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可以理解，近代以來中國雖說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但卻總是被人當做弱小國家來看。在清末，所有國家甚至包括拉美的秘魯，設在中國的常駐使節都是公使銜的（前蘇聯十月革命之後，才派來第一個大使），所有在華的外國人連同西方的殖民地國家的人，全部享有領事裁判權。上海的租界，雖然居民多數是華人，也靠華人來養活，但幾十年裡華人一丁點兒權力都沒有，無代表不納稅的西方民主原則到了西人統治的租界，根本連影子都沒有。四萬萬人口，上千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國，沒有哪怕一點點大國的尊嚴，連國人一直以來感到有點安慰的有關拿破侖「睡獅」的神話，仔細查一查，發現人家也沒說過。
終於，中國人手裡有了些可以驕傲的東西了，某些先富起來的國人也可以一窩一窩湧到巴黎，一打一打地買名牌手錶和XO了。剛剛體驗到站起來感覺的人們，馬上就急匆匆地想要拉出一個大的架勢來，表現自己的「大」，好像某些動物一樣，碰到敵手的時候，就把渾身的毛直豎起來，看起來好像膨脹得很大。其實，這種「大」只能是上海所說的「大興」。
這樣的「大」，骨子裡畢竟透著虛，內容不實在。真的大，真的大國，不在於形，而在於神，在於內涵。大不是用來嚇人的，而是用實實在在的自豪，贏來實實在在的尊重。要實現這一點，需要我們實實在在地從小做起，一步一個腳印。
急不得呀也麼哥！
正常社會的不正常話題
中國的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從不正常或者可以說很不正常的社會，過渡到正常社會的過程。一些人類社會的常識，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被承認，人們也像世界上其他多數地方的人那樣，踏實地過日子，可以大聲說人是要吃飯的，生病是要看的，不必問是哪個階級的。可以養雞養豬而不必擔心被割資本主義尾巴，可以發家致富不用擔心被批走資本主義道路。到了蕪湖傻子瓜子年廣久事件出來之後，連雇工辦企業都可以了，慢慢地，中國人自己承認了自己國家的「市場經濟地位」，世界終於鬆了口氣。
然而，逐漸正常的社會依然會有些不正常的話題，窮和富就是一個。憂心貧富差距過大倒是情有可原，但是眼下窮人和富人變成了道德上的兩極，窮人說不得不好，富人說不得好，茅於軾先生說了句「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孫立平先生提到，窮人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可能墮落得更快，就像捅了馬蜂窩。
一些人擔心窮人仇富，一些人要清算富人的「原罪」，一個古老的幽靈在徘徊，那就是「均貧富」。提到「均貧富」，無論擔心還是歡呼的，都覺得這就是中國的傳統，無論如何都具有正當性的，因為這是窮人立場上的話。
不錯，中國歷史上的確有過週期性的「均貧富」的歷史，但那多是歷史的非常態，歷史更多地呈現的是它的常態，大家安穩和比較安穩地過日子，發家致富。孔夫子所謂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說法其實只適用在貴族之間政策調試，不能拿來推而廣之。在這個階段，大家大體上都能和平相處，正在富的小康之家和已經富的大戶，基本上都能過上踏實的日子，「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大家辛苦一場，就是為了發家致富。在世界各個民族中，大概沒有哪個民族有中國人這樣強烈的求富意識。即使在所謂的非常態社會，也是因為政治出了大問題，相當一部分人無法維持生活，大部分人無法按正常渠道上升，因而秩序混亂。而在混亂中，「均貧富」成為某些勢力動員群眾的口號，從而加劇了社會的動盪。其實，凡是打著「均貧富」旗幟的農民起事者，財富最後都均到首領那裡去了，最貧弱的百姓只有化為白骨、填溝的資格。所以，「均貧富」只是窮人中的少數強人的話。
真正值得警惕的傳統，實際上是國家政權的「軍國主義」政策對所有人、當然尤其是富人的剝奪，這就是所謂的法家傳統。這個傳統的盛世，如秦漢，國家可以隨意把成千上萬的富戶連根拔起，遷移到其他地方，或者借口國家需要無償徵調富人的財產，把商人打入另冊，只要等到他們養肥了，就讓他們為國家無償奉獻。好在在多數的王朝，這種「軍國主義」政策還比較收斂，商人的地位也在逐步地上升，因此維持了我們這個民族在古代社會最為強大的生產力，創造出如此燦爛的文化和巨大的財富，讓後人直到現在都有東西可挖，走私出去換美金。
不錯，眼下中國的貧富差距是很大，但是最富的人其實是憑借國家權力為自己謀私的人，這就是為什麼外面稱我們為「權貴資本主義」的緣由。而很多人眼中十惡不赦的民營企業家，即使跟某些什麼產業也不沾的貪官比起來，財富的總量也是小巫見大巫。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現象是我們法家傳統在新的條件下的變種。
不錯，我們的民營企業家在道德上的確沒有他們的老一輩那麼光彩，權錢勾結的事也沒少干，在掙第一桶金的時候更是很難乾淨。但是他們的行為畢竟有著那個特殊時代的特殊印記，我們如何去譴責某些公民的不當行為？舉一個例子，「投機倒把」罪不是前幾年才撤銷的嗎？按這個罪名，現在該有多少人違法？即便是權錢交易，在有權的一方設租尋租的前提下，單方面譴責企業家也是不公平的，畢竟權和錢之間有大惡和小惡之分，放過大惡，把板子都打在小惡頭上，事實上是更大的扭曲。警惕和限制這種剝奪才是我們每個有話語權的人所應該格外重視的問題。
