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一群農民和一個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在某種機緣下，以某種結構結合時，凡是能成點氣候的，除了合適的權力架構之外，總是會適時地出現某種文化。歷史上的許多文化要素都出現在這種集團文化中，佛教、道教、基督教甚至會道門的異端邪說，有了這種文化，集團內部對領袖的個人崇拜都無一例外地得到了加強。
紅色「桃花源」的解讀
——讀項繼權先生新作《集體經濟背景下的鄉村治理》的隨感
南街村是個謎。自從這個河南腹地的小村莊出名以來，它的存在就困擾著學界和輿論界。譽者多，毀者也多，而南街村也有意布下迷障，故意彰顯紅色的面目，遮蔽其經濟活動的軌跡，故爾使得南街村的面目更加撲朔迷離。好在這個世界不乏喜歡刨根問底之輩，項繼權先生的新作《集體經濟背景下的鄉村治理》一書的問世，使得南街村謎團的謎底初露端倪。
項先生為我們解剖了三個麻雀——南街村、向高村和方家泉村，分別位於中國的中部、東部和西部，其中最為典型，也最為惹眼的是南街村。其實，像南街村這樣發展集體經濟的典型，即使是在大包干的農村改革之後，也一直受到上面政策和宣傳導向的雙重鼓勵。然而，隨著時光的推移，全國範圍的農村集體經濟並沒有普遍地發展起來，甚至像蘇南這樣早在改革前就已經紅火起來的農村集體經濟也趨向沒落。南街村的典型難以推廣，這無疑是令某些理論家難受的事情，究其原因，恰是項繼權所指出的那樣，南街村實際上是一種能人型的政治經濟復合體，其中「能人」是決定性的關鍵因素。箇中的「能人」必須同時滿足以下條件：一是具有相當的政治經濟能力；二是具有足夠的個人魅力；三是必須具有對集體的道德責任感，而且這樣的能人機緣湊巧又能處於某個村莊集體的領導位置上，否則，這種「再集體化」的輝煌就難以出現。
當然，僅僅點出南街村現象的「能人政治」本質，顯然不足以揭示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農村「再集體化」現象的全部內涵。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走出人民公社體制的中國農民，在國家日趨和世界接軌的背景下，面對正在發育市場，親歷迅速膨脹且又對農民深溝高壘的城市化，自身有著太多的組織化需求和對集體經濟的需要。如果有可能的話，似乎沒有理由相信農民會拒絕集體的幫助以熬過市場的風浪。從歷史上看，中國農村事實上並不存在純粹的小農私有制，「集體經濟」往往以族產、社產等名義廣泛存在，不管其經營的效益如何，對於所在的農村社區和農戶都切實有用，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公產的存在，是農民的自身需要所派生的，而不是誰強加給他們的。農民不僅對「集體經濟」有需要，而且對那些宗族鄉社等社會組織，特別是處於這些組織頂端的「能人」也有強烈的依賴。
越是在動盪和變數不定的時代，人們對組織以及能人的依賴就越強。只要能人能給農民帶來好處，那麼他們寧願放棄自己的意願，將支配自己的權力拱手相讓。古代中國有過「塢壁」，近代中國有過「土圍子」。現今處於轉型期的中國農民，儘管可能家家都有進城打工的人，也用上了彩電冰箱，但事實上他們並沒有真的現代化，農民跟他們的祖先一樣，其實更希望能依靠人和組織渡過轉型期的風險。只是過去的鄉社組織連同農村的自組織機制，一同被長期的動員型的體制摧毀了，加上鄉村的革命精英又高度地政治化，缺乏領導經濟活動的領袖素質，時代和機緣都沒有給農民以再組織起來的條件和機會。所以，他們更多地只能與自己的本願相反，趨向一盤散沙式的原子化。只有在少數地方，處在原體制鄉村領導位置的恰好是具備領導氣質和經濟能力的人，可以在合適的環境下（有上級的支持），利用原來的管理結構重振集體經濟，建立農村基層的政治經濟復合體。如是就出現了類似南街村和大邱莊這樣的「奇跡」。