況相近的是廣東省，兩省的國營工業資本額竟佔到全國地方國營工業資本總額的60%。據許滌新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中的研究，到1936年，中央政府控制的國營工業資本總額為1.16億元，地方國營工業的資本額為1.56億元另加61.6萬兩白銀，後者的成就超過前者。
除了山西、廣東的實業發展之外，東北是一個更特殊的情況。跟閻錫山一樣，奉系軍閥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曾經長期統治東三省，號稱「東北王」。到1929年前後，東北形成了以鋼鐵、煤炭為中心的重工業體系和以糧食加工、紡織、食品工業為中心的輕工業體系，其規模已經比肩江南。當時國內僅次於上海的國際大都市是哈爾濱，有34家外資銀行在哈埠開設分支機構，它與巴黎、紐約等國際金融中心直接業務往來，哈埠的金融動態左右遠東的金融形勢，在哈爾濱的外國商業機構達1809個。
在1928年，以出超實際利益比較，哈爾濱的濱江海關穩坐全國六大海關頭把交椅，成為全國最大的麵粉生產和出口基地、酒精和啤酒生產基地，而遼寧的大連是僅次於上海的全國第二大海港。1928年5月，哈爾濱車站已經可以出售直達歐洲各城市的客票。1931年，日本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霸佔東三省，建立滿洲國。在後來的14年裡，日本先後投資20億美元用於交通運輸網絡和工業化建設，滿洲全境的鐵路裡數達到6000英里，公路約6萬英里，為全國鐵路、公路最密集的地區，煤的產量達3000萬噸，鞍山鋼鐵廠每年能生產200萬噸生鐵和150萬噸鋼，眾多的機器、化學製品、汽車甚至飛機工廠建成。大連、長春和瀋陽相繼成為大工業城市，其中長春是亞洲第一個全面普及抽水馬桶和管道煤氣的城市。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認為：「滿洲作為一個工業基地，在日本人的開發下，其工業產值超過了中國其他地區的總和。」
對1928~1937年這10年進行評價是十分困難的，這在史學界一直眾說紛紜。
整體而言，這段時間的經濟成就還是顯著的。國民政府在收回國家經濟主權以及重建金融秩序上的努力值得稱道。在中央政府及地方軍閥政權的努力下，工業經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以扶持國營事業為宗旨的國家主義成為主流的經濟思想。強大的國家主導意志，產生了聚集能量的專制力量，並提高了投資的效益和效率。經過這一段集中式建設，中國基本完成了重化工業和全國運輸網絡的佈局，也完成了諸多中心城市的市政建設。
與此同時，私營資本集團受到了壓抑和排擠，國營體制內在的制度弊病無法避免。早在1935年，一個叫A·H·約翰的英國人便在《中國的貿易與經濟：1933–1935》一書中觀察到：「中國的工業投資，尤其是在那些享有壟斷便利的領域中，官方的參與常常導致企業運營過程中對技術和商業因素的忽視，並因政局的變動而導致企業行政管理的非連續性。」民國經濟學家方顯廷的評論更是生動：「我們國營事業，證諸以往，率皆有始無終，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為政府之慣技。計劃迭出，實行無期，堆積案頭，徒壯觀瞻。」
除了體制的弊端之外，一個更具危害性的流弊是，在國家主義和發展國營實業的大旗下，官僚資本迅猛壯大。國民黨政府最主要的經濟操盤人宋子文、孔祥熙及張靜江等人都擁有龐大的私人資本，由實業而入政府服務的諸多人士也身兼政經兩職，他們成為困擾經濟健康發展、滋生嚴重腐敗現象的最大毒瘤，最終導致了政權的合法性危機。
1929年之後，國家力量如日中天，群星頓時黯淡失色，中國商業界告別了市場型企業家輩出的時代。此景再現，將在整整50年後的改革開放時期。其間，唯一的「異數」，是一個遠離中央控制範圍的企業家。
