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沒有被徹底「消滅」，但是，隨著證券交易市場的取締、商品流通領域的國營化管制、稅收上的所有制傾斜，再加上意識形態上的矮化，使得民營資本集團早在1950年就已經非常虛弱了。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講述了一個細節。1950年2月，也就是上海的糧食大戰平息之後，中財委曾擔心民間商人會展開一輪新的攻擊，便召開全國財政會議商議對策，擬定了「四路出兵」的策略，即加緊徵收稅款和公債款，督促企業主發放工人工資而且不准關廠，公營企業現金一律存入國家銀行，不准向私營銀行和私營企業貸款。薄一波回憶說，當時「估計可能會遇到資產階級的抵抗，要打幾個回合。實際上，他們已無力再較量，三四月份，我們看到勢頭不對（市場過緊），收兵回營，已經來不及了」。來不及的後果是，因供應和需求的同時銳減而出現了全國性的市場蕭條。上海市長陳毅向中央報告，上海人心浮動，匪特乘機活動，市面上發生了吃白食、分廠、分店、搶糕餅、打警察、聚眾請願和搗亂會場等事件。
5月，華北局對石家莊、大同和張家口等14個城市的企業情況進行調查，在專門報告中概括了八個方面的問題，從中可以看到當時公私企業的實際狀況。
其一，國營商店和合作社經營的商品範圍過寬，數量過大，有壟斷一切的現象。在糧食、棉花、紗布、煤炭、煤油、食鹽等幾種主要商品上，國營的營業額高達80%左右。有的商品在某些城市甚至達到100%，其他日用品，國營商店和合作社也廣泛經營，搶奪私商的陣地。
其二，在價格政策上打擊私營工商業，表現在批發價格與零售價不分，私營零售商無利可圖；地區差價小，私人長途販賣賠錢；代銷手續費低，代銷商不滿意；原料與成品的差價小，工業利潤低，造成一些私營工廠倒閉。
其三，稅收重，稅目多，手續繁，加上認購公債的任務也重，私營工商業難以承受。
其四，在金融政策上，公營貸款一般占80%~90%，私營貸款則比重過低，而且還款時間限得過短，資金周轉不過來。
其五，在原料採購、分配上，對私商的限制多。天津私營紗廠採購原棉，花紗布公私只准它買次品的棉花，並限制採購數量。太原私營鐵廠需要的鋼筋，不允許在市場上自由選購，必須以高價從國營單位進貨。
其他的問題還包括，不允許遇到困難的私營工廠降低工資，在商品已經滯銷的情況下，國營貿易只吐不吞，放棄調節市場的責任，在加工、訂貨和成品收購上條件苛刻，私商得到的利潤低，有時公方還不守信用。
薄一波在回憶錄中說：「華北如此，其他地區也同樣存在這類問題。我們工作中發生的這些缺點、錯誤，使民族資產階級產生了疑惑和不安，一些從香港回到上海的資本家，這時有的又跑回香港去了。湘鄂贛和武漢市的工商業者說，你們的貿易公司、合作社一起擠我們，我們還有什麼前途？」
就在5月20日，劉少奇重申了他的寬容政策。他說：「在今天及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合作社和國家商業是不能完全代替私人商業的。私人商業在相當廣大的範圍內還會長期存在，大量的商品還要經過商人的手送給消費者和生產者。因此，這些直接間接經過了商人的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的獲得者，就還不能免除或不能完全免除商人的中間剝削。而在目前，企圖用國家商業與合作社商業去全部代替私人商業的思想，那就是一種錯誤的『左』的思想，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中是不可能的，也不應該的。」
時間到了1950年的秋天，隨著朝鮮戰事的展開，全國民眾一致對外，國內矛盾緩解。這場戰爭共消耗各種物品560多萬噸，開支戰費60萬億元，在經濟領域產生了刺激生產的強大效應。
12月，政務院頒發了《私營企業管理條例》，這從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營工商業者，提高他們投資和生產經營的積極性作用。據統計，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漢、北京、天津等10個大城市私營工商業達3.2萬家，是該年第二季度開業戶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又增加了11.9%以上，生產總值增加39%，零售總額增加36.6%；私營工業發展也較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營工業的職工增加了8%，總產值增加25%，資金增加10%，利潤的增加更是驚人，同比增長達到146%。
