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資本和他所有人民的資本之和相等，然而一個國家每一年所能維持的勞動量又等於這一切資本所能維持的勞動量。於是，一國資本還有他每一年所能維持的勞動量大部分時候都定會因這樣的交換而增加。誠然，英國通過它自己的鐵器與寬幅厚呢來購買法國葡萄酒要比通過弗吉尼亞煙草或用巴西、秘魯的金銀購買可以獲得更多利益。直接用自己的消費品所進行的對外貿易一直是比間接地用他人帶來的消費品所進行的對外貿易可以獲得更多利益。可是以金銀進行的間接對外貿易並不比以其他貨物進行的間接由他人帶來的消費品的對外貿易顯得更為不利。沒有礦產的國家不可能因為每一年出口金銀而變得金銀匱乏，就像一個不生產煙草的國家不可能因為每一年出口煙草而變得煙草匱乏。一個有財力購買煙草的國家，它的市場絕不可能長久缺乏煙草；與此相同，一個有足夠的錢購買金銀的國家也絕不可能長久缺乏金銀。
據說，工人和麥酒店做交易永遠是一種虧本的交易。一個製造業國家和一個盛產葡萄酒的國家之間所進行的貿易也能夠看成具有與此相同的性質。但是我的回答是，工人和麥酒店之間的交易，並不一定是虧本的買賣。就此種貿易本身的性質來說，它和其他任何貿易相同，是有利可圖的，然而，也許比較容易被濫用。釀酒人的職業還有發酵酒的零售商的職業和其他職業一樣都是必要的分工。假使工人需要喝酒，他從釀酒人那裡購買比自己親自釀造「要有利得多」，不僅這樣，假使他是一個貧窮的工人，那麼他從零售商那裡一點兒一點兒地購買麥酒要比從釀酒人那裡大批量地購買有利得多。假使他是一個貪食者，他可以在靠近的任何一個商人那裡購買大量的麥酒、肉或呢絨布匹，要是他希望在自己的同夥中裝扮成富有的公子的話。這裡值得提出來的是，依照經驗，一個地方酒的價錢便宜不是由於這裡的人酗酒而是由於這裡的人清醒。生活在產酒的國家的人們一般來說是歐洲最清醒的人民。西班牙人、意大利人還有法國南部各省的居民就是很好的例子。人們很少因為他們的日常飲酒過度而導致犯罪。
沒有人會狂飲和啤酒一樣便宜的白酒來假裝慷慨和善意。相反，在那些因為太熱或太冷不適宜栽植葡萄的地方，葡萄酒極其稀少和昂貴。我常常聽人們說，當法國某一個兵團從葡萄酒昂貴區域開至葡萄酒低廉區域的時候，起初士兵們看到葡萄酒如此價廉物美便沉溺之中。可是駐留數月之後，其中大部分士兵便如同當地居民一樣開始戒酒了。與此相同，假使我們把外國葡萄酒稅、麥酒稅、麥芽稅、啤酒稅全部取消，那麼在英國的中下層人民中也完完全全有可能引發醉酒的風氣，可是用不了多長時間就將會出現一種永衡、普遍的清醒。現在，醉酒已經不是那些熱衷於趕時髦的人的惡習，也不是上流社會中有足夠的錢消費最貴飲料的人的惡習。在我們中間很少可以看到由於喝麥酒然後爛醉如泥的紳士。除此之外，大不列顛對葡萄酒貿易的限制，與其說是為了防止老百姓走入酒店，還不如說是為了防止老百姓買到最價廉物美的烈酒。那種所謂的限制有利於葡萄牙的葡萄酒貿易，卻不利於法國與他國的葡萄酒貿易。據說，葡萄牙人是購買我國所生產的製造品很好的顧客，然而法國人不是。所以，我們對葡萄牙人要給予一定優待，加以獎勵。他們在生意上幫助了我們，我們也應當幫助他們。
如此而來，小商人的卑鄙策略，居然就成為一個大帝國政治的座右銘。然而，只有最小的小商人才會把這樣的策略看做是對待顧客的準則。一個大商人不可能去注意這些小節，總是到價值最便宜、貨物質量最好的地方去購買他的貨物。
依據這樣的原則，各國都覺得它們的利益就在於要讓周邊的國家都變得貧窮。各國都用忌妒的眼光看待和它們通商的國家的繁榮，並把這些國家獲得的利益看做是它們的損失。國際的貿易交往大部分時候如同個人通商一樣，原本應該是團結和友誼的保證，如今，卻成為矛盾和仇恨的最大源泉。在十八世紀與十七世紀中，王公大臣們之間反覆無常的野心對歐洲和平所造成的危害並不比商人和製造業者們不恰當的忌妒心所造成的危害大多少。人類統治者的暴力和非正義從古至今就是一種邪惡。我擔憂人這樣的本性將無法得到醫治。至於那些既不是也不應該成為人類統治者的商人和製造商們的無恥的貪婪和壟斷的精神，雖沒有辦法改變，讓他們不要去打擾別人的安寧卻是非常容易做到的。
