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高關稅或者絕對禁止對於國內能夠生產的外國的貨物的進口，這樣就多少保證國內生產這些產品的工業對於國內市場的壟斷。所以禁止從國外進口活牲畜或者醃製食品也就保證了大不列顛畜牧戶對於國內肉類市場的壟斷。在中等收成的年份，對於穀物進口所徵收的高得相當於禁止的關稅給予穀物種植人以同樣的好處。對於外國毛紡織品進口的禁止一樣，有利於毛紡織業。絲織業即使完全依賴外國原料，近年來也獲得了同樣的好處。麻織業暫且還沒有獲得這種好處，但是，也正在大步地朝它邁進。很多其他的製造業也以同樣的方式在大不列顛獲得了完全或者幾乎完全的對於它們同胞的壟斷權。遭到絕對禁止或者在一定條件下禁止進口的商品種類之多大大地超過了不太熟悉海關法的人的想像。
毫無疑問，這種對於國內市場的壟斷經常是極大地鼓勵了享有這種壟斷權的產業，同時常常使原本不會流向它的較大多數的社會勞動以及資金也轉向了它。不過，它到底是傾向於增加社會的總勞動，還是把它指向最為有利的方向，這點或許並不完全明顯。
社會的總勞動從來就不會超過社會資金所能夠僱傭的數量。如任何人所能僱傭的工人的人數必須和其資金保持一定的比例那樣，大社會所有成員可以不斷僱傭的工人的人數也必須和那個社會的總資金保持一定的比例，並且從來不會超過那個比例。任何商業規章所能夠增加的勞動量都無法超過任何一個社會的資金所能夠承擔的限度。它只能夠使部分社會勞動流向它原來不可能流向的方向。並且誰也無法肯定這種人為的導向能比其自然的流向對於社會更為有利。
每一個人都在不斷努力為他的資金尋找最有利的投資途徑。當然，那僅僅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會的利益。不過他在研究自己的利益的時候，自然而然地，或者可以說也是肯定地，會研究致使他去選擇對社會最有利的途徑。
第一，每一個人盡力把自己的資金投入到了盡可能離家近的地方，從而他也就盡力支持了本地的勞力，只要他總是可以從中獲得普通的，或者說不太低於資金的普通利益。
這樣，在利潤相等或者幾乎相等的情況下，每一個批發商自然寧願從事國內貿易，而不願意從事對外消費貿易；寧願從事對外消費貿易，而不願意從事販運貿易。在國內貿易當中，他的資金絕不會像在對外消費貿易中的那樣長期在他的視野之外。他可以更好地瞭解他所托付的人的品德以及處境，並且假如他被騙的話，他能更好地知道他必須向之尋求補償的國家的法律。而在販運貿易當中，商人的資金好似被分割在兩個外國之間，並且沒有一部分是肯定會帶回本國，或者置於他的直接視線之內以及支配之下。一個從事從康尼斯堡到里斯本販賣穀物以及從里斯本到康尼斯堡販運水果以及葡萄酒的阿姆斯特丹商人的資金常常必須將其資金的一半留在康尼斯堡，另外一半留在里斯本。其中並沒有任何的部分曾經需要回歸到阿姆斯特丹。這樣一個商人當然應居住在康尼斯堡或者里斯本，只有個別非常特殊的情況能夠使他寧願居住在阿姆斯特丹。
但是他所感到的和自己的資金分隔得這樣遙遠的那種不安常常會使他決定把原定運往里斯本市場的部分康尼斯堡的貨物，還有原定運往康尼斯堡的部分里斯本的貨物運到阿姆斯特丹。即使這樣做使得他必須支付雙倍的裝貨以及卸貨的費用，還有支付某一些關稅，但是為了使其部分資金可以總是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讓自己支配，他寧願付出這種特殊的費用，並且每一個對於販運貿易擁有相當份額的國家正是用這種方式成為進行貿易的所有不同的國家的貨物的商業中心或者共同市場。
