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這樣，殖民地議會對於整個帝國的國防開支還有維持費用，不可能作出恰當的判斷。這些事務，還沒有委託給殖民地議會思考，這不是他們管的事情，所以他們在這方面沒有得到信息的常規手段。省議會，就像教區委員會一樣，對他所屬地域的事務，能夠作出恰當的判斷。然而對於整個帝國的事務，他們卻沒有方法作出恰當的判斷。甚至連關於本省在全國應佔什麼比例，還有本省和他省相比，重要和富裕程度如何，它們也沒法作出恰當的判斷，因為其他各省，不應該受到該省區議會的監督和指揮。整個帝國的國防和維持費用所需要的數目，每省所應該負擔的比例是多少，只有監督和指揮全帝國事務的議會中的每個人，才可以作出恰當的判斷。
因此，有人建議，向殖民地徵收賦稅應該由英帝國議會決定，也就是說，各殖民地應納的數額，省議會按照具體情況，決定它覺得最適宜的徵收方法。這樣一來，關於全帝國的事務，由監督和指揮全國事務的議會決定，然而各殖民地當地的事務，能夠由其議會決定。儘管在這樣的情況下，殖民地不派代表出席英國議會，我們依照經驗判斷，國會的徵收不至於這麼不合理。對於不派代表出席國會的帝國所屬各地，英國議會從來沒有向它們施加過重的負擔的這樣的做法。根西與澤西二島，雖沒有通過任何手段抵抗國會權威，卻比其他省份繳納更少的賦稅。
國會在行使其想像中的向殖民地徵收稅的權力（不管有無道理），然而迄今為止殖民地人民納稅的比例，甚至都沒有達到他們國內同胞應納的正當比例。除此之外，殖民地納稅，假如要隨著土地稅的增減而增減，那麼議會一定要同時對其選民徵收稅，才可以對殖民地徵收稅，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夠說殖民地事實上在國會享有代表權。
各省不按同一方法同一標準徵收稅——假如我能夠這樣說——然而由君主決定各省應納數額，一部分省份由君主決定徵收方法，另一部分省份卻由省議會決定徵收方法，這在其他的帝國，不乏先例。法國就有些省份，國王不僅決定納稅額，還決定徵收方法。然而對另一部分省份，他只是決定數額，然後省議會決定徵收方法。依照徵收賦稅計劃，英國國會對於殖民地會議的態度就和法國國王對他有權自治的態度非常相像，人們覺得法國這些省份都管理得非常好。
依照這個計劃，儘管殖民地人民沒有理由去擔憂了，但他們對國家的負擔，會多於他們國內同胞的負擔所承擔的比例，會多於恰當的比例，然而英國卻有理由擔憂，殖民地對國家的負擔不可能達到這個比例。法國對於有權組織議會的那些省份的統治權已經十分鞏固，然而英國在過去若干時期內，卻沒有確立與此同樣的統治地位。殖民地議會，如果不是很樂意（除非巧妙地加以控制，那麼他們是不大可能很樂意的），仍有很多借口來逃避或拒絕國會最合理的徵收。
假如說，一次對法戰爭爆發了，一定要在很短時間內徵收一千萬英鎊，來保衛帝國本土。這個款項，一定要由國會通過某項基金為擔保，進行借貸，而且支付利息。該基金的一部分，國會提議在英國國內徵收稅，那麼另一部分向美洲和西印度各殖民地議會徵收。殖民地遠離戰場，有時會覺得這事和自己無多大關係。該基金的募集，一定程度上又取決於殖民地議會的情緒，那麼人民肯不肯在很短時間內，依照這個基金的擔保，來繳納款項呢？繳納的款項很可能不會多於所徵收的款項數額。
這樣一來，戰時所借債務的一切負擔，就會像過去一樣，總是由大不列顛獨自承擔，換句話說，由帝國的某部分，而不是整個帝國承擔。自有世界以來，可能只有英國這樣一個國家，開疆闢土，只增加他的費用，而不增加他的資源。其他國家，大都把帝國防衛費用，在自己的屬地徵收，從而減輕自己的負擔。英國差不多總是全部承擔該費用，從而解除屬地的負擔。要讓大不列顛和它處在平等的地位，儘管法律上它們是從屬關係，國會在徵收賦稅計劃上，似乎一定要有手段，讓它的徵收很快就生效，才不至於為殖民地議會所逃避、所拒絕。至於這樣的手段是什麼，卻不是輕易想得出來的，還是個未曾闡明的問題。