全國民眾以無比的熱情支持抗美援朝，據1952年2月《進步日報》報道，截至1951年底，全國捐款5.02萬億元，折合戰鬥機3349架。海外華僑的捐助總額超過1億美元。
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土地改革全面展開。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決定從1950年冬季開始，用兩年半或三年左右的時間，在全國分期分批地完成土地改革。土改的基本內容，是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把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各地政府派出土改工作團深入農村，發動農民，建立農會，組織農民向地主階級開展鬥爭。到1952年底，全國大約有3億多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分得了大約7億畝土地和其他一些生產資料。
從1951年12月開始，一場席捲全國的「三反五反」運動開始了，這是建國後第一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它的起因有兩個，一是中央對黨內腐敗的警惕，二是為了增加稅收。
「三反五反」是兩個領域的鬥爭：「三反運動」是在共產黨和國家機關內部開始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運動，「五反」則是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開始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運動。它們前後跟進，互為勾連。
率先展開的是「三反」運動，它以打擊黨內腐敗分子為主題，也稱「打老虎」。貪污1億元以上的被叫做「大老虎」，1億元以下到1000萬元的叫做「小老虎」，在一年多時間裡，查出大小「老虎」10萬多人，貪污總金額6萬億元，其中，判處有期徒刑9942人，判處無期徒刑、死緩和死刑者分別為67人、9人和42人。其中最為轟動的，是在1952年2月公審槍斃了中共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劉青山（時年35歲）和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時年37歲）。劉、張兩人都是30年代初就入黨的老黨員，戰爭期間功勳卓著，建國之後迅速蛻變。據調查，兩人共盜用公款171億元，勾結奸商倒賣鋼材，使國家財產損失21億元，剋扣建塘民工的口糧獲利22億元，此外還貪污揮霍了3.7億元，總計217.7億元。他們在保定市召開的兩萬人大會上被公開審判，然後執行槍決。曾有人為「劉張」向毛澤東主席求情，毛主席答，「是要他倆，還是要中國？」
就在黨內展開「三反」運動後不久，中央又決定在大、中城市的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開始「五反」運動。
「五反」的目的，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有明確的表述。他說：「資產階級過去雖然挨過一板子，但並不痛，在調整工商業中又囂張起來了。特別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訂貨中賺了一大筆錢，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氣凌人，向我們猖狂進攻起來。現在已到時候了，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把它的氣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會上的人都要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