正常的社會是按常識行事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裡，發財致富是正常的、不應該受到譴責的平常事。
瞄準射擊
瞄準射擊是步兵進入火器時代的基本要領，可是這個要領中國人掌握起來很是費了些工夫。引進洋槍洋炮是中國現代化的起點，在這個問題上國人一直都相當熱心而且積極，即使最保守的人士，對此也只發出過幾聲不滿的嘟囔，然後就沒了下文。鬧義和團的時候，我們的大師兄二師兄們儘管宣稱自家可以刀槍不入，但見了洋槍洋炮，也喜歡得不得了。不過，國人包括那些職業的士兵，對於洋槍洋炮的使用卻一直都不見得高明。
淮軍接受了洋槍隊的全部裝備，也接受了洋操的訓練，連英語的口令都聽得慣熟，唯獨對於瞄準射擊不甚了了。1860年，一個英國軍官來訪問了，在他的眼裡，淮軍士兵放槍的姿勢很有些奇怪，他們朝前放槍，可眼睛卻看著另一邊，裝子彈的時候姿勢更是危險，逕直用探條搗火藥（那時還是燧發的前裝槍），自己的身體正對著探條。
過了30餘年，洋槍已經從前裝變成更現代的後膛槍，而且中國軍隊也大體上跟上了技術進步的步伐，用後膛槍武裝起來，可是士兵們的槍法卻進步得有限。拳亂時，攻打外國使館的主力其實是董福祥的正規軍，裝備很是不錯，從現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軍士兵大抵手持後膛槍，而且身上橫披斜拉，掛滿了子彈。可是，據一位當時在使館的外國記者回憶，在戰鬥進行期間，天空中經常彈飛如雨，卻很少能傷到人。由此看來，1萬多董軍加上數萬義和團幾個月打不下哪怕一個使館，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董福祥的軍隊如此，別的中國軍隊也差不多。庚子前五年（1895年）中日甲午之戰，北洋海軍的表現大家都罵，其實人家畢竟還打了一個多少像點樣的仗，而陸軍則每仗則北，從平壤一直退到山海關，經營多年旅順的海軍基地守不了半個月，丟棄的武器像山一樣，威海的海軍基地周圍，門戶洞開，隨便日本人在哪登陸。當時日本軍人對中國士兵的評價是，每仗大家爭先恐後地放槍，一發接一發，等到子彈打完了也就是中國軍隊該撤退的時候了。當年放槍不瞄準的毛病並沒有多大的改觀。
進入民國，中國士兵腦袋後面的辮子剪了，服裝基本上跟德國普魯士軍人差不多了，建制也是軍師旅團營連排了，可不瞄準拚命放槍的喜好卻依然故我。張勳復辟，段祺瑞馬廠誓師，說是要再造共和，討逆軍裡有馮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曹錕的第三師，李長泰的第八師，都是北洋軍的勁旅，對手張勳只有五千辮子兵。英國《泰晤士報》記者、中華民國總統政治顧問莫理循目睹了這場戰爭，他寫道：「我從前住過的房子附近戰火最為熾熱。那天沒有一隻飛鳥能夠安全越過北京上空，所有的槍幾乎都是朝天發射的。攻擊的目標是張勳的公館，位於皇城內運河的旁邊，同我的舊居恰好在一條火線上。射擊約自清晨五時開始，一直持續到中午，然後逐漸減弱，斷斷續續鬧到下午三時。我的房子後面那條胡同裡，大隊士兵層層排列，用機關鎗向張勳公館方面發射成百萬發子彈。兩地距離約一百五十碼，可是中間隔著一道高三十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宮城牆。一發子彈也沒有打著城牆，受害者只是兩英里以外無辜的過路人。」最後，這位顧問刻薄地向中國政府建議，同意一個美國作家的看法，建議中國軍隊恢復使用弓箭，這樣可以少浪費不少錢，而且還能對叛亂者造成真正的威脅。
中國軍隊自開始現代化以來，所要對付的對手基本上是些處於前現代狀態的叛亂者，雙方碰了面，只要一通洋槍猛轟，差不多就可以將對方擊潰。可是碰上也使用洋槍洋炮的對手，這套戰法就不靈了。問題在於屢次吃過虧之後，戰法並沒有多少改善，輪到自己打內戰，雙方裝備處在同樣等級，仗也這麼打。討逆之役，雙方耗費上千萬發彈藥，死傷不過幾十人；1920年直皖大戰，動用20多萬兵力，打下來也就傷亡200餘人，真正戰死的也就幾十人，四川軍閥開始混戰的時候，居然有閒人出來觀戰，像看戲一樣。不過打著打著，大家逐漸認真起來，終於槍法有人講究了，畢竟不像清朝那會，對手淨是些大刀長矛。洋槍洋炮對著放，成者王侯甜頭不少，所以在競爭之下，技術自然飛昇。到了蔣介石登台的時候，他居然編了本步兵操典之類的東西，重點講士兵如何使用步槍，從心態、姿勢到槍法，尤其強調瞄準射擊。從士兵的槍法來看，中國的現代化真是個漫長的過程。
選舉與美女經濟
晚清的國門雖然被人打開了，西器、西俗和西學漸次東來，但中國人對於西方現代政治意義上的選舉（vote）在很長時間內都不能理解，任憑先進人士怎樣啟蒙，大家就是不開竅。在所有能識字做文的國人眼裡，選舉是考試不是投票，得選與否一看自己的發揮，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沒有關係。所以，儘管先進人士一個勁兒地說西方選舉政治的好話，而且搞選舉的西人一個勁兒地打我們，但是國人還是在一個勁兒地操練自家的科舉，甚至當西方人打進來的時候，還幻想人家也跟我們一樣開科取士（曾經傳八國聯軍的統帥瓦德西幹過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