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19年11月，一個出生於土邦首領家庭、在英國倫敦大學受過西方教育的律師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發起了「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他宣佈了一系列與英國政府「不合作」的內容，包括退還英王所授爵位、勳章，辭去在地方機構中所任公職，不參加殖民政府的一切集會，抵制英國殖民教育等等；在經濟上，則抵制外國產的商品，特別是英國產品，他號召所有印度人應該穿土布，而放棄英制織布。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成為印度人民反對異族統治的主要手段，它十分曲折而反覆地進行，一直到1947年，印度終於宣告獨立，甘地因此被視為「聖雄」和「印度國父」。
後世學者常常將1917年的蘇聯「十月革命」與「五四運動」聯繫在一起探究，卻很少有人觀察到幾乎同時發生的印度「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事實上，1919年的中國思想界受到了來自南北兩大社會思潮的夾擊式影響，至少在經濟領域，保守的企業家階層的選擇與甘地的非暴力主張很可參照。
回望1919年中國之運動，真可謂轟轟烈烈，就像燈火輝煌的列車在暗夜中一閃而過，給人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暈眩感。在此後的四五年裡，文化界群星璀璨，思想空前活躍，各種政治力量和主張自由萌生，其中對歷史影響最大的事件是1921年7月23~31日，陳獨秀、李大釗和毛澤東等人在上海（後轉到嘉興南湖）組建了中國共產黨，它不久將崛起為一支強大的力量。而在企業界，雄心勃勃的新興企業家們開始試驗他們的政治理想。
自袁世凱之後，北洋政府因軍閥割據和財政拮据，一直顯得很弱勢，這客觀上讓企業家有了博弈的空間。1920年秋，中央政府決定發行政府債券。12月，張公權領導的銀行公會在上海舉行會議，以舊債券清償不力為理由，拒絕認購所有債券。在北京掌權的段祺瑞十分惱火卻也無可奈何，只好派代表與銀行家們談判，最後同意建立統一的國債基金會，將關稅餘額作為償債基金，再由英國人掌控的海關總稅務司作為第三方管理。這種跟中央政府叫板的事情在當時並非個案。早在兩年前，上海總商會還拒絕派人北上參加農商部組織的經濟發展研討會，理由是「鑒於困擾國家的動亂局面，經濟和商業陷入混亂，沒有必要浪費時間參加此類會議」。
在對中央政權失望的情形下，企業家們接受了空想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潮，嘗試重建中國的社會秩序。其努力的方向主要有兩個：一是建設模範城市或試驗公社，一是創立城市自治機制。
中國人向來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濟世理想，對企業家來說，天下太大，那就去治理眼皮底下的那片土地吧。在這方面，張謇是一個最值得紀念的典範。從1903年開始，他就致力於家鄉南通的城市建設，大生紗廠的很多利潤都被他投入到公共事業上。將近20年下來，南通已成當時中國最出名的縣城。1920年，一位訪問者描寫他看到的南通：「在登岸以前，我們就已感受到她的現代氣息了。大道旁柳樹成行，滿載麵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車、汽車在奔馳，高聳林立的煙囪在冒著煙，工廠的機器轟鳴聲在迴響——一個歡快勞動的日子又宣佈開始了。在江岸邊建有現代化的碼頭和倉儲設施，通過現代化的公路和運河，運輸線四通八達。……登上狼山山頂，一幅動人的壯麗圖畫展開在我們眼前。在南面奔騰著雄偉的長江，它的水上運輸繁忙。在西面靜臥著南通城，屋頂、煙囪、城門樓依稀可見。到處都顯示著滿足、快樂和繁華。
