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 第22章 卷一·論資本利潤 (6)
    因為勞動所有權是所有其他權利的原始基礎,所以它是最神聖而無法侵犯的。一個窮困的人財產可世襲的也就是他的體力以及一雙巧手。阻礙他認為適當的方法在不侵害鄰人的條件下運用他的體力以及技巧,就是對於他的這個最為神聖的財產清楚的侵犯。並且也是對於工人的正當自由以及對於有意僱傭其的僱主的正當自由的公然侵犯。因為妨礙一個人從事他覺得適當的工作,也就阻礙了其他人僱傭他們覺得適當的人。判斷僱傭某個人是否合適,應當交由僱主們來決定,因為這和他們的利害關係最大。立法當局虛偽地擔憂害怕僱主們僱傭了不合適的人,明顯是既不禮貌的,也讓人無法忍受的。

    長時間學徒制並不能夠保證市場上沒有手藝不好的工人。假如出現了這種現象,它常常是欺騙的結局,而不是無能的結果。最長久期限的學徒制也不可以保證沒有欺騙。為防止這種濫用,需要有完全不同的規章制度。金屬的盤子之上有純度記號,亞麻布以及呢絨上有記號,它們給予購買者的保證遠遠大於所有的學徒法。購買者常常只看這些記號,而絕不會想到去問製造這些產品的工人是不是當過七年的學徒。

    長期的學徒制無法養成年輕人勤勞的習慣。一個計酬的短工反倒可能非常勤勞。因為他從自己的每一分努力當中可以獲得利潤。但一個學徒可能會懶惰,並且幾乎總是這樣,因為他勤奮也並沒有什麼直截了當的好處。在低級的職業中,勞動的樂趣都在於勞動的報酬。誰可以最早享受到勞動的快樂,誰就會最早品味出它的味道,也就能夠早養成勤快的習慣。一個青年人假如長期從勞動中無法得到利益,很自然就會對勞動反感。從公共的慈善團體送去做學徒的孩子們常常學徒期要比一般的更長,他們常常也變得十分懶惰而無用。

    學徒制在過去是完全沒有的。但是在現代的每一個法典中,師徒的相互義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條。羅馬法典對於它們完全沒有提。我明白沒有一部希臘著作或者拉丁著作(我膽敢確信肯定沒有)有過我們現今賦予「學徒」一詞的概念。一個學徒必須在某個行業中為他的主人的利益工作一定量的年限,只有在那樣的條件下主人才可能教授他手藝。

    長期學徒是肯定沒有必要的。即便像製造鐘錶這樣比普通行業更加高深的手藝也沒必要長時期去講授秘密。當然,最開始發明如此漂亮的機器,甚而發明製作這種機器的某些工具無疑是必須經過非常長時間的苦思冥想,並且可以視做人類會的最可喜的成果之一。不過當這些機器還有製造它們的某些工具被發明,並被人們所深刻瞭解,則對於所有青年人最詳盡地講解怎樣運用這些工具,還有怎樣製造鐘錶,最多僅需要上幾個星期的課就夠了,或許只要講授幾天就足夠了。假如是普通的機械行業,講授幾天是肯定足夠了的。確實,即便是在普通的機械行業裡,沒有大量的實踐以及經驗,手的靈敏程度也是無法達到的。

    不過一個年輕人從開始就當短工,並且根據他所做的那點工作給予報酬,同時對於他有的時候由於笨拙以及沒有經驗可能損壞的材料還需要處罰賠償,那麼他做起事來絕對會勤奮得多、細心得多。通過這樣的方式他的學習一般會更加有效,並且也不會需要冗長乏味地花費那麼多的費用。的確,那樣一來,師傅將會吃許多虧。他將會失去學徒的所有工資,即他省下來的工錢。不過最後也許學徒本身將是一個受到損失的人。一個行業如此容易學會,他肯定會有更加多的競爭對手,所以當他成為一個自立的工人的時候,他的工資將要比現在少得多。競爭增大不僅將降低工人的工錢,一樣會降低師傅的利潤。那個時候這些行業、手藝還有神秘統統都將受損失。不過社會卻成了贏家,各種技工的製成品在市場上就可以便宜得多。

