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格納羅當時實在不太清楚這個所謂的「萬維網」是什麼，但是他還是用Mac電腦掃瞄並用FTP上傳到CERN的官方網站info.cern.ch——全球首個WWW網站。這幅圖片是LHC歌唱組合的合照，也是互聯網上首張可通過瀏覽器點擊查看的圖片。出身於倫敦的伯納斯·李後來被尊稱為「互聯網之父」，正是他在一年前寫出了世界上第一個超級文本瀏覽程序，它使得人們能夠將各種知識在超級文本網上結合起來。這幾乎是一個創世紀式的時刻。在中國進行了15年的變革之後，世界把它的左腳踏進了互聯網的河流之中，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是幸運的。儘管上蒼令中國這頭巨獅沉睡了很久，但它還是憐憫的。它讓這個國家在1949年結束了漫長而殘酷的戰亂，然後舉全民之力開始了一場頗有點軍事色彩的農業和重工業建設，在1978年以後，它又讓國家的成長主題從主義之爭重新回到經濟發展的軌道上。
於是，在十多年之後，當互聯網這個幽靈從美國東海岸的實驗室裡躥將出來，攪亂整個商業世界的遊戲規則時，已經初步完成了體制和觀念轉軌、特別是形成了一定的民間資本力量的中國正好踩在了這個轉型點上。很難想像，如果中國的經濟改革再遲十年，或互聯網的浪潮提前十年到來，中國的今天和未來將會是一番怎樣的格局。就當伯納斯·李發明了萬維網的時候，中國的網絡英雄們正奔波在各自的命運之路上。
三年後即將創辦中國第一個網絡公司瀛海威的張樹新正在中關村與新婚不久的丈夫忙碌地做著傳呼機的生意；同樣在中關村混日子的軟件設計員王志東創建了新天地電子信息技術研究所，他在家裡研發出「中文之星」中文軟件平台，後來創辦著名的新聞門戶網站新浪；全球最大的B2B電子商務公司阿里巴巴的創建人馬雲那年是一個28歲的英語教師，他在杭州辦了一家小小的海博翻譯社；創辦了中文搜索引擎公司百度的李彥宏時年24歲，正在美國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攻讀計算機科學碩士學位，比他小三歲、創辦了網易的丁磊則在成都一所大學裡讀三年級；看上去跟互聯網走得最近的，是剛剛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拿到物理學博士學位的張朝陽，他結識了學院裡一位失意的新媒體研究教授尼葛洛龐帝，後者在兩年後出版了著名的《數字化生存》，也是在尼葛洛龐帝的鼓動和投資下，張朝陽下決心回國創辦了搜狐。
1992年，就是這樣一個充滿了起點感的年份，中國公司的成長故事正在路上。在青島，張瑞敏的海爾已經晉陞為國家一級企業，他先後兼併了青島的電鍍廠、空調器廠、冷櫃廠和冷凝器廠，構築起了多元化的家電製造格局。企業效益很好，因而成了遠近知名的明星企業，每天有絡繹不絕的人從全國各地趕來參觀學習，張瑞敏整天陪看陪講陪吃，一天往往要接待十多批人，實在不堪其擾。於是，青島市政府專門下了個文件，要求市內企業減少去公司參觀的次數，也懇請各地考察團盡量不要在旺季「騷擾」企業。柳傳志的聯想公司正試圖從上一年的黑色風暴中緩過氣來，當時全國一年的電腦銷量只有20萬台，主要銷售對象是政府和企業用戶。柳傳志敏銳地感覺到，電腦家庭化的時代好像已經到來了，他委派年輕的楊元慶擔任新成立的微機部總經理，推出了中國第一個家用電腦品牌「聯想1＋1」，「人類失去聯想，世界將會怎樣」的廣告詞風靡大江南北。靠販賣科技器械起家的萬科，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家以房地產為主業，同時又無所不做的「集團公司」，王石先後辦起了連鎖超市、建材工廠、影視文化公司和酒店經營公司等，旗下公司超過50家。
很多年後，他打趣地說：「這樣說吧，就是除了黃賭毒、軍火不做之外，基本萬科都涉及了。」在深圳的任正非，迎來了人生的一個轉機，華為自主研發的大型交換機終於在這年研製成功，當時國內的城市通訊設備市場已經被阿爾卡特、朗訊和西門子等跨國公司把持，很喜歡讀《毛澤東選集》的任正非想起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以低價和城鎮市場為突破點，到年底，華為的銷售額超過了1億元。那些崛起於鄉土的鄉鎮企業家們也走到了事業的一個轉折點。它們已經佔有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1月底，鄧小平在南巡期間到潘寧的珠江冰箱廠視察，這家國內最大的冰箱製造工廠裝備了全世界最先進的生產線，站在寬敞而現代化的車間裡，鄧小平顯得非常的驚奇，感慨鄉鎮企業竟能有如此的規模和裝備。