我們看到每一寸土地都得到了耕種，並由田間小路分割成幾何形狀。……在居住區內有大量精心種植的樹木，這也是這裡的一個特徵，在中國其他地區沒有類似的情況。」上海英文《密勒氏評論報》主筆J·B·鮑威爾（JohnBenjaminPowell）也是在這一年到訪南通，他稱之為「中國大地上的天堂」。他在報道中寫道：「張謇以及他的兄長張、他的兒子簡直可以用『君臨天下』一詞來形容，除了童話故事中對待臣民就像對待子女一樣的慈善君王外，可能無人可與之匹敵，而在南通州這卻是事實。」1922年，中國科學社在南通舉行年會，梁啟超到會，稱之為「中國最進步的城市」，文學家魯迅的朋友、日本人內山完造稱南通是一個「理想的文化城市」。同年，北京、上海的報紙舉辦「成功人物民意測驗」，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張謇得票數最高，這一年正好是他70歲大壽。讓人感慨的是，也正是在這一輝煌的時刻，張謇的企業突然冒出了危機的苗頭，他將很快陷入無法自拔的泥潭。
不過在1922年，南通模式還是如此的迷人和讓人感奮，在很長時間裡它成為企業家的夢想。也是在這一年，老買辦朱葆三在上海郊區購置1000畝地，設想建立一個類似南通的試驗城。而榮家兄弟則嘗試著在自己的工廠裡搞了一個「勞工自治區」。「自治區」設在家鄉無錫，建有男、女職工單身宿舍和職工家屬宿舍，宿舍分區、村、室三級，由工人自己推選各級負責人員進行管理；還興辦了食堂、儲蓄所、合作社、醫院、工人夜校、子弟學校、圖書館、電影場，乃至公墓、功德祠、尊賢堂，工人從生活、教育、文化娛樂、勞動保險到生老病死諸多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可謂社會功能一應俱全，宛若一個獨立的「公社」。到後來，為了處理各種糾紛事宜，「自治區」內還設了一個工人自治法庭。「自治區」的建立，一方面實踐了榮家兄弟的社會理念，另一方面也直接帶來了生產效率的提高，榮德生經常在週末集體訓話時宣傳自己的「自治主張」：「廠方的利益，就是各工友的利益，勞資應該充分合作，團結一致，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如果說，張、榮等人的試驗著眼於家鄉的重建，那麼，另外一些人則有更大的抱負，他們試圖在某些城市建立自治型政府。
企業家的政治熱情一方面是被逼出來的，另一方面也是不清晰和幼稚的。1921年10月，在商會聯合會的年會上，很多年輕的會員提出了參與政治的呼籲。一個叫唐富福的人在發言中大喊：「我們用不著仰賴某個個人，世上從來沒有救世主……現在該是商人面對現實，擺脫陳舊的不參與傳統，投身政治的時候了。我們拒絕將我們所主張的開明政治與那種黑暗的政治混為一談。如果政治是黑暗的，而我們卻接受其統治，豈不成了奴才和背叛者了嗎？我起誓，我決不！中國商人要拯救這個國家。商會總是以不參與政權為自己的榮譽，但在今天，這種節制卻是我們的恥辱。」這番演講刊登在了當時的《北華捷報》上。唐富福的論點在年會上引起共鳴，穆藕初等人也認為：「實業界人士務實不聞政治的陳舊觀點，是不值得讚賞的。應團結起來，採取適當的方式，推動政府改善國內局勢。」
企業家階層的參政和自治理念得到了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呼應，胡適、丁文江等人提出了「好人政府」的概念，就是由「好人」來管理政府，依靠專家解決專門問題。所謂「好人」，就是知識分子和企業家階層，「即以現身從事農工商業及勞動者執政，而除去現在貴族軍閥官僚政客等無職業者執政」。
為了實踐商人主政和「好人政府」的主張，各地商會先後都提出過千奇百怪的設想。1923年3月，漢口總商會向國內各主要城市的商會發出了一份《保護商埠安全議案》，提出以中世紀歐洲的漢薩同盟為倣傚，建立一個「真正的城市聯盟」。漢薩同盟是德意志北部的城市聯盟群，起源於12世紀中期，鼎盛於14世紀。它由富商和貴族發起，擁有軍隊和金庫，極盛時加盟城市多達160個。漢口的議案認為：「如全國各商埠能實行團結，聲氣靈通，勢力雄厚，舉國內外，誰敢予侮？」此案「看上去很美」，卻一點也沒有操作的可能。
漢口議案提出後不久，上海的企業家更有過十分大膽的、鬧劇式的行動。
年初，北京政壇出現動盪，直系軍閥曹錕打敗皖系的段祺瑞，控制了中央政權。在總統選舉中，曹錕用錢收買國會議員投票，每人5000元，受賄的議員共有480人，曹錕因此「選」上了大總統。6月，他把現任總統黎元洪趕出北京城。一時間，賄選醜聞臭遍全國，各地抗議聲四起。6月23日，上海總商會召開了一次會員大會，一方面通電譴責北京，另一方面宣佈上海獨立。他們組成了一個由70人組成的民治委員會，宣佈將以執政者的角色來管理城市。他們發佈公開宣言，擬訂行政章程，與曹錕政權電報交涉，一時忙得不亦樂乎。
