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7年12月25日，第一個「高產典型」就出現了，《人民日報》報道，廣東省汕頭區的澄海縣宣佈實現了畝產1257斤。幾天後，河北省滄縣聲稱，他們那裡的畝產達到了1500斤。到了1958年夏收結束，各地的高產紀錄不斷被刷新：6月8日，河南省遂平縣宣佈，小麥畝產2105斤。四天後，這個縣又宣稱畝產增加到了3530斤。6月12日，《人民日報》報道，遂平縣碴岈山衛星集體農莊實現小麥畝產3520斤，新聞的標題為「衛星農業社發出第二顆衛星」。這是第一次出現「放衛星」這個高產專用詞。
凡是稍稍有點農業知識的人，對於一畝地能夠產出多少糧食，大抵都有一些基本的常識，新中國的領導人大半出生農村，並長期在農村從事軍事活動，為什麼對遂平縣這樣的「衛星」不產生懷疑呢？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話題。但在1958年發生的事實卻是，幾乎所有的人都對此深信不疑。
就在碴岈山衛星集體農莊放出「衛星」後的第四天，中國知名度最高的科學家、中科院力學研究所所長錢學森發表《糧食畝產會有多少？》一文，詳盡而「科學地」論證說：「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土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陽光能的30%把空氣裡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養料，其中1/5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畝產量就不是現在的兩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這並不是空談。」在另一篇發表在《知識就是力量》雜誌上的文章《農業中的力學問題——畝產萬斤不是問題》中，錢學森進一步從力學專業的角度進行了更細緻的計算：「我們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畝地上的陽光，一共折合約94萬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陽光的效率真的是100%，那麼單位面積干物質年產量就應該是這個數字，94萬斤！自然，高等植物葉子利用太陽光的效率不可能是100%，估計最高也不過是1/6，這就是說，單位面積干物質的年產量大約是15.6萬斤。但是植物生長中所積累的物質，只有一部分糧食，像稻、麥這一類作物的谷粒重量，約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這樣算來，單位面積的糧食的年產量應該是7.8萬斤。這是說全年365天都是晴天。如果因為陰天而損失25%，那麼糧食的畝產量應該是5.85萬斤。這是說，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長，如果僅在暖季才長，也許要再打一個2/3的折扣，那麼平均畝產量是3.9萬斤了。」
錢學森的論文為各地大放衛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學論證」，並深深影響了最高決策。正是在這些文章發表後，「糧食衛星」從畝產數千斤一下子躥升到了數萬斤。很多年後，北大教授季羨林回憶說：「我是堅信的。我在心中還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沒有解放』的『膽小鬼』。覺得唯我獨馬，唯我獨革。」
7月12日，與遂平縣鄰近的西平縣和平農業社宣佈小麥高產7320斤，足足比碴岈山的「衛星」高出一倍多，一時震驚全國。新華社記者在新聞稿中這樣栩栩如生地描寫道：這二畝小麥長得特別好，穗大且長，籽粒飽滿，稠密均勻，每畝平均1486200株，密得老鼠也鑽不進地。最大的麥穗有130粒，一般的麥穗有七八十粒，最小的麥穗也有50粒左右。這二畝小麥是6月18日收割，7月1日過秤入倉。參加這次收割、打場、揚場、過秤的還有中共城關鎮委、西平縣黨政負責同志。為了進一步核實產量，中共河南省委又指示西平縣委和城關鎮委複查。最後證明高額豐產完全屬實。
30年後，當事人回憶了真實的情況——
當西平鄰近的遂平縣放出了小麥畝產3520斤的「衛星」後，信陽地委書記（西平時屬信陽地區，今屬駐馬店市）對西平縣委書記說，西平的條件比遂平好，畝產一定要超過遂平。根據地委領導的指示，西平縣委召開四級幹部會議，中心議題是解決小麥高產數字的問題。會上，縣委領導要各農業社自報產量。一開始報了畝產200斤，縣委領導對此很不滿意。於是，又相繼報出了400斤、600斤、800斤，但仍離遂平的3520斤相差太大，一直沒有得到縣委領導的認可。縣委書記反覆介紹了遂平小麥畝產3520斤的高產「經驗」，並大講「思想有多高，產量就有多高」的道理。儘管如此，各農業社仍然不敢再往高報。於是，縣委領導就採取個別鼓動的辦法，召開以往產量較高的和平、猛進兩個農業社的負責人開座談會，動員這兩個社報產量。開始時，猛進社只報了300斤，縣委領導坐在一旁不吭氣。兩個農業社的負責人一看氣氛不對，就不斷地將產量往高報，猛進社一下報出了畝產7201斤。這時，和平社所在的城關鎮黨委書記立即鼓動和平社再報高一點。在這種情況下，和平社社長報出了7320斤。這樣，座談會才算結束。
緊接著，和平農業社開始找畝產7320斤的「依據」，辦法是按小麥的顆數、穗數、粒數進行推算，先算出1斤小麥有多少粒，再算出一穗有多少粒，一顆有多少穗，最後算出一畝地有1486200穗，每穗平均75粒，可收7560多斤。隨後，和平社組織全社壯勞力，套了兩輛大車，從全社12個生產隊拉來了14640斤麥子（平均每畝7320斤），全部拉到那塊「試驗田」裡，然後向縣委報喜，縣委再組織「驗收」。隨後，《河南日報》、《人民日報》等報紙相繼報道了和平社小麥畝產7320斤的消息，並由此吸引了全國24個省市的參觀者，前後達3個月之久，以至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還專門來信，要求中國有關方面介紹西平縣小麥「豐產」的經驗。歷史的悲劇在於，就是這個連續創造了全國糧食高產紀錄的河南信陽，在後來的「三年大饑荒」時期餓死上百萬人，成為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最多的地區之一。
和平農業社沒有風光多久，不久就有新的「衛星」超過了它，8月1日，《人民日報》報道湖北孝感縣長風社早稻畝產達到了15361斤。「衛星」放得那麼高，連毛澤東也想看個究竟。
