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兌換政策的失誤後患無窮，它不但讓數億人對蔣介石政權咬牙切齒，信心大失，而且直接推動了全國性的通貨膨脹，貨幣政策變得彈性頓失，為日後宏觀經濟的破滅埋下了一個重重的伏筆。張公權在《中國通貨膨脹史》一書中也分析說，「兌換政策的後果是不幸的」。在1945年8月到12月間，中國人民的心情為之輕鬆愉快，物價一度猛烈下跌，出現了短暫的穩定，上海的物價指數從43200下降到34508，可是，到12月，持有中儲券的民眾害怕繼續貶值，紛湧搶購貨物，物價指數反彈到88544，竟比8月增加了1倍。
除了貨幣政策之外，宋子文的金融開放政策也被證明是一個重大的決策失誤。
戰後的政府金融儲備曾經處在十多年來最好的狀況，央行的黃金儲備達568萬盎司，計8.5億美元。敵占的蘇浙滬皖地區接收了大量的物資，其中棉紗4萬件、棉布454萬匹、黃金51萬兩、白銀857萬兩、住宅2424幢等，僅上海在1946年變賣的物資收入就達6698億元。宋子文自以為重金在握，足以穩定物價和刺激進出口，所以，實行了金融開放政策，即將法幣匯率改為隨市場供應而自由浮動，並由中央銀行操控買賣市場。
殊不知，金融開放政策的順利實行，需依賴人們對市場預期的信心和政治的穩定。在政局前景不定的1945年，這種開放政策極易波動，引發投機，不但不能平抑物價，反而成為通貨膨脹的領頭羊。後來的事實正是如此，1946年3月，央行開放外匯市場，法幣與美元的兌換價格為2020︰1，市場看淡法幣，狂炒美元，由此造成市場恐慌，黃金和美元持續上漲。在整個1946年，法幣發行額平均每月增加11%，物價指數平均每月上漲17%，已接近失控狀態。財政部的美國顧問楊格說：「從來未有通貨膨脹像中國現在膨脹的情況，而能避免財政崩潰的。」
1947年2月1日，金價漲至每兩40.6萬元，美元兌換法幣的黑市價格已突破1萬元，較上年上漲了將近5倍。2月8日，黃金價格一日五漲，最後收盤價每兩突破55萬元，2月10日更漲至96萬元。法幣幣值慘跌帶動了其他民生必需品價格上揚，日用洋貨普遍上漲1倍，米價騰升。據此，由上海引發的金融狂潮迅速向全國蔓延，先是天津、南京等大城市，人們大量搶購黃金美鈔，如癡如狂，繼而鎮江、嘉興、淮安等中小城市也紛紛效仿，時稱「黃金風潮」。到2月16日，國防最高委員會不得不通過《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決定從當日起禁止黃金、外幣買賣及流通，將法幣與美元比價調高為1.2萬︰1。同日，監察院舉行全體監委緊急會議，決定派員徹底清查「黃金風潮」釀成的嚴重後果與責任者。
在實行金融開放政策的一年多裡，央行的外匯儲備減少了4.53億美元，黃金減少了331萬盎司，較原先的數量都少了一半。經過這番折騰，法幣的市場信用開始喪失，為日後的中央財政破產埋下了伏筆。
如果說，魯莽、霸道而不計後果的貨幣及金融政策讓普通民眾大受其傷，那麼，國民政府對於戰後產業政策的制定，則致命性地打擊了原本就搖搖欲墜的民營資本。
一開始，局勢似乎在朝市場化的方向推進。戰後，以翁文灝、何廉為首的經濟部迅速擬定了一份《第一個復興期間經濟事業總原則》的方案，它制訂了「戰後中國第一個經濟建設五年計劃」，而其基本的原則是實行「混合經濟」模式，按何廉的表述是「在混合經濟中的有計劃的發展」，就是提倡國營、私營和積極引進外資投入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存。《總原則》還特別強調把國營企事業的範圍限定在軍工、造幣、主要鐵路和大規模的能源動力經營以及郵政電訊等若干重要公用事業方面。鼓勵私營企業在政府經濟建設總計劃的指導下發展，並由政府在財政、運轉設施等方面給予援助，且在實際經營中，享有與國營企業平等競爭的地位、權利和義務。在引進外資方面的開放度也有所增加，規定在任何中外合資企業中，除了董事長一席必須由中國人擔任外，不必對外資所佔百分比作出限定。此外還特別強調，在政府供職的人員禁止經營和管理任何在其監管職能範圍內的企業。《總原則》在最高國防委員會上表決通過，並公告天下。