但是，民治委員會顯然缺乏合法性和實際的行政能力，只忙乎了兩個月，它就無疾而終了。企業家們的嘗試遭到了輿論的嘲笑，《東方雜誌》的一篇評論便諷刺說：「最可笑的是，上海商會妄欲組織商人政府，自認為民治委員會基本會員，一若除商人外無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無人民者，更若除上海總商會之商人外無人民者，即此一端，其無知妄作已可悲矣。我們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識，每激於一時熱情，殊不知盲從妄作，根本已錯。」其言刻薄，卻也點出了商人主政的三個缺陷：一是愛搞「小圈子」，二是缺乏民眾基礎，三是沒有明確的執政主張。令人好奇的是，唯一對總商會行動持鼓勵態度的是已經成為共產黨員的毛澤東。他在《響導週報》上發文《北京政變與商人》，認為：「上海商人業已改變從前的態度，丟掉和平主義，採取革命方法，鼓起擔當國事的勇氣……」
企業家階層的自治努力在這之後數年內還將持續下去，每一次都因為缺乏民眾基礎和憲政理論支持，而顯得幼稚和缺乏持續性。在一個現代國家，自治政府及議會制度的真正確立，需要一個自由或穩定的社會環境，在那樣的社會內部，各種利益集團以公平協商的方式共存，可是，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內亂遠未停止，暴力隨時可能打斷和平的努力。因此，白吉爾把這一時期的失敗，稱為「一個不自由年代中的自由主義的失敗」。她評論說：「資產階級的作為，通常顯得模稜兩可，缺乏條理和毫無效力，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它所處的政治地位的性質不那麼明確的緣故。」
1920年7月，虞洽卿四方運籌，獲准建立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票券、棉花、布匹、糧油等均可在此交易。當時的上海，竟有140個各種各樣的交易所，是全世界交易所最多，也是最不規範、投機色彩最為濃烈的城市。虞洽卿的這個交易所是中國第一家正規、綜合性的證券物品交易市場。據記載，該所的首倡者是孫中山，他於1916年在北京約見虞洽卿，提出在上海籌建交易所。他對虞洽卿說：「交易所既成，亦可為革命聚積資金，誠乃大事矣。」靠辦交易所為革命籌錢，孫氏邏輯很能代表當時革命家的經濟思想。虞洽卿依計而行，數年乃成。虞洽卿出任理事長，借此成為上海風雲一時的期貨大亨。
也是在這段時間前後，陳其美（他已於1916年5月遇刺身亡）的結拜兄弟蔣介石落魄滬上，也來投奔虞洽卿。虞洽卿慨然收留，安排蔣介石在交易所當上了一名經紀人，另一位浙江老鄉、革命黨人張靜江則出資4000元，讓蔣介石在交易所中佔了股份。不料蔣某人「革命有方」，卻經營無術，先是在買空賣空中賺了不少錢，緊接著又全數賠光還欠下一屁股債。百般無奈下，蔣介石躲到虞洽卿家中避債多日，然後決心南下投奔孫中山。為了躲避債主尾隨跟討，虞洽卿出主意讓他投帖拜青幫老大黃金榮為「老頭子」。
黃金榮門徒黃振世日後記錄當時的場景：虞洽卿到八仙橋鈞培裡黃公館後，向黃金榮說明情由，要求錄收蔣介石為門生，黃金榮因為虞洽卿在當時商界地位高，勢力大，亦很想結交，所以對他提出的要求都無條件答應下來。又因為虞洽卿不熟悉投拜老頭子的手續，第二天陪同蔣介石到黃金榮處時，只投遞了一張寫著「黃老夫子台前，受業門生蔣志清」的大紅帖子，既沒有拜師應有的蠟燭、香，更沒有致送壓帖的贄敬。還因為黃金榮事先從虞洽卿處知道蔣介石的困難處境和拜師目的，同時也為了討好虞洽卿，所以非但不計較壓帖贄敬，還有心「慷慨」地贈送蔣介石旅費大洋200元，並且鼓勵他去廣州。分別以後，二人互不通信，日久以後也就時過境遷，淡然若忘了。
誰也沒有料到的是，僅僅6年後，乾坤倒轉，這番江湖交情又櫱生出一段影響中國走向的歷史公案。
不過在講述這段公案之前，我們要先來到1924年的中國，經濟蕭條在天災人禍的夾擊下突然降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