最開始產生並傳播這樣的學說的無疑是壟斷精神；最先倡導這樣的學說的人絕不可能如同後來信奉它的人那麼愚蠢。在任何國家，從要價最低的人手中購買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物品總是而且必然是含乎大部分人民的利益的。這個命題是這樣清楚。假使我們還要花費心思去證明它的正確與否倒真是一種滑稽可笑的事情了。假使沒有這班商人和製造商出於自私自利的想法，用詭辯混淆了人們的視聽，它也不可能成為什麼問題。在這一點上，這班商人和製造商的利益和大部分人民的利益正好是直接對立的。就像同一行業組織中的自由人的利益在於阻止國內居民去僱傭其他人來取代自己的位置一樣，這班商人和製造商的利益在於保住他對國內市場的壟斷權。
然而，在大不列顛還有在歐洲大部分的其他國家，差不多對所有由外國商人進口的商品都課以極其沉重的關稅。對那些有可能和自己國家製造品發生競爭的所有外國製造品，更是大都課以特殊的關稅，或禁止進口。針對那些覺得不利於我國的貿易差額，也就是說，針對那些對自己國家具有強烈民族仇恨的國家的所有貨物的進口差不多都加以特殊的限制。
鄰國的財富儘管對我國構成戰爭或政治上的威脅，但在貿易上，卻必然對我國有利。在處於敵對狀態的時候，它的財富可以讓敵國維持比我國更強大的艦隊和陸軍；可是在和平通商的時候，它的財富可讓它們和我們進行更大限度的交易，為我國產業的直接生產物或用這樣的生產物購買物品帶來一個更好的市場。就像一個富人對於他勤勞的鄰居來說要比一個窮人好得多一樣，一個富裕的國家對於它的鄰國來說也與此相同，是一個較好的顧客。
經營同一種製造業的富人固然對附近各同業者構成威脅，可是他的消費可給附近的別的很多人帶來很好的市場，絕大部分鄰居能夠從中獲得利益。不僅如此，他們還可以因為富人為了和實力較差的經營者進行競爭不惜低價拋售他的貨物然後從中獲得利益。與此相同，富有國家的製造商無疑有可能成為鄰國同種製造商極具威脅的競爭者，可是這樣的競爭卻有利於大部分人民。除此之外，他們可從富國在其他方面的巨大消費為他們帶來良好的市場而獲得利益。想發財的人從來不可能想到要到窮鄉僻壤去居住，而會想方設法住在首都或其他的大商業都市裡。他們明白沒有財富流通的地方，也不可能得到財富；在財富大量流通的地方，他們也許能夠分得一些財富。這個以這樣的方式指導著一個人、十個人或二十個人的日常箴言應該與此相同指導著一百萬人、一千萬人或兩千萬人的判斷。應該讓全國的百姓都把鄰國的財富看成是自己國家獲得財富的契機。
一個想通過對外貿易致富的國家，假使它鄰國都是富裕、勤勉和商業化的國家，那麼就必然會這麼來做。一個大國的四周，假使都是一些遊牧的、沒有開發的民族，還有貧窮的野蠻人，那麼它只有通過耕作自己國家土地還有經營國內的商業才可讓國家致富，卻不能通過國際貿易。古代的埃及人和近代的中國人似乎就是以這樣的方式致富的。據說，古代埃及人極不注重對外貿易。大家也知道，近代中國人非常輕視國際貿易，不給予國際貿易任何正規的法律保護。近代的對外貿易的原則是以所有鄰國陷於貧困作為目的的，假使它真正能夠達到所期望的目標，便會對貿易不屑一顧。
法國和英國之間的貿易活動之所以會在兩國裡面都受到那麼多的阻礙和限制，就是這些原則所導致的。假使這兩國能放棄商業上的妒忌和國民的仇恨來審視其中的真實利害關係，那麼對大不列顛來說，和法國進行貿易將比和歐洲任何其他國家進行貿易更有利。與此相同，對法國來說，和大不列顛進行貿易亦將比和歐洲其他國家進行貿易更有利。