8月4日到13日，他離開北京，到河北、河南和山東三省視察，所到之地，省級、縣級及農業社幹部都匯報說，糧食畝產正在成倍、成十倍地增長。安國縣的縣委書記報告人均產糧有4000斤，山東歷城一個農業社主任匯報說，過去一畝只能產兩三百斤，現在達到畝產2萬斤，明年要爭取4萬斤。毛澤東興致勃勃地聽著這些匯報，他還戴上草帽，親自到豐收的農田去查看。站在麥穗搖蕩的田野裡，眼前的種種景像似乎在告訴他，中國的糧食難題真的解決了。
在河北徐水縣視察時，縣委書記張國忠匯報說：今年全縣夏收兩季一共計劃要拿到12億斤糧食，平均每畝產2000斤。毛澤東問：「你們全縣31萬人口，怎麼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張國忠答道：「我們糧食多了換機器。」毛澤東說：「不光是你們糧食多，哪一個縣糧食都多！你換機器，人家不要你的糧食呀！」旁邊有人說：「我們拿山藥造酒精。」毛澤東說：「那就是每個縣都造酒精，哪裡用得了那麼多酒精啊？」張國忠很憨厚地回答說：「我們只是光考慮怎麼多打糧食。」就是在這樣的對答中，毛澤東開始認真地思考這個新冒出來的問題：「糧食多了怎麼辦？」
就當毛澤東回到北京的當天，湖北麻城縣又放出了顆大「衛星」。《人民日報》報道，該縣的建國一社創造了平均畝產干谷36956斤的驚人紀錄，成為「天下第一田」。一個叫於建澄的新華社記者還配發了一張照片，四個小孩子站在密密層層的稻穀上，臉上洋溢著純真無邪的歡笑，配圖文字曰，「這塊高產田里的早稻長得密密層層，孩子站在上面就像在沙發上似的」。此照片廣為流傳，日後被稱為「建國以來最有影響的虛假照片」。
很多年後，當事人是這樣回憶的——建國一社選了一塊面積為1.016畝的稻田，先深翻了1尺5寸，然後施了大量的底肥：陳牆土300擔，塘泥1000擔，水糞30擔，石膏6斤，石灰30斤。在禾苗移來時，又施了豆餅180斤，硫酸銨70斤，過磷酸鈣80斤，水糞60擔，草木灰240斤。移栽的那天，全社動員4個生產隊的勞動力，將另外8畝稻田的禾苗連根帶泥拔出，用門板或梯子抬著，運到這塊試驗田中，移栽在一起。由於移並過來的禾苗太多，密不透風，據說把雞蛋隨便地放在禾苗上面滾動也不會掉下去。為了使禾苗不至於漚爛，他們就用細長的竹竿把禾苗一蔸一蔸地分開，又用噴霧器噴射井裡的涼水，還派人到縣城借來一台鼓風機，日夜不停地給禾苗鼓風。
8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它馬上成為1958年最出名、最響徹雲天的一個口號。這篇社論配發的是中共中央辦公廳派赴山東壽張縣瞭解情況的人寫回來的信。信中寫道：這次壽張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壽張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三千斤」。但實際在搞全縣範圍的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一畝地要產五萬斤、十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一兩萬斤玉米、谷子，這樣高的指標，當地幹部和群眾講起來像很平常，一點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產一兩千斤，根本沒人提了。這裡給人的印象首先是氣魄大。
當「大膽」成為「大產」的唯一條件，再大的「衛星」都不再讓人吃驚了。9月18日，一顆終結式「大衛星」把這場鬧劇終於推到了最高潮。廣西僮族自治區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宣佈，他們成功地運用了高度並禾密植方法，獲得中稻平均畝產13.0434萬斤10兩4錢的高產新紀錄（當時1斤為16兩）。
9月30日，新華社向全世界宣佈，中國1958年糧食總產量將達到3.5萬億斤，幾乎是去年的10倍，遠遠高於預計的8000億斤，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產糧國。12月份，北京召開八屆六中全會，與會者一致同意減少耕地，多種一些觀賞植物，在《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這樣寫道：「過去人們經常憂患我們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農業大豐收的事實，把這種論斷推翻了……應當爭取在若干年內，根據地方條件，把現有種農作物的耕地面積逐步縮減到例如1/3左右，而以其他的一部分實行輪休，種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樹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種其萬紫千紅的觀賞植物，實行大地園林化。」
無論是大煉鋼鐵還是「放衛星」，都離不開制度性的變化。正是在1958年，一個前所未見的農村基層組織——人民公社誕生了，它在未來的20年內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經濟的起伏。人民公社的出現，既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社會試驗，又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必然產物。
自20世紀初以來，嘗試建設一個人人平等、一切財產公有的社會，是無數中國精英分子的夢想，師範生時期的毛澤東就曾幻想在岳麓山下建一個類似的社區。早在1949年建國前後，全國進行了土地改革運動，土地被平均分配給所有的農民。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各地組織了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它們的規模都很小，一般為二三十戶為一社。1955年，毛澤東在他主編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對合作社的規模亮明瞭他的觀點，他認為：「小社人少地少資金少，不能進行大規模的經營，不能使用機器。這種小社仍然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停留太久，應當逐步合併。」進入1958年的「大躍進」之後，隨著大煉鋼鐵和糧食高產運動的風起雲湧，各地農村組織「大兵團作戰」，將農村的青壯年勞動力按軍事化的編制進行「共產主義大協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