    為了防止跌價,還要降低工資以及利潤,所以人們建立起了各種公司並制定了大量的公司法來限制自由競爭。樹立聯合公司在古時歐洲的許多地區並不需要什麼別的權威,僅僅需要取得公司所在地自治城市的許可。在英格蘭則還需要獲得國王的特許狀。但是國王的這個權力之所以一直保留下來,看來並不是為保衛一般自由,而是為了防止壟斷的侵犯,並且向臣民索要金錢。只要向國王付一定的款項,一般情況這種特許證馬上就會頒發下來。假如某一類技工或者商人並沒有特許證就自己建立了聯合公司的話,這樣的非法行會(這是當時人們給予他們的稱呼)常常並不會因此而被取締,僅僅是每年必須向國王交納罰金來求得允許行使他們盜用的特權。所有的聯合公司還有它們可能覺得適合於它們自己政府行使的對法規的直接監督權,均屬於其所屬自治城市。對於這些公司,無論有什麼管制,常常不是來自於國王,而是來自於那個更加大的公司,對於它來說,這些附屬的公司僅僅是其一部分或者一個成員。

    自治城市的政府完完全全是掌握在商人以及技工的手裡,並且這個政府也是他們中每個階層公開利益的代表。它阻止他們經常說的各自的產品在市場之上過分囤積,事實上就是讓他們各自產品在市場上常常保持庫存不足的情況。每個階層都迫切需要制定達到這一目的的規章。與此同時,假如許可的話,也願意其他每個階層都這樣做。

    因為有了這樣的規章,每個階層都必須向本城內其他階層購買他們需要的貨物,即使價格可能要比購買外地的要昂貴一點。但是作為回報,他們能夠同樣以較貴的價格售出他們自己的貨物。如此一來,就像他們所說:半斤和八兩。在一個城鎮內不同階層的互相買賣中因為有了這些規章大家並沒有一個是輸的一方。而在他們和農村做買賣的時候,大家又均是大贏家。並且也是這後面的一種交易構成了整個商業,支持著每一個城鎮,讓每一個城鎮富有。

    每一個城鎮的所有生活資料以及其工業所需要的全部材料都來自農村。城鎮支付以上一切主要是經過兩種途徑:第一,把一部分材料加工後以及製成成品之後返回農村。在這樣的情況下,它們的價格因為加進去了工人的工資還有老闆們或者直接僱主們的利潤而提升了。第二,把從其他國家或者本國遙遠地區運到城鎮的粗製品以及精製品部分送到農村。在這樣的情況下那些貨物的成本價格也因為要加上搬運工或者水手的工資還有僱傭他們的商人的利潤而提升了。以上兩種商業中第一種商業所得到的利益就組成了這個城鎮製造業的收益,經過對內以及對外貿易所得到的利益是第二種收益。工人的工錢還有他們不同僱主的利潤組成了兩種利益的所有。所以,無論什麼規章,目的都是增加工人的工資以及僱主的利益,在城鎮能以較小的勞動量購買農村較大的勞動量的產品。它們給城市的商人以及技工高於農村地主、農場主還有農村勞動者的利益,打破了城鄉間進行貿易原本能夠產生的自然的均衡。社會勞動的年產量每年就在這樣的兩組人之間進行分配。經過那些規章,年產物的大多數分配給了城鎮居民,而較小一部分分配給了農村的居民。

    城鎮對於每年由農村輸入的食品以及原料實際上所付給的價格就是它每年輸往農村所有的製造品及其他貨物。運往農村商品的出售價格越高,輸入城鎮的食品以及原材料的購買價格就越便宜。所以城鎮的產業就獲利更大,農村產業獲利就更小。

    並沒有必要進行所有精密的計算,我們只需要通過一個簡單而非常明顯的觀察,就可以斷言,在歐洲各個地區,城鎮裡經營的職業都要比農村裡經營的職業利潤高一些,優越一些。在歐洲的每個國家我們都可以發現最起碼有一百人是小本經營城鎮本身已有的商業以及製造業發了大財的,而經過改良土壤以及改進耕種來提高農產品產量而發財的則只有一個。所以,城鎮的產業肯定獲得較好的回報,從勞動的工資以及資本的利潤來看城鎮也肯定大於農村。不過資本和勞動自然要尋找最有利的用途。所以,它們自然會盡量流向城鎮,而放棄農村。