為了節省第二次的裝卸費用，這種商人總是在國內市場盡可能多地銷售所有的不同國家的貨物，然後盡可能地把其販運貿易轉化成為對外消費品貿易。一個從事對外消費品貿易的商人以相同的方式，當他為外國市場採購貨物的時候，他總是樂意在相等或者幾乎相等的利潤的條件下在國內市場出售盡可能更多的貨物。當他以此把他的對外消費品貿易轉變成了國內貿易的時候（只要他可能的話），他就能夠為自己省去出口的風險以及麻煩。假如我能夠這樣說的話，本國就以這樣的方式成為中心，每一個國家的居民的資金就是如此不斷地環繞這個中心而周轉，並且它們總是向這一中心靠攏，即使由於某些特殊的原因，它們有的時候可能被從這個中心趕開或者驅走，而走向更遠的用途。
但是，如前所述，用於國內貿易的資金比用於對外貿易的同等資金肯定會把國內更多的勞動力投入運轉，讓國內更多的居民獲得收入以及工作。而一個用於對外消費品貿易的資金要比用於販運貿易的相等的資金具有相同的優越性。所以，在利潤相等或者幾乎相等的情況下，每一個人自然樂意把自己的資金用於這種方式，它能夠為國內勞力提供最大的支持，給本國最大多數的民眾帶來收入以及工作。
第二，把自己的資金用於支持國內勞力的每一個人肯定會竭力去引導勞動，使其產物能擁有盡可能最大的價值。
勞動的產物是勞動在其投入的對象或者原料上所附加的價值。僱傭勞動的人的利潤同樣和這個產物的價值的大小互成比例。但是也只是為了利潤任何人才會把資金用於支持勞動。所以，他將總是盡力把資金用於支持可以生產價值最大的產物的勞動，或者能夠交換最大量的貨幣和貨物的產物的勞動。
不過，每一個社會的年收入總是完全等同於該社會的整個年產物的交換價值，或者明白地說，和那個交換價值相同的東西。所以，每一個人竭盡所能地把他的資金用於支持國內勞動，並且竭力指引那個勞動去生產擁有最大價值的產物，每一個人肯定會盡力使社會的年收入盡可能地增加。當然，他平常並無意去促進公眾的利益。他寧願支持國內勞動，而不會支持國外勞動，他想要的只是他自己的保險；他指導勞動去生產能有最大價值的產品，他圖的僅僅是個人的所得，而他在這一點上就像在許多其他的場合一樣，他總是被一隻隱形的手推動著去達到一個他無意追逐的目的。即使他並沒有任何這種意圖，但是他對於社會並不總是更壞。在追求他個人的利益的時候，他常常要比他真實地有意促進社會利益還更為有效地促進了社會的利益。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那些偽裝為了公共利益而做生意的人做了多少好事。當然，那種裝模作樣，在商人當中並不普遍存在，因此無須說什麼去勸阻他們。
他的資金可以投入國內什麼勞動，並且其產物又會具有最大的價值，很顯然每一個人根據自己的當地環境可以比任何政治家或者立法家更好地為他作出判斷。一個政治家，假如他企圖去指導私人應當以什麼方式去運用他們的資金，這將會不僅僅給他加上最沒有必要的負擔，並且他採取了一種既不會放心地委託給任何的個人，甚至也不可能放心委託給任何委員會或者參議院的權力，並且再也沒有比把這樣一個權力交付到一個愚蠢傲慢以及妄以為自己適合於行使這樣的權力的人的手中更加危險的了。
把對於國內市場的壟斷權給予本國勞動的產品（無論是哪一種工藝或者製造業的產品），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指導私人應當以什麼方式去運用他們的資金，而這種做法幾乎在所有的場合肯定是一種無益或者有害的調控。假如國內勞動的產品可以像外國勞動的產品一樣便宜地投入市場，則這個調控顯然是無益的。假如它無法同樣的便宜，這個調控常常就肯定是有害的。每一個會精打細算的戶主的信條就是：絕對不要試圖自家製作其花費要比購買還貴的任何的東西。裁縫絕對不會試圖製作自己穿的鞋子，他會到鞋匠那兒去買。鞋匠也絕對不會試圖去縫製自己穿的衣服，而是僱傭裁縫來做。農場主既不試著自己做鞋子，也不試著自己縫製衣服，而是僱傭不同的匠人。他們全都會發現把他們的所有勞動投入到他們對於其鄰人有某種優勢的方面，並且用部分自己的產品，或者用部分自己的產品價值去購買他們隨時需要的東西對於自己最為有利。
