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錫文的「大道市政府」成立後的第一號佈告就是公開徵收鴉片煙稅，煙民必須領取執照，執照分為三等，甲等納稅5元，乙等3元，丙等0.6元。傅宗耀當了「上海特別市市長」後，依然如法炮製。邵式軍的父親邵月如與盛宣懷的侄子、蘇民銀行董事長盛文頤合夥，組建了一個「宏濟善堂」，它的職責就是控制上海市場上的鴉片進口和分配，厲行鴉片行和煙民的許可證管理以及負責徵收煙稅。「宏濟善堂」在上海地區直接管轄的鴉片行就有58個，盛文頤還公然在南京的郊外購地種植罌粟。盛門和張嘯林販毒得到了日本人的公開支持，「宏濟善堂」內有三名日本人為最高顧問，一個叫北岡的日軍上尉甚至直接擔任了一個「禁煙分局」的局長。
抗戰時期，鴉片的產銷以及稅收成為日占區最大的經濟收入。日本在東京成立了「亞洲發展會」，統一領導全亞洲的販毒行動。日軍在「滿洲」的長春、奉天（瀋陽）、旅順以及哈爾濱都建立了工廠，日夜生產嗎啡、海洛因及可卡因。它還控制了兩條國際販毒通道，一是從土耳其到「滿洲」的陸路，二是從日本本土到大連的海路。在整個販毒體系中，上海「孤島」是最重要的消費和貿易集散地。
1939年，在重慶國民政府向國際聯盟遞交的一份報告中，記錄了日占區內毒品產業的繁榮：在蘇州，鴉片業是稅收的主要來源，據報有500家煙館；在北平則有314家官方認可的公共鴉片館；漢口有32家鴉片批發鋪、340家鴉片館以及120家經營鴉片的旅館，每天向5.5萬個煙民銷售4000盎司的鴉片；整個南京城內，註冊從事毒品銷售的販子多達2400人，其中許多是警察，他們將毒品賣給6萬成年人乃至兒童，而這佔到南京總人口的1/8。而在廣東的某些地區，據說米販子和毒品販子的人數比例為1︰3或1︰4。汪精衛偽政府每月可從安徽、浙江和江蘇的鴉片銷售中徵得300萬元的稅收，佔據總稅負的1/3，而日本憲兵隊和特務機構還可得到300萬元的銷售分成。據魏斐德的計算，「在1938年，日占區的鴉片銷售額佔了日本政府總預算收入的28%，足以支付整支侵華軍隊的軍餉」。
自陸伯鴻事件後，政治暗殺一直是「孤島」上的一種生死方式。那是無比黑暗的歲月，沒有一個人的明天是確定會到來的。
1939年2月被稱為「恐怖月」，短短一個月中，租界內發生18件政治兇殺案，死者21人，被打傷10人。2月19日為春節，汪精衛偽政府「外交部長」陳菉被軍統特務射殺，兩天後，李鴻章的孫子、曾當過輪船招商局董事長的「安徽首富」李國傑也在新閘路寓所被打死。
1940年8月，投靠日本人的張嘯林被殺。這月11日，張嘯林公開接受汪精衛偽政權與日本特務機關聯合頒發的「浙江省省長」委任狀。三天後，張嘯林在華格臬路（今寧海西路）張公館接待客人，正談得十分熱鬧時，院子裡突然傳來貼身保鏢林懷部和司機的吵架聲，張嘯林把身子探出窗口，訓斥道：「吵什麼！你們活得不耐煩了！」就在這時，林懷部突然抬手就是一槍，子彈從張嘯林的嘴裡打了進去，又從後腦勺鑽出。林懷部打死張嘯林後，將手槍往旁邊一放，點起一支煙吸著，從容地坐在大門口的一條板凳上，等著法國巡捕房來抓他。
張嘯林被殺兩個月後，10月10日晚上，「上海特別市市長」傅宗耀在熟睡之際，被人用菜刀砍下頭顱。