這年開春，盧作孚（1893~1952）從一個叫譚謙祿的商人手裡買下一艘輪船，改名「民望」，這是他的民生輪船公司的第三艘船。從此，民生逐步成為重慶長江水段最主要的民營航運企業。這個人有著典型的川人長相，面龐瘦削，個子很小，看上去顯得十分文弱，做起事來卻幹勁兒十足。這一年他才37歲，但是見到他的植物學家胡先則在一篇《四川傑出人物盧作孚及其所經營之事業》一文中描述說，「在人眼裡已是貌若五旬，鬚鬢蒼白」。胡先繼而說，一經接觸，就能感受到盧作孚的理想家氣質，他目光冥然而遠，聲音清而尖銳，辦事的熱忱，捨己為人的精神，處處都像個宗教改革家。這是一個亂世中的理想主義者。
盧作孚出身貧寒，父親是一個麻布小販。他少年時是一個「愛國憤青」，18歲就加入了同盟會，能把孫中山的《建國大綱》一字不漏地背下來。他只有小學學歷，卻當過算術老師、國文教員、《川報》主筆和總編。快到30歲的時候，他突然意識到，在這個亂世之中，靠一支筆不但救不了國家，甚至連自己的生命也被虛耗。他曾去南通拜訪張謇，目睹「狀元企業家」的實業發達及南通面貌的更新，一時頗受鼓舞，終於下定了投身實業的決心。1926年10月，他籌集5萬元創辦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購船一艘，來往於重慶到他家鄉合川縣的航運生意。
盧作孚是文人出身，卻有驚人的商業天才。當時長江航線上的民營船運業非常落後，航期不固定，往往客滿才發，客運與貨運也混攪在一起，船上髒亂不已，客戶服務更是談不上。民生在制度設計上有許多創新，比如定期航行，新辟航線，以客運為主，避開以貨運為主和船舶擁擠的航線，再就是穩定運價，建立信譽。盧作孚為公司設計了很多基本管理規則，從「經理須知」、「船長鬚知」到「駕駛員須知」、「輪機須知」、「理貨須知」、「茶房須知」、「水手須知」，實際的工作方式、程序，從早到晚，從開船到靠岸，應有的工作都規定得詳細無遺，分工明確，責任到位，從一開始就儼然是一個現代的航運企業。長江有一個冬季枯水期，航運往往無法保證四季定期，盧作孚的第二條船就是專門在上海定造的，載重只有34噸，吃水很淺，適合枯水期航運。
當時的四川省被川系軍閥劉湘、楊森控制，名義上服從南京政府，卻是割據的局面，所以，盧作孚的事業沒有受到國民政府的國家主義的影響。到1929年，民生三條船的總噸位不足230噸，還不如許多公司一條船的噸位，但盧作孚卻雄心萬丈，決心以小搏大、統一整個長江上游的航運業。他實施了有效的兼併策略，將重慶上游至宜賓一線、下游到宜昌一線的華商輪船公司逐步吃掉。民生的原則是，只要願意出售的輪船，不論好壞，民生一律照價買下。願意與民生合併的，不論負債多少，民生一律幫他們還清債務，需要現金多少即交付多少，其餘的作為股本加入民生。賣船給民生或併入民生，所有船員一律轉入民生工作，不讓一個人失業。接收一條船，就按民生的制度運轉。到1931年前後，民生船隻數達到12艘，總噸位擴張到1500噸，員工人數500多人，已成長江上游最大的民營航運企業。
盧作孚從投身商業的第一天起就懷抱著濟世的理想，因而有著特別的焦慮與悲憫。在日後一篇總結畢生經商心路的文章《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中，他寫道：「我自從事這樁事業以來，時時感覺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年輕時的他崇尚革命，時刻準備做一顆喚醒民眾的「炸彈」，而成為企業家後，卻心境大改，願意以更為建設性的方式來實現改善社會的理想。他自比為「微生物」。他說：「炸彈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毀滅對方，你應當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別大，才使人無法抵抗。」張謇式的理念成為他的目標。