持家中的精打細算運用在操持一個大的王國中也不會是愚蠢的。假如某一國家給我們提供的商品可以比我們自己製造的還要便宜，那我們寧願用自己部分勞動（用於我們有某些優勢方面的勞動）生產的產品來購買它們。國家的總勞動量總是和僱傭它的資金互成比例的，所以它們也不會減少，不會減少到多於上面所提到的各種工匠的勞動量。不過是要尋找出一條可以獲取最大好處的運用途徑。當勞動被引領去生產一種購買比製造還便宜的商品的時候，肯定那並不是最有利的運用途徑。當勞動被以如此的方式從生產明顯的更加有價值的商品而轉向生產被指定的產品的時候，勞動年產物的價值必定多少會減少。假如購買外國的相同商品能夠比自己國內生產便宜一些，那麼，能夠只用部分商品，或者用那些商品的部分價值（即用同等的資金僱傭的勞動在國內所能夠生產的產品，假如是聽任勞動自然的流向的話）去購買它。所以，當一國的勞動就這樣從一個利益較大的用途被轉入到一個利益較小的用途的時候，國家的年產物的交換價值就不會依據立法者的意圖而增加，而是肯定由於每次的這種調控而減少。
當然，通過這樣的調控，某一製造業有的時候可能要比沒有這種調控更早一些建立起來，並且經過一段時期以後，其在國內生產的產品可能和國外的同樣便宜或者更為便宜。社會的勞動即使通過這種方式要比沒有這種調控有利地更快地進入某種渠道。但是社會的總勞動或者社會的總收入量絕對不會因這種調控而增加。社會的總勞動量只能夠隨社會資金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長。而社會的資金也只可以隨社會收入的節餘的逐漸增多而成比例地增加。不過每一次這種調控的直接效果就是讓社會收入減少，而減少社會收入的做法必定不會把社會資金增長得要比任其自然發展增加得更快，假如社會的資金以及社會的勞動都聽任它們自己去尋找天然用途的話。
即使並沒有這樣一些調控，社會將會永遠也建立不起某種製造業，不過無法根據這一點就說社會在其存在的某一時期就肯定會較為貧困。在社會存在的每一個時期，社會的全部資金以及全部勞動量仍然會以那個時候最有利的方式獲得運用，儘管是用在不同的項目上。在每一個時期，社會的收入也可能是那個時候社會資金所能夠提供的最大的收入，從而資金以及收入都可能用最快的速度進行擴張。
在某些特殊商品的生產中，一個國家對於另外一個國家所具有的天然優勢有的時候是極其巨大的，而要和這些天然優勢進行挑戰，全世界都認為是徒勞無益的。通過玻璃、溫床以及溫牆在蘇格蘭也能夠培植出非常好的葡萄，用它們也可釀造出十分好的葡萄酒，只是其費用大約是從國外進口最起碼同樣好的葡萄酒的價格的三十倍。僅僅只是為了鼓勵在蘇格蘭製造法國波爾多以及勃艮地的紅葡萄酒，而禁止所有的外國的葡萄酒進口會是合理的法律嗎？假如說把要比從外國購買相同數量所需商品的費用高出三十倍的資金以及勞動去從事生產本國的那種商品是荒謬的話，那麼用多出三十分之一，甚至三百分之一的資金以及勞動去從事任何這種生產也肯定是荒謬的，其荒謬的程度即使並不是那麼耀眼，但是其性質完全相同。至於一國對於另一國所具有的優勢是天然的，抑或是建立起來的，在這一點中無關緊要。只要一個國家佔有那些優勢，而另外一個國家缺乏那些優勢，那麼向前者購買就總是要比自己製造對於後者更加有利。一個工匠對於從事另外一行當的鄰人建立了某種優勢，不過他們雙方仍然發現互相購買彼此的東西要比自己去製作不屬於自己行當的東西更加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