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南街村現象不過是傳統宗社鄉黨組織的現代衍生，正如項繼權所指出的那樣，在南街村，村民委員會已經形同虛設，村民代表會和村民大會也不開了，所謂的公民參與更是談不上。南街村的權力架構，除了名稱之外，已經沒有什麼現代意味了，不僅如此，南街村也不是毛澤東時代體制的復歸。且不說其經濟因為引進外資，不再具有集體經濟意義，就其大量僱傭勞動而言，就已經離「共產主義」太遠了。極而言之，南街村的兩大社會階層，上萬人的「外工」和不多的「本土村民」，以及附著於本土村民的榮譽村民，後者是所有者、管理者以及食利者，前者只是勞工，按馬克思主義經典論述，後者是在搾取前者的剩餘價值。
所以說，實際上，南街村隨處可見的革命標語，高亢的革命歌曲，反覆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高舉的毛澤東旗幟，說白了只不過是一種文化，一種與南街村的當家人王洪彬的治理結構相匹配的文化。借助於這種文化，對內可以增強凝聚力，強化管理，對外則打出南街村的標識，具有強烈的宣傳和廣告作用。不論王洪彬對此有無自覺，但南街村的紅色的確在客觀上起到了這種效果。南街村經濟發展得規模越大，其治理方略「外圓內方」中的外圓部分就越是發達，甚至將桑拿房、歌廳都為外方管理人員建好。同時，也使其內部在「共產主義」的道路上走得越遠，或者說紅色塗抹得越重，甚至要建大食堂，不讓村民在家吃飯，申請將南街村改為「南德公社」。
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紅色的文化，所以南街村整體上的秩序、凝聚力都要大大地優於向高村和方家泉村，集體經濟也更為壯大。當然，其知名度也更高。雖然，真正成就南街村集體力量的關鍵因素，是「班長」王洪彬的經濟開發和管理能力和看得見的績效，但南街村以尊崇毛澤東為標誌的革命文化還是強化了班長的個人權威，在南街村，「『聽班長的話，按班長說的去做』，幾乎成了人們的口頭禪。」這樣的情景，總是讓人奈不住要想起過去那個熟悉的歲月。
在中國，當一群農民和一個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在某種機緣下，以某種結構結合時，凡是能成點氣候的，除了合適的權力架構之外，總是會適時地出現某種文化。歷史上的許多文化要素都出現在這種集團文化中，佛教、道教、基督教甚至會道門的異端邪說，有了這種文化，集團內部對領袖的個人崇拜都無一例外地得到了加強。在河南這塊土地上，我們已經看到了太多這樣的團體。現在我們知道了，原來這種模式也可以複製到集體經濟中，為農民做點好事。只是我們擔心，一旦領袖不在了，或者一時發昏做出反常之舉，事情將會怎樣。
一千多年前，陶淵明寫過《桃花源記》，記的是一個留在歷史深處的小天地，據陳寅恪先生考證，陶潛的桃花源實際上就是那時代常見的塢壁，就是人們為了躲避戰亂聚族據險築牆形成的一個個小聚落。那裡，無一例外地都會有一個深孚眾望的領袖。我感覺，南街村這樣的地方，真有點像市場海洋中的塢壁，只是這個塢壁有的部分停滯在歷史上，有的部分卻與時俱進。
兩個人日記裡的「五四」
在做歷史的人看來，日記雖然屬於第一手材料，但卻是不大好的材料。因為記日記的人，往往喜歡在日記裡做假，對於很多人來說，日記，尤其是記述得比較詳細的日記，在奮筆疾書的當時，就存了心，日後給別人看，如果這個人恰巧是個知名人士，這種可能性就更大。不過，就算是當初就存了心，料到自己的日記日後會出版，作者對經過的事件，在敘述上興許會刻意隱瞞或者顛倒黑白，但日記畢竟會表達出來作者當時的某種想法，至少這種想法應該是真實的。具體對於某一件大事，日記裡說還是不說，說多少，怎麼說，肯定代表了當時作者對這件事的看法。
不用說，「五四運動」是件大事，儘管運動的後期，商人和工人也參加進來，但大體上，人們還是習慣性認為這個運動跟學生和知識界關係更密切，而跟軍人基本上沒有什麼關係。如果一個軍人和一個留學美國學文學的留學生相比，大家肯定多半會認為後者對「五四運動」會更關心些，很可能更熱心，而前者，「五四運動」應該不會在他生活中留下什麼痕跡。但是，我手邊有兩本已經出版的日記，一個是在哈佛留學的吳宓的，一個是陝西軍人胡景翼的。讀完之後得出的印象，跟我原先的預想完全相反。