在過去幾年裡，傅宗耀一直是國民黨特務追殺的第一目標，而主其事者就是杜月笙。日本軍部為了保護傅宗耀，專門在虹口圈了一所花園洋房作為他的官邸，家中僕從如雲，僱有23名心腹保鏢，層層守衛，戒備森嚴。擊殺傅宗耀的，是他最親信的「兩代義僕」朱升源。朱升源是傅宗耀的專職炊事員，從他的父親開始跟隨傅家達數十年之久。杜月笙將之成功策反。10月10日是「雙十節」，傅宗耀在虹口「六三花園」設置盛大筵席，招待日本駐滬軍政頭目、偽市府官員。傅宗耀喝得酩酊大醉，朱升源把他扶回官邸臥室後，用菜刀將之劈死，然後像往常一樣，拿了買菜的籃子，從走廊推了自行車，在崗哨的眼皮底下緩緩走出官邸。
如果說，刺殺傅宗耀、張嘯林、林懷部是對漢奸集團的政治震撼，那麼，接下來發生的銀行互殺案就是一種妄殺無辜的政治恐怖活動了。
上海淪陷後，國民政府雖退到重慶，但仍在上海留有辦事處，對上海的工商金融等業盡其所能地加以管理。1938年，日商與法、意商人均擬在滬設立證券交易所，以圖操縱市面。國民政府經濟部與財政部電飭上海各同業公會，嚴厲禁止他們參與其事，同時，會函上海特區法院，指摘這是一種違法行為。在國民政府的干預下，整個「孤島」時期，上海的各類交易所均未正式恢復營業。重慶國民政府一直沒有放棄對上海租界的金融管制和滲透，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等堅守上海，法幣是最重要的流通貨幣。
1941年1月5日，南京汪精衛偽政府成立帶有中央銀行性質的「中央儲備銀行」，發行的鈔票被稱為中儲券。汪偽政府限令，江浙滬等八省居民必須在三個月內將法幣全部兌換成中儲券，其兌換幣值為2︰1。這意味著法幣一下子被人為貶值了一半，並在沿海諸省徹底出局。1月20日，汪偽政府在外灘15號——原國民黨中央銀行的舊址成立中儲行上海分行。
中儲券的出現讓重慶方面萬分惱怒，一個叫謝芝庭的銀行家據傳將出任中儲行上海分行行長，軍統特務當即把他槍殺在熱鬧的大都會舞廳，製造了一起轟動一時的血案。國民政府財政部還專門在上海設立「中央特種宣傳處」，舉辦「拒用中儲券宣傳周」活動。租界當局也支持國民政府，巡捕房出面召集商界開會，如發現使用中儲券者，將立即送法院懲處。汪精衛方面當然不甘示弱，派人到中國銀行強迫存儲，然後與租界方強勢交涉。中儲券漸漸在市面上開始流通，這時候，重慶方面決定採用更為極端的做法。
2月20日上午10點半，六名穿著中式長衫的男子走進外灘15號，其中一人直奔二樓的經理辦公室。這些人拔出手槍四處亂射，隨後扔出四顆自製炸彈，其中兩顆爆炸，把大廳的玻璃震碎一大片。一名警衛前來阻擊，被當場擊斃。雙方槍擊，從大廳打到門外。下午，軍統特務在街頭、醫院接連打死五個中儲行的科長和職員。如此一來，中儲行的職員嚇得不敢上班，外灘15號前門可羅雀。3月21日，又一名中儲行的科長被打死。擔任汪偽政權「行政院副院長」、中儲行行長的周佛海氣急敗壞地從南京趕到上海，寫下手令：「中、中、交、農（即中國、中央、交通和農民四大銀行），一律槍斃」。
