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科舉」是一樁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件。它讓中國人從落後、刻板的孔孟儒學中徹底解放出來，在知識體系和思想體繫上向現代文明靠攏，其深遠意義是怎麼評價都不為過的。不過，從國家治理上來看，它卻成了現有政權被顛覆的前兆。延續千年的科舉制具有一定的公平性，是一般貧苦子弟向上層社會躍進的唯一途徑。費正清評論說：「在一個我們看來特別注重私人關係的社會裡，中國的科舉考試卻是驚人的大公無私的。每當國勢鼎盛、科舉制度有效施行時，朝廷總是盡一切努力消除科場中的徇私舞弊。」它的廢除，熄滅了一代知識青年對朝廷的最後一絲眷戀，精英階層從科舉的既定軌道中散溢出去，很快衍變成一股反對的、無從把控的力量。一個可比照觀察的事實是，1978年，中國進行改革開放之初，最早的一個變革措施就是恢復高考制度。在敏感的社會轉軌時期，一廢一復，頗可參研。
在政治上，最重要的變革呼聲是君主立憲。
在這一點上，洋務派和維新派達成了高度的共識，他們都成了立憲派。六年前被追殺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已成主流，譚嗣同臨死前的那句「去留肝膽兩崑崙」竟成事實。日俄戰爭被看成是兩種體制的較量，立憲派的《東方雜誌》在評論中認為，「此非日俄之戰，而立憲、專制二政體之戰也」，日本的勝利似乎佐證了這個觀點。1905年6月，也就是日本獲勝後的一個月，張之洞、袁世凱等人連連上奏要求立憲，當時全國八大總督中有五人明確主張立憲。朝廷在7月發佈聖旨，同意委派大臣出洋考察。
站在立憲派對立面的是革命派，他們提出了比君主立憲更為激進的政治主張，那就是暴力革命。1905年2月，年方20歲的革命黨人鄒容病逝於上海監獄中。他之前出版了《革命軍》一書，鼓吹推翻現有政權，他痛斥歷代滿清皇帝都是「獨夫民賊」、「無賴之子」，慈禧更是「賣淫婦」。他高呼「革命！革命！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12月，身在日本的留學生、30歲的陳天華蹈海自殺，留下《警世鍾》、《猛回頭》兩書。他們的思想代表了當時最為激進的革命思潮。還是在這一年，9月24日，清政府委派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在北京車站出行前遭到炸彈襲擊，27歲的刺客吳樾被炸裂胸腹，手足皆斷，當場身死。他生前與陳天華等人結為知交，推崇「恐怖革命」。
我們接下來要觀察的事實是，在這種大轉型的年代，當立憲派與革命派形成對立，中國命運面臨重大抉擇的時候，企業家階層將作出怎樣的選擇，他們又有過怎樣的作為。
我們先從當年的一個新聞說起。1905年12月，上海發生了一起轟動一時的大鬧會審公堂案。
當時，一名廣東籍的官太太黎黃氏因丈夫亡故，帶著15名婢女由川返粵，路過上海時被上海英租界巡捕房以販賣人口罪名拘捕。租界會審公廨審理此案時，又發生中英兩國會審官對女犯應當關押在何處的爭議。英方陪審官德為門粗暴地宣稱：「本人不知有上海道，只遵守領事的命令。」中方會審官關炯之憤然說：「既如此，本人也不知有英領事。」爭執之下，德為門喝令巡捕用武力搶奪犯人，並將關炯之的朝服撕破。旁聽的中國人對本國官員受辱反應強烈，衝上公堂，四處圍打巡捕，還放火燒了巡捕房和德為門的汽車，英巡捕則悍然開槍打死多人，並抓了500多個中方民眾。血案爆發後，英租界的華人商號紛紛罷市抗議，而洋巡捕也不甘示弱，竟一律罷崗，租界頓時陷入混亂。上海的這起國際糾紛引出一番喧囂風波。
英人在中國最為勢大傲慢，清政府懦弱無能，不敢正面應對，便委請商人出面協調。那些被派出交涉的華商大佬們一一出場，卻都碰了一鼻子灰回來。這時候，一個不到40歲的上海商人虞洽卿（1867~1945）出手，扮演了一個調停者的角色。