在中國，吳宓算是個很有知名度的學人，提到清華國學研究院，提到王國維、陳寅恪，總能聯繫到他。「五四運動」當口，他在哈佛讀書，專業是英美文學。傳統上，留學生尤其是學文科的學生，對於國內局勢相當關心，日本威逼中國簽訂「二十一條的」時候，這些學子就曾很是群情激憤過一次。巴黎和會與「五四」抗爭，動靜更大，國際關注的程度更高，留學生激動程度當然更高。但是，吳宓這個幾乎每天記日記的人，竟然對這場運動隻字未提。顯然，這裡沒有消息不通的問題，當時的美國報紙對「五四運動」有報道，而且的第二年跟「五四」相關的山東問題之間交涉事件，吳宓的日記在同一時段就有反映。此前此後，關於新文化運動，諸如白話文學，寫實主義，易卜生主義，《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適、陳獨秀，他在日記裡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的政治抗議運動如火如荼，從火燒趙家樓到商民罷市，工人罷工，最後政府妥協，在他的日記裡居然一點影子都沒有。
當然，如果仔細搜的話，「五四運動」在吳宓的日記裡還是有點蛛絲馬跡的，至少在三個地方，吳宓還是影影綽綽地表達了他的一點看法。一是在1919年9月7日，在一篇洋洋灑灑5000餘字的日記中，借批評男女同校，女子參政時寫道：「處中國危亡一發之際，自以強固統一之中央政府為首要，雖以共和為名，亦切宜整飭紀綱，杜絕紛擾。」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借議論清華的一次小學潮，他發揮說，「今學生風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範圍，上下撐拒攻擊，到處雞犬不寧，不日必來外人之干涉，以外人為中國之君主。中國之人，尚不憬悟，清華之失，尚其小者。」同年4月19日，更進一步近乎絕望地議論道，「中國經此一番熱鬧，一線生計已絕。舉凡政權之統一，人心之團結，社會之安寧，禮教之綱維，富強制企致，國粹之發揚，愈益無望。」這番熱鬧指什麼，應該就是指五四。不用說，吳宓對作為政治抗議的「五四運動」很不滿意，很有微詞，但是礙於中西幾乎一致地對運動的肯定，又不便直接露骨地發聲唱反調，即便在日記裡也是如此——日記終要給人看的。
吳宓對「五四運動」的不以為然，跟他的文化保守主義傾向有關。我前面講到他的日記多次提及新文化運動，但每次說及，沒有別的，就是一個罵字：說新文學是「亂國文學」，「土匪文學」（1919年12月30日）；說白話文學是「倒行逆施，貽毒召亂」（1920年2月12日）；說「白話文學」、「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糞穢瘡痂」。罵得拽文，也很刻毒，上綱上線。當然，我相信，吳宓是真心誠意這樣想的，在他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不僅國將不國，而且家將不家，具體地說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因為這個運動「邪說流傳」，「解放」「獨立」「自由戀愛」諸說盛行，必至人倫破滅，禮義廉恥均為湮喪」。想到這裡，吳宓甚至悲觀地要自殺——「則宓雖欲求一家之安寧、父子之慈孝、伉麗之親愛，亦不可得。嗚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勞愁如此，吾生何樂？誠不如自戕其生，則數分鐘內，一切苦難，均冥然不知。清靜之極，快樂之極！……（1920年4月19日）」而且，據他自己說，他很長一段時間裡，總是有這種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