22日凌晨，八名汪系特務衝到霞飛路（今淮海中路）1412弄10號的農民銀行職員宿舍，敲門謊稱是巡捕房查戶口，房門一開就衝進屋子，先是打滅電燈，然後對準正在熟睡的人一陣掃射，當場打死7人，重傷5人，然後揚長而去。幾乎同時，另一批特務衝進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96號的中國銀行宿舍區，持槍挨家挨戶把人們喚起，擄去128人，幾小時後再次撲來，又綁走70人。到了一個關押地後，以抽籤方式拉出三人，當場槍斃。24日，汪系特務又綁走交通和農民銀行的3名職員，再用炸彈襲擊中央銀行的兩個辦事處，炸死8人，炸傷36人。這樣一來，四大行只好宣佈暫停營業。
4月22日，蔣系特務以牙還牙，派出3名特務衝進大華醫院的病房，用利刀劈死1名在那兒看病的中儲行業務科長。汪系當即報復，醫院血案發生一個半小時後，特務就再次到極司菲爾路抓走9人，槍殺其中3人（其中1人重傷未死），其控制的《中華日報》在第二天報紙的頭版標出大字標題：「以三抵一，信守諾言」。
汪蔣雙方如此濫殺無辜，滬上頓時風聲鶴唳。3個月間，社會秩序大亂，銀行不敢開門，職員不敢上班，富人爭相轉移財產，窮人瘋搶糧米油鹽，連花旗、大通等外資銀行也停止開立美元支票存款戶頭，隨時準備撤離上海。證券公債的行情更是劇烈動盪，狂跌狂漲，一日之間的高低價差之大前所未有。後來，在一些老銀行家的居中斡旋下，上海總商會和上海銀行公會分別上書重慶和南京，雙方才勉強答應停火。
發生在1941年春天的銀行互殺案，充滿了末日的血腥氣息。正是在這樣的恐怖中，「孤島」走進了它最後的時光。那是一連串的暗殺、綁架與搶劫的雜交曲。
自開年以後，不負責任的、荒唐的政治暗殺或經濟犯罪就此起彼伏。春節那天，滬上最大的8家歌舞廳遭到炸彈襲擊，其中5家是在夜間的一個小時內同時發生的。1月27日，10名劫匪公然登上鬧市區的一輛公共汽車，強迫乘客們交出外套和節日禮服。在3月份，多名商人被綁架，其中包括上海金業交易所的副總裁、崇美化工廠總經理、義泰興煤號老闆以及華商紗廠聯合會的一個負責人，「古怪和外國類型的恐怖活動成了本市的時尚」。在4月的最後一周，「歹徒暗殺了4個銀行僱員，日本憲兵試圖接管納稅人華人協會，警察向他們開槍，結果誤殺了上海警察局局長的保鏢，暴徒還向江蘇高等法院的法官家裡扔了炸彈……虹口『小東京』地區最大的兩家戲院引爆了定時炸彈，傷了16個日本人」。
5、6月，租界內發生三件轟動的暗殺案，一個名叫印占卿的華籍探長、上海年紀最大的法國籍律師達商男爵和名叫赤木親之的日本警務處長被殺死。7月，兩枚威力驚人的定時炸彈分別炸毀了滬寧線的鐵軌和靜安寺路上的《國報》報社。8月，又是一個恐怖的月份。汪精衛控制的《中央日報》大樓發生了爆炸和火災，一名叫稽鯤生的銀行家在一家夜總會門口被殺死，黃浦江渡輪「潮州丸」在外灘碼頭發生大爆炸，滬光大戲院和金城大戲院被炸，煤炭進口公司和中一信託公司的總經理分別在家門口被綁架，大舞台劇院的老闆差點被刺客打死，日本三菱公司的一個倉庫被燒燬。9月，《申報》圖書館的工人從書架上拿下一本書，卻發現竟是一顆炸彈，它被粘在三本書的空心封面裡，幸好打開的時候引爆電池已經沒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