自1843年上海開埠以來，一向善於經略的寧波商人就是人數最多、勢力最大的一個商幫。孫中山曾評述說：「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商足跡，其影響與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虞洽卿的崛起頗得其勢。跟上海灘上的許多商人一樣，虞洽卿的出身也是一個貧窮的「掘金者」。1881年，他14歲時從寧波鄉下來到十里洋場。當日下大雨，他生怕媽媽親手縫製的新布鞋被雨淋濕，就把鞋抱在懷裡，赤著腳去投奔一個開顏料行的親戚。他僅讀過三年私塾，但是幹活勤快，頭腦靈活。在顏料行裡，虞洽卿經常與外國洋行接觸，便苦學英語，不多久就講得十分流利，這為他日後的洋場生涯打下堅實基礎。
很快，他未及滿師就升為跑街，負責店裡的業務聯絡。店主為了留住這個年輕人，不斷用加薪、贈干股等辦法籠絡他。在顏料行做了10年後，虞洽卿進德商魯麟洋行任跑街，不久升買辦。四年後，他捐了400多兩銀子，從朝廷領得了一個候補道台的頂戴頭銜，同年靠自己的積蓄買進閘北升順裡、順徵裡的幾十幢房產，組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房地產公司，此外他還籌建了一家名叫通惠銀號的小銀行。又過了六年，他跳到華俄道勝銀行出任買辦，繼而又轉任荷蘭銀行買辦。荷銀是當時遠東最大的國際財團之一，虞洽卿一直到抗戰時逃離上海才卸任此職。在隨後的30多年裡，虞洽卿一邊為洋行當買辦，一邊操持自己的生意，左右逢源，互不耽誤，竟成就一番事業。
與同時代的上海商人比肩而立，虞洽卿的產業並不是做得最大的，不過，他卻是影響力最大的一位。在後來的數十年間，他遊走在洋人、勞工、資本家、政治家以及黑社會幫派之間，是最為八面玲瓏和有斡旋能力的中國商人，有「老娘舅」之稱。他以「一品百姓」自居，精明、急利卻也有著兼濟眾生的古典情結。在亂世之中，他始終艱難地堅持商者的獨立人格，然而卻又在後來一個最敏感的時刻，做出了一個改變中國企業家階層集體命運的舉動。
虞洽卿第一次展露「調解人」才能，是在1898年。在當時的上海法國租界，法國商人以建立醫院和屠宰場為由，強行平毀了一處寧波商人的墓地墳塚。華人向以祖墳為最不可侵犯之神地，法人的蠻橫當即引起喧天公憤，甬商原本就在上海勢力龐大，一怒之下宣佈大罷市。誰想法租界當局竟也十分強硬，不肯讓步，雙方一時僵持不下。便在這當頭，虞洽卿跑去找同鄉的「短檔朋友」，鼓動這些賣苦力的窮人也一起罷工。他特別說動了租界裡的女傭們，鼓動她們不去給洋僱主們洗衣燒飯，他則在背後出錢襄補。商人罷市、苦力罷工、女傭罷洗，法租界立即亂成一團，虞洽卿又只身前往當局交涉。法國人只好讓步，墓地產權終被歸還。經此一役，虞洽卿在上海灘上開始小有名氣。
大鬧會審公堂案發生後，又是虞洽卿擺平了這場棘手的風波。
虞洽卿的伎倆還是在洋人和民眾間玩「危險的遊戲」。一方面，他以買辦的身份跟英人斡旋溝通，另一方面則又找來那些「短檔朋友」，請他們在自己的公寓裡聚會暗謀。他鼓動說：「華官尚復侮辱，若不力爭，商民之受辱必日甚一日。」在他的策劃下，各個階層的租界華人宣佈實行無限期的總罷工。當事態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他轉而找到德、俄、法、日、荷等國的駐滬領事館——他曾經為三個國家的銀行當過買辦——懇請他們出面協調平息此事。靠著這番縱橫捭闔，英租界當局終於退讓，被迫撤去滋事的主審官，撤懲毆打華官的巡捕房捕頭，向中國官廳公開道歉，並釋放黎黃氏和所有被押華人。