以今讀之，這份《總原則》的精神與30多年後中國改革開放的思路很有神似之處，甚至在一些表述上都幾乎一致。這是1934年之後，中央政府提出的最具市場化精神的綱領性文件。當時的中國經濟，百廢待興，確實出現了一個改革的大好時機，美國學者費維愷在他的研究中便認為：「政府在收復淪陷區時，其間間隙的時間雖然短暫，本可以實行徹底而公正的稅收改革，以抵消通貨膨脹的影響，但政府並沒有抓住這個機會……收復中國工業較發達的省份，對解決商品供應不足的問題，可能有些希望，但這種希望被事實殘酷地粉碎了。」
希望之所以被粉碎，一是頑固的國家主義理念仍是主流，若非決策者的決心，很難被一紙《總原則》否決；二是官僚資本集團已經與國營壟斷體系形成了一個制度性的共犯結構，他們成為市場化改革的最大反動力量。經濟部裡的那些書生當然無法與行政院和財政部的宋子文等官商抗衡。
總而言之，看上去很美的《總原則》自出籠之後，就變成一紙廢文，徒給後人留下長長的歎息。
在宋子文的主導下，一連串以「中國」或「中華」為名號的國營壟斷企業紛紛掛牌誕生：中國鹽業公司、中國蠶絲公司、中國植物油料公司、中國造紙公司、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中國茶葉公司、中國石油有限公司、中國漁業有限公司、中華水產公司、中華煙草公司……它們以劃撥的方式無償得到了數以千計質量最好的資產。據經濟部統計，到1946年6月，已經接收的2243個工礦企業中，作「撥交」處理的就高達1017個，標賣給民營的只有114個，還不到接收工廠總數的5%。
這些「中」字號企業中，最典型的是宋子文直接控制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自晚清以來，紡織業就是中國最重要的民生產業，而且長期為民營資本所掌控。在這個領域出現了張謇、榮氏兄弟等眾多企業家，它可以說是民營資本集團的最後一塊陣地。此次，宋子文利用接收的天賜良機，來了一個大抄底。他接收了日資在華的所有紡織工廠，還將上海、天津等地的眾多大型華資紡織廠收入囊中，官僚和國營集團分文未出，一舉拿下全國總紗錠的37.6%和全國織布機的60.1%，幾乎完全壟斷了中國的紡織工業。
據何廉的回憶，他曾與宋子文就紡織業的國營化問題展開過激烈的爭論。他以《總原則》為根據，認為政府應該立即把接收的輕工業交給私營企業經營。他還提出了具體的方法：「我們可以把敵產作為政府股本搞聯營形式，或者規定條件出租，或者乾脆估價後出售給私營企業，以充分利用他們在這方面的管理經驗，也有益於市場競爭。」宋子文的回答是：「紡織工業的管理並不十分困難。而且，政府需款孔急，輕紡工業非常有利可圖，為什麼要讓私營企業家獲利，而不讓政府這樣做？」1946年6月23日，上海市商會特別電請南京政府行政院，認為「自政府接收敵偽工廠物資之後，耽於近利，不惜以此為彌補赤字財政之不合理計算，設立中國紡建公司、中國蠶絲公司、台灣糖業公司等，於顯然違反經建原則之下，展開與民爭利之壓迫，以致與此有關之民族工業，危如累卵」，提出為「維護民族工業，已經國營之中紡、中蠶、糖業等公司，迅予改歸民營」。此電沒有得到回復。