如果說，1949年底發生在上海的三次「經濟戰役」，是新政權對民間資本的一次戰略性反擊的話，那麼，兩年多後的這次「五反」運動則是全面的主動出擊。毛澤東在3月指出了運動必須達到的一些具體目的：「徹底查明私人工商業的情況；清除資產階級在工會中的走狗，爭取中間分子；控制同業工會與工商聯合會；解散資本家秘密結社；建立工人店員監督生產和經營的制度；追回國家的大部分經濟損失；在大中型企業建立黨組織。」這充分表明，「五反」並不是一場單純的經濟運動，更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鬥爭，是對私人資本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的一次「刨根」。
當時的報紙對資本家的「五毒」有鋪天蓋地的報道。據京、津、滬等9大城市被審查的45萬多戶私營工商業統計，犯有不同程度「五毒」行為的占總戶數的76%，其中上海為85%，北京90%。另據抽樣調查，天津1807家納稅戶中，偷漏稅者占82%，上海351家納稅戶中，偷漏稅者占99%，其偷漏稅額一般占應付稅款的50%，有的高達80%。一些被披露出來的事實很是讓普通公眾氣憤，如天津40多家私營鐵工廠用廢料、次料為志願軍製造的17萬多把鎬、鍬，運到前線後，一用就壞，影響了工事修築。武漢福華藥棉廠奸商李寅廷承製志願軍急救包時，把從國家領來的好棉花換成爛棉花，使受傷的志願軍戰士致殘致死。
在運動中，各地紛紛採取了清算大會、批鬥大會等形式，普遍出現給資本家戴「高帽子」和進行體罰的現象。薄一波記錄說：「有些工廠商店的工人、店員在訴苦中大聲痛哭，檢查隊女同志亦跟著流淚，群情激奮，和日本投降後華東農民訴苦復仇運動的情形有些相像。經過訴苦後，一個工廠一個商店的統一戰線即可形成，即可迅即轉入『五反』。」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檔案中有一份上海市的總結報告顯示，當時投入運動的上海職工達72萬人，占私營企業職工總數的96%，它還較詳細地記錄了「五反」運動的具體做法。一是從訴苦運動著手，充分發動群眾，這種激發階級對立的做法在農村的土地改革中屢試不爽；二是爭取高級職員是取得勝利的關鍵，「這些人平時媚上欺下，手面亦不乾淨，是突破重點與取勝關鍵」；三是「對資本家充分利用矛盾，多方實行分化。上海的資本家雖頗狡猾，但因損人利己的天性，往往矛盾重重，同行之間，股東之間，幫派之間，當權與不當權之間，甚至夫妻、父子、兄弟之間，均有不少矛盾。只要高度運用機動靈活的策略，實行分化，則往往容易攻破」；四是利用資本家的子女，他們不少是黨員、團員，可充分利用，進行勸說檢舉等工作，4月12日這一天，復旦大學就有1146名學生被動員回家進行勸說工作。為了鼓勵檢舉，上海市政府還專門公佈規定，「只要店員、職員、工人們積極檢舉不法資本家巨大非法行為，政府保證這些已歸店員、職員、工人的利益，一律仍歸自己所有，也不作任何追究與處分」。
這些辦法的成效是明顯的，在很多資本家留存下來的回憶殘片中，強大的群眾運動所造成的震撼和恐懼心理是他們最終屈服的重要原因。從中國社科院的《全國「五反」運動中對違法工商戶判刑統計表》可見，參加「五反」的工商戶總數為99萬戶，被判刑的1526人，只佔總戶數的0.15%，其中死刑犯32人，無期徒刑20人。也就是說，真正被處以刑罰的人數非常之少，但這並不妨礙運動的巨大成功。
勝利者與失敗者的名譽都取決於勝利者如何書寫，這句羅馬諺語在本輪運動中得到了驗證。在暴風驟雨般的群眾怒吼下，資本家成為被鄙視、被徹底妖魔化的族群，甚至連他們都對自己產生了厭惡，這種心理反應是前所未見的。經濟學博士桂勇在《私有產權的社會基礎》一書中引用了一位資本家的口述，稱「『五反』時工人開始看不起老闆了，我們自己也覺得做老闆不好。做老闆有什麼意思呢？冒著這麼大的風險，要坐牢的。有人被抓，有人被槍斃，這對我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儘管我周圍的老闆沒有直接坐牢的，但我聽到過很多人的事，這使我很害怕。今天錢沒了，明天老婆跑了，後天自殺了，那老闆還有什麼心來搞好這個企業？」正是在這樣的恐懼下，大多數人心理崩潰了。
在開展揭發批鬥運動的同時，稅務部門開展大規模的清查「五毒賬」，要求私營業主補納罰繳。上海、天津許多違法資本家被認定的盜竊國家財產，已經接近或超過企業資產總值。有資本家對桂勇回憶說：「工人檢舉了些什麼，我們一直不知道，只好拚命地坦白。不過，我們坦白的與工人所揭發的差距很大，所以關總是過不去。到最後過了關，人的精神狀態已經崩潰了。你講的所有東西都是不對的，如果再爭論下去是要坐牢的，因為你抗拒了。關鍵在於對待運動和坦白的態度，只要承認了，簽了字，就可以過關了。這樣，過關時他們說多少就是多少，我簽了字，不過自己也不知道五毒究竟是怎麼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