蕭山的魯冠球擊敗國內所有的萬向節專業製造工廠，他的產品擁有全國60%的市場份額，這一年，他讓自己21歲的兒子魯偉鼎出任萬向集團的副總裁，而他自己則忙著飛北京跑公司上市事宜，在證監會，連門衛都不給他好臉色，到了中午只能坐在台階上吃盒飯，一年後的11月，「萬向錢潮」股票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天津的大邱莊成了全國第一個億元村，禹作敏靠創辦鋼鐵企業硬是把這個當年的團泊窪公社變成了中國首富村，然而，沒有人料到的是，歲末的12月13日，大邱莊一個名叫危福合的公司職員因涉嫌貪污，被嚴刑逼供，毆打致死，禹作敏包庇下屬，引發一場驚天大地震。一個時年37歲的吉林人沈太福辦起北京長城機電科技產業（集團）公司，他聲稱自己發明了一種交流無級調速電機，可以節能30%。
他在北京和各大城市的報紙上猛打廣告，想通過社會集資的方式來投資開發他的新技術，為此他開出了24%的驚人年息。他的設想聽上去確實非常吸引人，連老資格的社會學家費孝通都為之心動，他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從「長城」發展看「五老」嫁接》予以熱情的推介。也是在深圳，已經成為全國青年楷模的史玉柱決定建造巨人大廈。當時的巨人資產規模已經超過一億元。最初的計劃是蓋38層，大部分自用，並沒有搞房地產的設想。這年下半年，一位領導來巨人視察，當他被引到巨人大廈工地參觀的時候，四週一盼顧，便興致十分高昂地對史玉柱說，這座樓的位置很好，為什麼不蓋得更高一點？就是這句話，徹底改變了史玉柱此後的人生。他當即把大廈的設計從38層升到了54層，再後來，又有消息傳說廣州正計劃蓋一幢63層的全國最高樓，在眾人的慫恿下，史玉柱一口氣把樓層定在了70層。就這樣，危機潛伏其後，導火線已絲絲地冒出青煙。
4月，廣州舉辦了一場盛況空前的賽馬邀請賽，然而由於實在太火暴了，政府擔心滋生出地下賭博業，便沒有再舉辦第二場。在上海，各家銀行門口每天圍聚著很多身份不明的人，見到一個路人，他們就低聲問道：「有外匯哇，要外匯哇。」他們被稱為「打樁模子」，都是炒賣黑市外匯的下崗工人，總數大概有五萬人。在上海，已經形成了外匯倒賣的行業鏈，有在街上四處兜售的「打樁模子」，還有中間周轉的下家，最後是一些資本稍大的倒賣公司。20世紀70年代初，為了對付「隨時可能發生」的世界大戰，北京和上海等大中城市都修建了眾多的防空洞，多年來它們一直陰冷地空置著，現在，善動腦筋的人們突然發現這裡是做生意和娛樂的最佳場所。路透社的記者看到，北京市有14萬人在這些地下軍事工事裡工作，他們開出了數以百計的乒乓球館、卡拉OK中心、電影院和地下旅舍，單是旅舍床位就多達4萬個。每當夜幕降臨，穿著牛仔褲的長髮青年們就湧進那裡，空氣潮濕而渾濁，綵燈在昏暗中旋轉。人們在這裡消耗過剩的精力、倒賣外匯、嘗試新的生活方式。
棉紡工人出身、早已名聲遐邇的張藝謀導演了一部名叫《秋菊打官司》的電影，它獲得了第49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大獎——金獅獎。這部電影講的故事是，一個叫王慶來的農民為了自家的承包地與村長發生爭執，被村長一怒之下踢中了要害，王整日躺在床上幹不了活，他的妻子秋菊挺著懷孕的大肚子一次又一次地外出告狀。放在15年前，這是一個很讓人難以理解的故事，而在這一年，它卻引起了廣泛的共鳴。在一個傳統意義上的道德是非觀念日漸模糊的商業社會，人們突然懷念起秋菊那種認死理的性格，「討個說法」成為當代社會的一個流行詞彙。這真是一個矛盾重重的年代。人們常常困頓於眼前，而對未來充滿期望。
正如發現了「創新」奧秘的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所言，「發展是一個突出的現象，它在流動的渠道中自發的、非連續的變化，是均衡的擾動，它永遠地改變和取代著先前存在的均衡狀態。」中國社會的發展也正如此，它一直在「自發地變化」，它來自一個單純而僵硬的均衡狀態，經過15年的發展，一切秩序都被顛覆，一切價值觀都遭到質疑，一切堅硬的都已經煙消雲散。在過去的15年裡，觀念的突破一直是改革最主要的動力，哪些地方的民眾率先擺脫了計劃經濟的束縛，那裡就將迅速地崛起，財富向觀念開放的區域源源地流動。而很多的改革又都是從「違法」開始的，那些與舊體制有著千絲萬縷關聯的規定成為改革的束縛，對之的突破往往意味著進步，這直接導致了一代人對常規的蔑視，人們開始對制度性約束變得漫不經心起來，他們現在只關心發展的效率與速度。