過去數十年間，華夷相爭幾乎都以中方的隱忍和妥協收場，屈辱避讓已成慣性，此案得以這種完勝結局收場，當然讓朝廷和所有華人大呼痛快。公案了結當日，蘇淞太道台袁樹勳、公堂公審官關炯之特意攜手虞洽卿，三人一道來到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緩緩步行，沿途大聲招呼各家商號大膽開市。虞洽卿顧盼生風，一時婦孺皆識。
「會審案」後，虞洽卿順勢再上。他寫信給租界的工部局，以協調英華商人的各類事宜為由，提議增設華商董事。1906年2月，工部局同意成立華商公議會，虞洽卿等七人為首屆華商董事。
虞某兩次調停得逞，與他善於利用「短檔朋友」的力量十分有關。他出身草根，自然跟底層群眾有天然的呼應。20世紀初的上海灘，魚龍雜處，是一處天大的「冒險場」，除了政客、文人及商人之外，人數最為眾多、情緒最容易被煽動的勞工階級以及底層社會人士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勢力，每一次社會動盪及革命，他們都是被利用和倚重的最主要的力量。
當時上海底層主要有兩大幫會勢力。一是黃金榮（1867~1953）。他是虞洽卿的寧波同鄉，此人從光緒十八年（1892年）起任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後升探目、督察員，直至警務處唯一的華人督察長。他自立黃門，招募弟子過千人，操縱上海灘的鴉片、賭博等黑色生意，是名聲最大的「流氓大亨」。二是杜月笙（1888~1951）。他出生於上海浦東，在十六鋪水果行當學徒，後入青幫漸成老大。他開賭場、運鴉片，籠絡數千門徒，還以豪爽疏財出名，廣結名流，連大學者章太炎、名士楊度、名角梅蘭芳都與之私交甚篤。
跟黃金榮、杜月笙二人相比，虞洽卿則是一個正經商人。他深諳在亂世之中，「槍桿子裡面出真道理」。於是，在倡議成立華商公議會之後，他順勢提出創辦「華商體操會」，組成一個自衛的武裝力量以保護華商在租界的利益。此議經他奔走呼籲，竟也得通過。「體操會」的成立讓虞洽卿擁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裝組織，這使得他不但在商場和官場上平添了新的話語權，更讓他在與黃金榮和杜月笙的交際中，腰板又硬朗幾分。此三人用不同的方式，在看上去鶯歌燕舞，實質上暗潮洶湧的上海灘各自控制著一股黑色的勢力。虞洽卿自此以「一品百姓」自居，他見朝廷官員時必穿西裝，見洋人時則一身對襟大衫，見商賈同人和幫會兄弟時，則西裝、長衫或道台頂戴按需輪換，從容行走於各色人等中，宛若一條遊走自如的「變色大龍」。
虞洽卿與清廷諸多大臣關係密切，特別是跟皇親愛新覺羅·載洙、南洋大臣端方私交甚篤。他曾為北洋新軍採購軍裝，很是賺了一筆。1909年，他通過端方向清政府建議籌組「南洋勸業會」，以提倡實業。此會系官商合辦性質，是中國第一次國貨展覽會，經過一年多的籌備，次年在南京開幕。勸業會分設農業、醫藥、教育、武備、機械和通航等分館，還專門為外國物品設了三個參考館，會期三個月，觀摩人數達20萬之眾，各地機巧商品讓國人大開眼界，可謂盛況空前。籌辦人虞洽卿因此得到朝廷的褒獎，端方甚至保薦他出任正三品的勸業道。
不過同時，虞洽卿又跟革命黨人走動十分頻繁，尤其是與上海同盟會首領陳其美稱兄道弟。便是在這時，他結識了陳其美的結拜兄弟蔣志清。蔣志清比虞洽卿小20歲，因為是寧波同鄉，所以很是能談到一起。此人日後更名蔣中正，字介石。
虞洽卿在1905年前後的種種活動，洩露了兩個「線頭」：其一，企業家階層日漸以自覺的姿態，成為新市民社會的主流，在執政機構疲軟消極的情形下，他們部分地擔負了行政主管的責任；其二，他們遊走於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在立憲與革命之間搖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