在民生事業規模初具之後，他便倣傚張謇在北碚開始社會試驗。北碚是重慶附近的一個地區，山嶺重疊，交通困難，地處四縣之交，兵匪橫行，無人管束，城區骯髒混亂。盧作孚就在這麼一個地方實踐他的理想。從1927年起的三年裡，他建起了中學、工廠、醫院、科學院、公園和植物園，倡導文明、整潔和健康的生活。他沒有像張謇那樣投入巨額資金改善北碚的硬件設施，卻把大量人力、物力投注於人的教育。在所有的新設機構裡，他聘請的都是20多歲的文化青年，試圖以清新的朝氣一點一點地改變沉澱千年的陋習。他的工作竟然收到了讓人驚奇的成效。到20世紀30年代初期，北碚已成為四川境內最先進的地區，著名記者杜重遠曾到北碚訪問。他在重慶時，觸目所及的是衣冠不整的軍人、烏煙瘴氣的鴉片館和妓院以及委靡的民眾，但一到距離重慶市區僅僅幾十公里外的北碚，卻全然是另外一番景象。杜重遠讚歎說：「昔稱野蠻之地，今變文化之鄉。」北碚大名從此傳聞天下，成了繼南通之後的又一個「全國模範之地」。
盧作孚的思想中有十分樸素的社會主義色彩，在《建設中國的困難以及必循的道路》一文中，他曾經很詳盡地寫道：「我們的預備是每個人可以依賴著事業工作到老，不至於有職業的恐慌；如其老到不能工作了，則退休後有養老金；任何時候死亡有撫恤金。公司要決定住宅區域，無論無家庭的、有家庭的職工，都可以居住。裡面要有美麗的花園，簡單而藝術的傢俱，有小學校，有醫院，有運動場，有電影院和戲院，有圖書館和博物館，有極周到的消費品的供給，有極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習慣。」在後來的10餘年中，他確實也是這麼實踐的。
盧作孚的實業和名氣越來越大，但他本人卻保持著苦行僧式的自律生活。他曾在民生公司的會議上描述自己的作息時間：「我從早上七點半邁進公司的大門，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十一二點，才能夠回家。」身為企業總經理，他的夫人、孩子坐民生輪船，一樣按職工家屬買半票的規定買船票，和其他乘客一樣排隊等候上船，規矩地坐在艙裡。有時被船員認出，請他們到經理室去坐，他妻子堅持不肯。民生公司為職工在重慶修建了一個「民生村」宿舍，全部是平房，一家人住一套。但是，盧作孚本人卻沒有搬進去住。他的家租住紅巖村2號，那是一棟一樓一底的房子，住了四家人，廁所在房子外面的菜地裡。美國《亞洲和美國》雜誌描述過他的家居環境：「在他的新船的頭等艙裡，他不惜從霍菲爾德進口刀叉餐具，從柏林進口陶瓷，從布拉格進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卻只放著幾隻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這些船上的三等艙中也有瓷浴盆、電器設備和帶墊子的沙發椅，但成為強烈對照的是，他那被稱為家的六間改修過的農民小屋中，圍著破舊桌子的卻是一些跛腳的舊式木椅。」這段文字，如金如玉，百年不朽，照出了一個中國企業家的銳度和高遠境界。
1930年開春，盧作孚出川東行，考察華東、華北和東北等地，歷時半年。5月，他再度來到南通，此時張謇已離世四年。他停留三天，參觀了張謇所創的學校、工廠和公共事業，斯人已亡，舊景猶在，盧作孚感傷與感奮交集。他對友人說：「我羨慕張先生的精神，羨慕他創造事業的精神，尤其羨慕他在無形中創造出偉大事業的精神。」他還來到無錫，參觀了榮家兄弟的麵粉廠和棉紡廠。之後，他考察東北，在那裡，他目睹了日本人的經營活動，並深深震撼於日人的治理能力。「第一是秩序。從大連碼頭，沿著南滿鐵路，凡日本人經營的市場、車站和火車都秩序井然。第二是準確、清楚。從指引方向的地圖、路標，到參觀時介紹情況，凡數字都準確，凡情況都清楚，事業中的工作人員，都明瞭事業的全部情況。」正是在這種「有序」中，曾經當過報社主筆的盧作孚預感到了國家所可能面臨的磨難。他在遊記中寫道：「德國已成過去，俄國尚有所未知，日本則方進取未已，為東北最可顧慮的問題，十分緊迫，尤其是我們應該覺悟的。」
東行歸來後，他把所寫遊記感觸編成《東北遊記》一書，分送親友政要。他在序言中說，看到日本人在東北的所作所為，才知道他們的處心積慮，才對「處心積慮」這個詞有了深刻的理解。
他的這個預感竟很快變成了噩夢般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