假如英國議會，在沒有得到殖民地議會同意的情況下就可以對殖民地徵收稅，那麼這些殖民地的議會的重要地位，將會不復存在，英屬美洲領導人物所處的重要地位，也勢必會隨之完結。人們之所以要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主要是因為這樣做能夠獲取重要地位。自由政府組織可以多麼安定、可以持續多久，就看這個國家大多數的領導人（也就是說，這個國家的上層階級），可以如何保持或捍衛他的重要地位了。所以，國內派別的活動和野心活動，就在於這樣的領袖人物連續地互相攻擊別人的重要地位，並且保衛各自的重要地位。美洲的領導層，就像一切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一樣，想保住自己的地位。他們覺得或者是想像，假如他們的議會——他們把它叫做國會，覺得它的權力和英國國會同等——大權旁落，他們就會成為英國國會的低聲下氣的臣僕或是執行官，他們的重要地位將會喪失。所以，他們拒絕議會徵收賦稅的建議，就像雄心勃勃、意氣昂揚的人一樣，寧願通過劍拔弩張來保衛自己的重要地位。
當羅馬共和國一天天衰落的時候，肩負帝國防禦和擴張的重任的羅馬同盟國，都要求享有和羅馬市民同等的特權。當它們受到共和國的拒絕時，內戰就爆發了。在這次戰爭中，羅馬把這些種特權，一一地賜予大多數同盟國，當然特權的多少取決於它們和母國之間聯繫的緊密程度。
目前，英國的國會主張對殖民地徵收賦稅，殖民地卻拒絕服從，因為他們不曾派代表出席國會。假如對要脫離聯盟的各殖民地，英國都答應按它們所納國稅的比例，選舉代表，而且，因為它們納了稅，允許它們進行自由貿易，把它們和自己國家同胞同等對待——它代表的人數，隨著它納稅額的增加而增加——那麼各殖民地的領導人物，就有了一種可以奪取重要地位的新方法，一個新的更吸引人的野心勃勃的目標了。這樣一來，他們可能會希望，從英國政治界國家彩票得到大獎，因為他們就像其他人一樣，對於自己的才能與幸運抱有妄想，不可能滿足從殖民地這裡得到小獎。明顯地，這樣的方法，最可以保持住美洲領導人物的重要地位，從而滿足他們的野心。除了用這樣的方法或其他方法，他們不一定會自動服從我們。
我們應該明白，如果通過流血的方法，來強迫他們服從，那麼所流出來的每一滴血，都是我們自己國民的血，或者是願意做我們國民的人的血。有些人認為，時機一到，極易通過武力征服殖民地，那實在是非常愚蠢的。現今主持所謂的聯合殖民地議會的人，自己感到一種歐洲最高級別公民所不能感受到的重要性。他們從小買賣商人、商人、律師，搖身一變成為立法者和政治家，給一個龐大的帝國制定一個新政體。他們自誇，那將成為世界上自有國家以來最大而又最強的一個國家，可能真會這樣。直接在聯合殖民地議會工作的，可能有五百人，聽這五百人號令的人，可能有五十萬，他們都同樣覺得，自己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
美洲政黨中差不多任何一個人，都想像自己現今的位置，不但要比過去優越，而且也比他們所預期的優越。除非有一種新的目標出現在他或他的領袖面前，要不然他只要有通常人的志氣，定會拚命保護他的那個地位。
亨諾主席曾說，我們現在饒有興趣地讀著關於同盟的諸多小事件的記錄，然而當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可能它們不過被人看成是無足輕重的新聞。他說，當時每個人都自認為他們相當重要。那時流傳下來的許多記錄，其中大多數，是由那些有興趣記錄那些事件的人們記下來的。他們誇大其詞地描述自己在那些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巴黎市當時曾勇敢地捍衛自己，曾為抗拒最好而後來又是最為人愛戴的那位國王，而不惜忍受一次那麼可怕的饑饉，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那裡大多數市民或者說領導這大多數市民的人，因為預先看到，一旦過去的政府恢復，他們的重要地位就會立刻消失，所以為了自己的重要地位而殊死戰鬥。除非我們可以誘導我國殖民地願意和我們結成聯盟，要不然它們也會像巴黎市民一樣頑強抗拒其國王中最好的一個那樣，抵抗母國中最好的一個。