在民國企業史上，孔祥熙對銀行業的突襲以及宋子文對紡織業的收網，是兩次具有決定意義的「經濟戰役」，兩個數百年間均由民間經營的生機勃勃的重要產業從此被徹底國營化。國民政府把接收的敵產歸為國有，使資本國家化，進一步充實了國家資本的力量。從產量計，國家資本從此控制了全國煤的33%，鋼鐵的90%，石油和有色金屬的100%，電力的67%，水泥的45%，紗錠的37%，織布機的60%。此外，鐵路和銀行早已被完全掌握，一個強大而壟斷的國家資本主義格局全面形成。統計顯示，到1948年上半年，國家產業資本已經佔全國產業資本總額的80%以上。
楊小凱在他的經濟史筆記裡評論說：「不幸的是，抗戰勝利後，這些日本私人資本大多被轉化為中國的官僚資本，不但在接收過程中因貪污和不同單位爭奪資產而受損，而且以後成為官商不分、制度化國家機會主義的工具……這個國營化也是中國後來制度化國家機會主義的基礎，它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制度障礙之一。」
1945年10月4日，范旭東突發急病在重慶去世。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他一直在為工廠的復興忙碌著。早在上年的9月，他與陳光甫、盧作孚等人參加了在美國召開的工商國際開發會議，所有的人都看了抗戰勝利的曙光。范旭東連夜擬定了戰後復興計劃，其中包括擴充天津的永利鹼廠、修復南京廠、完成四川的銨廠和硫酸廠工程，以及在湖南新建煉焦廠、玻璃廠、水泥廠等，擴建和新建工廠總數為十個。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為此，范旭東向美國進出口銀行申請貸款1600萬美元。1945年初，在陳光甫的居中幫助下，美方同意了他的申請，不過要求國民政府居中擔保。范旭東鄭重地向行政院上遞了借款報告。數月下來，杳無音信。范旭東數次催促，竟得到宋子文托人傳來的轉告之詞：「如果宋先生出任永利董事長，借款合同可立即由中國銀行指令紐約分行簽署擔保。」范旭東憤而拒絕，他對永利老臣、宋子文的哈佛同學孫學悟說：「近因勝利，看見我們許多高官厚祿的老友，伸長手臂向空中亂抓，實在不過意，但若輩樂此不疲，民族休矣。」
不久，行政院正式批復，對永利的擔保申請「不予批准」。范旭東憤極攻心，一病不起，終於黯然棄世，終年只有61歲。在逝前，昏迷中的他用手拚命向空中抓去，嘴中大喊「鐵鏈——」，其臨終遺言是，「齊心合德，努力前進」。
范旭東畢生致力於中國化工業的振興，生為此慮，死不瞑目，實在是本部企業史上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他以書生意氣投身商業，日思夜想，全為報國，數十年間慘淡經營，無中生有，獨力催孕出中國的化工產業。在他的周圍環繞著侯德榜、陳調甫、李燭塵、孫學悟等諸多科技精英，他們或出身歐美名校，或就職跨國大公司，原本都有優厚舒適的事業生活，全是被范旭東的精誠感動，毅然追隨他四海漂泊，在殘敗苦寒中嘗盡百難。後來的30年裡，這些人一直是國家化工業的領導者。「商之大者，為國為民」，說的正是像范旭東這樣的人。
范旭東的多年同事侯德榜回憶：「先生當公司總經理三十餘年，出門不置汽車，家居不營大廈，一生全部精神，集中於事業，其艱苦卓絕，稍知范先生為人者，胥能道之。」據他的兒子范果恆回憶，即使在生意順利的天津時期，家裡的生活也還是比較拮据的。那時候家裡日常食用的大米都是從老家湖南鄉下運來的，因為這樣比在北京、天津購糧要便宜一些。重慶時期，范旭東的收入經常不夠養家，就靠妻子的一些陪嫁首飾幫補家計。范旭東逝後，重慶20多個團體組織追悼會，國共兩黨領袖都送了輓聯，毛澤東寫的是「工業先導，功在中華」，蔣介石寫的是「力行致用」。
范旭東是不是被宋子文「逼死」的，後世說法不一。不過，在1945年的經濟復興中，民營企業家被徹底邊緣化乃至遭到利益剝奪，卻是不爭的事實。
再看盧作孚和榮德生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