法國是大不列顛最近的鄰國，英格蘭南部沿海各地和法國北部與西北部沿海各地的貿易活動，就像國內貿易一樣，一年能夠回收四次、五次乃至六次。兩個國家投在這樣的貿易上的資本和投在其他國際貿易部門的同樣多資本相比，能夠拉動五倍乃至六倍的勞動量，能夠僱傭和養活四倍、五倍乃至六倍的工人。兩國雙方相隔最遠的各地之間的貿易也至少可望每一年回收一次。從而，這樣的貿易也和我國對歐洲其他大部分的國外貿易一樣有利。若和誇大了的我國對北美殖民地的貿易（一般情況下需要三年、四年乃至五年以上，才能回收一次）比較，至少也要有利三倍。此外，據說法國有居民兩千三百萬，我國北美殖民地居民據說有三百萬。不僅這樣，法國又比北美洲富饒得多，儘管因為法國財富分配不均，法國的貧民乞丐要比北美多得多。從而，和我國北美殖民地比較，法國所能帶來的市場，至少要大八倍，再加上往返更為頻繁，那麼利益要大二十四倍。和大不列顛的貿易與此相同，也有利於法國。
假使從兩國財富、人口和靠近的程度來看，它的有利程度遠遠超過法國和它殖民地間進行的貿易。這就是兩國智者覺得的適合加以阻止的貿易和最應受到偏愛的貿易之間的巨大差異。可是，本來可讓兩國間開放的自由貿易並成為使雙方互利的這些條件卻成為這樣的貿易的主要障礙。因此，鄰國，它們一定是仇敵。不僅這樣，基於這個原因，一方的富強讓對方感到更加恐懼，本來能夠增進國民友誼的有利因素，卻變成了助長激烈的仇恨的因素。它們都是富裕勤勞的民族，可是雙方的商人和製造商卻都擔憂會在技術和商業活動中遇到來自另外一個國家的商人和製造商的競爭。
商業上的妒忌引起了激烈的民族仇恨，然而激烈的民族仇恨又助長了商業上的妒忌，兩者互相助長。兩個國家的商人都煞有介事地宣稱沒有限制的國際貿易一定會產生不利的貿易差額；然而不利的貿易差額又必定會導致國家的滅亡。
在歐洲的眾多商業國內，這個系統的自以為是的學士常常發出警告，貿易逆差正在讓國家走向滅亡。這引起了很多國家的憂慮，差不多各國都想要改變貿易差額，讓它對自己國家有利而對鄰國不利。可是在這所有憂慮過去之後，在這所有無效的嘗試以後，似乎沒有一個歐洲國家曾因上面所說的原因在任何方面變得貧窮。和商業體系者的預料相反，實行門戶開放並允許自由貿易的都市和國家，並未像商業體系原本所告訴我們的那樣因為這樣的自由貿易滅亡，反而富強了起來。
歐洲今日從某些方面來說，可以稱得上自由港的都市雖然有幾個，可是能稱得上自由港的國家還沒有。儘管離這個標準還很遠，可是接近於此的國家荷蘭，大家承認，不僅它所有的國民財富都來自對外貿易，就是它的大部分必需生活資料也都來自對外貿易。
此外的確還有一種差額，我在前面已經講到過，它和貿易差額很不相同。不僅這樣，它對一國是否有利有可能引起一國的盛衰。這就是年生產物和年消費的平衡。前面提到過，年生產物的交換價值假使超過了年消費的交換價值，社會的資本每一年就必定會依照該超出額的比例增加。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在它的收益內維持它的生存。每一年從它的收入當中省下來的部分自然會增加到社會資本上去，並用來進一步增加年生產物的產量。反過來，假使年生產物的交換價值，少於年消費的交換價值，社會的資本每一年就必定會按比例地減少。這種情況下，社會的支出超過了社會的收益，它必定侵蝕社會的資本，從而資本必定會減少。隨著資本的逐漸減少，它的產業年產品的交換價值也會減少。
生產和消費的差額和所謂的貿易差額完完全全不同。在沒有對外貿易和世界完完全全隔絕的國家內也能夠產生這樣的差額。它也能夠出現在財富、人口和改良不斷增長與不斷衰退的整個世界上。
即便所謂的貿易差額總是不利於一個國家，生產和消費的差額仍然能夠不斷地有利於這個國家。即便半個世紀以來，這個國家進口的價值都超過出口的價值，在這期間，所有進口的金銀很快又被輸出；即便流通鑄幣漸漸減少，它們被以各種紙幣所替代，甚至它對各主要通商國家所負的債務也在漸漸增加，可是它的真實財富，它擁有的土地和勞動年產物的交換價值，仍然能夠在這期間內依照比這之前大得多的比例連續增加。我們北美殖民地的狀態，還有它們這次的騷亂，以及和大不列顛的貿易狀態都能夠證明這並不是一個沒有可能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