古代根本就沒有所謂代表制的概念。當一個國家的人民在另外一個國家得到了公民權的時候，他們除了和他國人民一起投票、一起討論問題，並沒有其他方法行使這樣的權利；當大多數意大利居民被給予羅馬公民特權，羅馬共和國就徹底給毀了。因為人們再也沒有方法判別，誰是誰不是羅馬市民。就像一個部落，不明白誰是自己的成員。這樣一來，任何的暴民，都可能被引進人民議會，他們可能趕走真正的市民，而且儼然以真正的市民自居，來決策共和國的事務。
然而，就算是美洲派五十個或六十個新代表出席國會，眾議院的門房，也很難判別，誰是誰不是國會議員。儘管羅馬因為羅馬和意大利同盟國的聯合而必定遭到破壞，然而英國卻不可能因為大不列顛和它的殖民地聯合而受到絲毫損害。反過來，它的組織會因為這個原因而完善；沒有這樣的聯合，反而覺得不完善。
討論還決定帝國每個組成成員事務的議會，為要得到正確的情報，應該由各組成員派出代表。這樣的聯合，可能不容易實行，執行時會不會發生困難，我不敢妄斷，然而我沒有聽說過有無法克服的困難。主要的困難，可能是來自大西洋兩岸人民互相之間的偏見和成見，而且非出於事物的本身。
我們住在大西洋這一邊，沒有必要擔憂美洲代表的增加，會擾亂組織的平衡；不用擔憂國王的勢力或民主勢力是不是會過度增加。假如美洲代表的人數，和美洲所納的稅成比例，那麼受到統治的人數將會和統治他們的方法的增長比例恰好成正比，然而統治手段的增加，也將會和受到統治人數的增加，恰好成比例。聯合後，君主勢力和民主勢力，必定仍然和聯合之前一樣，雙方間保持同等的相對實力。
住在大西洋彼岸的人民，擔憂他們因為遠離政府所在地而可能受到非常多的壓迫。他們出席國會的代表，從一開始數量就應該非常多，必然能夠非常容易地給他們帶來保護，讓他避免受到壓迫。距離的遙遠並不可能削弱代表對於選民的依存性，前者仍覺得多虧後者的好心，他們才能夠得到議員的席位還有該位置給他帶來的好處。前者為了持續得到後者對他的好感，必定會充分利用國會議員的權力，申訴在他們那遼遠地帶民政或軍政長官的違法亂紀行為。不僅這樣，美洲人民，也彷彿有若干理由覺得和政府所在地遠隔不可能長期保持下去。他們在財富、人口和改良上進步如此迅速，可能只要一個世紀，美洲的納稅額將會多於大不列顛的納稅額。帝國的首都，很容易會搬遷到帝國內納稅最多的地方。
美洲的發現還有繞好望角到東印度通道的發現，是人類歷史上最大並且舉足輕重的兩大事件。這兩件事的影響非常深遠；然而自有這兩大發現以來，只不過經歷了兩三百年，在這樣短的期間內，它的影響尚不可能全看得出來。這兩大事件，究竟是給人類帶來利益，還是會帶來不幸，以人類現在的智慧，暫時還沒法預見。在一定程度上他們聯合世界上最遙遠的地方，讓它們可以互相取長補短，互通有無，增加雙方的享受用品，促進互相之間的產業，它的大體上的發展趨勢彷彿是有利的。然而，對於西印度與東印度兩處的土著人，這兩個事件原本能夠產生的一切商業上的利益，卻被它們所引起的不幸完完全全抵消了。這樣的不幸，與其說出自它們的必然，不如說出自偶然。
美洲與東印度通道被發現時，歐洲人憑借他們擁有的優勢為所欲為，在這些極為遙遠的地方，做出各種不義的事情。從今往後，這些地方的土著人，可能會日漸強大，歐洲人一天天衰弱，世界上各地的居民漸漸具有同等的勇氣和實力。只有這樣，才可能互相制約，從而抑制一切獨立國的專橫，讓它們可以互相尊重雙方的權力。然而最可以建立這樣的同等實力的格局，彷彿就是通過互相傳授知識與改良技術了，這樣的結果，很容易會——沒必要說必定會——伴隨著世界各國廣泛的商業來往而來臨。
同時，這兩個發現之中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它促進了商業體系的發展，讓它達到了原本不可能達到的那種榮耀的程度。該主義所追求的目標，如果說是通過土地改良與耕作富國，還不如說是通過商業與製造業來富國；如果說是通過農業來富國，還不如說是通過城市產業來富國。然而這兩大發現，歐洲的商業都市，不僅是世界非常小地區的製造業者和販運者（這個小地區，指的是大西洋流過的歐洲各國與波羅的海和地中海周圍的國家），而且也成為美洲許多繁榮耕作地區的製造業者，和非洲、亞洲、美洲各地的販運者，並且在有些方面，還成了這些地區的製造業者了。這樣一來，就給他們的產業，重新開拓了兩個新世界，任何一個都比過去的世界大得多、廣得多，其中一個市場，還在日益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