查爾斯·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那段有關「叢林法則」的經典論述，正成為中國企業史的一條公理：「存活下來的物種，不是那些最強壯的種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種群，而是那些對變化做出最積極反應的物種。」1992年是一個新階段的起點。當市場經濟的概念終於得以確立之後，面目不清的當代中國改革運動終於確立了未來前行的航標，改革的動力將從觀念的突破轉向制度的創新。在之前，人們認為，中國之落後主要在於科技，只要大量地引進生產線和新技術，就能夠很快地迎頭趕上。而現在，很多人已經意識到，觀念突破和技術引進所釋放出來的生產力並不能夠讓中國變成一個成熟的現代國家，經濟學家吳敬鏈因此提出「制度大於技術」。在此之後，我們即將看到，中國開始從觀念驅動向利益驅動的時代轉型，政府將表現出熱烈的參與慾望和強悍的行政調控力，國營、民間和國際三大商業資本將展開更為壯觀和激烈的競爭、博弈與交融。
【企業史人物】黃家「天使」印尼巨賈之子黃鴻年很懂中國的政治。在一次演講中，他半開玩笑地說，「我是成長在60年代動盪的中國，如果我還是留在中國大陸的話，現在大概最多可以當個人民公社副社長吧。但後來我走了，25年後，我這個流失的『人才』，卻為中國帶來了數以十億計的投資和開創了國營老企業的嫁接改造，為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一場中國特色的工業革命而努力奮鬥。」這樣的講話讓聽者非常的入耳。他一點也不像一個外商，而似乎是流放歸來返哺母親的遊子。在很多接觸過黃鴻年的國營企業經營者心目中，黃鴻年絕對是一個「人物」，最重要的表現是，「他能經常與中央領導人聊天」。他有不少張照片，一些中央領導人抱著他的女兒與他全家快樂地合影。每到年底，各地的中策公司總經理前來北京匯報工作，他必包下中央領導接見外賓的釣魚台國賓館某號樓，總經理們進來都要驗證登記，每個人匯報時間不超過15分鐘，其氣氛既輕鬆又肅穆，很讓來者肅然起敬而終生難忘。在商業運作上，黃鴻年充分利用了中國現行法規的某些漏洞。
原中外合資法規中允許外資分期到位，中策的收購往往預付15%~20%的投入就控制了國營企業，將頭批企業在海外上市後所獲資金再投入滾動式收購。又，中國法律規定外資合資方不得轉讓其合資股權，中策卻轉讓了持有這些股權的海外控股公司股份。同時，中策利用中國對合資企業的各種稅收優惠、匯價雙軌制等獲利匪淺。他收購紅寶石改組成中策時，公司尚虧損1476萬港元，而僅一年後，該公司淨利潤竟高達3.12億港元，成為香港股市上的一隻「奇跡股」。黃鴻年本人從無實業經驗，也對此毫無興趣，他收購上百家企業，從來沒有派駐一個人，全靠原來的廠長們繼續經營，總部僅有兩三位財務人員全年巡迴審計。
收購之初，由於體制解放自然可激發生產力，出現了反彈式的效益增長，然而隨著大陸經濟氛圍的日趨市場化，體制優勢日漸消失，原有的產業型態落後、設備老化、新產品開發不力、人才結構不合理等國企老問題一一凸現。黃鴻年收購有餘，整合無力，進入迅速，退出猶豫，以致最後陷入具體的經營泥潭。中策旗下企業，除了橡膠和啤酒兩個行業群整合出售獲利頗豐外，其餘都成尾大不掉之勢，泉州的一攬子方案後遺症無窮無盡，手筆大到讓人吃驚的大連「101計劃」更是半途而廢。這時候對中策現象的批評之聲也頻頻出現，有人指責黃鴻年的「空手套利」是「既無技術又無管理經驗的商業投機」，「炒賣企業使國企肥水外流現象嚴重」。到1997年，東南亞爆發金融危機，黃鴻年損失慘重，他遂將大部分股份分次出讓，套現約7億港元，徹底脫離與中策的關係。
據香港媒體報道，黃鴻年經過一系列收購和售股行動，獲利超過26億港元。1999年，與黃鴻年已經無關的中策「中國輪胎」及其他在中國的合資公司共虧損2.32億港元。在結束了「中策遊戲」之後，黃鴻年宣佈將公司轉型至咨詢科技和電子商貿相關業務，公司亦易名為「ChinaInternetGlobolAllianceLimited」。他曾試圖控股中國第一家互聯網公司瀛海威，最後不了了之。2000年11月，黃與國務院下屬的中國興發集團簽約合組一間公司，名為中興策略有限公司，中策希望藉此「以『中中外』方式，參與仍未開放的電訊、金融等敏感業務」。中興策略的註冊資本為1億美元，由中策占45%股權。這一計劃在公佈之際頗為轟動，然而後來也再無下文。黃鴻年是第一位把「資本經營」這個概念帶到中國來的國際商人，那時，中國和他都沒有做好準備，所以他只賺走了一些有爭議的錢，而並沒有能夠把產業的「根」紮在這片留下過他的青蔥記憶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