    城鎮的居民彙集在一個地方非常容易聯合起來。如此一來,城鎮中一些非常不重要的行業在有的地方也都組合起來了。即使沒有組合起來的地區,組合的精神、妒忌外鄉人、不願意收徒或者不願意交流行業的秘密也都在那兒的居民中佔上風,與此同時,這種組合精神也常常教導他們自願地聯合起來達成一致,來阻擋無法依靠規章來禁止的自由競爭。僅僅需僱傭少量人手的行業最容易進入這樣的聯合。半打的梳毛工或許就需要僱傭一名紡織工以及織工來為他們工作。經過聯合起來不收徒弟,他們不僅僅可以獨佔這一職業,並且可以使整個毛紡織業作為一種從屬於他們的奴隸,所以可提高他們自身的勞動工資,讓它高於按照其工作性質所應該有的工資。

    農村的居民分居在偏遠的地方,聯合起來非常不容易。他們不僅從來沒有聯合起來,並且在他們中間連組合的精神也未佔過上風。耕地,這個農村當中的大行業,向來就沒有人想過要通過學徒階段才可以當個合格的農民。但是,除了所謂的美術以及自由職業以外,世界上沒有什麼行業需要如此廣闊的知識以及經驗了。各種各樣語言出版的關於農業的浩瀚的著述讓我們完全可以相信,世界上最為聰明最有學問的民族向來就沒有把農業認為是十分容易理解的東西。並且我們想從以上所有著作中去搜集普通農民常常掌握的各種不同的複雜操作的知識也是不太可能的,即使其中有些可鄙的作者在談及農民的時候可能抱著一種非常傲慢的態度。相反,沒有哪個普通的機械行業,它的所有操作不能在只有幾頁的一本小冊子裡就闡釋得完完整整清清楚楚的,並且它還用插圖解釋。如今法國科學院所刊發的工藝史對於某些工藝就是採用這種方法解釋的。除此之外,農業中不同的操作因為氣候的變化還有許多其他意外事件都需要有所不同,這就要比那些永遠是一樣或者幾乎是一樣的操作,要求更多的判斷力以及審慎。

    但是農民的技術,耕地的一般操作,並且農村的許多低級勞動,它們所需求的技術以及經驗也都比大多數的機械行業所需求的要多一些。從事制銅以及制鐵的工人使用的工具以及材料,其性質總是相同或者幾乎相同。而用一隊馬或者牛耕地的農民,其工作的工具卻在不同場合,在不同的健康狀況、體力以及脾性的條件下都會有所不同。他加工材料的條件也跟著使用工具材料的不同而不盡相同。這些就要求他在操作使用的時候更為審慎,並隨時作出判斷。通常被認為愚蠢無知的普通莊稼漢都具備這種判斷力以及思辨力。當然,他和住在城鎮的機械工人比,更加不習慣社交。他的聲音以及語言對於沒有聽慣的人來說也是較為粗野以及難以理解的。但是他習慣於思考各種各樣不同事物的理解力,常常比從早到晚整天只關注著一兩個簡單操作的人要高得多。每一個由於工作或者好奇心同農村下層人交往過的人都非常清楚,那些下層人事實上要比城鎮的居民更加聰明。

    在歐洲各個地方,城鎮的產業之所以比農村中的產業優越,並不都是由於聯合公司以及公司法,其他許多的規章也支持了其優越性。對於外國製造品還有外商進口的所有貨物所徵收的高關稅都有意向增強這種優勢。公司法使城鎮居民能夠提高他們貨物的價值,並不需要懼怕由於和本國同胞的自由競爭而需要降價出售。其他一些規章也保護了他們和外人的競爭。由這樣兩種規章而引發的價格上漲均最後被轉嫁到各個地區農村的地主、農場主還有勞動者身上。而他們向來並沒有對這種壟斷的建立反對過。他們常常不想組建也不適合加入聯合組織。與此同時,商人以及製造商的叫囂和詭辯也容易說服他們,讓他們相信社會的一個部分,並且是社會的一個從屬部分的私利,就是整個社會的共同利益。

    從大不列顛城市的產業比農村的產業所擁有的優越性來看,從前比現在要大一些。和十七世紀或者十八世紀初相比,今天農村勞動的工資更加接近於製造業勞動的工資,用於農業資本的利潤也更加接近用於商業以及製造業的資本的利潤。這樣的變化能夠被視做從前對城鎮產業的特殊鼓勵的肯定結果,即使它來得晚了一點。城鎮所累積的資本已經達到了如此大的一個數額,以致把它們再投入城鎮所特有的產業已經不可能再獲得之前的利潤,因為城鎮所特有的產業像其他任何產業一樣有他自身的極限。資本的增長和競爭的加劇肯定讓利潤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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